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市发展：“2010·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历史学会分论坛会议概述
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和新潮流。“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引擎的北京，已经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发展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北京以大国首都的定位思考和谋划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古今中外的伟大城市兴盛衰亡的历史，能够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此，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古今城市兴衰的规律，思考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2010年12月25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2010·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历史学会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成功举办。论坛的主题是“城市与城市文化”。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及北京市社科研究机构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刘林海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宋卫忠教授先后做主题发言。论坛由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主持。现简要介绍大会的主题发言和相关的讨论情况。
一
宁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唐宋城市寺院的社会功能——以都城为中心》。佛教寺院的社会功能早已为学界所重视和关注。何兹全先生在1934年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在1938年曾研究唐代寺院的宿房功能。宁欣教授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寺院对拓展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贡献。在报告中，宁欣教授指出，唐宋时期长安城的规划和布局采用里坊制，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了商品交换行为和市民的活动。长安城中的公共活动场所仅有承天门广场、花萼楼下和曲江池等几处，这些场所一般不对百姓开放。因此，市民缺乏法定的、正式的、日常的公共活动空间。城市需要某种场所承担起社会公共空间的职能。
唐代长安城中的寺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很多，仅城内就有一百多所，且其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很多官僚、贵族舍宅为寺；二是分布广，几乎遍布所有坊；三是占地面积大，多占半坊，有些甚至占据一个坊；四是所受限制较少，可以临街。都城寺院的这些特点为其承担社会公共空间职能提供了可能性。寺院所承担的城市公共空间职能形式包括：提供休闲养性之所，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作为戏场，参与经济商业活动，协助政府实施惠民措施。
宁欣教授还以北宋汴京(开封)大相国寺为例，论述了宋代寺院的贡献。北宋汴京大相国寺的社会经济功能更为强大：它定期开市，每月的固定日期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经营货物品种繁多，已经具有全国性商品集散中心的意义，且以寺院为中心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商业文化区域。可以说，寺院推动城市社会的纵深发展，直接参与或引导了都城作为市场经济和物资交流集散的中心地，从而赋予寺院参与推动社会经济的职能，此后逐渐形成的庙会和在此基础上日益发达的庙会经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色。从坊市到街市是中国从唐到宋的城市最主要的变化，寺院始终以开放的面貌促进城市的发展。寺院在中国中古时期对城市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
二
刘林海教授在题为《罗马城与罗马文化》的报告中，梳理了罗马城的演变历程，探讨其在罗马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林海教授指出，罗马城的辉煌是从帕拉丁山头上的一个小山村开始的，最初以帕拉丁为主，后来扩大到周围的七大地区。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罗马城规模不断增大。直到奥古斯都时代，对罗马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把一个砖头的罗马变成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
刘林海教授认为，罗马城是罗马文化的母体，其设计和建设深深体现了罗马文化的特点。首先是众多的神庙。随着罗马人宗教信仰对象的扩大，各种神庙遍布罗马城各个角落。其次是大大小小的广场。广场既是罗马政治、司法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宗教重地。再次是众多的竞技和娱乐场所。最后，罗马城有完善的公共设施、系统的饮水和排水工程、公共或私人浴室。这些城市设施是罗马人进行政治、经济、社交、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
罗马人依靠独特的政体、强大的军队和发达的法律进行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将罗马城的规划及制度理念传播到被征服地区。大大小小的“罗马城”遍布帝国，它们不但在设计理念和建筑上复制了罗马城，而且在制度上因袭了罗马的实践。最终，罗马城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成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报告中，刘林海教授深入分析了“永恒的罗马”这一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公元1世纪，“永恒的罗马”这一观念形成，后逐渐与元首崇拜结合起来，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象征，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尽管从3世纪危机开始，罗马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帝国日趋衰落，但是，“永恒之城”的观念未变。随着罗马西部帝国的解体，“永恒罗马”的观念不断得到调整，其在字面上虽然以罗马城为对象，但在人们观念中更多地用以指代整个帝国和皇帝的统治。在古典后期，虽然罗马城的辉煌不复存在，但“永恒罗马”的观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将罗马神圣化，使得“永恒之城”又多了“神圣之城”的称号。
