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四、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九大开过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新宪法是四届人大的重要议程之一。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围绕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否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设立国家主席进行的斗争。
1、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
在九届二中（又称庐山会议）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表现为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直接斗争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间接斗争上。我们先来回顾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间接斗争。
（1）一九七0年三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三月七日，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在周恩来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恩来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2）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三月八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97]
（3）四月十一日夜间十一时三十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四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98]
（4）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99]
（5）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100]这是他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101]
一九七0年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102]
据吴法宪交待：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103]
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又具体表现在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争论上。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104]
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就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进行了反复斗争。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各自提出的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上，而且还表现在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斗争中。当然也有一些不明究里的人在助威附和。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就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进行的初步交锋。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时期，林彪采取的是向毛泽东建议的方式，一般来说，还属于认识问题，不管认识正确与否，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基本上也是正常的。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比如按党内程序，常委之间有不同意见，应在常委会上提出，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除非是征求意见，或常委之间因关系恶化难以就某一问题进行正常的讨论，一般来说，是不宜将常委之间的分歧贸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政治局来决定常委之间的分歧。林彪在毛泽东已经否决他所提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却在未和毛泽东交流看法的情况下，而直接将他主张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实际上是在政治局内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可以理解，在林彪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被否决后，林彪是想打着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通过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取得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我们看到，林彪一改过去尊重毛泽东的态度，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和毛泽东“摊牌”了，这就为以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非组织活动埋下了伏笔。
2、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呢？在修改宪法时，不设国家主席，确实是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当然，我们可以从文革期间精简国家机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角度，来理解不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是集中于这一方面，这不过是一个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彼此之间分歧，可以通过交换意见、切磋和协商的方式不难得到解决。可是，非但如此，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就说明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关于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从当时的情势看，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呢？我们分析如下：
（1）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使人们认为文革是一场他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夺运动，从而严重削弱文革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我们知道文革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主动辞去国家主席后由刘少奇接任。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自然也就失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毛泽东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探索一条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尝试，是一场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实践活动，毛泽东后来将其列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见，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按毛泽东的设想，今天革除了修正主义，只要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存在，以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因而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地进行这样的革命运动，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如果毛泽东这时再担任国家主席，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毛泽东进行文革不是因为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不是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变色，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揽权才将刘少奇打倒，从而会使人们产生文革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发动的运动。这不利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必要性，也会严重败坏文革的声誉，使人们难以正确认识文革是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可靠保证，文革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对当时的政局发展，党内干部状况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文革开始后，大批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或下放工厂、农村和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干部的特权，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大为减少，干部的权力受到群众的监督和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了初步成效。当时有不少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此滋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不同程度地抵制文革，诋毁文革。如果毛泽东此时再担任国家主席，不但和当时文革中机构精简，干部下放的大趋势不协调，而且会给这些人以口实，难以化解矛盾，缓和他们的情绪，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和文革成果的筑固与发展。
（3）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繁重的国务活动和外交应酬，会使自己无谓地消耗精力，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在谈到自己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时写道：“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105]毛泽东这时已七十七岁高龄，人到暮年，精力不济，如果再担任国家主席将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负荷，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毛泽东最讨厌繁文缛节，生活洒脱大度，早就希望摆脱事务性工作，从理论和战略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在辞去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106]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紧急需要的时候”，从这段话中来分析显然说得是指战争的时候，他可以再担任国家主席，但现在又没有出现这一情况。因而，毛泽东认为是不适宜再担任这一职务的。
