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五、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事件的处理
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打着“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旗号进行小组织活动严肃处理的同时，也以极大地耐心期待着他们的觉悟与认识错误，但他们消极应付批陈整风掩盖事实直相的行为，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们的问题。
1、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
鉴于林彪集团近年来在军内势力膨胀，又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队，因而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防患于未然。
（1）“甩石头”。这是毛泽东为打击林彪集团用的一个比喻。毛泽东曾说：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指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引者注。）。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137]毛泽东是用这些石头来打击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是林彪集团的“谋事”，平时以理论家自居，这次鼓吹“天才论”，毛泽东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天才论，将陈伯达揪了出来，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的嚣张气焰。一九七0年十一月，毛泽东又批准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地、师级，扩大了传达范围。[138]当时，军委办事组整了三十八军，毛泽东为三十八军恢复了名誉，消弱了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影响力。毛泽东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中写道：“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于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139]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积极肯定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并且建议北京军区召开会议来肃清陈伯达的影响。毛泽东建议召开的会议，就是后来的华北会议。直到这时毛泽东对林彪仍然采取保护态度，给林彪留足时间，期待着林彪的觉悟。当时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后，主导了地方的政局，专横跋扈、骄傲自满的思想逐渐滋生，在和地方党委的相处中唯我独尊的意识日益浓厚，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家主席的发言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因而毛泽东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又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反骄破满”的报告，对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教育。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军委办事组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对他们进行批评。毛泽东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接着毛泽东又批评了军委座谈会和前期的华北会议，批评了他们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140]毛泽东用甩石头的方式，就是要以此打破批陈会议上一滩死水的局面，通过批陈，打开缺口，将九届二中全会他们在会议期间的小组织活动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处在军委办事组，身居高位，骄气冲天，毛泽东就是要以此灭其锐气，使全党对他们有所警觉。
（2）“掺沙子”。这是毛泽东对消弱林彪集团所采取措施的另一个比喻。派纪登奎、张才千、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前面我们说过，杨成武被打倒后，形成了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这本来就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是高层人事任命的大忌。鉴于四野干部把持着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当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此深有顾虑。因而要改变这个局面，毛泽东就不得不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人员，消弱林彪集团在军委办事组中的势力。毛泽东首先派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后来发展表明，毛泽东此举是富有远见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第一个号令”、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作为显示出他们的宗派作风。这一动向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使他不幸地看到原先的顾虑正在变为现实。同时，又鉴于当时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势单力弱，这时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就采取加派人员，改变实力对比的方式，这就对黄永胜等四野干部构成了制约，从而为最终使军委办事组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期间说：“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141]由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犯了错误，因而召开军委座谈会以批陈为突破口，促使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检查自身，坦白交待，深刻反省，以求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但在批陈问题上他们却犹豫观望，难以深入下去，这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3）“挖墙角”。就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角。这是毛泽东采取消弱林彪集团措施的又一比喻。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中谈到北京军区的情况时说：除了他们（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引者注）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引者注）就讲这下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142]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北京军区的不信任。我们前面分析过，林彪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控制了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二号简报就产生于有北京军区背景的华北组。同时，文革时陈伯达又在北京军区进行过一些活动，又鉴于北京军区具有拱卫首都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毛泽东建议召开华北会议，就是要通过批陈整风，为改组北京军区作舆论准备。然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一月二十四日，作出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前，毛泽东找李德生谈过话。[143]这样就使北京军区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消弱了林彪集团的根基。
九大以前，毛泽东就意识到林彪集团在军队势力的膨胀。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竟然发展到进行小组织活动，公然对抗中央。因而，毛泽东为防止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就要采取渐进性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消弱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势力。毛泽东这时不仅很慎重，同时又留在余地，期待着他们的反省与悔悟。那么，林彪对此又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是承认错误，自认失败，甘愿承受组织上的处理；或者是依靠当时力量，铤而走险，发动叛乱。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拒绝检讨，其原因就可能是处于这两种选择的徘徊中，一时尚难以抉择的缘故。
2、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本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批判陈伯达的同时还有意掩饰他和林彪的分歧，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出检讨，但对林彪则是采取等待的态度。那么，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这件事上又是如何反省和认识的呢？我们先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反省和认识上进行分析。
