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稻田养鱼为例
一、环境问题由来已久
20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也成为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了以石油武装起来的，以机械化、化学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迅速获得巨大的效益。尽管因为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了因为迅速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却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单一化和种质资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农药不仅污染土壤环境和作物，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而产生的合成物质，地球难以自净，土壤难以消化，特别是它超过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复阈值，使得污染无处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污染问题，但是无法预见它们在长期大规模推广以后，将会带来那些负作用？DDT残留的为害是普遍使用数十年后才发现，停止生产和使用几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可持续问题尤其需要人们给予关注。
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人卡逊陈述了一个可怕现实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虽然卡逊指出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农业应该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后的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论断。
更早的是在美国，19世纪初由于严重的地力衰退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寻找解决办法。自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独立后的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劳动力的匮乏和土地无限富裕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粗放经营。农民一味地耕种和收获，认为可开垦的土壤无边无际，不关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人们不愿施肥，因为买一英亩新地比为一英亩土地施肥还要便宜”[1]。由于那时的人口基数低，农业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独立后不到100年间，就出现了因植被破坏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用地与养地不当造成的地力衰退等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到处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得多，可持续问题却没有那么严重。于是在1909年联邦政府派遣了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到中国寻找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金以一个农业土壤学家的锐利目光，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对中国农业和农村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回国后写成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书中介绍了中国4000年来悠久的农业成就，独特的精耕细作、农作物轮作和水土保持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以豆科植物为中心的合理轮作、施用厩肥、堆肥等8个方面值得美国农民借鉴，提出了最初的有机农业思想[2]。该著作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农业没有全面认识的背景下，引起了美国农业界和农学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包括英国霍华德和美国罗代尔在内的后来从事有机农业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和启示[3]。
然而该书的出版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环境问题。美国到1933年至少有5000万英亩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万英亩因侵蚀而地力倍减。1934年一次灾难性的黑风暴圈走了3亿吨的土壤，使（小麦）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1935年大尘暴卷土而来，此后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
20世纪美国情况确实不好。但是在中国，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环境问题。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其中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过密的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区，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到了战国末年，情况大约变得更为严峻，黄河流域一带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生产，情况最为严重的大概是秦国。这一结果大约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有关。大家知道，战国时期，由于诸侯相互争霸，以军力和财力为较量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能够养活和容纳大量的人口和军队。因此各个国家大力发展种植业，尽管黄土高原的土壤如上所述，比较适合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农耕活动，但是如果盲目地开发，不考虑当时环境的因素，就会出现土地不能够持续种植的局面。秦国早期以畜牧业为主业，从西方向东方发展，并主要活动在关中地区，秦人进入关中地区，发展种植业，以耕战作为国策，奖励耕种，鼓励军功，积累了势压诸侯的物质方面的条件，最后称霸中原。由于要想负载大量的人口，单一的种植业是最好的生产结构，这样势必存在土地的使用过度，土地的衰退问题势必摆在秦国当时人们的面前，这也许是《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等四篇文章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5]。
秦汉时期问题继续，以黄河为例，此时开始泛滥，汉代以前称河；此时开始由河前加“黄字”。秦汉以前的1000多年中，黄河下游仅溢7次，改道一次，但到了秦至西汉时期，黄河水患开始严重，两百年就溢了四次，决口七次，改道2次发生河患13次。唐宋以后更加严重。
关中在汉代是非常富饶的，号称“陆海”，但长期为都城所在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森林遭到砍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土壤退化，水资源严重短缺，汉代郑白渠可溉田44000余顷，到唐高宗时，仅溉田万余顷，到唐代宗时则只能供水6200余顷。唐后期，关中已经地瘠民贫，不适合做首都[6]。
