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地位
在历史文献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中，“分支学科”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回顾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以来出版的诸多历史文献学论著，可以发现历史文献学界对于“分支学科”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
众说纷纭的历史文献学分支学科
一种意见认为，分支学科是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是历史文献学最基本的分支学科。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即持这一观点。该书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应包括历史文献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发展线索、历史文献学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三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分支学科“既包括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传注学，又有新提出的史源学、历史文献编纂学”；相关学科则是指已从历史文献学中独立出来的如金石学、方志学、档案学和甲骨学等学科。基于这一总体认识，该书分设上、中、下三编，下编内容“主要阐述历史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和实践方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分支学科应该是指历史文献学学科内部的专门之学，这些专门之学虽然在学科领域上统属于历史文献学，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学术成果的相对系统全面，逐渐成长为历史文献学学科内部较为独立的学术分支。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述论》一文（《图书馆建设》2004年3期）即持这一观点。文章认为“文献目录（分类）、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类纂、标点、注释、翻译，这些传统整理文献的方法与手段可以运用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上，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历史文献学既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自身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又有一些小的分支课题独立出来，并有一些专书问世，如正史学、通鉴学、历史档案学等，丰富和加深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应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随着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分支学科也会逐渐增多。
2005年，张子侠发表《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安徽大学学报》29卷4期），其中关于分支学科性质与内涵问题的论述，与王余光的观点基本相同。文章认为，分支学科是指“在历史文献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特定的研究领域因特别兴盛而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如《史记》学、《汉书》学、《通鉴》学、《尚书》学、《春秋》学、方志学、金石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而“版本、目录也好，校勘、辨伪、辑佚、考证也罢，都是古人治学常用的方法和门径，也是研治各种古代文献通用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又不能完全将它们包容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
与时俱进的分支学科
历史文献学关于分支学科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说到底是取决于对历史文献学学科性质及学科定位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各项专门之学视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论著者的观念中，历史文献学在概念和内涵上等同于古典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这种观念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献学的长足发展，历史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必要对本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给予相当的重视，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中国文献学的大的视阈中，关注其他文献学学科尤其是古文献学方面关于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问题的意见与思考，致力于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
早在2000年，冯浩菲发表《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年4期），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献学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把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门类，下设“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关于历史文献学，文章认为在郑鹤声等《中国文献学概要》和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两书所代表的年代里，人们往往把“文献学”与广义的“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献学”归于一体，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代表中国的整个传统文献学，但由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原有学科的地位发生了变迁。随着近年来现代文献学与专科文献学论著的大量出现，“已使历史文献学的专科文献学性质和地位形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专科文献学的通论性著作和教材应该根据本学科的专业特点安排章节，突出本学科的特点，切忌好大喜功，泛论不属于本学科范围内的有关问题。“有些历史文献学通论性著作中设立专章，分别介绍‘目录学’、‘传注学’、‘校勘学’等，就显得很不妥当。”这一观点得到了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回应。张子侠在《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中，就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在学科不断分化、细化的今天，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和各种专科文献学已经兴起，在此情况下，‘历史文献学’中的‘历史’理当是一个学科或专业概念，应明确规定其学科属性及其地位, 而不应该再混淆界限，越俎代庖。”
明确界定 专业化发展
分支学科问题与历史文献学学科性质及其定位问题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必要对本学科的学科性质及其定位问题展开新的探讨，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界定分支学科问题。对此，笔者想到以下几点，提出来供同行批评参考。
1.如本文前面所引论著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大趋势表明，专科文献学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是新时期文献学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历史文献学同文学文献学等一样，是中国文献学统一的学科体系内与综合文献学相并立的专科文献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前文献学界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共识。明确历史文献学作为专科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不仅不会削弱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反而会更有利于其自身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2.既然在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下，古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文献学三家合并为统一独立的文献学学科的构想在短时期内尚难以实行，三家仍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各自发展，那么明确把握各自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努力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制和基础理论，应该是未来各家文献学，尤其是历史文献学努力的方向。历史文献学通论性论著“混淆界限，越俎代庖”的情况确实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3.历史文献学作为专科文献学的学科性质明确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历史文献”的认识和界定也应该更加明确，即指古今一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文字记录应该是“文献”或“历史文献”的本质特征，任何他种形式的（如图画、符号、音像、没有文字的实物等）人类知识或信息的记录，都不应列入文献或历史文献的范围，进而成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既承认文献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应该对于学科体系的建设抱有科学的、严谨求实的态度，而不宜将文献的范围无限扩大。迄今为止，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都是针对以文字为形式的记录，对于由其他形式形成的知识记录，如古器物上的图案或符号，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并不具有专门的研究手段，而这正是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的专长。
4.尽管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古文献学同源，具有独特的、深厚的学术积淀，但它在当代学术中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朝着专科文献学的方向发展，无论在学科范围、研究对象乃至专学研究上，都与古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拉开了距离。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独立的专门学科，逻辑上说，应该是中国文献学统一的学科体系中具有综合文献学性质的“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而不应该是作为专科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文献学就不去研究这些分支学科所代表的学科方法，相反，随着新时期历史学的蓬勃发展，随着历史文献学研究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叉、更加注重与社会生活和时代文化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历史文献学学科内部分支学科的逐渐增多，历史文献学必将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学科方法论的研究总结上，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为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9月15日第2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