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六、  林彪事件的启示与教训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林彪事件，扑朔迷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个事件的功利评价渐渐淡去，其事件的真象开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因而我们才能够以祥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来俯瞰这个事件，揭示这个事件产生的远因与近因，偶然与必然，以及对文革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析，以求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教训，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决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文革认识的分歧及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林彪步步进逼的个人势力的扩张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最终使毛泽东力求将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的努力付之东流。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可以划分为认识分歧和利益分歧。林彪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和个人利益的扩张是统一的，文革就是要斗私批修，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解除思想武装，为个人利益的扩张打开闸门。同时，个人利益的扩张又会进一步强化对文革认识的淡化。一般说来，认识的分歧在党内生活中是正常的。但鉴于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得不到解决，它所产生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利益分歧是指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和林彪的个人利益的膨胀所导致的分歧。林彪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进行的宗派活动，则说明林彪为个人利益的扩张采取了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党内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党内统一和稳定面临严重危险。这种状况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维护党的核心利益，毛泽东就要对林彪的小集团活动做出处理。毛泽东开始时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寄希望林彪主动承认错误，但林彪一直拒绝检讨。毛泽东才不得不在党内点名批评林彪，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问题。这时仍想以党内矛盾来处理。但林彪随后采取的行动已经断送了党内矛盾的处理方式。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领袖的宽阔胸襟，是真心希望他们纠正错误的。林彪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培养起来的也是平时为毛泽东器重的高级将领，一旦毛泽东发现他所进行的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及时果断机智地处理了这个事件，体现了革命领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立场。林彪事件的失败说明，党内任何人要想搞宗派主义活动，私欲膨胀，攫取党的领导权，是必定要失败的。党的领袖要善于见微知著，一旦发现威胁党的统一的苗头，有人闹分裂，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维护党的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要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结合起来。高级干部要不断认真反省自己，严厉解剖自己，不断按照党章的要求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切忌卷入宗派主义的漩涡，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错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头脑深处的私有观念，成为党风好转的典范。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二：林彪事件并不能说明文革的失败，但林彪事件又确实是导致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有人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文革的发生确实为林彪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林彪之所以提议军队人事调整，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听林彪的话，毛泽东对林彪“第一个号令”的果断否定，对林彪集团势力发展的警觉、限制和揭露、处理，林彪最终没有能够指挥军队叛乱，而是落荒而逃，身败名裂。林彪集团并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根基的存在，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焕发出来的对党及领袖毛泽东的政治激情，以及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成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性因素。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继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成果，保证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在发展过程中走一些弯路，出现一些挫折，冒出一些野心家来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怎么能够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就宣告文革的失败呢？这不过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都会出现的曲折、反复的一种表现而已。党能够机智地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也就用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革失败标志论。但林彪事件的出现，确实又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林彪曾是文革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林彪事件的出现，林彪一直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在毛泽东之后是足以稳定文革局势的。那么，不但文革的成果会保存下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文革的实践活动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渐完善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保证。也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才导致林彪集团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时政坛出现的空间就客观上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的复出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他们复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文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而是因为突然发生的林彪事件使当时出现了失衡，处于稳定的政治需要。而这些高级干部中的多数人正是由于当时对文革的不理解或不满才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在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文革认识的情况下复出掌握国家权力，就成为后来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三：人是不断变化的，一个革命者只有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才能逐渐趋于成熟，成为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是黄埔四期生，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有过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悲观情绪，在不同的时期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加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的普及与宣传，突出政治，是做出了努力的。一九六六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既然林彪有着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又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他后来又因何发展到漠视文革，发展个人势力，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呢？根据唯物辩证法，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变化的。