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二、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的分歧
1、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在林彪主导下，军队出现了几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这些人事变动一般是由林彪提议，最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后才施行的。如果将这数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考虑，将被提拔的人和打倒的人通过他们和林彪关系的远近进行对比并综合衡量，那么就会不得不使人对林彪搞的这种军队人事变动产生怀疑。现在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林彪主导下的军内发生的主要人事变动。
（1）贺龙被打倒。因为林彪有病，贺龙曾经暂时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二月兵变”问题出现后，林彪于一九六六年八月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43]据邓小平回忆：“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44]我们看到，虽然最后贺龙还是被打倒了，但在对待贺龙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当初态度是不同的。
（2）罗瑞卿被打倒。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据张耀祠回忆说：“我给叶群处打完电话，来到主席住所等候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对她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我陪她进到会客室，主席早坐在会客室等她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2小时，她还没有出来，我到会客室催了第一次。到了3小时，我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谈了3小时了。”到了4小时20分钟了，叶群还没有出来，我又去催了第三次，我说：“已经谈了4小时20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我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说什么。同毛主席谈了4小时55分钟，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透出胜利的喜悦，上汽车走了。”[45]叶群这次汇报是禀承了林彪的意旨汇报了近五个小时，看来这次汇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决心要把罗瑞卿给整下去的。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张耀祠打断叶群的汇报来催促自己休息，说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将罗瑞卿的问题看得那么重，他对待罗瑞卿是和林彪、叶群有区别的。当时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回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区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那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46]
（3）杨勇、廖汉生被打倒。北京军区是被林彪点名的不大听话的三个大军区之一。[47]当时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是北京军区政委。关于他们被打倒，后来徐向前回忆道：“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月二十三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48]从徐向前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林彪是要打倒杨勇的，廖汉生是因为受贺龙牵连而被打倒的。他们两人当时分别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鉴于北京军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打倒他们以后就有利于林彪控制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消弱林彪集团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挖墙角”，就是要改组北京军区。这显然表明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林彪的不满。
（4）关于二月逆流问题。毛泽东虽然对这些老同志作了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对他们是采取“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49]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毕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50]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51]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主张报告（指正在起草中的九大政治报告。—引者注）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52]但林彪却主张严肃处理，肃清他们的影响。
（5）关于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那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53]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54]在毛泽东那里研究了四次，毛泽东才同意打倒杨成武，并且还是留有余地，看来毛泽东对打倒杨成武是持保留态度的。对于杨成武的被打倒，聂荣臻（曾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回忆道：“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区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55]聂荣臻看到了林彪反杨成武的山头主义的用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和对林彪打倒杨成武的质问，实际上是对这个事件发生后的主动出击，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当时，毛泽东对聂荣臻采取安抚政策，用以化解他的忧虑和不满。林彪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上说：“最近从空军里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是把他打倒的做法。”[56]林彪是明确讲要打倒杨成武，杨成武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杨成武，林彪提名黄永胜担任总长，而黄永胜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打倒他显然是为了支持吴法宪，增强了吴法宪在空军的势力。吴法宪在文革初期受造反派冲击时，林彪救过他，况且他也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又是林彪提名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但他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傅崇碧后，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而温玉成也是四野林彪的老部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温玉成被冲击时，林彪也曾保过温玉成。一九六七年，林彪提议把温玉成从广州调来北京，委他以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这样的重任。[57]打倒杨成武后，林彪控制了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是一个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机构，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最初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同年九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打倒杨成武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仍为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使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58]据现有的史料表明，在打倒贺龙和罗瑞卿的时候，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曾经写过揭发材料。[59]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后，他们三人都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黄永胜和吴法宪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这样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则是出自四野的干部。林彪提议任命的干部主要是自己的属下，而打倒或调离的却是与自己有矛盾或是属于别的山头的干部。将这几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看，就不能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如果是一种认识问题，那么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是一种利益动机，这种着重提拔四野干部，而排挤其它山头的干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单纯是为本山头谋利益吗？