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一、关于文革发展思路的不同
从“七二0事件”后和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文革的分歧。
1、关于“七二0事件”后的文革发展方向的分歧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自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全党后，为消除文革发动的障碍，使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毛泽东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1）围绕“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拔正了文革的方向。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发北大的大字报，兴起红卫兵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2）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改组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党内高层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刘少奇由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降为第八位，林彪则上升为第二号领导人。（3）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全面夺权浪潮。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各地高级领导干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对他们说只要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改正错误，就不会被打倒。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毛泽东的思想工作成效不大。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全面夺权了。各地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的这种犹豫、观望和不解的态度，使毛泽东使失望，并进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当上海出现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时，毛泽东很慎重，没有立刻表态支持。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时也鉴于各地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观望态度，毛泽东最终认可了这一行为。这样上海一月风暴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全面夺权浪潮。（4）二月逆流事件。全面夺权引发了各地的局势混乱，这引起了中央高层一些领导人的忧虑，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这个事件是由于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提出打倒陶铸的批评而引发，事后江青、张春桥、王力将发言纪要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等人，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中央高层领导机构进一步改组。（5）毛泽东命令军队“三支两军”。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面临两难选择：一是结束文革，这样混乱也就随着结束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反修防修的“演习”，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来探索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为防止人民政权的变质，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毛泽东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以保证党和国家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手中。由于这种探索是空前的，也没有经验可循，同时也由于其它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也是难以避免的。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错误。同时，混乱也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致于真正导致天下失控，因而毛泽东不会采取结束文革的方式。二是在继续进行文革的前提下，派军队介入文革，通过支左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当然这种支左是政治性的），依靠军队控制混乱局面，对一些重点单位或秩序失控的单位进行军事管制，将文革纳入有序轨道，保持工农业的正常发展，保证文革的顺利开展。这就是军队进行“三支两军”的由来。文革开始后，从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就是要不但使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而且还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力求取得实质性成就。
武汉“七二0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毛泽东采取的文革政策与刚才我们回顾的文革发动阶段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谈话和措施中发现毛泽东对文革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毛泽东对文革布署出现重大调整，也就是由以前的侧重于“放”转为侧重于“收”，由以前的鼓励造反派敢于反潮流转变为遏制极左派的过激行为，安抚当权派，化解矛盾，控制混乱局势，以求社会稳定的轨道上来。这样，组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就成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布署及政策、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并适时结束文革，以便保持局势的相对稳定，避免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这一政策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发表的谈话。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表的谈话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的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对当时出现内乱局势的忧虑。这是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发表的比较系统的谈话。对一年多来的文革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就文革的政策及斗争策略做出了重要指示，为下一步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2]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说得形势好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关心国家大事，行使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斗争，是我国防止修正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现象，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也是尽管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少混乱现象，毛泽东仍然保持乐观，充分肯定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但毛泽东不仅有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他从当时局势的发展中敏锐地认识到文革如果再照以前那样搞下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而，我们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文革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成为他和林彪在文革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分歧。
①针对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内斗，号召在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3]毛泽东在这里讲得是由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认清大方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而不是自己分裂，进行内斗。对于群众出现分裂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4]毛泽东在这里是提醒两派组织的群众，要从大局考虑，认清出现不同群众组织的原因，警惕被人利用，实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至于如何实现革命的联合，在联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做了分析和说明。如何对待犯错误的群众，他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5]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翻然醒悟，使站错队的群众放下包袱，消除顾虑，重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行列。这是在争取站错队的群众，也是群众组织联合的一个方法。而不能采取暴力或简单粗暴的方式，这是由文革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实现群众联合的正确途径。在两派联合过程中，要多讲自己的错误多做自我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自封的核心迟早是要垮台的。这是在两派联合过程中基于权力分配的分歧而影响联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是在告诫人们要注意这些问题。针对两派群众组织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各自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两派要互相少说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6]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7]这是在告诫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遵重对方，不要个人私欲膨胀，唯我独尊，要虚心，要从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才干，而不是夜朗自大，固步自封，这不但无利于革命的联合，而且也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不利。