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1950～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
【摘要】1950年代，为响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内重版了一批海外考证性汉学著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译介出版了为数不少有关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等方面的海外汉学著作；十年“文革”中后期，则译介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汉学著作。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译介具有不同时期各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著为主体、选译的标准为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选译的目的主要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帝国主义等特点。
【关键词】1950～1970年代 海外汉学著作 译介 启示
Analysis On the Translation of Sinological works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in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Abstract: In response to“le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It were Reissued a number of Sinological works in 1950s; From The late 1950s to early 1960s, the large number of Sinological works 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imperialism in China wer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During the late of the deca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number of Sinological works on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Russian activ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 Translation of Sinological works during the 1950s to 1970s had many features ,Such as different countries of Sinologist’s works as the main in Different stages、Selected Translations standard of Sinological works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r historical value、The Purpose of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Sinological works was the criticism of Bourgeois academic thought and imperialism
Key Words: 1950s to 1970s Sinological works Translation Enlightenment
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著作在国内的译介多有介绍①；对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的译介，则并无专文予以介绍。然而，笔者根据《中华书局图书目录 : 1949-1991》、《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 : 1949-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 : 1932-2007》、《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等资料进行粗略调查统计②，结果显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翻译的海外汉学著作不下百本。就数量而言，在这三十年里翻译出版的海外汉学著作并不算多，无法同改革开放之后相比，但也并非是“无人谈海外中国学”。基于此，本文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就这30年期间国内译介海外汉学著作的概况、特点以及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作初浅探析，以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诚祈方家指正。
一、海外汉学著作译介的基本概况
195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早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就强调历史研究要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认为学术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这次会议上所讲的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意见。【1】（P.3）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内重版了一批民国时期翻译的考证性汉学著作。以中华书局为例，在这期间先后再版了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1954）、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55）、郭鲁柏的《西域考古记举要》（1956）、费琅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57）、沙畹的《西突厥史料》（1958）等20多部海外汉学家的考证性著作。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尤其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海外汉学著作译介更多服务于“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对此给予了最好说明。这两部著作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2】（PP.10-14）
基于此，这一时期所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侧重于译介考据性汉学著作，而是以有关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活动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等方面的著作为译介重点。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自1950年代末开始先后出版了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1959）、菲利浦?约瑟夫的《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1959）、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61）、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1963）、斐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1965）等30多部海外汉学家著作。三联书店在1958年至1960年代初这一期间亦出版了诸如肯德的《中国铁路发展史》（1958）、别德尼亚克的《日本对华侵略与美国的态度1937－1945》（1959）等10多部海外汉学家著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译介出版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71）一书，但是译介海外汉学著作的活动明显遭受冲击。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海外汉学家研究早期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齐放”，国内译介了一大批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有约瑟夫?塞比斯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1973）、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75）、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975）、巴?杰拉维奇的《俄国外交政策一世纪1814－1914》（1978）、戈尔登的《俄国向太平洋的扩张》（1979）等10多部著作。
显然，这一时期译介汉学著作主要基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正如《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译本前言所说，“本书编者出于卑鄙的政治目的，任意删节、篡改和伪造重要史料，极力掩盖老沙皇扩张主义的侵略罪行，其目的是为新沙皇侵略扩张和反华制造舆论，为苏修的霸权主义政策效劳”，翻译出版此书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苏修伪造历史的一个见证”。【3】（PP.1－5）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亦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不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并认定这部书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4】（PP.1－6）
二、海外汉学著作译介的特点
纵观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的海外汉学著作译介，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国内在译介海外汉学著作方面具有其独特之处。概括而言，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