从这种狭隘的观念出发，一旦本山头的势力壮大以后，那么他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呢？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毛泽东善于从细微处发现事态变化的苗头，进行揭示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林彪的这种作法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1）毛泽东和林彪在干部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60]用干部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干部路线。据李德生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高级领导机关配备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搞团团伙伙，我看这一条非常重要。”[61]在使用干部上从全党利益出发，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这是毛泽东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讲究五湖四海，对于党内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山头，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弱山头，消灭山头。”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能消灭了，所以不要怕。……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62]这是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干部政策中处理山头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各根据地长期坚持独立发展的革命斗争等历史原因，我党我军形成了一些山头。因而，如何对待山头就成为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山头现象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党的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山头。但山头是一个客观存在，要消灭它，就要首先承认它的存在。在中央提拔干部时要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经过长期不断地干部交流，批评教育，时间的磨合，逐渐消弱山头，最终消灭山头。在干部政策上，不承认山头这个客观存在，不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或是仅仅照顾了某个山头的利益，而忽略了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平衡，那么就不会调动全党全军的积极性，也就难以使中央成为全党的真正代表，甚至会挫伤某些山头的积极性，重演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作风。这将会激化党内军内矛盾，涣散人们的斗志，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干部政策。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抗日，还作过较大的让步。毛泽东的用人政策体现了革命领袖以革命家的视野，大公无私，胸怀宽阔，从全党的利益出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前面的史实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在军队里面打倒或排挤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若干主要领导部门的负责干部由于林彪提议而被打倒或排挤后，他又接着提议由自己过去的属下来接任这些职务，由主要出身四野的高级干部组成了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他自己则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被打倒或解除职务后，新的领导干部的任用上显然违背了毛泽东在干部任用上的“五湖四海”政策，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发生冲突，不会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里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军队高级干部的用人政策显然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2）四野势力在军内崛起，导致各山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与隐患，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山头存在的情况下，不承认山头或过早地去消灭山头，都是不适宜的。这样不但不能消灭山头，反而在客观上会刺激山头主义的发展。因而只能在照顾它的同时，经过长期的限制与消弱，最终消灭它。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根据历史上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从这种历史上的力量对比出发，照顾到各山头的利益，因而形成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军内各山头之间业已形成的某种力量的平衡，形成一种制约关系，互相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军队在国家政权构成中的重要性，军队的稳定，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因而，维护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是保持军队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央军委各部的干部就要照顾各方利益，从各山头提拔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够凝聚全军力量，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真正成为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而林彪在文革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却背离这一政策，主要提拔四野的干部组成中央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均出自于四野。温玉成落选政治局委员，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则是林彪对其产生怀疑的结果。（这当然而林彪的一种误判）[63]关于军委办事组内部的活动情况，当年曾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道：“我参加军委办事组活动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早地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的时候，好象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在这种环境中参加决定问题，批办文件，是很难办的。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或者练习书法，不同你交流情况。他们过去职务比我高，我对他们是尊重的，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象戒备我什么。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64]“总政恢复办公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五·一九’讲话，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没有突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唯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林彪。可后来才想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还有李德生；后来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发‘论天才’的语录又不给我，军委办事组犯错误，毛主席又指出李德生除外。这个一内一外，耐人寻味。”[65]在军委各部和军兵种里面四野干部的大量提升，这就打破了军内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某种力量平衡，导致四野这个山头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崛起会摆脱其它山头的制约，而实际上独控军队指挥权，从而形成大权旁落的事实。这必将导致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引起其它山头的不满和猜疑，激化军内矛盾，影响军队的稳定与团结，涣散军队的凝聚力，消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这也不利于保持军令的畅通和有效执行，不但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还可能会导致枪指挥党的结局。这会造成一种严重的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从而引发毛泽东对林彪这一用人政策的进一步深思。作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具有深邃历史洞察力的毛泽东，当然会严重关注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隐患深感忧虑。睿智的统帅就要防患于未然，堵塞各种漏洞，前面所述毛泽东点名让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即为采取的一个防范措施。不过，鉴于当时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行为中尚未出现宗派作风，因而毛泽东这种忧虑只是潜存于心中，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他们进行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才指出他们的宗派主义错误和山头倾向。据李德生回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当时我在想，这不是指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66]
