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中国稻作史》第四章（五）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

五、灌溉

　　水稻的灌溉用水最初必是利用天然的河流，如《诗经·小雅·白华》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和《战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等。故《诗经》资料中只有灌溉资料，却无排水的记述。但《周礼·地官》中却有发达的排水系统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下地即泽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以涉扬其芟，作田。”讲的是怎样在积水的泽地，通过开挖大小沟渠（浍为大沟，遂为小沟）和坡塘蓄水（潴）及用堤防（防）止外水侵入等措施，开辟成可种稻的稻田。已经是相当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果视之为西周时代的技术显然不相称也不可能，一般公认《周礼》实际是战国时伪托之书，还掺入汉代的内容。这里的潴、防、沟、遂、列、浍很可能是前汉时的技术水平[1]。则完全可以理解。

　　王祯指出“天下农田灌溉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遗迹”。他列举了秦汉时期的重要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右史渠、钳卢陂、芍陂、鸿隙陂、雪陂、镜湖、萧河堰、都江堰等[2]。说是“皆能灌溉民田，为百世利，兴废修坏，存乎其人。”是很正确的，典型的是都江堰，修筑于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可灌溉成都平原十余县的农田500万亩。已经使用了2000多年，是四川粮仓的基本保证，估计每年的修理费用仅约当年农田收益的千分之一[3]。

　　水稻生产的重点在南方，秦汉时期南方未充分开发，所以水利兴修都在北方为主，到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移至长江流域，人口增加，稻田开辟，水利条件的保证也随之很快发展。表4—1是唐至元代南北水利兴修项目的对比统计。北方黄河流域自唐至元共有水利项目263项，只占全国总的16.17％，而南方光是长江流域即有799处，占总数的49.13％。南方三个流域共占总数的83.80％，明显大大超过北方。

　　正如《宋史·食货志》所指出的：“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表4—1中宋代全国1046项水利中，北方仅78项，占7.45％，南方则达968项，占92.55％的绝对多数。所以宋代的一本《农书》[4]说：“唯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若沟渠陂竭，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必置<氵囝>窦，以便通洩”。这是指水源高稻田低的场合。

　　如果是田高水低的场合，则用翻车，筒轮，戽斗，桔槔等“挈而上之”。翻车即龙骨车，据《后汉书·张让传》，系毕岚所发明（图4—14）。筒轮是将竹筒缚在水轮上，随着轮转提水，然后倒水（图4—15）。戽斗和桔槔是最简单的提水工具，桔槔早在《庄子》中已有介绍，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大大节省劳力（图4—16）。如果是地势曲折水源又远的场合，则有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图4—17）。王祯总述了各种水利设施后说：“水田，制之由人。人力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王祯的话是积极乐观的[5]。

　　关于稻田的灌溉技术，早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即有精辟的叙述：“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堘，令水道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意思是说，稻苗在春季天气尚冷时，水温应保持得暖一些，要让田水留在田间，多晒阳光，所以进水口和出水口要在同一直线上。夏天为了防止水温上升太快，则让进水口与出水口交错，使田水流动，有利于降温（图4—l8）。灌溉技术在考古发掘方面也获得一些证据。如四川成都东汉墓出土的陶水田，长方形54×37厘米（图4—19）。中间为一条横沟，内有游鱼。两边为稻田，上边的A区又分出8区，系为了保持水位相等。B区有两个方向不同的流水口，其作用可能类似《氾胜之书》的含意。四川各地东汉墓葬都出土有陶水塘模型（彭山、乐山、重庆、遂宁、绵阳等丘陵和山区的汉代墓葬普遍有陶水塘模型或图象），有的陶水塘还有水闸、水渠，包括拦水、排水、引流灌溉等[6]。在秦汉时称陂塘，其实即现代所谓小水库。秦汉时的“都水长丞”即是“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官吏。

　　南方稻田的灌溉技术显然受北方影响，《氾胜之书》所说的调节水温原理，在明清农书有变通应用。如徐光启指出：“为山田者，宜委曲导水，使先经日色，然后入田，则苗不坏。”[7]清《潘丰豫庄本书》说：“三伏天太阳逼热，田水朝踏夜干。若下半日踏水，先要放些进来，收了田里的热气，连忙放去，再踏新水进来，养在田里，这法则最好，不生虫病。”