（4）会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对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对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产生不利的影响。毛泽东此时再担任国家主席，容易使人认为毛泽东不是为了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权力之争，集中权力的需要去打倒刘少奇的，而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误解为毛泽东为了集中揽权的权力斗争。同时，也会被别人用心的人以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事实为依据，造谣中伤，散布流言，说毛泽东是为追逐个人权力才将刘少奇打倒的，这会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破坏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的权威和崇高声望，割裂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朴素真情，会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当时有人建议邓小平担任党的主席（后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说这是众望所归的，但被邓小平婉拒了。邓小平只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而推荐别人担任了党的主席（后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从而既能够保证对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又避免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当时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做出不担任国家主席这个决定的。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并不仅仅是谦让，而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广大基导干部和群众的素朴感情出发，当然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无可厚非。
3、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
到一九七0年，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这种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
（1）反对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林彪不能担任国家主席，而是采取隐晦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用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方式来反对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既然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当时最有可能担任国家主席的就是林彪了。所以在毛泽东决定不担任国家主席后，建议改革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便是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呢？
①鉴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的教训。当时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担任国家主席。按中共八大的设想，毛泽东准备将国家主席和中央主席逐渐转移给刘少奇。后来，毛泽东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107]毛泽东当时可能是鉴于这一教训，所以才不愿意让林彪再担任国家主席的。
②毛泽东和林彪对文革的认识与文革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发生了分歧。前面我们曾分析，尽管毛泽东和林彪在对文革发展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在如何看待文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毛泽东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出发，同时也期望林彪在以后不断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因而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九大后发生的诸如“第一个号令”等一些事件，令毛泽东对林彪颇为失望，同时又鉴于文革是毛泽东探索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修防修的“演习”，对我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毛泽东不会不重视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和他的这种分歧对于文革成果的筑固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这种分歧使毛泽东对林彪作为接班人能否筑固文革成果，以使文革成为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产生忧虑，表示担心。因而，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了限制措施，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既是限制措施之一，毛泽东对此还要作进一步观察。
③林彪势力的扩张和一系列举动，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来加以扼制，不设国家主席既为采取的措施之一。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军内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当然，有些分歧属于认识问题，但对这些分歧综合分析便发现林彪不但对文革的认识在发生变化，而且林彪也在有意识地不断扩充个人势力，开始向最高权力提出挑战，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才限制林彪势力的扩张，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以便通过进一步观察后再做决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毛泽东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思。当然，毛泽东的意见是含蓄的，要经过一番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2）限制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起草过程的争论中透射出毛泽东对林彪权力的限制。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的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那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许多人。”[108]从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张春桥和陈伯达围绕“八一”建军节社论中是否加上“毛主席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可以说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争论的先声。他们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用语的不同，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的分歧，反映出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限制林彪权力了。张春桥主张在林彪“亲自指挥”前加上“毛主席和”，实际上就限制了林彪的指挥权。这种表述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权限划分。我们看到，在陈伯达和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发生后，周恩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这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绝非简单的文字表述问题，而是涉及到两位领导人的指挥权限的界定问题，因而要请示毛泽东来决定。汪东兴当时也认识到这个争论的严重性，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情况下，没有代替毛泽东圈阅这个文件。从周恩来和汪东兴对这两种提法所持的慎重态度中我们进一步分析，张春桥当时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如果没有来头的话说，他是不可能自作主张通过限制林彪的指挥权限而去划分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指挥权限的。当时唯一有能力对林彪做出约束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张春桥的意见从逻辑上说应该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而陈伯达反对加上“毛主席和”，其用意就是反对对林彪从指挥权限上进行约束，显然他是支持林彪的。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这两种提法反映的分析中进一步看到毛泽东更倾向于张春桥的意见。毛泽东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显然是反对陈伯达的提法的，是对张春桥主张的支持。至于毛泽东说：“缔造者也不是我一个人吗？”这里明里是批评张春桥，实际上是以强调军队缔造为名，加强军队的集体领导，这显然是针对林彪势力在军队的扩张采取的一种扼制措施。表面上看，毛泽东对这两种提法都不满意，实际上他的态度是鲜明的。鉴于当时的情况，他有意没有把问题点透。
4、林彪为什么主张设国家主席？
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他当然讲了一些理由。一般说来，林彪在知道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在被毛泽东几次否决后，林彪不但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而且在政治局内部公开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更有甚者，竟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小组织活动，进行鼓惑性发言，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采取了果断措施。那么，林彪又为什么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林彪和毛泽东在国家体制变革上的不同认识。正是这种不同的认识才使他们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这肯定不是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单纯是因为他们在关于国家体制变革方面的不同认识，鉴于当时毛泽东是决策的核心，当时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及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惯表现，在他的意见在被毛泽东否决后就不会再三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不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小组织活动了。因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或者主要不是一种认识的分歧，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再三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呢？