（3）一连串的军内高层人事变动，也会使毛泽东作进一步的思考：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由于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又会使毛泽东产生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用人政策，能够赢得军心吗？能够协调好各方之间的关系吗？能够将全军凝聚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来担负未来的使命吗？这种消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从逻辑上来进行分析林彪的用人政策。一个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在干部政策上的方法问题。不是从军队的全局出发，从全军范围来选拔干部，而是从自己过去带过的部队中，对自己比较了解、熟悉和信任的部下加以任用。林彪是一个从人民军队创立起就参加革命战争的人，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洞察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熟悉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因而很难说林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退一步讲，既使林彪的用人政策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认识问题，那么这是不难解决的，从后来林彪事件的发展历程看，决不单是一个认识和方法问题。二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又分为山头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两种利益虽然有所区别，但又密切相关，互相配合和支持。山头利益，就是为了照顾山头，而重用自己山头的人，为自己本山头谋利益。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则明显表明这一点。一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任用军队领导干部时，主要选用自己的部下，那么，这种任命的公平、公正就会受到质疑，同时也会对林彪的公信力和胸襟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难以起到增强全军凝聚力的作用。这是主持全军工作的领导人的大忌。这种山头利益会对全军工作的开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林彪这种照顾山头利益的作法，不仅仅是处于对本山头的厚爱，而是想通过对山头利益的照顾来维护和筑固个人利益，发展自己在军内的势力，实现个人的企图，以求攫取军事指挥权乃至更大的权力而有意为之。
当然，林彪提议的军内高层进行的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最终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因而毛泽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为此作过多次自我批评，显示了人民领袖的宽阔胸襟，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67]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指杨、余、傅事件。—引者注。）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68]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69]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IFCRITICISM,自我批评。”[70]我们看到，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是带着自责的心情，在对过去自己批准过的这些被打倒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一平反昭雪的同时，还带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多次在党内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和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这些军内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但最初都是林彪提议或坚持下实现的。对这些重大人事变动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或许带有偶然性，但是对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综合起来进行观察，就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所隐含的一种必然性，也就不能不使人对林彪的这种作为产生怀疑，这在当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由此看来，紧张复杂的党内斗争确实有必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出发，通过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观察思考，并且往往将最坏结果作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以便于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林彪有意为之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打破了军内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导致四野力量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军内某一山头力量在军队高级领导机关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和隐患，形成毛泽东的隐忧。这种隐忧使毛泽东看到因林彪的用人政策透射出的动机和目的最终可能给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由这种分析出发，我们认为林彪的作法在当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促使毛泽东做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这在当时仅是毛泽东从逻辑上推演出的林彪提议进行军队人事变动的一种可能性，尚处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阶段。鉴于这种状况仍在发展，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他的意图当时也尚未暴露，毛泽东对此也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2、关于“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的分歧
关于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直至最后被毛泽东否决，当时曾经身临其境的林杰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不妨引述如下：“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关锋、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军报宣传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关锋、王力和胡痴、唐平铸。当时王、关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宣传小组成员。该文件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该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个人，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上报全军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
《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同意后，没有下发全国。“宣传方针”没有经毛主帝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军提宣传方针》，经林彪批准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报社论如此卖力地执行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而置中共中央的”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于不顾。社论贯彻的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军报宣传方针》。“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军报宣传方针》和军报社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是1967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0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关增加的原文如下：“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枇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1967年第12期)