　　稻田水层管理的另一重要技术为晒田，又称烤田，靠田等。最初见诸《齐民要术》水稻篇；“稻苗浙长，复须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虽然还没有专门的称呼，实际上“曝根令坚”四字已概括了晒田及其效果。靠田的名称最早见于宋代：“浙人治田，比蜀尤精……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这是四川人高斯得的记述[8]，看来宋时的稻田技术和劳动强度是以浙江一带为突出，如黄震的《咸淳八年（1272）春劝农文》就指出：“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江西）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太守曾亲行田间，见苗间野草反多于苗。”[9]以后在明代的《便民图纂》中称为“稿稻”：“近秋放水，将田泥涂光，谓之稿稻。待土迸裂，水车还之，谓之还水。”这里的“稿”应作“熇”，也即“烤”。在浙江的方志和农书中称“干田”，如早于《沈氏农书》五十余年的浙江《乌青志》（今桐乡）云。“小暑至立秋，计日不过三旬有奇，或荡或耘，必以田干裂缝为佳。干则根派深远，苗干老苍。”《沈氏农书》的内容与《乌青志》差不多，多引用了一条农谚：“古人云：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类似的农谚还有很多，如“秋前不烤稻，秋后要烦恼”；“立秋不见底，有谷没有米”；“处暑不干田，白露莫怨天”等等。以上农书及农谚所说的干田都指单季晚稻，因为太湖地区都是单季晚稻和麦子，油菜的两熟制。单季晚稻的生育期长，前期容易徒长，所谓“秋前不烤，秋后要倒”。烤田是减少水分供应，抑制地上部第一二节间的生长，使茎细胞壁增厚，有利于防止倒伏。所谓“有谷没有米”，主要指倒伏以后秕谷增加的结果。但干田的作用并不简单地指可以防倒。田土晒干裂，可增加土壤的含氧量，氧化土壤中有害的物质（如硫化氢等），促进好气微生物的活动，使有机物质矿化，释放有效养料。又，地上部的生长因水分减少受到限制，就改变了稻株体内光合产物的运转方向，即向茎和叶鞘内集中，增加半纤维素的含量，是防倒的物质基础。干田一般在分蘖末期，有助于加速无效分蘖的死亡，促使养分及早转向主茎，使主茎在稻穗分化初期就有充分的营养。

　　利用温泉水灌溉稻田，起了温室作用，南方即使冬季也可以种稻，便可有一年二熟至三熟稻。历史上记载温泉种稻的仅见诸南北朝宋的盛弘之《荆州记》（439）。但该书已佚，多转见他书的摘引。因而不免发生误抄误刻。而以清刘宝楠的《释谷》（1840）引文为最严重：“淮阳郡西北莱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这一条引文反复被近人引用，以至以讹传讹。王达正确指出[10]，荆州为古代“九州”之一，辖今湘、鄂两省及豫、黔、两广之部分，而淮阳郡属古徐州，在今豫东、皖北，苏西北，显与荆州地点不符。又，莱阳属古青州，在今山东胶东半岛，更与荆州相去甚远。一般在引用时多不注意地理位置的谬误，只着眼于温泉利用和双季稻种植。经查对有关征引《荆州记》的文献，以《太平御览·百谷部》的摘引最为正确：“盛弘之《荆州志》曰：桂阳郡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可见《释谷》的“淮阳”乃“桂阳”之误，“莱阳”乃“耒阳”之误。汉时桂阳郡管耒阳，都在荆州以内。耒阳县在北纬26°5′，气候本来（远较莱阳为）温暖，有了温泉，便完全可以冬种水稻。又，《太平御览》所引“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也有错误，据《后汉书》注补及《湖广通志》，应为“数十亩资以灌溉”，较为正确。

注释：

[1]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页。

[2]王祯：《农书》，灌溉篇第九。

[3]张含英，《我国水利科学的成就》，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l954，第6页。

[4]王祯《农书》灌溉篇转引《农书》云，不见于陈旉《农书》。

[5]俱见王祯《农书·灌溉篇》。

[6]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l979年第l2期。

[7]徐光启：《农政全书》（1620年），农事卷七。

[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9]《慈溪黄氏日抄分类》，转见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第244页。

[10]王达：《关于<荆州记>温泉溉稻的辨析》，《中国农史》，l985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