对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毛泽东说：“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8]这样不但锻炼了该组织的群众，同时也有利于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这是毛泽东提出不同群众组织之间联合的一个方法。最后，毛泽东号召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9]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特别强调革命的大联合，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原因、为什么两派组织要联合起来以及在联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联合的方法，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作为下一步进行文革的政策指导。从毛泽东要求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来看，毛泽东已经敏锐意识到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所孕含的潜在风险，要采取措施缓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对文革的政策和策略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鼓励造反了。现在强调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大联合，实际上就是在全面夺权之后，以群众组织之间的联合这基础，三结合的新型国家机构—革委会的成立为标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②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10]这是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鉴于在全面夺权浪潮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干群关系有恶化之趋势，这是要广大造反群众要正确认识干部队伍，正确对待干部。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估计，所以才产生下面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一定要解决好。”[11]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因为这是基于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用积极地思想斗争的方式，而不要搞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要等待干部自己的觉悟，要给犯错误干部认识错误的时间，并进而说能否正确对待干部是能否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对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呢？毛泽东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2]这里毛泽东分析了干部之所以遭到冲击的原因，干部要吸取教训，以后在工作中应该如何改变工作作风，紧密联系群众，搞好干群关系。从毛泽东对干部的谈话中，我们看到，这与在全面夺权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果在全面夺权前夕，毛泽东一般不会这么讲。因为如果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夺权了。夺权后，毛泽东这样讲是为了使群众能够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团结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苦口婆心地说服当时的高级干部，后来由于对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的肯定和支持而在全国引发的全面夺权风暴，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待干部政策的某种变化。这种对待干部政策的变化，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文革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③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告诫。毛泽东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地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3]毛泽东在这里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像以前那样继续斗争了，再继续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就要犯错误了。要注意到文革的政策己经做出了调整，现在就是要总结经验，团结干部，特别是犯错误的干部，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做好文革的收尾工作。
④毛泽东明确说要结束文革。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中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14]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事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15]这里毛泽东说的这几个月，就可以看到眉目了。实际是说通过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后，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特别关心“大联合”的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健。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里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二个省，形势就很好了。[16]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视察途中，据扬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7]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18]
我们由此看到，全国各地的夺权行动基本完成，文革在政治领域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新型的国家机构—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同时，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导致天下分裂割据的局面，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就必须就文革的政策进行调整，适时结束文革。
由以上我们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研究发现，鉴于文革夺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同时文革中两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武斗频繁，且呈向全国蔓延扩大之势，全国政局有陷于混乱失控的危险，因而毛泽东提出要适时结束文革。由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毛泽东对文革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这种政策调整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对“七二0事件”的处理。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武汉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支持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当时武汉是全国比较混乱的地区，武斗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到了武汉。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作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又邀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毛泽东对在座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推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否则。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19]据王力回忆：“总理的布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的明明白白。……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20]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及时改正错误，释放造反派头头，但并不是要打倒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工人总部要平反，他们被抓的头头要释放，但他们也要拥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百万雄师仍可以保留，其中有坏人。毛泽东并不同意打倒陈再道，而是帮助陈再道纠正支左错误，保陈再道。基本方针就是要通过做工作，使三派矛盾缓和下来，团结起来，实现武汉局势的稳定。既使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写道：“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分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21]我们看到，在这个指示电中，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支左转变了立场，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并说只要其改正错误，仍然是革命同志。对于百万雄师和某些想不通的部队人员要做好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同时，由于中央这次支持了左派，要注意说服他们不要乘机报复。这个指示电并没有因为发生了“七二0事件”就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仍然和以前一样，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三方矛盾，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使他们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筑固文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看到这与前一阶段毛泽东同意承认全面夺权、批评二月逆流、同意打倒刘少奇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同意打倒陈再道等人，而是要在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和各方团结起来。这也就客观上反映出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3）采取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遏制极左思潮。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22]