“揪军内一小撮”显然是根据《军报宣传方针》。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7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8月10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8月13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毛主席只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完全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的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会后，9月1日，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革委套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只提党内一小撮，因为不管党、政、军各个战线，都是党领导。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么‘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祥打乱我们的军队，是自毁长城。”总理和康生等也都赞同江青的这个讲话。他们都没有说，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总理在接见广州代表时也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周恩来年谱》第18l页)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呢?因为毛主席早己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
尽管纪念建军节时，《一封信》和两报一刊社论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大体经三个阶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准了王力等四人写的《军报宣传方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接着《解放军报》于12日和14日相继发表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发出《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亲自加写了一条：“不许冲击军队问题”。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关锋在社论中增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见了，指出是“反军”、“毁我长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林彪闻信，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把“军内一小撮”划掉，批退林彪。当时毛主席没有追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如果不再提这个反军口号，问题可能就此结束。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党纪国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此文件发出之后．人们以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队。北京红卫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十万火急跑到全国去揪。8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大骂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大的事，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在红卫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造成很大混乱，形势严峻。幸好问题被毛主席所觉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时把他隔离审查。[71]
由此看来，“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首先提出来的，随后《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宣传。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中又重申，王力在毛泽东已经批示的《中央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又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最后通过《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推向全国。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并否决林彪报送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军报宣传方针》。那么，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又为什么强烈反对呢？从党内程序上来说，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一个口号，是应该报毛泽东批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今后一个时期内斗争的方向，而且也关系到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及军队的稳定，也关系到军内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可是林彪却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情况下不但提出来在军报宣传，而且在公开讲话中又一次重申，最终通过《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以中央的名义作为一个号召推向全国。这固然是在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后，有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像这样一个口号的社论在党内程序上也还是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的。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外，“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势必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军队，从而引发军队的混乱、分裂，甚至内战。
下面我们主要从“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的动机方面予以分析：
（1）军队稳定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作为经历过艰难复杂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来说，是深知军队稳定对政局稳定的重要性的。文革开始后，党政机构，文化教育单位，工农业等许多行业遭到冲击，一时天下大乱，这个时候军队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文革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只要军队稳定，并且控制住军队指挥权，既使社会上出现混乱，也能够予以及时扼制，不致于出现失控，酿成分裂动荡局面。在平时，军队稳定关系到社会稳定。在文革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军队稳定对社会稳定就更具有特殊意义。虽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军内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那是就全局讲的，是一个泛指。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不能照搬地方的方式，而要有自己特殊的方式，以求维护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对军队文革的态度，似乎是军队要进行文革，在文革的洗礼中改变官兵的精神风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要处理好在军队进行文革和稳定的关系。
（2）冲击军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前面已经说过，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直接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这个时候冲击军队，或者导致军队混乱，难以履行职能，混乱局面将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军队之间矛盾激化，全面内战，酿成割剧分裂的局面。在这种局势动荡，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文革也最终会以失败而收场。这种局势的混乱已经偏离了文革的既定轨道，因为文革本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革是一场演习，而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因而毛泽东在局势混乱到可能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时，就要采取措施，制止混乱的升级。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扼制混乱升级的主要措施之一。当时要控制混乱，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就要依靠军队介入，实行有效控制，这就要求军队首先保持稳定。而“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导致冲击军队，引起军队的不稳定，而军队自身不稳定不但难以正常履行“三支两军”的职责，难以稳定局势，而且还会导致局势继续恶化，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最终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已经主导了地方的政局。由于地方斗争形势的复杂化，军队也在相当程度上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中。这种派性斗争不但致使一部分群众组织和军队产生了对立局面，而且又发展到支持不同派别的军队之间的对峙，这种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对峙如果处置不慎，随时有可以爆发内战。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只能是促使军队与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成为诱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线。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不论从文革发展的逻辑，还是政局稳定的需要，以及军队正常履行职能的要求，都不允许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