（1）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拒绝交待并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四面出击，在小组会上制造事端，犯了错误。毛泽东责令他们认识错误，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但是他们却对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上消极应付，拒不交待事实真象，企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奠定了以后被处理的条件。
①检讨书在掩盖事实真相。前文所述，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曾主持检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先是吴法宪和叶群交上了检讨书。我们先来看吴法宪的检讨书。吴法宪在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说：“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犯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伙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信中补充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的一些反党活动，但是吴法宪却回避他们策化的事实真相。吴法宪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他引用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说：“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看后认为吴法宪的检讨言不由衷，于是在后一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显然毛泽东并不相信吴法宪在信中的话，而认为他们在以前串通过，而吴法宪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却对他们如何策化的真相拒不交待。吴法宪的信中讲到，“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毛泽东在其中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向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批注中的“个别同志”，指林彪。这里毛泽东显然指出了吴法宪是想通过狠批陈伯达的方式来逃避个人责任。吴法宪的信中讲到，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思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这里毛泽东显然将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并且指出了他们鼓吹天才是别有用心的，不过说得比较委婉。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向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泽东在其中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反潮流，就是进要坚持真理。当时自己那样做，并非什么“伟大谦虚”，而是这样讲的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又是别有用心的。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本来在中央委员会已经存在严重斗争的情况下，刻意回避斗争，只能是想借机逃避责任而已。吴法宪通过批判揭发陈伯达来洗刷自己，减轻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我愿意看见共他宣讲员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军委办事组其他犯错误的人也要对错误有所反省和认识。
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批阅了叶群的检讨信。叶群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这里虽然强调了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为叶群错误的性质做出判断。叶群在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一九七0年八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了杠，与下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毛泽东批评他们动摇，没有坚定性。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毛泽东在这里是一语双关的。毛泽东知道他们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而是别有用心的。因而就用学马列来回击他们，从而使全党不受他们的影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叶群在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其中的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是指前文所说的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明显体现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报告。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叶群，但通过“陈伯达路线”这个术语，隐晦地指出了他们之间活动的宗派性质。叶群在信中讲到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晚她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的讨论时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在第一句话和“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如此？”过去为了搞个人崇拜，将马、列束之高阁，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将马、列抬出来，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性质。叶群在信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毛泽东在文中“不加分析地”和“间接地”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在“间接地”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写下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毛泽东在这里显然是批评叶群推卸责任。叶群在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这里毛泽东批评了叶群不诚实，指出了叶群和陈伯达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委婉点出了他们之间的宗派性质。在叶群信中毛泽东写下批语：“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在这里仍然没有涉及林彪，而是指出了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之间的宗派关系，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和其他有关人员阅后，存于中央办公厅。[144]
我们看到，吴法宪和叶群在检讨信中讲到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时，老是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和骗，而对他们因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引用同样的语录和同时在各小组发言的策划活动讳莫如深，因而他们的检查是避重就轻，掩盖真相，这就使人对他们的诚实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产生质疑。既然这样，那么检讨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这种顽抗的态度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毛泽东的一再批评和指责下，黄永胜等人不得不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145]黄永胜等人的检查同样掩盖真相，拒不交待他们一块策划的真实情况，更不涉及林彪。在吴法宪和叶群后来上交的检查里，除拼凑一些事实外，仍然对事情真相拒不交待。毛泽东将他们的检查批送常委传阅后，印发批陈整风会。由于他们的检查均拒不交待事实真相，又共同回避林彪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毛泽东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个水平，不会再交待出新的东西了，因而毛泽东四月十一日写下批语：“吴法宪、叶群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146]这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悔过自新的希望已逐渐破灭。