刘林海教授还以拜占庭、莫斯科、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第三帝国等为例说明，尽管罗马的政权灭亡了，但以罗马城为母体创造的文化以及确立的永恒观念并没有消失，相反地，它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影响深远。
三
宋卫忠教授在其报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族风格建筑思想的历史考察》中，对近代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民族风格与新式建筑相融合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宋卫忠教授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中、西方建筑师尝试将西方近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进行结合。在近代北京早期建筑中，一些中国自主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点，不过，这并不是自觉的设计，而是中国工匠习惯传统工艺，对西洋的装饰图案比较陌生所致。真正有意识的尝试，是从外国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等建筑开始的，代表性作品是美国建筑师墨菲规划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在外国建筑师不断尝试的同时，中国建筑师也对民族风格的新式建筑展开探索，他们对西方建筑师简单模拟中国宫殿式风格进行超越，创造出另外类型和风格的中国传统特色浓郁的新式建筑，例如梁思成设计的仁力地毯公司等。
宋卫忠教授认为，近代中国民族风格建筑的尝试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关系密切。它之所以能够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有关。西方教会为了减少中国人民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抵触，增加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在建筑中模仿中国样式，避免过度西洋风格引发中国民众不满。其次，与国民政府提倡分不开。国民政府曾明确要求政府建筑必须采用民族风格的形式。再次，与人们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新评估有关。人们虽然认识到旧式建筑的种种弊端，但全盘采用西方建筑风格不被社会所接受，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的结合体。最后，中国建筑师队伍的成长壮大也是必要条件。2。世纪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西方所受建筑教育是学院派教育体系，致力于历史样式的延续和模仿。这些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较容易采用传统艺术形式。
北京近代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尝试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建筑发展的必然产物，翻开了中国建筑史的宝贵一页。尽管在尝试过程中出现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其积极的一面不应该否定。其流行和后来的淡出，可以给我们很多经验教训，将为我们创造当代北京在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中国风格建筑提供有益帮助。
四
论坛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和学生就发言的主题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发言者认为，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的雷同化发展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失去本来的灵魂、性格和文化底蕴。在这一大背景下，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发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树立城市品牌，避免落人千城一面的迷失之中，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持一份独有的文化特色。
最后，论坛主持人郑师渠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城市与城市文化”作为论坛主题，这个选题具有前沿性。中国上海举办的2010年世博会充分演绎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激发了人们对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关注。而前不久发生的上海教师公寓大火事件，引起我们的反思：城市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繁华，安全却越来越差，城市宜居么?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古今中外的城市与城市文化，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次论坛的主题与时代关注的问题十分契合。三位专家的报告，涵盖古今中外，带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以及众多人口聚集的地方，中西方的城市有共性，人们对城市的基本设施和生活功能有相同要求。但因文化不同，这些要求在呈现过程中，表现方式、重点、特点也各不相同。中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罗马文化强调霸气和扩张，注重共和与法律，雕塑中多武士形象；而中国文化主张以德服人，缺少法律和共和，文官最重要。双方的传统和特色都有各自的优点，这是人类发展多样化的正常现象。第二，任何国家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古老国家的城市发展，都体现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创新的高度统一。做不到这一点，城市不可能壮大。欧洲的巴黎、莫斯科，日本的京都，都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的例子。而现代北京市的建设忽略了对传统的继承，一味求新求异，从文化上着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这不是应该提倡的。这一点，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应该进行反思。
郑师渠教授深刻总结了本次分论坛举办的意义。他说，本次论坛不仅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还了解到现代中国人该如何考虑城市文化的发展。学术从来不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只有从现实生活里汲取思想，学术才有意义。历史学会选择“城市与城市文化”这个主题，邀请专家来做报告，很有意义。
原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