（3）林彪的利益动机。“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虽然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他也会进一步思考：林彪为什么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呢？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底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利益上的问题呢？
我们下面就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
我们首先从认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所谓认识分歧也就是政见的不同，这在党内认识的分歧是会经常出现的，也是正常的。这种分歧也是党内矛盾的重要表现，通过同志间的辩论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难得到解决。党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中走向成熟和状大，这也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因而如果单纯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探讨、协商，逐渐取得一致意见的。我们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上看到毛泽东和林彪有不同的认识。
“揪军内一小撮”在全国公开提出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对“七二0事件”的认识不同，因而处理也是不同的。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文革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为达到文革的目的，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这种付出也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出现混乱也要在可控范围内。混乱一旦超出可控范围，真正酿成天下分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偏离了文革的轨道，那就必须及时予以纠正，扼制混乱的进一步发展。而军队则是行使控制，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为大局计，不能乱军。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来考虑问题的。如果林彪也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则和毛泽东就不难取得一致意见。但林彪认为，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发生，己经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成为文革发展的障碍，必须将其搬掉。他将“七二0事件”看得很严重，认为“七二0事件”是军内的“刘邓路线”，是一次反革命的预演，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要坚决打击，严肃处理，因而要打倒陈再道，以防止这件事引发连锁反应。这必然会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动荡，甚至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里我们不仅感到疑问：像林彪这样经厉过多次政治军事斗争考验，具有丰富阅历的人，难道就没有认识到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性吗？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全国逐渐陷入混乱，武斗逐渐升级。实行“三支两军”后，军队己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同时军队也陷入地方的派性纷争之中。军队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按林彪的阅历、地位、身份和经验，不会看不到这些问题，应该说对这种情况是清楚的。否则，那就说明林彪在政治军事上的低能和无知，这与林彪一生的经厉是不相符的。如果林彪知道这种后果还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那就说明林彪确实是别有用心的。由以上分析可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认识问题，具有明显的利益动机。
另一个是利益问题。林彪想借机清除异己。林彪是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其矛头率先对准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从林彪的意图看，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的。陈再道属于二野，红军时期属红四方面军，打倒陈再道是为了牵涉到徐向前。借助“七二0事件”，打倒陈再道，再通过陈再道涉及到徐向前，从而加强自己在军内的势力。
“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专指陈再道等人，“七二0事件”中的陈再道不过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所指的是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它的具体对象是谁？军内那些人属于“军内一小撮”？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并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是林彪冲口而出就在报刊上鼓吹起来。这必然会将群众运动引向冲击军队。由于没有严密的规定，因而就会使“揪军内一小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会引发严重混乱。既然是利益上的问题，林彪显然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以“七二0事件”为借口，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来打倒军内的反对派，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筑固和扩大自己在军内的权益，培植个人势力。这就显露出林彪的野心。
以上我们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如果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两人都是从发动文革的理念和文革的整体利益及军队的稳定大局出发，应该说两人是不难取得一致的。这种认识的分歧也是党内军内的正常现象，况且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也产生过多次分歧，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关系。但从文革开始后，林彪主持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对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在文革中遭受冲击采取保护措施，而对“七二0事件”后出自红四方面军（或二野）的高级干部陈再道却要打倒，这就不免使人对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产生怀疑。质疑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背后存在利益动机。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的讲话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签发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没有送交毛泽东审阅的情况下发表。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按惯例是应该送交毛泽东审阅的。）尽管社论中鼓吹的“揪军内一小撮”出自于林彪的公开讲话，但这个提法涉及到文革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关系到军队的稳定。难道陈伯达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还是因为陈伯达认为作为党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已经在讲话中提出，因而没有必要再送毛泽东审阅了？这的确是发人令人深思的。但从林彪于“七二0事件”后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陈伯达签发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积极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来看，其码在客观上陈伯达配合了林彪。鉴于陈伯达过去曾出现过的“投机”行为，这次又积极配合林彪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会给毛泽东留下清醒的印记，这也就构成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远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我们联系此前军内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在他们表面认识分歧的背后，我们看到浸透着林彪浓厚的利益情结。这也是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利益情结，是林彪的不经意为之，还是主动的攫取？是偶然，还是必然？毛泽东一时尚难以断定。但这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当时鉴于林彪的身份、地位及政治影响力，又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毛泽东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因而，“揪军内一小撮”被毛泽东否定，至少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某种警觉。