据林杰回忆：“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2007年10月23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23]
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作了外交部夺权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现在你们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24]
关于王力被隔离审查，林杰回忆道：“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杨成武、吴法宪也参加了，叶群借口有病未参加。会议专门批评王力和关锋。由康生发言揭发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毁我长城”，批评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军内一小撮’。第二个问题是“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第三个问题是执行“三降一灭”路线。会议结束时，总理问王力有什么话要说。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王力哭着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从此王力被隔离审查，离开文革。关锋也因在《红旗》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受隔离审查。陈伯达在会后却卑鄙地从关锋手中抄走由他签发的《红旗》社论原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责。”[25]
以上我们引用了几段史料来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原因。后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文革发动阶段具有很大影响力，对他们的处理，表明毛泽东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制文革中出现的极左行为，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某些必要的调整，以防止文革局势失控，以保证文革回到健康有序的轨道上来。
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对文革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逐步控制混乱局面，将其纳入稳定有序的轨道。毛泽东发动文革有自己既定的理念，他将文革确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文革冲击干部，消弱的是干部的特权，以运动的形式迫使干部安分守己，谨慎履行职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通过群众来监督干部，制约干部，纠正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形成干部和群众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就要求干部和群众都要正确对待文革，通过文革，广大群众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利以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做出的决策始终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护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党政干部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利，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群众；同时，广大群众也要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着重批判得是干部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不是简单地把干部拉下马就完事了，更不是对干部进行人身污辱和摧残。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26]，这是指两方面说的。既包括造反派，也包括干部。这实际上就界定了文革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从根本上文革必须沿着“文斗”的轨道前进，在“文斗”的轨道上稍微摆动一下，也无妨大局。一旦文革有可能脱离“文斗”的轨道，转向大规模的“武斗”，酿成动荡局面了，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文革的运行轨道。这是我们在分析“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文革政策调整时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将文革政策予以调整呢？前面我们回顾了毛泽东发动文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全面夺权掀起了文革的高潮，在夺权完成以后，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目的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是毛泽东采取政策调整的前提。下面我们着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原因。文革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空前探索，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严重的失控状态，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分裂割剧局面，甚至可能动摇党和国家生存的根基，毛泽东就不能不从稳定出发进行政策的调整。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社会上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迅速做出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27]，将这股风压了下去。从五月份开始，出现了武斗。由于王力引发的武汉“七二0事件”，八月七日王力发表的外交部夺权讲话，及后来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那样严重的涉外事件。王力和关锋合伙鼓吹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将锋芒指向军队。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这种混乱再持续下去，必将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因而，遏制目前这处混乱局面就成为首要任务。武汉军区领导将造反派头头抓起来，采取镇压措施，犯了方向性错误。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之间出现对立局面。当然，这并不仅是武汉军区的问题，其它军区在支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这种情况。这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存在着利益动机，也令毛泽东深为疑虑。毛泽东将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不同意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这又是为什么呢？当时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恢复稳定有序的政治需要，是毛泽东决定调整文革政策处理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犯错误的出发点。因为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在全国确实形成军队控制全国的局面。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在支左过程中确实犯了方向性错误，但若将其打倒，势必会在全国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如果当时唯一有力量控制全国局势的人民解放军陷于混乱，那将真会导致天下大乱而不可收拾。同时各地军队干部对这种冲击会持什么态度呢？“七二0事件”，分明是有的部队和群众组织采用暴力方式强行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对中央的一次示威。在文革开始后，从中央至地方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持一种抵制态度。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弯子，在无奈下才不得不同意将他们打倒，或靠边站。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由于军队角色的转变，军队干部又负起了地方党政干部的职责，文革冲击的重点是干部，军队干部势必也就成为冲击的重点。因而就会使军队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一样，会对文革产生抵触的情绪。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爆发就是一个苗头。是既将出现冲天大火—天下分裂动乱刚刚冒出来的一点火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毛泽东透过这个刚刚迸出来的火星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巨大隐患。同时，群众组织的分裂，造反派的受压在全国则是普遍现象，左派难以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涣散性、无组织性的弱点逐渐暴露，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调整政策。这里我们看到文革的发展和天下稳定的对立统一。从根本上说，开展文革是为了实现天下的稳定，缓和矛盾，但文革的开展必然会对稳定造成冲击；为了文革的开展，既使冒一定的混乱和风险也是必要的，但当稳定遭到根本动摇，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时候，求稳定就是第一位的目标，文革的开展就要服从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这就是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七二0事件”后，如果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强力推动文革，在军队干部控制全国政局的情况下，会客观上迫使军队干部联合起来抵制文革，倒有可能真会酿成兵变，当时的局势难以再承受这样的动荡。如果强力推行文革，遇到兵变、激烈对抗，中央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调整政策，转入战略退却，或者是采取武力措施，将其消灭掉。如果到不得已时，中央再不得不调整政策，转入退却，那将要被动得多，且严重损害中央的权威，对文革成果的筑固也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若采用武力措施，强行推动文革，有可能导致军队领导干部的集体对抗，而这种对抗通过“七二0事件”又已经露出了一点苗头，是即将出现的大规模激烈对抗的前兆，这会偏离文革的既定轨道，也与文革的意图背道而驰，将导致内战局面，文革的成果也将在这种内战中毁于一旦。毛泽东将文革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演习”就要通过“演习”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而不能真刀真枪地去拚命，不能在“演习”中将自己的实力消耗掉。因而继续采取激进化的措施来推动文革，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的情况下，就会使文革的发展脱离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轨道，最终以四分五裂的惨状收场。这当然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果断地调整了文革的政策。