②军委座谈会消极批陈。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一块起哄，他们和陈伯达一样犯了严重错误。在陈伯达被批判的同时，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有义务通过批判陈伯达来说明事实真象，争取宽大处理。毛泽东也是想通过批判陈伯达来揭开盖子，曝露出事情的真面目，根据他们的认识态度，做出适当处理。可是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开了一个多月的批陈会，却没有什么进展，没有通过批陈将他们当时组织策划的真相交待出来。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为什么在批陈问题上消极对待呢？因为他们曾和陈伯达一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起过哄，由于陈伯达已被批判，现在继续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必然要涉及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及处理情况，同时，也涉及到他们因何与陈伯达在各小组同时发言，这个一致性又如何解释？这就迫使他们交待当时的事实真相。正是基于这种利害关系，因而他们在批判陈伯达问题上消极应付，没有什么进展。在批陈问题上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而是心存侥幸，希望通过相互包庇，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147]
③在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批陈问题上仍然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对于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逐渐化为泡影。如前文所述，当时北京军区是林彪重点经营的地方，鉴于北京军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采取召开华北会议来推动北京军区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点名要求黄永胜、李作鹏和李德生、纪登奎参加华北会议。[148]华北会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第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共计四百三十余人。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的一百四十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了华北会议。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149]毛泽东对前期的华北会议不满意，因而批评道：“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引者注）主持时期那样。”[150] 但黄永胜等人并没有联系批陈，深刻剖析自己，讲清事实真相。对于黄永胜等人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毛泽东批评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是意味深长的。在批陈整风会前夕，三月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但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151]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这向他们敲响了警钟，要他们翻然悔悟，悬崖勒马，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警告无动于衷，仍然我行我素，拒不交待事实真相。毛泽东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但只要出以公心，对错误有一个正确态度，及时改正错误，仍然可以工作。但黄永胜等人在犯错误后，拒绝交待事实真相，掩盖错误。这其实就是继续顽抗，拒不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像他们这样掌握着军队指挥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于是在这种态度下毛泽东已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地方党政这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这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152]
④黄永胜等人随意扣押检查，改变传达范围，掩盖他们九届二中全会进行小组织活动的真相。七月九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到总参谋部工作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一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先向熊向晖了解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当他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真相，并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后，立刻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学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53]本来，中央已经规定黄永胜等人的检查传达范围，但是黄永胜等人却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将他们的检查予以扣押，缩小传达范围。这不仅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且还说明他们不但并未认识错误，还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而且有恃无恐。毛泽东说的后台在这里就很明显地是指林彪，也就是他们仗着林彪的支持和庇护才敢这样。因而，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
由以上我们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对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小组织活动的反省和认识可以看到，他们无论是在检讨还是会议过程中，消极批陈，强调上当受骗，拒绝交待他们策划小组织活动的真相，刻意回避林彪的责任，随意改变检查发送范围，企图掩盖错误。这种行为已经说明，他们不仅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原先的错误，而且为掩饰旧错误，又再犯新错误。这就说明他们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对错误的认识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在维护小集团利益方面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这种将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也就隔断了他们的改过自新之路，成为他们以后被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2）林彪拒绝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毛泽东显然意识到林彪对于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但毛泽东在揪出陈伯达的同时，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期待着林彪的觉悟，而林彪却一直拒绝就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活动作自我批评，承但责任。这种拒不认帐的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并引起他的强烈不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析。
①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就发生过多次争论。林彪甚至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歧提到政治局会议来讨论。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林彪改变会议程序突然表示要讲点意见。在多数常委不知道其讲话内容的情况下，就“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把与毛泽东相对立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抛了出来。从毛泽东当时和事后的反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而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闻风而起，四处活动，矛头指向张春桥等人，将“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推向高潮，林彪亲下“动员令”，将相发言紧密配合，这明显暴露出林彪与陈伯达、军委办事组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林彪显然对这一事件不但负有责任，而且还是直接的领导责任，这一事件与以前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关于军队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号令”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们之间的宗派关系就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林彪在这一事件中当然承担着领头人的角色。
②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八月二十五日后，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弄清了真相，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从理论上猛烈批判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意见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在这篇文章中却两次说明他和林彪意见的一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这说明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慎重的，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林彪留有余地，期待着他的悔悟。但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在九月四日专门与林彪谈话，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始终没有对此表示过要承担责任，作过自我批评。