3、关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分歧
我们先来引述“第一个号令”下达时两位当事人的回忆。
关于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林彪秘书张云生有一个回忆，我们不妨转述如下：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首长叫秘书去一下。”内勤进来通知说。这是林彪到苏州后的第二天的下午。“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对我说。他示意我作一下记录。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迅联络要经党贯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我问林彪：“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但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象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条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向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又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他是善作大文章的，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辞句。当然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进门就带头说：“一0一呀！你让秘书转给我看的那份电话记录稿，我看过了。不过，我想给你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她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用意是清楚的。叶群重复了我提的那两条。“同意，就照你说得那么办。”林彪说完，又低着头在地毯上来回漫步。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叶群说。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72]
关于毛泽东在收到“第一个号令”后的反映，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有一段回忆：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选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以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再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现打电话给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控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73]
从张云生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认为林彪向他口述紧急指示的时间是十月十八日。因为他在回忆中说林彪到达苏州是十月十七日，是在第二天下午向他口述的紧急指示。但我们从汪东兴的回忆中分明看到由林彪处发给总参的电话记录的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黄永胜在收到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的电话纪录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紧急传达到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及卫戍区。[74]由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引用的是当时电话记录的复印件，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以汪东兴的回忆录中的时间为准，张云生的回忆时间有错。
（1）从“第一个号令”的实施看，是要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就由军委办事组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在全军下达执行，这显然违犯了军队的指挥程序，分散了军队指挥权，暴露出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们由此对“第一个号令”进一步分析如下：
①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是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军队指挥权关系到能否指挥调动全军，能否控制军队的问题，这和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是有重大区别的。从这种重大区别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判断“第一个号令”是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来进一步分析“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我们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分析，这并非一般性指示，像各军区立即组织战时领导班子，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就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退一步讲，就是关于军队的一般性指示，向全军下达也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更何况是关系到军队指挥调动的问题了。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实际上表明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就可以调动全军。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②“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执行违反了军内指挥程序。林彪的紧急指示按军内指挥程序是否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可下发全军执行？按照惯例，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大事，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能下达全军贯彻执行。林彪实际上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经过军委办事组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因为像这样全军行动的大事，毛泽东批准后一般还要在常委中间进行圈阅后才下达执行。因而林彪的紧急指示实际上破坏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体制。况且像林彪这样具有丰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熟悉党内和军内的组织程序，不会认识不到他发布的紧急指示涉及军队指挥权这一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中也可以看到林彪非常清楚军队领导权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既然这样，林彪知道其紧急指示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又深知军队指挥权对于掌握军队和政权稳定重要性的情况下，仍然要这样做，就只能是有意为之。特别是在秘书提醒的情况下，仍然“先斩后奏”，显然这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而是有意这样做。因为以林彪的身份和阅历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③从“第一个号令”的时效及林彪和毛泽东的联系是否中断方面来分析，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十万火急，必须马上下发，没有时间和机会向毛泽东请示了？尽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战备疏散。林彪到了苏州，毛泽东到了武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通信联系是畅通的，林彪并不存在和毛泽东联络的困难。那么，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必须立即下达执行，而来不及再报毛泽东批准了呢？林彪的紧急指示并非战争时期的紧急电报，因军情紧急需要立即回电答复，兵贵神速，因而来不及请示。我们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可知，林彪口授的指示记录整理后，又压了两个小时，才由秘书张云生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发向总参。