在一九六七年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在“七二0事件”后，林彪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二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决定：①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林彪对江青等人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28]在这一次会议上，林彪把“七二0事件”定为“反革命爆乱”。 [29]
武汉地区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乖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30]王力回忆说：“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31]另外，据林杰回忆：“7月24曰，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请毛主席审批。这天毛主席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七二0事件”的电报。主席先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认为，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封信》却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毛主席对林彪同意的陈伯达写的《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毛主席不同意批发《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号，重点是退。显然《一封信》和毛主席亲拟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是对立的。可是，林彪和陈伯达坚持错误意见，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7月27日向全国下发《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和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亲拟的《中央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发的经王力篡改过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内部大量印发宣传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积极宣传毛主席写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32]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看到，林彪认为“七二0事件”是全国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因而乘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将武汉“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把陈再道等人打倒。这必然将导致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军队，对军队造成更大冲击，带来军队的不稳定，难以正常地履行职能。在文革全面夺权已造成地方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军队成为当时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一旦军队出现混乱，那么将会使全国出现向更加混乱演变的趋势，甚至出现分裂割剧的结局。林彪和毛泽东观点的不同，单纯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还是有着利益的动机呢？从陈再道和林彪并非一个山头和上面所引史料来分析，显然不能排除林彪这样做的利益动机。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林彪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和“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对“七二0事件”采取缓和措施，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寄希望他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打倒他。对文革的政策做出调整，由“放”转为“收”，以避免局势的失控。而林彪却主张要严厉处理，将“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进一步冲击，从而使局势陷入更严重的混乱，这与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确立的调整文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局势混乱的设想背道而驰。这种对文革发展认识的不同对他们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洞察力，分明意识到他与林彪的这种分歧，也会联想到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是一种单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呢？当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结束视察回到北京时，王海蓉问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看法时，当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也不好说什么，而是念了唐朝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就杜门谢客了。[33]
2、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的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名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是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编，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34]对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的态度，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也对报告稿一次也没有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有改过。他原来布置‘拉条子’（指为林彪起草口头发言稿。—引者注），说是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35]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汪东兴回忆道：“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别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36]
康生大概看出了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的矛盾。如果单纯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在起草政治报告过程中的矛盾，这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矛盾，，况且是毛泽东让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来搞的，康生也用不着避嫌。但康生分明看出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大政治报告上争论的背后，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分歧的反映。因而康生既使是毛泽东要他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情况下，他也借口生病而不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的讨论。但当张春桥、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却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37]看来，康生知道林彪衷意于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初稿写好后，康生就给林彪打电话，说自己没有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讨论，以消除林彪误以为自己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而可能产生的不满情绪。康生的电话用语显然是经过精心斟酌过的。关于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康生并没有称赞，而是用词谨慎，在肯定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存在不足。因为康生知道这个政治报告稿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的，因而他说“报告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但鉴于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报告稿的冷淡情绪，康生又指出它的“份量是不够的”，还要进行讨论修改。我们通过分析康生的话可以感到康生通过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而他自己则圆滑地游刃于其间，显示出明哲保身的官僚习性。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本来毛泽东是让林彪挂帅，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一块来起草。当时已决定林彪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陈伯达常往林彪那里跑，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当然反映了林彪的观点。但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三人不能合作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方面，更体现在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立足点不同。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平行作业，分别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名称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其拟定的提纲和起草的部分进行讨论时，张春桥、姚文元说：陈伯达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陈伯达则讥讽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38]这种报告立足点的不同反映出中央高层在文革发展和大政方针上的分歧。但从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鼓吹唯生产力”方面，可以透射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稿，主要讲发展社会生产，而没有着眼于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报告立论的中心。当然这个报告体现了林彪的观点。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这个问题是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39]这进一步可以说明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立足点的不同。但最终毛泽东采用了张春桥、姚文无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主要原因还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更体现了毛泽东的思路和意图。因而，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主题的争论实质上体现了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文革发展及政治观点上的分歧。