③毛泽东期待着林彪的觉醒。前文引过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也是寄望于林彪认识错误，表个态。九届二中全会后，为推动批陈整风运动的发展，中央召开了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林彪始终既不出席会议，也是谈个人的责任问题。毛泽东将黄永胜等人的检查批转林彪阅，实际上还是想以此推动林彪主动检查。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前夕，周恩来专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154]林彪拒不检查，也不出席会议，这种态度使毛泽东对林彪悔过自新的希望渐渐破灭。林彪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最终难以挽回地逐渐走向破裂。他们之间关系的僵化还表现在一九七一年天安门五一节宴火晚会上。本来林彪迟到了，他上了天安门，既不和毛泽东打招呼，坐了一会儿，便不辞而别，以致于新闻记者竟未拍下林彪的影视资料，最后不得不用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唯一的一张林彪参加晚会的照片定格于电视新闻中解决了这个难题。林彪也并非想不到他这种态度可以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期间跟林彪有过接触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155]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从一九七0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结束，至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毛泽东虽然清楚地知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负有责任，但他给林彪留下时间，希望林彪翻然悔过，主动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林彪拒绝承认错误，使毛泽东对林彪作自我批评的希望化为泡影，毛泽东不得不通过南巡在党内公开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的错误。
3、毛泽东南巡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汉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此，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人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泽东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能完。毛泽东没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156]当时计划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还要补选常委。[157]在南巡中，毛泽东开明宗义，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58]这“三要三不要”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毛泽东一反过去对林彪的保护态度，向沿途党政军领导人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了严厉批评，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作准备。
（1）将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定性为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中先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然后话锋一转，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159]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性质已经做出了判断，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我们从过去路线斗争的结局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林彪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的命运。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保不住了，政治局常委最终也是难以保住的。毛泽东之所以将林彪事件定性为路线斗争，既有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采取的小组织活动的原因（因为这种行为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有此前毛泽东和林彪诸多分歧逐渐累积的结果，又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有关。当然，在这三个原因中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小组织活动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林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毛泽东和林彪过去发生的一系列分歧和林彪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在林彪拒不认错的情况下，如果对这个事件漠然置之，将会酿成严重的隐患，造成党的分裂，因而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出发，必然要处理林彪事件。毛泽东是坚决维护党的原则的领袖。林彪犯了错误，毛泽东以他采取保护的态度，希望林彪自我反省，认识并改正错误，并为此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林彪却拒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讲了林彪事件的性质。
（2）毛泽东分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是有意掩饰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的，其码在四月份批陈整风会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公开批评林彪，而是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给他觉悟的时间和机会。在八、九月份南巡与地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谈话中毛泽东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想向他们吹吹风，为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作准备。
①毛泽东说要亲自抓军队。这明显表明是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不信任。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指彭德怀。—引者注）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60]毛泽东在这里点出了林彪在建国后在军队建设方面尽力不多，和罗瑞卿、杨成武之间有矛盾，向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讲自己要亲自抓军队，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对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不信任，是要他们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保持警惕。
②毛泽东直接批评林彪。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对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批评林彪，这说明毛泽东不定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说：“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161]毛泽东将八月二十三日算为发难的时间，而在这天的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毛泽东直接点明了林彪对这次庐山会议的活动负有责任。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162]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林彪。公开指出林彪要分裂党，要夺权。我们看到林彪事件的性质已非常严重，也正是性质严重，毛泽东才将林彪定性为路线斗争。毛泽东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63]毛泽东直接批评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来毛泽东不论是对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还是讲话的方式，都是不满意的。但这时公开批评林彪的这个讲话，显示出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应负有的责任。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说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164]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鼓吹“天才”，揭露林彪鼓吹“天才”别有用心。毛泽东又批评林彪对自己夫人和儿子管教不严，处理不当。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他。……二十几岁的人（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引者注）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165]