其一，从译介海外汉学著作所涉内容来看，1950年代初至1958年，侧重于纯考据性的汉学著作。此后所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中，侧重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例如，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著作有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957）、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篇》（1957）、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62）、夏德的《大秦国全录》（1964）等；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有里默的《中国对外贸易》（1958）、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1959）、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61）等。中外关系是其最大的亮点，有关这方面著作如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赖德烈的《早期中美关系史》、施丢克尔的《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等达30部之多。颇有意思的是，1972年之前译介的中外关系史著作，以美国汉学家所著中美关系居多③；1970年代中后期译介的中外关系著作则以中俄关系史居多④。
其二，从所译介海外汉学著作的著者国别看，不同历史时期各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著作为主体。在1950年代初至1958年这一期间所译介的汉学著作中，占主体的是法国汉学家著作。中华书局于1954年至1958年期间所出版的20部海外汉学著作中，法国汉学家著作达14本， 其余则为美国、意大利、蒙古国、俄国、日本、瑞典的汉学家著作各一部。19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所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中，则以美英两国汉学家著作为主体。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商务印书馆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共出版了35部海外汉学著作。在这35部海外汉学著作中，美国汉学家的著作达16部，英国汉学家的著作为10部，其余分别为日本汉学家3部、德国汉学家2部、苏联汉学家2部、澳大利亚汉学家1部、法国汉学家1部。再以三联书店在1958年至1960年代初所出版的10多部海外汉学著作为例，其中出自美英两国汉学家之手的著作为7部，其他为德国汉学家1部、苏联汉学家2部、日本汉学家1部。1970年代中后期，国内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中，不乏来自其他国家专研早期中俄关系以及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汉学家著作，如美国学者伦森的《俄国向东方的扩张》（1978）、英国学者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1974）、德国学者米勒·帕拉斯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1979）等，但以苏俄汉学家的著作居多。
其三，国内在这一时期选译海外汉学著作的标准有二：或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丰富且具有价值；或二者兼而有之。例如，选译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篇》，主要是基于它“是他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资产阶级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了研究的参考以及了解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的水平及其观点方法上的问题，此书的翻译是必要的。”【5】（“中译本序”）选译里默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原因亦如此，“把这类的书译出来，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用资产阶级的学术眼光来看，里默的《中国对外贸易》是有一定水平的。”【6】（“译者序”）选译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一书则主要是因为该书具有史料价值，“它是根据海关档案，并且参考了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写成的，收集了不少原始资料；书内前半部关于早期关税问题各章中所征引的文件，大部分是国内不容易找到的。作为一本资料书而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将它译成中文，供研究中国近代关税问题的人们使用。”【7】（“中译本序言”）选译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一书基于同样原因，“原作者和英译者都是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观点显然不是正确的。但是本书还提供了一些史料和原始档案，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是有用处的。”【8】（“译者前言”）肯德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亦主要是“由于所列材料相当丰富，故仍有参考价值。”【9】（“译后记”）概而言之，这一时期选译海外汉学著作主要基于其代表性和史料。
其四，国内在这一时期以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作为选译标准，并非出于学术研究考虑，而是基于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之时，显然有必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基于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有必要译介一批有代表性的海外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以供批判之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里，选译有代表性海外汉学著作的主要意图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此，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汉学著作译介都有明确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10】（“中译本序言”）赖德烈《现代中国史》一书的中译本“前言”如是写道：“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一贯按照帝国主义的立场来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赖德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若干反动观点（如东西文化冲突的谬论、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文化中反动腐朽一面的赞扬等等），在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为此，我们选译了他的《现代中国史》一书，提供给中国历史学界，作为批判的素材。”【11】（“译者前言”）之所以在选译海外汉学著作时注重史料，不仅是因为这些史料有助于开展相关研究，更重要是因为这些史料“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12】（“出版说明”），从而为批判帝国主义提供了素材。正如卿汝楫在《中国对外贸易》一书的译者序中所言，“每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们标榜着‘重视事实’，他们运用到‘原始资料’，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暴露出在我们看起来是有用的史料。”【6】（“译者序”）胡滨在《列强对华外交》一书的译后记中言道，“作者在本书中运用了较丰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史料来阐述和分析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外交政策，多少揭露了一些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凶恶面目以及列强相互间的秘密外交，同时对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提供了不少材料。因此，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13】（“译后记”）《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出版说明亦道出其中原由，“作者无意中所暴露的关于‘中国通’在华侵略活动的材料，对我们倒是很有用处，这些材料无异是侵略者自己的供状。我们所以把这本书翻译出版，就是为了给我国史学界研究英国侵华史提供这样一批补充材料。”【14】（“出版说明”）由此可见，以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作为选译标准，主要是基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和帝国主义提供反面教材或素材。《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直言不讳地言道，“马士和宓亨利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和远东。……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一步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提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朝鲜等国的史实，我们特将其翻译出版，供外事部门、国际关系研究单位和史学界批判参考。’”【15】（“出版说明”）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伯尔考维茨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三、海外汉学著作译介的启示
如前所述，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国内便出版了一批海外汉学家的考证性著作；1960年代，随着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国内译介出版的多是能够为“了解敌情”和“兴无灭资”斗争及“反帝反修”提供素材或反面教材的海外汉学著作；1970年代中后期，基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国内则译介了一批各国汉学家研究早期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著作。由此显见，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海外汉学著作译介，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地联系。