在黄河多次泛滥之际，北方的干旱化趋势也是相当明显，南北朝时期开始，北方自然生态开始恶化。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7]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公元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8]。江汉平原湿地被围垦、西南山区被开发、长江成为第二条黄河、悬河，河床高出地面。
中国文明内部也出现了中心转移的现象，隋唐以后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与当时的生态环境下局部地区人口过载有关。而局部地区人口过载，则与其农业结构关系密切。
中国古代的农业类型是一种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加之北方干旱性气候，这种文明类型更容易对环境造成破坏，因为它更多地借助于种植，更多地挖动表土，清除覆盖在上面保持水土的杂草。原因是因为直接食用植物产品比间接食用植物产品（即通过动物转化为高级的动物食品）所消耗的太阳能要少，因此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混合式农业结构（如西欧的种植与养殖并重，气候相对湿润，土地得到休闲式）文明比那些纯粹依赖种植的文明，发达程度可能低一些，但可持续性更明显。单一种植业文明是造成中国古代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而单一的种植业农业文明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关。
二、中国古代文明的类型与特征
（一）环境依赖型
古代区域经济的发达与否，除了工具等生产力因素外，主要取决于环境。江南地区的人口多，经济发达，是因为当地生态恢复能力强。中国历史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与其说是人经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环境配合的产物，如关中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区、江汉平原等。
中国古代是一种劳动力扩张型农业，局部地区容易出现人口过剩，相应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主要表现在北方的农业已经不能够满足当时京师的粮食供应，也就是说在一个努力扩大耕地面积的两汉之后，伴随着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争，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人口与土地关系，无法支撑当时经济的发展，隋朝统一以后，即开始开凿大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输南方的粮食，以满足京师的需要，这就是最初的漕运。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开始向南方转移，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固然没有经受大的战乱，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南方的生态环境没有破坏，或者说其经济潜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发潜力，要远优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壤肥力得天独厚，冲击平原上游的天然营养物质被冲刷到此，为作物的生长提供天然的养料。水热条件非常也适合于水稻生产，水田稻作不仅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两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能够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是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的含氮量两倍。此外，南方农业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稻作传统，水稻的产量也明显比麦类高。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超过了2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9]。
南方水田稻作的优越之处还取决于“塘浦圩田”体系的建设。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控制水量，即涝时排水，旱时引水，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这些工程的修建，为南方稻田“旱涝保收”做了物质准备。
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10]。北宋陆游的文章中已出现“苏常熟，天下足”这样的说法。说明最迟到北宋末年，苏州、常州（大致相当于今江苏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和上海市西北一带）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地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还有大量富余，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调拨并供应外地。到了明代，江汉平原一带大量围湖造田，加之当地土地非常肥沃，“湖广熟，天下足”开始流传。
（二）生态脆弱型
在环境依赖型的背后，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生态脆弱。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
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东南一带也出现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时期为了 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
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由于圩田在宋元时期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自宋代开始即有救灾著述问世，明清时期更多。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稻作的发展，相对于旱地的麦作和粟作，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生态恢复能力很强。所以稻作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的进步，并延续至今，它的高产养活了东南一带稠密的人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撑了中华帝国文明后期的发展。
在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其二是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种植水稻，中国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将会是何种情形。
环境破坏是农业历史的主流，然而在人类破坏的主旋律之外，还有一些回旋，延缓主流的破坏程度，那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应对，从节约土地，保护生态的角度，有许多措施被发明和运用，其中著名的就有北方的间作套种，南方的“稻田养鱼”和“桑基鱼塘”。这些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些措施，解决了土地不足的矛盾，缓解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
