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史研究刍议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女性主义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竞相涉足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至今有关“身体”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在各学科竞相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浪潮中，历史学也被卷入进来。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将新兴的身体史归纳进“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并称：“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目前，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对滞后，但是有关的尝试却与日俱增。著名社会史专家冯尔康在《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以明清时期的研究为例》一文中专门将“身体史”列为大陆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暨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上，有应星的《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和余新忠的《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两篇探讨身体史的论文。对西方身体研究的翻译工作也得到出版界的重视，春风文艺出版社在2000年翻译出版了多种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身体研究著作，诸如《身体与社会》、《身体意向》、《身体与性属》、《身体史话》、《身体思想》、《身体与情感》等。2002年6月，华龄出版社又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图书”，其中包括《接吻的历史》、《乳房的历史》等西方译作。
笔者自2003年开始在《天津日报-文史副刊》上开辟了“身体史专栏”。鉴于目前中国史学界对“身体史”的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而其研究的前景又十分广阔，笔者不揣寡陋，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尝试着对身体史研究的展开谈一下研究心得和展望，希望能够对中国史学界“身体史”研究有所裨益。
进行身体史研究，首先要了解“身体”为什么会进入目前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事实上，“身体”进入西方思想与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因而“身体”研究出现本身就深具后现代色彩与特性。《身体与社会》一书的作者特纳认为，“身体”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缺席，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尔的文化哲学遗产：身心二元对立论，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这种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因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心灵”抑或“灵魂”才是研究所需要关注的，而“身体”则被纳入以科技为主的自然科学研究范畴。
但是，西方思想界历来也存在着另一种哲学传统，即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在这种传统下，“身体”受到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和关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历史设想为代表性力、迷狂、激情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代表秩序、形式、理性的日神阿波罗之间的竞争。他认为只有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尼采对酒神所代表的无秩序性的推崇，所隐含的就是关注与“心灵”相对立的“身体”。此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等哲学宏观探讨也都给予“身体”以一席之地。不过，发现“身体”这一“新大陆”的则非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莫属。福柯以新的视角深入阐释了围绕在身体和生命周围的政治权力，先后撰写了《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从而把医学、精神病学、犯罪的惩罚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机制揭示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正是从福柯开始，“身体”才得以深入研究。与福柯同时代或福柯之后的西方学者们对于身体的形态、意向、属性以及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男性身体、女性身体等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出版了一些论及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体与女性主义理论、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等问题的著作，“身体”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完成对“身体”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考察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身体史”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目前中国史学界的“身体史”研究将如何展开?笔者以为身体史的研究似乎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具体而言，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研究层次。
(一) 身体器官史的研究。人的身体是由各个具体的器官组成的，就如同身体并不单纯是生物性的身体一样，人体的器官也并非仅是解剖医学意义上的器官。身体各部分的器官在中国数千年特有的历史文化浸染下，早已成为了文化的符号和历史的积淀。譬如头发、脸面、手纹、痣、胡须、皮肤等身体的器官后面，都凝结着观念的历史。在身体器官史研究方面，早在“身体史”研究概念提出之前，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自发性的研究虽然缺乏身体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却已经表现出了身体史研究的内容和走向。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者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人体，特别是发、须、爪等进行了一番考察。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由于受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对男子剪发易服与女子不缠足的研究成为最具有身体史内涵的相关研究。对发式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初多尔衮推行的“剃发令”。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一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陈生玺在《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文中，对清初剃发令进行过集中阐释。关于清末民初剪发易服的研究则相对较多，譬如李喜所的《“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一文，集中论述了“辫子”在有清一代的泛政治化倾向以及在晚清成为革命与否的标志和共和政体的身体象征问题。关于女性缠足问题的研究，近些年来成为较受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在专著方面，譬如有张仲撰写的《小脚与辫子》，王冬芳撰写的《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以及高洪兴撰写的《缠足史》等书。论文方面，以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的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和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较为引人注目。