人的意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并随着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人的意识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我们认为，就是在文革发动阶段，虽然林彪给予文革以坚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基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充分认识，还是基于对毛泽东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还是基于支持文革攫取个人权力的需要？这几种情况在当时可能都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就主现认定当时林彪就是完全处于攫取个人的目的才支持文革的。我们要看到在文革发动阶段林彪支持文革的复杂动机。在这动机里面，基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认识和因毛泽东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占主导地位，而林彪随着个人地位的变化，势力的扩大，攫取个人权力的野心膨胀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宗派活动。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林彪在党内地位和势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林彪对待文革和党的领袖的态度的变化。在林彪身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个人势力崛起的时候，林彪放弃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潜存于头脑深处的名利观念趁机发展泛滥开来，成为驱使林彪活动的主导力量，最终将林彪导向毁灭。林彪在文革中，高举语录本，口诵老三篇，但自身的名利思想却是如此之重，这是发人深思的。我们举林彪对毛泽东揣磨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林彪的心迹与他后来的结局在逻辑上的联系了，从世界观上看出他存在的主要问题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这段话是林彪亲笔写在《新华报》的一张散页上，散页贴在一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逻辑的发生发展及其法则》。“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0年版《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一九五三年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五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林彪在“多少令人操心的事”下面打了一条横杠，旁边又亲笔写了五个字：“取消大区后”。看来，这是在一九五五年取消大军区以后不久写的。高饶事件后，毛泽东感到大军区权力过大，遂决定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军区分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军区，一九五六年又增设福州军区。“你先说了东，人就偏说西，故先听他说才可一致。”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一年版《辞海》扉页上。“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八年版《学文化辞典》第十八页“个人崇拜”词条旁。由这几句话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时的虚伪和别有用心了。再联系毛泽东多次批评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是发人深醒的。“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林彪亲笔写在战士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毛主席语录》扉页上。[192]通过这几则林彪的读书批注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透射林彪的心灵。我们要对林彪的思想演变有一个辩证地分析。如果简单地说，林彪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无助于我们认识林彪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也无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要以林彪思想的演变历程为戒，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不断地改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根除思想深处的私有观念，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定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四：极左可以跳到极右，这是左右转化的一个重要规律。左和右是在革命进程中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极左和极右是左派和右派中的激进派。本来他们是尖锐对立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推行极左政策，貌似革命，实则危害革命，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失破坏又是右派势力难以做到的。从对革命造成的危害程度看，极左和极右没有什么区别。极左政策的推行，打击面广，破坏性大，容易造成对革命的悲观失望，因而不但会滋生右倾情绪，又由于其惯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风，则会转入极右派。左和右的不同是立场不同，极左和左的不同是方法的差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主现主义宗派主义不同。极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极易导致立场的动摇，从而跳到右的立场上去。文革期间，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直致在中央全会上采取小集团活动，最后制定《‘571工程’纪要》，要通过政变来解决问题。鉴于极左和极右的跳动转化，我们对于极左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政策上做好充分准备。既要看到其推行极左政策给革命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又要估计到其向极右转化的可能性。汲取以往教训，反对极左政策，减少其造成的危害，扼制其向极右转化，从思想上做好应对实发性事件的准备。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五：从林彪性格的角度来分析九一三事变的结局，以及革命者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像林彪这样的结局，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汪精卫、张国焘与林彪就很相似。林彪不过是由于在飞行途中由于飞机迫降失败导致起火爆炸，致使逃脱没有成功罢了。汪精卫当年也是一位具有很老资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当年潜入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也不愧英雄的称号。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过多次斗争，但屡次败于比他资历低许多的蒋介石。这种政治斗争的失败使汪精卫愤愤不平。抗日战争开始后，汪精卫逃离重庆，跑到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当了汉奸。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的十三个代表之一，而后又长期在中央任职。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亡图攫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主张南下，反对北上。同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在南下损兵折将，前途无望的情况下，经过中央进行艰难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在一九三八年春，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最后又拒绝党的多次挽救，当了叛徒。汪精卫和张国焘分别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又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从他们性格上又都是难以接受这种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最后双双当了叛徒。林彪同他们在性格上有相似的一面，难以接受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甚至连检查也不愿做，最后选择了和汪精卫、张国焘同样的道路。从他们出走叛变的行为显示出来的似乎是强捍的背后，则是懦弱、自私、虚荣和贪婪权力。一切革命者都要汲取这个沉痛的教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要出自公心，服从大局，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要充分意识到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要有经受重大挫折和风险的心理准备，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全、成熟、稳定、坚韧和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坚决清除那种一遇挫折和磨难，就心灰意冷，思想动摇，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更要杜绝那种背叛革命，逃到敌对阵营里面去的想法和心态。