③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提出批评。在南巡中毛泽东直接点了黄永胜等人的名[166]，毛泽东批评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167]
④毛泽东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基本判断已经形成，而这种判断也不决定了林彪事件的定性。毛泽东说：“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68]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活动的方式是“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对他们的活动做出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基本判断，指出了他们这种行为是瞒着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这就在党内揭露了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当然是有意识地这样讲的，是为了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事件所作的准备工作。
（3）毛泽东发出处理林彪事件的信号。鉴于林彪事件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因而毛泽东必然要处理林彪事件。毛泽东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69]对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责任，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此责任。”[170]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出了林彪的责任。既然林彪有责任，当然下一步就是如何作“个人结论”，进行组织处理了。谈到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毛泽东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171]这里毛泽东明确说了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的处理还没有结束，这件事还要在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进一步处理。谈到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172]毛泽东显然是就林彪事件的处理在党内打招呼，争取意见，为九届三中全会由中央处理林彪事件作准备。
（4）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计划采取“软处理”的方式。毛泽东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173]看来，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还是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林彪还是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不是后来林彪出走，这种处理方式就要施行了。但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态度转变的估计是清醒的，毛泽东说：“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74]毛泽东想到林彪可能不思悔改，但他显然是尽力帮助林彪在反省认识错误，挽救林彪。后来，有人在九一三事件后，刻意渲染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如果不是不知情的话，那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从上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谈话中分明看到他对林彪态度转变的认识是清醒的，反映是敏锐的，在心里上有充分地准备。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忧虑的并非是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是这个事件的出现对文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这才是毛泽东当地忧虑的关健所在。
（5）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权力，扩大地方党委权力，提出军队要谨慎。毛泽东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175]鉴于“三支两军”后，军队主导了地方政局，这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能够发难的主要背景。林彪事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主导政局的必然结果。以林彪事件的出现为鉴戒，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干预地方事务，“权归政，兵归营”，消除这类事件出现的基础。毛泽东说：“广州军区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要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176]毛泽东批评军队只搞具体事务（热心于地方权力），忽视自身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177]毛泽东要地方党委抓军事工作，这是要求地方党政领导要抓军队领导权，是对军队限制的又一措施。毛泽东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178]毛泽东对军队做出批评，要求军队谨慎，当然也对军队寄于希望。要求军队听党的话，不要受少数人鼓惑控制，毛泽东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179]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既对军队做出了重要批评，又对军队抱有希望。要求军队逐渐退出对地方政局的控制，戒骄戒躁，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要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警惕少数人企图篡权的阴谋，保持清醒头脑，避免意外事件出现。
（6）通过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思想，收紧指挥权，使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度警惕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闹分裂的野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毛泽东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持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180]
由我们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党内公开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交林彪事件定性为路线斗争，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为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事件做准备。毛泽东将林彪事件虽然定性为路线斗争，但仍然属于党内矛盾，甚至表示对林彪还是要保，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仍然在做林彪等人的转化工作。但林彪的一意孤行，最终断绝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4、折戟沉沙
毛泽东这次南巡，毛泽东大概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回忆说：“这次随主席外出，我带上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181]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了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了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182]毛泽东到了杭州，又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途中，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的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183]我们看到，汪东兴在回忆中虽然没有透露是那些人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集团可疑情况的信息，也没有将信息的具体内容予以披露。但这些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对南巡计划和行车路线不断作出调整，以防意外事件。