那么是否就象有些人那样简单地认为，九大后林彪主张搞经济建设，而毛泽东仍坚持进行文革，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实际上并非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一方面用巨大的精力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毛泽东发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种探索遭到挫折，当然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要总结经验教训，予以规范调整，使之更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毛泽东顶住了党内外的压力，在坚持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用四年时间领导全党完成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决策“两弹一星”，制定以吃、穿、用为目标的三五计划，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改善中国经济布局不平衡出发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夺权陷入严重混乱时，毛泽东又果断决定动用解放军进行支农、支工，以维护工农业的正常发展。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40]由此看来，毛泽东决不是不重视发展经济，而是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更测重于抓阶级斗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抓革命，促生产”。显然，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决不是经济建设该不该搞的问题，而是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的测重点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始终不变，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成果。
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是什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了林彪思想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则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说，这两份政治报告稿都讲到文化大革命，也讲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但这两份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不同，这种不同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对文革和国家大政发展的方针政策上的分歧。
（2）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筑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41]只有这样才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在经济战线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就难以筑固。而我国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一旦失去，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复辟也就随时会出现。因而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去进行的“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找到这样一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进行思想和政治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方式。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需要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系统概况和阐述，以作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方针。这种概括和总结也只有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出发，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依据，完善和丰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验证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因而，报告应该以文革作为立论的中心，来论证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发展过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意义以及下一步发展的设想，这要在九大政治报告中予以系统论述，以作为今后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固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相比，毕竟还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并不表明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因为单纯地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保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不能保证最广大的工农大众能够合理分享发展成果，避免两极分化，遏制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不变色。如果一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工农群众就要重受“二茬罪”，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必然为少数人占有，广大工农大众难以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毛泽东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那么，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底有没有道理呢？那么，这是否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这是毛泽东的主观幻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英明预见。如果在当时，或文革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倒还真是不好判断。然而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惊讶地看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不断从实践上验证毛泽东当年的预见。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以后，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破产，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少数人获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道德伦理水平逐渐退化。开放过程中，中国二十八个产业当中的二十一个产业已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我国在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加剧。由此我们看到，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实践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少数人获得，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却难以分享合理的发展成果，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经济精英榨取剩余价值、政治精英的权力腐败及文化精英舆论配合下的利润分享，这三股势力成为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对中国发展成果的主要获得者，随着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他们也有可能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该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去认识当年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的分歧，解析这种分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历史影响。
而体现林彪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又因何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呢？