三、古代人们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等的理论与实践
（一）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理论
1、“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由李根蟠先生阐述。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而人和动物的糞便等如果单纯放任自由，一是污染环境，另外也妨碍观瞻。如何合理利用，使之变恶为善便是古代很早就考虑的问题。传统农业的施肥就是进行“废物”利用。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11]。
2、宋代“地力常新壮”学说问世
在欧洲，由于长子继承制度的缘故，加之三重结构下的贵族阶层存在，人口土地关系并不紧张，土地不稀缺而劳动力稀缺，所以西欧的大农业背景下，趋向于大面积的粗放经营，人工施肥不能解决地力下降的问题，于是采用休耕的方式，土地种植制度采用的是三圃制度，一部分土地休闲，一部分用于种植，另外一部分用于放牧。[12]与西欧相比，中国的人地关系紧张，劳动力却相对充裕，于是不会选择土地休闲，而是多熟种植。
对于土地连年种植而产生的土壤肥力下降问题，中国古代在战国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的思想。随着农业生产土壤管理科学技术的提高，又进一步认识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会减退。宋代陈旉的《农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壮”这一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则。对人们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土地利用形式，能够在小块土地上生产出较多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为各种废弃物的存在而污染环境，达到了循环利用的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无疑会减少进一步开垦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南宋陈旉指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3]。其中对盐碱地的开发利用便是具体的实践。
（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
关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代以来的“间作”“套种”
单一种植结构，局部地区的人口过剩，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土地在所必然。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轮作复种，《管子 · 治国》有“四种五获”。《荀子 · 富国》上记有“一岁再获之。”这些在中国农学史上被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创举。西汉时期稻麦一年二熟已经出现，间作套种也开始萌芽。[14]到了明清时期，间作套种开始盛行，与明清之际东南地区自隋唐以来北方向南方移民已经无地可垦，人地关系紧张有关。当时有“稻豆间作套种”，“麦豆间套和混播”，“棉麦套种”，“粮肥套种”，“粮草混种”，“林、粮、豆、蔬、草的间作套种”，陕西兴平有“一岁数收”与“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总之，在狭窄的土地上，当人口无法向外移民时，只有向空间寻求发展机会[15]。
2、明代的“养鸭治蝗”
“养鸭治蝗”类似于“稻田养鱼”，初见于明代。明代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发明养鸭治虫的经过。陈经纶曾经从菲律宾的吕宋岛，把甘薯引种到福建进行试种，以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又积极致力于在各地推广甘薯种植，甘薯成为普通大众的食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经纶和他们一家，由于甘薯较广的适应性，缓解了当时东南一带乃至全国很多地区食物缺乏的危机。据学者研究，养鸭治蝗是陈经纶在推广甘薯种植的过程中发明的。后来，这种方法果然成为江南地区治蝗的重要办法之一，不少的治蝗专书中也都提到了这种治蝗办法。
3、清代“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它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独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在珠江三角洲的养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据《高明县志》（1894年）载：“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也就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患，收到了“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节的废物成为后一环节的营养物（如蚕屎饲鱼），实现了综合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很好地缓和人地紧张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些措施的发明，既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经验科学领先于世界的继续，同时也是环境恶化后的一种有效应对。
4、西汉的“饭稻羹鱼”、东汉以来“稻田养鱼”稻鱼共生及稻鱼鸭共生
“稻田养鱼”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套种”，也就是稻和鱼的套种和套养，它也是江南地区因为人地关系紧张而节约土地的新发明。“稻田养鱼”可以远溯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楚越之地的“饭稻羹鱼”传统，向安强对有学者根据东汉的考古发现和魏武《四时食制》一书中有鱼“出稻田”，而认定东汉开始出现“稻田养鱼”的观点提出质疑。[16]但是我们认为，东南一带延续越人的“饭稻羹鱼”传统完全有可能，只是没有相应的文献佐证而已。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正如游修龄所言，古代的山越在山区种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间的流水和自然降雨获得保证，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择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来，最后成为今天著名的“瓯江彩鲤[17]。”“稻田养鱼”的存在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即良好的民风，如果养于稻田的鱼在主人没有收获之前，就有人偷走，那这种传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佳。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
“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稻田养鱼的生态好处多多，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8]。
可能是文化或者其它方面原因，大米从来都没有在欧洲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它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19]。