而要培养一种忠贞的观念，舍生忘死，从容就义的精神，愈挫愈奋，经受挫折和打击的顽强意志，放眼长远，胸藏四海，处事谦和，从容大度的心态，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我们的典范。这两位革命领袖在无数次的党内斗争中，在同志之间的误解、打击中，从不怨天忧人，不恢心丧气，而是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学习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革命领袖历经忧患忠贞为党的革命豪情，同时又以林彪葬身荒丘的人生结局为鉴戒，使我们能够经受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从思想上筑牢抵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腐化奢靡生活的心理防线，从性格上能够忍受风霜雷电的打击和各种苦难的磨炼，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我们锻炼成一个成熟、稳重、坚强，而又能够经受失败挫折的布尔什维克。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六：从历史汹涌澎湃的大潮的发展历程中看待林彪事件，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然结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状况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一国际时期，就出现了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这些分裂派别活动。第二国际时期，也出现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分子，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成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发展的历史上早期也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的斗争，列宁就是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创立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去世后，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又开展了反对托络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筑固了十月革命成果，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奠定了苏联反法西期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斗争频繁，接连不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六次路线斗争。产生了三次“左”倾路线，三次右倾路线，出现了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在总结了六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党不是被消弱，而是不断的成熟和壮大，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激化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直接原因。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林彪事件的出现并不是一人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正象我们不能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分裂活动、叛徒和投机者，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就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文革期间产生了林彪事件，就简单地将文化大革命予以否定。我们要对导致林彪事件的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进行历史的考察，发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曾经曝露过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加以纠正，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我们既不能因为林彪事件的产生就否定文革，我们要把林彪事件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洪流中予以考察，林彪事件不过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林彪事件的产生又会引发我们的反思，从对林彪事件的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找到改进我们工作的措施和方法。那种对林彪事件不作具体深入的历史分析，而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是不可取的。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七：由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彰显革命领袖对文革的信心和捍卫党的原则的坚定性。鉴于当时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认识到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会对文革的发展和筑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更为严重的是林彪采取一种有组织的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严重破坏党的统一，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以前高饶搞分裂活动，毛泽东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出发，予以严厉批评，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叶子龙后来谈到高、饶事件时说：“高饶问题被揭露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193]由高饶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毛泽东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最后高饶之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思悔改，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通过前面我们对毛泽东处理林彪事件的分析知道，最后林彪事件的结局也是由于林彪拒绝挽救的结果。毛泽东对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活动，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尽力通过批评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翻然醒悟，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在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捍卫党的原则的立场是坚定的。这不是个人的恩怨问题，而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一生没有拿党的原则作过交易，而是毕生都在同党内外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行色色的不良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为此承受着人们的误解，还有别有用心的人的漫骂和调拨，他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心始终未变，直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果断处理林彪事件，表现出他对文革为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坚定信心。因为他坚信，他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者上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保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自己进行文革道义性的基础蕴藏于广大工农群众中，必然会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才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革的发动和筑固不是靠少数人（比如林彪），而是靠广大工农大众参与政治，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诉求才能实现。由此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要他制定的政策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个党就奠定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强大根基，那么既使出现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攻击和演变，这个党不管经过多少困难和风险，也会最终战胜他们，取得胜利。我们反观今天，不同利益集团纷纷显身于中国政坛，其目的是为了攫取社会发展成果的最大份额。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对我们党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信念造成重大冲击，严重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而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腐败是屡反屡犯，且呈蔓延扩大之势，党和国家的不少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得到坚定有效的执行。