林彪的主张是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我们现在从逻辑上分析林彪的意图。林彪在得知毛泽东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一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原因：
（1）设立国家主席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攫取最高决策权。
林彪和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争论的实质上是对当时的最高决策权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林彪想以此来检测自己在党内影响力的大小，起到一种指鹿为马的效应。这实际上是隐晦地向毛泽东进行挑战。不管毛泽东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林彪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使林彪的主张得以施行，那就表明林彪能够操纵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决策的主导权。
（2）设立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和林彪不论是谁担任国家主席，林彪都是受益者。当时最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或者是毛泽东，或者是林彪。这一点林彪自己心里是清楚的。林彪是打着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的。林彪知道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多次讲过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一旦迫使毛泽东改变了主张，担任了国家主席，就表明林彪在这一次和毛泽东的交锋中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我们前面对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作了分析，林彪一定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林彪的自身经历和人生阅历来分析我们很难想象林彪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知道了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还继续坚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让毛泽东为难，显然林彪就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有意识地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那他就在与毛泽东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态势，为自己以后掌握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如果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只有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了，林彪也就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因而，我们看到设立国家主席后，不论毛泽东和林彪他们两人中是谁担任国家主席，林彪都是受益者。
林彪这样不顾毛泽东再三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和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指示，而自己却针锋相对地一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直到采取非组织活动，那他就不担心触怒毛泽东吗？他就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他跟毛泽东很久，对毛泽东的斗争策略，脾气性格，党内的组织程序是很熟悉的，那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几乎冒险的行动呢？这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毛泽东鉴于培养刘少奇为接班人的教训，虽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没有让林彪像刘少奇那样在一线掌握大权，这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在文革期间，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主导了地方政局，通过军队内部的重大人事调整，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直接掌握着军队，因而林彪觉得有了和毛泽东抗衡的能力。同时，林彪的身体也不如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业已产生了重大分歧，林彪按程序接班的不确定性增强。因而，林彪采取了这种主动出击的策略来与毛泽东进行暗中较量。这在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甚至包括江青、张春桥来说都是心照不宣的，当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却仍然是被蒙在鼓里。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初步交锋，在政治局内实际上已经公开了他们的分歧。但由于林彪是打着个人崇拜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因而又在相当地程度上掩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又具体地表现在张春桥和陈伯达、吴法宪在“八一”社论和修改宪法的争论中。鉴于林彪势力的扩张，毛泽东开始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林彪在直接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家主席被否决后，又直接向政治局提出了和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意见，想通过政治局来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在被毛泽东否决后，他并不罢休，仍然在为设立国家主席“奔走”。
5、林彪亲下“动员令”
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通过向毛泽东提议设立国家主席和意图通过政治局来影响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决定失败后，转而在中央全会上想通过地下活动来迫使毛泽东改变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挫败了林彪的这一行动。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行动。本来，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表示[109]，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110]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常委内部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暂时处于孤立的情况下，他以“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来告诫其它常委，希望他们不要再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并也委婉地表明自己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在商定第二天会议议程的时候，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111]但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前，林彪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说要讲一点意见。林彪在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112]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113]其实这也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的想法。林彪就是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使人误认为他的讲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从而获得与会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达到他的目的。
在林彪发表讲话的时候，汪东兴观察到在台上的其它几位常委的表情：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114]林彪这个讲话的主题是关于“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后来毛泽东说：“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15]对于林彪这次讲话后毛泽东的反映，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说：“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话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116]
按常规，林彪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要经过常委审阅同意。在林彪讲话时在他面前放着一个稿子，说明林彪对这次讲话是作了准备的。我们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分析如下：
（1）讲话的突然性。本来按照议程林彪不讲话，但林彪却在临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话，讲话内容又没有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林彪讲话时在前面放着一个稿子，林彪既然有讲话稿，说明林彪对这次讲话是做了准备的。既然不是突发奇想要讲话，做了准备，那为什么不预先列入会议议程，将讲稿送常委特别是毛泽东审阅呢？林彪这个讲话稿的内容是专门讲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而这正是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林彪可能担心被毛泽东否决，因而才采取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话，这样林彪就绕开了毛泽东和其他常委的审阅，通过这个讲话将他的观点直接抛到了中央全会上。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坐在主席台上林彪旁边的毛泽东也不会看不到这个稿子，毛泽东可能想，既然准备讲话，为什么在昨天的的常委会上讨论会议议程的时候不说呢？为什么不将讲稿送交常委审阅呢？