总参于十月十七日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又隔了二十六个小时才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下达，因而这绝不可能是没有时间和机会请示的问题，而只能是根本不愿意请示。由此看来，林彪是有时间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尽管有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存在战争的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但林彪在通信联络畅通，而且有时间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全军调动的指示，这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④从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对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方面来分析，可以发现军委办事组和林彪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总参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未经向毛泽东请示批准就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迅速下达实际上表明其码在军委办事组内认可了林彪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有人可能要问：八一社论就写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社论都这么讲，为什么林彪“第一个号令”就是超越职权的违轨行动呢？在宣传中这样讲，是从文革发展的政治形势出发，而在实际上军队指挥权自有严格的运行程序，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本来，按照军委指挥机构的运行程序，总参在接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后，应立即进行复核，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按组织程序要在请示毛泽东后才能下达。作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不会不明白这个程序。据前文我们知道，总参收到林彪秘书张云生由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应当是十月十七日晚七时左右，下达全军是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总参收到林彪紧急指示到下达全军整整过了二十六个小时。这里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请示的。但黄永胜非但没有把好这个关，而是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执行。这不仅使毛泽东产生疑问，黄永胜到底是执行谁的命令？这个总参谋长的组织纪律性那里去了？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八、九月间南巡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75]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76]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77]当然是有所指的。这种批评不能不使人想起黄永胜签发的“第一个号令”。
（2）“第一个号令”是林彪为了达到检验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而有意采取的行动。为了使自己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能够顺利下达执行，而又规避风险，林彪作了精心的谋划。我们下面就从林彪选择发布紧急指示的时机、方式、意图和所要取得的效果等方面予以分析。
①“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时机选择。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发布有一个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出现了边境冲突，苏联对中国发出战争叫嚣，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歼灭入侵之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林彪是在未经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发布的紧急指示，且又严重破坏军队指挥体制，因而这是令人生疑的。这实际上不过是掩人耳目，进行战略试探，借机攫取军队指挥权。林彪选择在中苏处于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发布的紧急指示，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以此为烟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免引起别人的察觉。又可以一旦被否决，就以中苏战争为幌子，留下从容回旋的余地，尽可能消除不利的影响，因而林彪要选择这样的时机来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
②“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方式选择及意图。我们现在从林彪紧急指示下发选择的方式上来进行分析。一是将紧急指示报经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后，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以中央名义下发；或仍用林彪名义下发，但有军委的转发通知。那么林彪为什么不报告毛泽东呢？因为报告了毛泽东，无怪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批准，一种是不批准。如果毛泽东不批准这个紧急指示，林彪就难以通过实施这个紧急指示所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这种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式的游戏，来检测自己对军队的指挥调动能力。如果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紧急指示，在当时的运行体制下，像这样涉及全军指挥调动的指示，是不可能以林彪名义下发的，当然只能以中央军委或毛泽东的名义下发。退一步说，既使以林彪名义下发，也要由军委起草一个转发通知，这样对各军区和军兵种下发的战备命令还是起不到检测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能力的效果。二是未经毛泽东批准就下发紧急指示。这也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以中央名义下发；或仍用林彪个人名义下发。我们看到，林彪没有选择未经批准就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明显是盗用中央名义，更露骨地显示出林彪越权发布命令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因而林彪就决定先斩后奏，选择未经毛泽东批准而以个人名义下发的方式，直接向总参下达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执行。因为选择这种方式既可以检测林彪的指挥调动军队的能力，同时又不会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授人以柄。既使被否决，追查下来，以个人名义比用中央名义发布紧急指示更易于逃脱责任，消除负面影响。同时，林彪还想借机试探一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摸一下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以作为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3）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态度及这个事件对毛、林关系的影响。
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到底收到过由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了吗？烧掉的传阅件到底是总参发来的，还是由林彪处发来的呢？毛泽东为什么对传阅件用“烧掉”这个词呢？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林彪“第一个号令”的传阅件后，自己点火将传阅件烧掉了。毛泽东烧掉的传阅件是从总参发来的，还是从林彪处发来的呢？汪东兴的回忆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经过分析认为毛泽东烧的显然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因为汪东兴在回忆中说明这个传阅件是在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注意这是急件传阅，也就是林彪的紧急指示已经下达执行，而并非是申请批准。后来周恩来又与当天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这个传阅件没有，正是因为此事预先没有在常委内部传阅，周恩来此前不知道此事，所以他才专门于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在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外地后，周恩来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总参的传阅件应是先报周恩来，然后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总参走得是这个程序。林彪是不用这个程序的，因为周恩来在军内没有任职，而林彪在党内名列第二位，当时比周恩来地位高，又是副统帅，从组织和指挥程序上来说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应该首先呈送毛泽东请示批准，而不是就紧急指示的下发去向周恩来专门请示。况且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有专门联系的渠道，这又并非是在常委内传阅，不必非要经过周恩来转发，因而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是不会发给周恩来的。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烧掉的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