林彪也在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害行动。[184]据调查：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五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九十分钟和一百三十五分钟。同时，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人你毛泽东为“Ｂ—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Ｂ—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185]
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出发后，打破常规，一路绿灯，直接北上的。专列于九月十二日中午到达丰台站，毛泽东约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要李德生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去南口。[186]十六时五分到达北京站，然后乘车回中南海。汪东兴回来后，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187]
这里让人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九月十二日回京，晚上林彪就乘机外逃。林彪得知毛泽东平安抵京后为什么九月十二日晚冲破警卫部队的拦阻，仓皇出逃呢？看来，林彪知道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拖着不表态，不检讨他自己有什么责任。他已经拖了一年了，那为什么在九月十二日晚却仓皇出逃呢？我们从逻辑上分析一定又有新的情况出现，才驱使林彪决定出走。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当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知道比以前上纲更高了，这应该是他出逃的一个原因。林彪跟随毛泽东多年，熟知毛泽东对党内分裂活动的严厉态度。毛泽东是器重高岗的，但当高岗、饶漱石搞分裂活动时，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了此事。当年林彪也是卷入其中的。因而，林彪从主观上也不会想象不到对他的处理结果。但林彪早就知道了这个密报，为什么他迟迟不走，而是在毛泽东平安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仓皇出逃呢？我们分析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驱使着林彪不得不走，也就是《571工程纪要》，暗杀毛泽东计划的失败。林彪知道，像这样的行动不会瞒多久，在党内军内关系四通八达的情况下，一旦中央知道了这个行动，他想跑都跑不了。况且这个行动比起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来，性质严重，手段残忍。单独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尚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这个暗杀行动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敌我矛盾了，那真是身败名裂，死有余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况且毛泽东打破常规，行动迅速，提前返回北京。林彪判断毛泽东一定有了察觉，发现了蛛丝马迹，这更坚定了林彪出走的决心。我们分析这才是九月十二日夜林彪之所以冲破警卫部队的阻拦仓皇出逃的真正原因。
周恩来发现山海关停靠的飞机后，觉出里面不正常，要飞机飞回北京。同时，下令这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联合批准才能放飞，但李作鹏却篡改了这个命令，改为四个首长一个批准即可放行。当机场警卫请示飞机强行起飞采取何种措施时，李作鹏不作回答。因而，飞机起飞了。周恩来向飞机呼叫，希望飞回，无论在全国那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去迎接。当时有人请示是不是派强击机拦截，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阴拦，让他飞吧。”[188]
5、最后的机会
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给黄永胜等人又一次机会，要他们坦白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结果他们丧失了这次最后的机会。据汪东兴回忆：“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过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拚命烧材料。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189]我们看到，黄永胜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就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诚实交待，深刻剖析自己，向党交心。但他们之间却订立攻守同盟，划定交待范围，遮遮掩掩，没有及时将他们这次行动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反而违犯规定，擅自缩小检查发放范围，妄图掩盖事实真象。既使九一三事变后，他们仍然拒绝最后的挽救，烧毁文件，最终自食其果，被隔离审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最终铸就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只是猛烈批判陈伯达和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林彪留下时间，让其悔悟，主动检讨。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帮助林彪纠正错误，但林彪却始终采取消极应付状态，非但不检讨，承认错误，而且既不同意在批陈整风会上讲话，也不出席会议，没有什么主动的表示。黄永胜等人写的检讨则从不涉及林彪，而是避重主轻，强调个人上当，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这不能不使毛泽东产生订立攻守同盟的认识。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表明他们无视党的挽救，无视党的纪律，而且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地干下去。如果这种事再得不到处理，此例一开，党的统一和稳定就会遭到致命性打击，党就面临分裂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由一种认识的分歧发展到公开挑战中央权威的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状况是决不能允许的。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在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通过南巡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在党内对他们点名批评，想通过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南巡期间毛泽东还准备回去找他们谈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这时也没有放弃挽救林彪的努力。但林彪采取暗杀、武装政变的行动，最终葬送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九一三事件。于是只有作为反党集团，用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了。就是在知道林彪采取的暗杀行动后，毛泽东还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190]
毛泽东也一定考虑过：如果一旦处理了林彪事件，因林彪集团被清除而在政治上产生的空间客观上会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部的复出创造条件。而鉴于在文革前期他们对文革的不满情绪会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而更为怨恨文革，这些干部复出掌权就会为文革的发展埋下隐患。同时，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会对文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导致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林彪本来是在文革开始后党内高层多位领导人被打倒后或靠边站的情况下成为党内的第二号领导人的。那么，林彪事件的发生会客观上为文革反对派提供借口，成为他们抵毁文革的工具，这会震憾文革的道义基础，成为文革失败的诱因。因而，毛泽东意识到对林彪的处理也关系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毛泽东当时把林彪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进行妥善处理，希望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不致于对文革产生破坏乃至毁灭性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当时的政治态势和维护文革发展的需要来分析，毛泽东也希望林彪主动认识错误，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林彪事件的处理要影响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又对林彪事件抓住不放呢？毛泽东联系文革开始以来林彪的一系列作为来分析，林彪势力的扩张已经发展到在中央全会上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这已经具有分裂党的性质。林彪集团已经成为对党和国家统一稳定与文革发展的首要威胁，况且林彪对文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军队又左右着地方政局，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因而，毛泽东要采取措施首先解决林彪事件为突破口，将权力从军队手中“夺”回来，以恢复到有序发展的轨道。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的，他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感情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