就是因为没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直接有力的支持，因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往往感到回天乏力。而要获得广大工农大众的支持，就必须使广大工农大众能够合理分享发展成果，有效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深思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筑固，党的性质是否变质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文革中期发生了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爆发严重消弱了文革派的实力，造成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客观上加快了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的起用步伐，埋下了后来文革失败的历史命运。林彪事件的出现不仅对文革，而且也对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因而当时解决林彪事件是筑固与保证党和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选择。毛泽东以大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林彪问题，认识到林彪事件对文革筑固与党和国家稳定发展的严重威胁，因而抓住不放，力求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分裂的苗头扼杀于萌芽状态，以维护党的统一和稳定。在文革前期，鉴于文革中出现的极左狂热，当时局势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隔离审查，以扼制当时出现的极左狂潮。文革后期，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等人进行多次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以大局为重，最后也没有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由此我们看到尽管从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方面毛泽东与文革派阵营里面的人士有更多的共识，但毛泽东并没有袒护他们，而是对文革派人士始终坚持批评教育，甚至发现问题从不姑息迁就，而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严处理。同时，毛泽东对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人事变动，同意进行全面夺权，同意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但始终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对二月逆流的干部虽然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对他们采取保护、团结，最后又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九大前夕，解放并启用了一批老干部。林彪事件后，加快了启用老干部的步伐，邓小平被委以重任。随着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展，要进行扭转文革发展的方向时，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虽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确是大公无私的，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并没有利用职权有意袒护那一部分人，也没有利用职权去有意打击那一部分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准则。在文革期间一系列人事变动的根本原因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毛泽东认为文革是他在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活动，是筑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我们党和国家腐败现象和阴暗面的可靠保证。因而，对待文革的态度是对一个党员和干部是不是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考验。因而，如何对待文革成为他这个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文革晚期的毛泽东重病缠身，但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毅力不但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且在病中继续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着等级制度和差别，和严重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构成林彪集团复辟的社会基础。他看到文革成果的筑固遇到了重重障碍，认识到这种风险如果稍微处置不慎，不但文革的成果难以保存，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血雨腥风的局面，因而约束过左行为，安抚右派，寻求中国政局稳定就成为他首选的目标。但是他始终相信通过文化大革命，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筑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途径。在这条路上虽然荆榛遍地，充满艰险，既有右派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又有左派的幼稚，缺乏经验和鲁莽，中间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毛泽东始终相信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与中国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修正主久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终于酿成恶果，苏共蜕变，失去了领导地位，并最终解散。随着苏共的解散，苏联也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最终导到解体。当时毛泽东在反修防修中的主要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正在日益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演变所证实。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在国内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上已经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并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寻找代理人，影响党和国家的决策，并成为腐败现象出现的重要经济根源，这导致人民政权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文化上，以无私奉献，雷锋精神，“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被冲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喧嚣尘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搬用过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我们看到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人公的广大工农大众，他们与其它阶层的差距日益拉大，事实上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最大受害者，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由此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预言似乎正在被今天中国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正是基于此，才催生了在中国大地的毛泽东热。这种在中国人民中间重新焕发的毛泽东热从一九八九年后已持续二十多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毛泽东热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准确预言，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一边，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工农大众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给他们指明解放的道路，提供保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方法。只有毛泽东才能给他们注入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团结起来，显示出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焕发出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毛泽东使广大工农大众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是谁在危害工农大众的利益。毛泽东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大众的心中，是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热的产生不是偶然性，不仅仅是中国工农大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回归，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而导致的工农大众的贫困化（相对的）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严重威胁，催生了中国的毛泽东热。