但是在中国，水稻则被视为细粮，至少不比小麦地位低其贡献无法计算的。水稻自大约一万年前被驯化种植以后，就是东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农业必定破坏环境的定律，因为种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说，它支撑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撑了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是因为水稻，这一唯一的高产的水生粮食作物，并利用了低湿地，才会使中华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时代继续，不像有些文明那样因为生态的原因而中断。试想一下，如果东方的中国，没有种植水稻，情况会如何呢？小麦只能种植于旱地，小米的产量远不如大米，它们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国人，玉米、土豆、马铃薯只是明清时期才从美洲引进，但都无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产量高，还能够保持水土，支撑中华文明后期发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给中国人赐以水稻，高产的水稻支撑了庞大的人口，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全部。
利用水稻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贡献，而在稻田中养鱼，形成稻鱼共生系统，则是将稻作文明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地。稻鱼共生，既收获了高产的水稻；同时也收获了高品质的动物蛋白质，弥补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单一种植业结构所形成的素食食物结构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立体 “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6、“稻田养鱼”及“稻田养鸭”及其现代意义
稻作农业尽管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并不存在加剧的作用，稻作，即使是梯田，也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南方水田的开垦只是占住了洪水来临时的几何空间，使其无法渲泻洪水，造成水害。在化肥与农药没有大量使用时，它也不会造成水的污染。但是，在今天由于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稻田生态系统被破坏，干旱地区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只是长期驻留其中，而在稻田水生环境下，则大量向河流中渗流，对整个环境造成大的污染，破坏性极大。
关于稻田养鱼与养鸭的生态效果，学者们做过较多的研究。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害的控制效果及机理，病害导致全世界9．9％的水稻产量损失。纹枯病(Thanatephprus cucumeris)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一。研究表明，稻田物种多样性增加可明显控制纹枯病的发生。肖筱成等报道稻田养鱼系统中，鱼类食用水田中的纹枯病菌核和菌丝，从而减少了病菌浸染来源；同时纹枯病多从水稻基部叶鞘开始发病，鱼类争食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可及时清除病源，延缓病情的扩展；而鱼在田间窜行活动，不但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气状况，而且可增加水体的溶氧，促进稻株的根茎生长，增加抗病能力，养鱼田纹枯病病情指数比未养鱼田平均少1．87。稻田养鸭系统对纹枯病的发生也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刘小燕等报道，稻鸭复合系统中养鸭对纹枯病也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鸭子可以啄食部分菌核，减少菌源；鸭子的跑动啄食可使大部分萌发的菌丝受到创伤，从而失去浸染能力；对已感病的植株，鸭子还能啄食禾苗下部入水的病叶，阻碍病情的蔓延。另外，鸭子还具有除草、清理病残叶片以及减少无效分蘖的功能，增加了田间的通风透光，降低了田间湿度，使纹枯病菌丝无法正常生长，从而减轻纹枯病的发生与危害．与非放鸭试验区相比，在中稻田和晚稻田中，放鸭区的病株率分别降低了27．29％ (中稻)和8．21％(晚稻) 。王成豹等 、杨治平等和章家恩等的研究也表明，稻田养鸭可延缓水稻纹枯病的发展，对病情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纹枯病的发病程度减轻了50．0％左右．当然，也有不同的试验结果，禹盛苗等研究认为，稻田养鸭对纹枯病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水稻分蘖高峰期和齐穗期，此两个时期稻鸭试验区的纹枯病发病率比不养鸭区分别降低了67．1％ 和52．5％。而从水稻的整个生育期看，稻田养鸭纹枯病平均丛发病率比不养鸭高，其原因可能是鸭子的活动损伤了植株的茎叶，使纹枯病菌丝更易侵染植株；另一方面，鸭子还可能成为菌丝的载体，将菌丝带到不同的地方，使稻丛发病率升高[20]。
注释：
[1] David Grig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Blackwell. 1992 P40.
[2] 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3] 刘晓霞：《美国有机农业发展之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4] 李方正、李幼霞：《国外有机农业概况及其发展趋势》，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1991。
[5] 徐旺生：《从间作套种到稻田养鱼、养鸭——中国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不计成本下的生态应对》，《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6] 阎守诚：《自然进入历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
[7] 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国农史》，1995年3期。
[8] 钱林清：《黄土高原气候》，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
[9]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宋史·食货志》。
[11]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2] 谢丰斋：《宋元时期中西方的耕作农业》，《中国农史》，2001年3期。
[13]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4]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104页。
[15]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390~393页。
[16] 向安强：《稻田养鱼东汉起源质疑》，《中国农史》，1996年4期。
[17]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8]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9] [美]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陈意新译，《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20] 王 寒、唐建军、谢 坚、陈 欣：《稻田生态系统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害的控制》，《应用生态学报》，2007年5月 第18卷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
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