一是认识问题。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出林彪认为进行经济建设来作为全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确实存在淡化文革的倾向。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中，林彪在文革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上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产生两个政治报告立论的差异。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影响深远。按照惯例，政治报告应该理所当然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概括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当然会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这是筑固文革成果，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林彪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况且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也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身为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他也不会不了解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主张和要求。但既然这样，林彪又为什么倾向于陈伯达起草的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的稿子呢？林彪当时对文革只能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像以前那样积极支持文革，认识到文革对我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如果这样，林彪就不会反对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了。由林彪淡化九大政治报告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可以判断，林彪并非这种认识。二是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林彪本来是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也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出了贡献的人，而林彪却不主张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而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说明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呢？这种变化到底意谓着什么呢？这种在政治报告中不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说明林彪对文革的必要性，文革对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前进，防止修正主义出现的重要意义产生怀疑，甚至动摇，认为文革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以后不能再搞了。
另一个是利益的动机。经过文革，林彪成为党内唯一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以四野干部为主的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事大权，军队通过“三支两军”，控制了地方军政大权，林彪成为既得利益者。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就要解散的情况下，林彪主张淡化文革，担心继续进行文革，下一步打击的矛头会落到自己身上，以图避免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的文革矛头指向自身，这显然具有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这种对既得利益的维护驱使着林彪淡化文革，尽快结束文革，恢复所谓的“正常”秩序。这是林彪提出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利益原因。文革才搞了一次，对其经验教训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而林彪却主张淡化文革，使人看到林彪在文革的中途产生动摇情绪，或者是想使文革从中途停顿下来，或者偏离其规定的方向（以文革来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又不能不使人怀疑林彪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真正怀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情积极投身文革，还是趁机谋取私利？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疑虑。作为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也一定会从中看到在与林彪分歧中潜在的矛盾和问题。
从林彪在九大上被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说明，这种由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差异所反映出的毛泽东与林彪对文革对社会发展认识的不同，也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判断。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认识的不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不会感觉不到林彪的这种变化，特别是发动文革核心阵营里的重要人物有此认识，可能导致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前景，以及将来是否还能够采取文革这种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产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九大上毛泽东又为什么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呢？这与刚才我们对林彪的分析似乎是矛盾的。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看来，毛泽东不仅对陈伯达撇开张春桥、姚文元单独起草政治报告不满意，而主要是对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不满意。毛泽东也不会不知道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反映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实际上也就是对林彪主张的淡化文革，片面主张发展生产力观点的否定。这是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可以通过同志之间的批语与自我批评，沟通意见，交流看法，达到协调统一。正是毛泽东将这种分歧界定为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而这种思想认识不同能够得到化解和解决，同时也由于林彪和陈伯达在文革发动阶段的贡献以及现实政治的需要等因素，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才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陈伯达进入常委。但这也并不意谓着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在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分歧的不重视，不过毛泽东认为这是认识的不同吧了。这种认识的不同能否得到统一，这种认识的不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希望通过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达到新的统一。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时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那么，这一次陈伯达起草的体现林彪观点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后，也会使毛泽东产生陈伯达在他和林彪之间投机的嫌疑。围绕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产生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具有明显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核心是如何认识文革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形式是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和起草权。这种分歧当时只不过是停留在思想意识阶段，最后以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否决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而使这种争论暂告结束。在争论中林彪呈现消极地应付状态。由于林彪对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不满，林彪在九大召开前竟然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一次也没有看过，也不做任何修改，直到最后又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推给了毛泽东。[42]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对今后文革及中国政局发展的不同认识，才产生了他们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被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军委办事组成员进入政治局暂时掩盖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的文革发展和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方面分歧的分析，我们发现武汉“七二0事件”后，就文革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毛泽东鉴于全面夺权后文革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同时急剧动荡的形势有使全国走向分裂割据的趋势，毛泽东以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为突破口，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准备适时结束文革。而林彪则要以“七二0事件”为契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继续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推动文革。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文革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继续做好斗、批、改工作。而林彪则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种片面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淡化文革的倾向，因为这没有真正认识到文革对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及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革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及文革进程的政策调整上。这种对文革的作用及其发展政策的不同认识，给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成为他们关系在政治上产生裂痕的内在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