（2）讲话的内容。内容无怪乎称毛泽东为天才，希望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自己多次批示反对设国家主席，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而林彪却一味地固执己见呢？并且未经同意公开地将他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抛出来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讲话的影响。吴法宪提议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又有人提议印发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批示同意，特别交待讲话要经林彪审阅。汪东兴两次派人到林彪处要讲话稿，却没有取来。[117]林彪没有提供讲话稿，看来林彪是有顾虑的。学习林彪讲话显然就改变了会议议程。林彪讲话主要内容是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实际上就是将这个问题作为会议的下一步主题，有意识地将全会引向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讨论。以中央名义印发林彪讲话又在客观上使人认为中央对林彪观点的认可，这对下一步的讨论会起一种导向作用。毛泽东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观察。
本来毛泽东和林彪都知道对方在设立国家主席上的意见。林彪竟然在常委内部不进行意见沟通的情况下采用非正常的方式直接在中央全会上抛出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公开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当时，由于林彪是打着个人崇拜和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许多中央委员尚被蒙蔽。），并企图借全会迫使毛泽东改变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是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布的“动员令”。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林彪为作这个讲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鉴于还要作进一步的观察，当时对此并没有表态。
6、陈伯达的主动策应
在林彪讲话后，陈伯达的主动策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1）擅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八月二十三日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118]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后，陈伯达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语录打印五份，说要分送常委。但在二十四日晚上，各组发言情况汇总中已经有几个人引用了陈伯达要汪东兴打印的准备常委的语录，汪东兴请示周恩来后，将语录封存。[119]陈伯达编印称天才的语录，想引用革命导师关于天才的论述来为林彪“称天才”寻找理论根据，从语录尚未送给常委，就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这些语录，很显然这是一种密谋策化的行动。
（2）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赞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到这时，陈伯达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120]陈伯达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林彪的讲话，积极支持林彪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在发言中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张春桥等人。陈伯达想以自己的发言，有意识地在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张春桥等人，这样他就主动挑起了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竞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出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121]我们看到陈伯达鼓动的发言由于打着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称天才”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旗号，因而蒙蔽了不少人。主要以他的发言而引起的反映华北组情况的简报，带有明显的火药味，在发到全会其它小组后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陈伯达作为政治局常委，是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上的不同意见的，也是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限制和反对态度的。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讲话后，陈伯达迅速做出响应，未经毛泽东同意就编印了“称天才”的语录，准备发给常委；并且在中央全会的小组发言中绘声绘色地宣传讲述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其实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进行鼓惑性发言。这是他对林彪“称天才”和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动呼应。陈伯达明明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意见不同的情况下，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秘书，却擅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公然在小组会上鼓吹“天才”和主张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立场上分明是站在了林彪一边。他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陈伯达说得反对毛泽东的人，恰巧是支持毛泽东的人，以陈伯达的身份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退一步讲，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按党内程序，陈伯达也应该首先报告毛泽东，而不是由自己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在中央全会上直接挑起斗争。因而，陈伯达采取的方式也是不正当的。陈伯达这样做，显然是想通过在全会上的鼓惑性发言，制造舆论，获得支持，来协助林彪迫使毛泽东接受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7、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四面出击”
二十五日上午，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122]吴法宪在西南组和张春桥大吵了起来。[123]吴法宪在发言中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内容一样的书面发言稿。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124]
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活动发言将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推向高潮。他们通过鼓吹天才论，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一把刀子，来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同时又可以掩饰自己设立国家主席，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他们利用“天才论”来揪人，说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想以此获得与会中央委员的支持，既清除政敌，借机为设立国家主席争取舆论支持，又能够使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得以实现，攫取最高决策权。他们几个人在中央全会的小组会议上围绕“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在不同小组同时发言，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身于四野，掌握着军权，同时呼应林彪的观点，他们的发言自然影响广泛，但这明显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这里我们看到，林彪突然提出要在中央全会上讲话，陈伯达为配合林彪讲话迅速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并到小组会上进行煽动性的发言，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突然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就同一主题发言，这决不是巧合，而是一次精心策化的行动，是一场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这种一种分裂党的严重事态。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想打着“天才论”的旗号，以设立国家主席为主要目标，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四处点火，谋求获得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将矛头对准张春桥等文革派人士，进行试探性攻击，以图驾驭全会，达到他们和平方式夺取最高决策权的目的。不过，他们的这种行为确实也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人的发言。[125]
8、毛泽东的果断反击
（1）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就设立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问题进行了多次斗争，林彪甚至把自己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具体表现在张春桥和陈伯达、吴法宪之间的争论上。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林彪突然提出要讲一点意见，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了“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讲话的方式和内容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从在林彪讲话期间毛泽东表情上的不耐烦和会后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当有人建议印发林彪的讲话时，他清楚地知道，以中央名义印发林彪的讲话给大会，会使人们认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意见，有可能在中央委员会内引起广泛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还要对事态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观察，因而也就批准了林彪讲话的印发。当陈伯达私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并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各组几乎同时发言拥护林彪“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讲话时，通过煽动揪人，打击不同意见者，力图操纵中央全会，这就表明已由一种认识上的分歧演变为行动上和组织上的对立。尽管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这显然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裂活动。这才是迫使毛泽东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原因。八月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会议进程中的不正常情况，只不过是使毛泽东更为祥细地了解了会议动向，充其量不过是他采取断然措施的一个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原因。