不可否认，即使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存在，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存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痕迹。问题在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译介海外汉学著作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过于紧密，甚至可将这一时期国内海外汉学著作译介称之为“完全政治化”的译介。这种对于海外汉学著作“完全政治化”的译介，显然不能正确对待和借鉴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以致他们大多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以为“了解敌情”而来研究之，这极大限制了对海外学术成果的了解和研究，借鉴利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推动我们自身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然而，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所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例如，1960年代所译介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国关税沿革史》等著述，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方向，而且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且国内不易找寻的原始材料。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何为学术”？梁启超曾这样解释道，“学也者，观察其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6】（P.389）这意味着，学术不仅只是学习、发现、发明，更重要的还在于现实实践和作用。学术的内在逻辑决定学术研究不能脱离政治，也不应该脱离政治。政治就像文化、教育、经济、科学等范畴一样，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17】（P.11）渗透进各种文化领域里的学术，它就避免不了随时会与政治和政治性的生活打交道。同时，如果学术脱离了政治，将使学者独立的声音与现实隔绝，最后便将这声音变为与社会现实发展无关的自言自语，从而也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发现与发明，有悖于学术的内在要求。儒家的“独善其身”、道家的“隐居山林”、乾嘉的“考证之学”，都是脱离政治的学术例证。这种学术研究通过材料发现而不是真理发现所体现的学术含量，维持着中国学人的自我价值感；但由于不与现实事物发生关系、不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自然就比较苍白。同样，学术研究也不应依附于政治。依附于政治的学术，丧失的是学者独立的声音，进而影响学者的发现与发明。其实，无论是依附政治还是脱离政治都不是严格的学术生活，可视之为学术的异化。如果一定要将学术与政治作为两个范畴来对待，那么学术既不能“脱离”政治，也不能“依附”政治，而应“超越”政治。学术超越政治，首要前提在于超越政治是“在”现实中超越，不回避政治。文化的前景、国家的命运、老百姓的生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仅是政治家、革命家关心的，同时也是学者应该关心的，学者的学术视野不可能不投注现实的政治生活。超越政治的学术，其目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利用政治或非政治之材料确立其对世界的发现与发明，以此作为其独立的价值依托。梁启超对“学术”本意的理解即在于此：学术研究应该在影响政治、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价值和权利。
如前所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所译介的《早期中美关系史》、《美国人在东亚》、《中国伊朗篇》、《中国关税沿革史》等海外汉学著作，或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丰富且具有价值。在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之下，其选译之精当、译介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服。以江载华译法国学者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一书为例。由于该书中有不少地方讲到17至18世纪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地的民族以及中俄两国的许多官职名称、地名及人名等，为此译者不仅查阅了清代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和系统研究中俄早期关系以及清代政府与西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朔方备乘》一书，而且还查阅了清代学者温达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清代学者图理琛的《异域录》、民国学者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等书，以图能够尽量把当时的地名译成现在通行的地名，也能够把俄国历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其他人员的名字按中国史书上的通行的译法翻译过来；为了把书中提及的许多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姓名和著作按通用译名翻译，则查考了费赖之编的《早期在华耶稣会教士传略及其著作题解》一书的翻译。【8】学者雷颐在评价这一时期海外中国近现代史译著时如是言道，“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18】（PP.305－306）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曾经封闭的国门重新开启，国内对于海外汉学著作的译介日益活跃，大量海外汉学著作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阈。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著作的译介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著作的选译和译介质量。当下学界所译介的海外汉学著作鱼龙混杂，其中不少著作并没有经过时间和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但却被匆匆译介引入国内学术界。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我所见到的是，两岸三地往往不加甄别与选择就翻译海外外文出版有关汉学的书籍，这可能是‘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点像“五四”时代不知高下优劣地引进外文作品一样。”【19】更为严重而迫切的问题是，不少海外汉学译著，或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举例言之，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又如《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 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瞿同祖”先生。诚然，在“全球化”形势咄咄逼人的今天，学术事业已无所谓“中外”和“东西”，原来人为分割的学术畛域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打破，中外学术之间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已成为影响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就说过：“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20】（P.404）。今日中国学术，离不开对国际学术的密切关注和跟踪。得预世界学术潮流，彻底打破中外学术人为的藩篱，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海外汉学家著作作为域外学术的一部分，其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与此同时，如果选译不精当，译介质量不高，甚至是错误百出，显然非但不能起到使国内学术界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水平、繁荣学术之用；相反，它将给文明之间的交流带来负面影响，贻害学术发展。因此，海外汉学著作的选译和翻译质量问题，是当前亟需引起学术界重视和直面的问题。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的“中国”及文中的“国内”，指的是“中国大陆”，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大陆地区译介的专论有，任大援的《80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温国强的《海外汉学研究出版物一瞥：1978－2000》（《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20期）；韦磊的《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关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之译介》（《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笔者的《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2006年）等。
② 这些资料为：中华书局总编室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曹鹤龙，李雪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五十年图书总目：1956－20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
③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美）拉铁摩尔著，曹未风等译：《亚洲的决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等。
④ 举例言之如：约瑟夫?塞比斯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英）拉文斯坦著，陈霞飞译：《俄国人在黑龙江》，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苏）巴赫鲁申著，郝建恒、高文风译：《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1686－169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美）伦森著，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美）巴·杰拉维奇著，福建师大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一世纪1814－1914》，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德）米勒?帕拉斯著，李雨时译：《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法）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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