这是毛泽东热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要从对毛泽东热的剖析中发现我们党决策的失误，并探索纠正这种失误的方法。我们要从对毛泽东热的引导中来通过方针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我们目前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九十年的光辉历程。九十年的历程凝结着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有血和泪的交织，情和景的交融，经过多少次的动荡、磨难和分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革命斗争的历程中来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揭示我们党生长状大，始终统一和充满战斗力的内在原因，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规律。我们要从建国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将党的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作为今后党的建设的指导，把党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工农大众就要以左派为核心，而左派应该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利益的组织保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骋目四望，豪情满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心。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肩负起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东方文明的复兴来为人类的发展引领一条新路。这是一条历史正义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心。写罢此文，心情激越，思潮翻滚，不禁口占一绝：

七　　绝

天　　望

皓首穷经五百年，太行论剑气冲天。

而今遥望霜霄月，却道明朝丽日圆。
 
　　　　　　　　　　　　　　　　　　　　　　　　　　　　　二0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60]，第527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62]，第364页至365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05]，[106]，第64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90]，第444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105]，[106]，第64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21]，第380页至381页；[26]，第115页；[27]，第359页；[79]，第71页至73页；[81]，第85页；[83]，第368页；[84]，第376页；[86]，第445页；[87]，第276页至277页；[88]，第274页至276页；[107]，第143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2]，第385页；[3]，第385页至386页；[4]，[5]，[6]，[7]，[9]，第386页；[8]，[10]，[11]，第387页；[12]，第387页至388页；[13]，第388页至389页；[68]，第294页；[69]，第302页；[77]，第247页；[91]，第90页；[92]，第118页；[93]，第174页至175页；[94]，第115页；[95]，[96]，第246页；[138]，第153页；[139]，第161页；[140]，第206页；[144]，第137至148页；[146]，第226页；[147]，第206页；[148]，第188页；[150]，第206页；[157]，第268页；[158]，第242页；[159]，第245页；[161]，第244页；[162]，第244页至245页；[163]，第245页；[164]，第246页；[165]，第249页至250页；[166]，[168]，第244页；[169]，第246页；[170]，第245页；[171]，[172]，第247页；[173]，第245页至246页；[174]，第246页；[176]，[177]，第248页；[178]，第247页；[179]，第247页至248页；[180]，第248页至249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14]，第1490页；[15]，第1499页至1500页；[16]，第1500页；[17]，第1505页；[18]，第1506页；[19]，第1493至1494页；[22]，第1498页；[24]，第1502页；[30]，第1498页；[34]，第1545页至1546页；[40]，第1559页；[46]，第1399页至1400页；[49]，第1483页；[50]，第1533页；[51]，第1541页；[52]，第1542至1543页；[53]，[54]，第1514页；[67]，第1608页；[70]，第1676页至1677页；[80]，第1419页；[82]，第1418页；[85]，第1506页；[90]，第1358页至1359页；[98]，第1566页至1567页；[99]，[100]，[102]，第1567页；[104]，第1569页至1570页；[110]，第1571页；[111]，第1572页；[115]，第1597页；[116]，第1573页；[118]，第1573页至1574页；[121]，[122]，第1575页；[126]，[129]，[130]，第1576页；[131]，第1579页；[145]，第1588页至1589页；[151]，第1589页至1590页；[154]，第1590页至1591页；[155]，第1593页；[182]，第1598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39]，第5页。
10、《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149]，第1986页；[152]，第1992页；[153]，第1993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七年九月第一版。[29]，第172页；[109]，第386页；[125]，第388页；[134]，第39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44]，第301页。
1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36]，第16页至17页；[37]，第16页；[73]，第14至15页；[74]，第95页；[75]，第121页；[76]，第102页；[78]，第10页；[89]，第18页；[97]，第18页至21页；[101]，[103]，第26页；[108]，第21至22页；[112]，第37页至38页；[114]，第38页；[117]，第39页；[119]，第39页至45页；[120]，第41页至42页；[124]，第43页至45页；[128]，第47页；[132]，第51页至52页；[133]，第48页至49页；[135]，第63页至64页；[137]，第118页；[141]，[142]，第156页；[143]，第75页；[156]，第87页；[160]，第155页至156页；[167]，第173页；[175]，第154页；[181]，第193页；[183]，第184页；[184]，第183页；[185]，第193页；[187]，第197页；[188]，第208页；[189]，第217页。
14、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48]，第672页至673页。
15、《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55]，第852页至855页。
16、《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版。[61]，第390页；[64]，第388页；[65]，第395页；[66]，第400页至401页；[123]，第398页；[127]，第400页；[186]，第415页。
17、《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0年十月第一版。[193]，第200页至201页。
18、《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吴德口述，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00四年一月第一版。[113]，第116页；[136]，第124页。
19、十年论战》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41]，第784页。
20、《三中全会以来》（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43]，[59]，第619页。
2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28]，第235页256页；[56]，第164页；[58]，第165页。   
22、《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35]，第214页；[38]，第212页；[42]，第215页；[57]，第218页；[63]，第219页；[72]，第316页至319页。
23、《庐山一1959》彭程、王芳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192]，第143页至144页。
24、《张耀祠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二章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前后行踪。第一节，在杭州，叶群密告罗瑞卿总参长的状。[45]
25、《王力反思录》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00八年一月第二版。[20]，679页至680页；[31]，[47]第683页。
26、《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林杰著。二00八年八月十日。[23]，[25]，[32]，[3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