（2）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
按当时党内程序，要采取措施前就要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在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前先要开常委会，各常委要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没有采取直接召开常委会，而是采取单独约见常委谈话的方式来使常委们就这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为什么毛泽东不直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而采取单独约见常委方式呢？这说明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涉及到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位常委，如果直接召开常委会，可能有的常委存在顾虑，难以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好表达真实想法，毛泽东担心难以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也就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不正常的行动。因而他很慎重，首先单独约见常委谈话，摸一摸底，通过和常委单独交换意见，必要时做一些工作，以期在这个问题上在常委中能够顺利取得一致，及时采取行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高明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谈话后，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闹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要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12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127]
（3）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鸣金收兵”
在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128]林彪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129]
（4）毛泽东的反击措施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保护了林彪，从理论中猛批陈伯达，责令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130]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的重要批示，从理论上严厉批判陈伯达。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陈伯达的发言分明是由林彪引起的，林彪和毛泽东在“称天才”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两次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很显然是给林彪留了余地。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131]
据汪东兴回忆：“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一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132]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一个明显的小圈子。林彪召集他们开会，显然是敷衍塞责，应负差事。他们这种态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9、事情并未完结
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133]在此间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在严厉批判陈伯达时，林彪还为陈伯辩护、开脱。林彪他们仍然在顽抗，在订攻守同盟，这种态度将会导致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向破裂的方向迅速发展。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组组长会议上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134]由这段话可看到，毛泽东对陈伯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原因可能是陈伯达在检查中仍然在掩盖真象，不将他们幕后策化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种态度也就最终决定了陈伯达自己的政治命运。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话。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批黄永胜等人—引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有点名堂，你清楚不清楚？”汪东兴说：“我不清楚。”毛泽东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汪东兴摇摇头说：“不清楚。”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毛泽东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135]毛泽东仍在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作为是一次密谋策化的行动。对林彪还是抱有希望，争取他认识错误，转变过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毛泽东与吴德、纪登奎等人谈话。据吴德回忆：“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136]
由以上我们所摘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但并没有放过这事，而是期待着林彪觉悟。林彪却仍在抵制，这件事没有完结，甚至有激化的可能。
毛泽东过去批评过陈伯达惯于投机，他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主管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鼓吹过“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分析，这次陈伯达配合林彪鼓吹“天才论”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当毛泽东看到陈伯达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和以陈伯达发言整理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得知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一样在各组就林彪讲话中“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一问题同时发言，并煽动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要揪人，将矛头对准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张春桥等人（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后，这种动态又使毛泽东把林彪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在中央全会上抛出“称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违犯党内的程序，纠集一帮人，打着“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旗号，在中央全会上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改变会议议程，以求操纵会议，攫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已经由一种认识分歧演变为一场分裂活动。
当然，林彪的这种行为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毛泽东也一定联想到文革开始后和林彪的一系列分歧。将过去的分歧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突然发表关于“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讲话为突破口，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紧密配合，从他们在全会上的作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正是由于以前分歧的不断发展才最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全会上采取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宗派活动，改变会议进程，性质极为严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反映是敏锐的，采取的措施是果断的，处理问题又是慎重的。
由此我们看到，当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林彪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在意见没有被毛泽东接受后，又以个人名义向政治局提出设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再被毛泽东否决后，林彪又指使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修改宪法的会议上，重提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和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而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抢先发布设立国家主席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动员令”，然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小组会上应声而动，积极响应林彪的讲话，妄图希望通过全会形成一边倒的舆论优势，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这里我们看到，在林彪和毛泽东产生分歧时，林彪不是设法和毛泽东沟通意见，化解矛盾，消除误会，统一认识，而是将他们的分歧直接提到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并在私下鼓动一些人在会上煽风点火，以求使他的建议能够在会议上通过，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国家主席之争标志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走向公开化，如果说“第一个号令”是林彪在觊觎军队指挥权方面的试探，那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设立国家主席之争就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攫取最高决策权的行动。毛泽东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宗派关系，又通过和以前的分歧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清醒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出现这种斗争并非偶然，而是以前分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对他们两人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