那么，此前毛泽东是否收到由林彪处传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现在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确凿史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看，张云生提议报告毛泽东被林彪和叶群接受，由叶群负责报告毛泽东。叶群会不会把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及时报告毛泽东呢？从逻辑上推测叶群不会不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毛泽东。因为林彪和叶群不会不知道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下发这样的关于全军调动的命令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向毛泽东报告了，以后这件事一旦查问下来，就有利于自己摆脱责任，逃脱干系。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掩饰自己的目的和行动。当然要选择报告的恰当时机。叶群不会提前报告毛泽东。因为提前报告了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予以反对，紧急指示就要废除；既使毛泽东同意，也仍然难以检测到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向全军发布命令的效果。叶群也不会在总参的“第一个号令”下达之后报告毛泽东，因为那样更明显地是先斩后奏，违犯纪律，破坏指挥程序了。叶群报告毛泽东的时机应该选择在给总参的紧急指示发出后而总参的“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下达前。在向毛泽东报告的时候还要有意隐瞒这个紧急指示已经发给了总参。因而我们据此推测，叶群应该是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收到总参发来的传阅件前，应该收到了叶群发来的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但就是收到了由林彪处发生的紧急指示，也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的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就由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执行了。这也同样是先斩后奏，不过手段更为隐蔽吧了。
我们现在尚未看到毛泽东在收到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反映。当时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在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向他报告的同时，未经批准就已经向总参下达了。而总参也在未经上报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看来，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或批准，或未批准。既使批准，可能在尚未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的情况下（既使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也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收到传阅件。这从传阅件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收到了经周恩来转来的总参传阅件。这才是毛泽东对此加以不满的真正原因。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行动，一个严重的事态，果断地做了决定：烧掉。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处理决定用的是“烧掉”这个词，也是经过斟酌的，是慎重的。用“烧掉”这个词，既表明了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坚决反对，将它予以取消。鉴于林彪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从维护林彪威望出发，因而毛泽东没有用“废除”、“作废”这样的词句，也没有为此追究责任。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个号令”固然产生于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但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涉及到全军的调动，这不是一般性的指示，而是涉及到军事指挥权的大事。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林彪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达关于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总参接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也没有及时按程序上报批准，竟然迅速下达全军执行。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第一个号令”虽然是由黄永胜签发，但要经军委办事组成员圈阅通过，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出自于林彪任司令员的四野，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鉴于林彪是当时的接班人，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旦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种关系是否带有宗派的性质，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作为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通信联络正常的情况下，竟然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未经批准就下达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措，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这一事件再与此前林彪提议的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变动及“揪军内一小撮”和组成由主要由林彪亲信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此前这些事件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以前关于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要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由林彪率行提出，但被毛泽东否决。因为这涉及到下一步文革的运动方向和军队的稳定。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则是直接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如果此例一开，林彪则可以未经最高统帅批准就能够调动全军，也就实际上获得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样看来，“第一号令”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态。这会使军队指挥陷于混乱，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第一个号令”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发展上，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件事表明林彪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攫取军队指挥权。但他所采用的手段、选择的时机与方式及意图又是极为隐蔽的，是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这件事不仅加深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但毛泽东以这件事的处理是果断而又慎重，根据事态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观察，没有轻易地下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军事领域的分歧和矛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林彪提议下的高层人事变动情况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未经毛泽东同意就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使毛泽东产生了警觉。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向全军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通过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执行，导致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已敏感地意识到林彪有攫取权利的野心，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变化。毛泽东和林彪由认识的分歧开始向组织上的对立转移。这对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发展开始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