“身体史”受到关注之后，身体器官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以头发为例，在中国远古的巫术中，它具有神奇的同感力量，因而在远古的信仰与巫术体系中，头发常常是灵魂与肉体的媒介。在儒家文化体系内，发式的差异不仅是出于美学的需要，也是华夷的界限。一部清朝的政治史与头发结下不解之缘，从清初的“剃发令”到太平天国时的“蓄发令”，再到辛亥之后的“剪辫易服”，对头发的苛刻要求的背后是复杂而隐晦的历史在流动。对头发的泛政治化理解，其实与有清一代满汉之间民族风俗与民族认同等问题密不可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因政治上的对抗而凸显为“蓄发”的身体反抗。清末民初，一方面表现在发式问题上的满汉民族矛盾继续延续，许多志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将是否剪辫视作革命与否的身体标志。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列强坚船利舰的威胁下逐渐融入世界，租界与通商口岸的设立，外国传教士、商人来华，西方文明与生活习俗逐渐东入中国。中国式的发辫成为许多洋人和趋新华人所批判嘲讽的“落后”的身体符号。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华侨、华工等远赴海外，发辫问题也成为这些旅居海外者与当地社会、文化、法律不能融合的重要方面。围绕着是否剪发易服的讨论背后其实是身体如何现代化、世界化的问题。而许多倾向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热切呼吁“断发易服”，则是出于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爱国动机，体现了身体的国家化历程。与剪发易服之潮相逆而行的是遗老遗少们对长辫的顽强坚持。和剪发易服派一样，对长辫的坚持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含义。一些遗老遗少出于反对革命、维持清朝国运的政治目的，以留辫表达对清朝的效忠和对革命的抵制。另一些遗老遗少则是从文化方面考虑，认为长辫乃是中国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割裂的，剪发乃是西式的生活风俗，不足效仿。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清末民初被文化上的遗老遗少所坚持的长辫，在200多年前正是被明末清初文化“遗民”所激烈反对的。这一历程本身体现的是有清一代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渐得到加强。正因为头发蕴含着复杂的历史，有关头发的“身体史”研究也相对较多，除前文列举的之外，尚有台湾王尔敏等人的《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此外，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于2003年出版了黎志刚的论文集《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其中包括《想像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等身体史论文，引起学界的关注。综而言之，身体器官史的研究，不仅是对器官本身的历史研究，也是对其承载的历史和文化的探寻，更是以器官的历史作为审视历史的新视角。
(二) 器官功能史的研究。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生物实体部分，发挥着生物性的功能。与器官的历史一样，器官功能的历史也是身体史的一部分。从最为基本的器官功能诸如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知觉、姿态等历史研究做起，与这些器官功能相对应的是研究围绕在身体周围一整套社会供给机制诸如饮食、音乐的历史。研究的视域，可以从器官的功能历史，诸如梦史、恐惧史、幽默史等情绪的历史，再到性史、生殖史等等。同器官史研究一样，器官功能的历史研究所追求的同样不仅仅是器官功能本身的历史。鉴于目前对器官功能的身体史研究尚未展开，笔者在此也只是简短地进行一些研究的前瞻而已。
(三) 生命关怀史的研究。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身体其实是与生命分不开的，因而对生命的关怀的历史同样可以纳入身体史的研究视野。与生命关怀史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包括医疗疾病史、社会福利救济史、教育史等等，但并不是说这些研究领域就简单地等同于身体史的研究领域。就目前海内外的“身体史”研究而言，生命关怀史的研究是相对较为充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了“身体史”研究的最高水准。欧美以及日本在近20年的身体史研究的上乘之作，譬如芭芭拉?杜登的《肤下的女人：18世纪德国一位医生的病患》、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费侠莉的《蕃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等，皆是属于生命关怀史范畴的“身体史研究”。在生命关怀史研究中，又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展开得最为充分。台湾学者梁其姿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着手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可算作是开台湾地区疾病医疗史研究之先河。进入90年代，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等人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下，1992年7月，一批青年学者组成“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开始研究与疾病和医疗有关的历史问题，兴起了“人群生命史”的研究。1999年，《新史学》第10卷第4期出版了《身体的历史》专号，集中发表了李建民、李玉珍、邱仲麟、李贞德等学者有关身体史的研究论文。在这期《身体的历史》专号里，还特别附有蒋竹山译的美国南加州大学费侠莉的文章《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在文章中，费侠莉提出身体史两种诠释类型：再现的历史和经验或感知的历史。
大陆方面，南开大学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堪称这一时期大陆地区医疗社会史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将研究的时空定位为清代的江南地区，研究的对象为流行于江南的瘟疫。全书的主体共为五章，分别就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疫情的年代时空分布和瘟疫的种类，江南地区时人对瘟疫成因、传播的认识，瘟疫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原因，以及瘟疫与江南社会之间的互动状况，进行了一番细致而详尽的描述。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讲：“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我相信过程的重视应该比规律的总结更为重要。”该书的真正目的并非是医学史的梳理，而是“探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社会变动甚巨的时空中的瘟疫与社会，不仅是阐明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借此揭示出中国近世社会变迁中一部分‘真实’面貌”。这种社会史研究的方法，是从一个原本边缘性的医疗问题来反映和展示社会机制的运作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取得曲径通幽和听取弦外之音的效果。
将余新忠的这本医疗社会史专著视为大陆目前与身体史相关的著作，一个问题就会接踵而来，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才能归入身体史的研究范畴? 鉴于身体史的研究尚处在最初阶段，笔者也不敢妄加断语。著名的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经说：“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摆在面前的研究工作又逼迫着学者们必须去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最起码要有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划分办法，那就是考察一下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们都在做些什么? 就以往的身体史研究成果而言，能够称之为身体史的研究基本上来说必须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研究对象应该是以人的身体、身体衍生的功能和围绕着身体的行动为主。二、应该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和思考。就这两个基本条件来说，余新忠专著研究的对象是与人的身体息息相关的瘟疫与医学，从研究对象上说是符合身体史定义的。不过，作者自己也承认：“我们的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这段话不仅表明作者的一种实际状态，而且也是目前大陆史学界身体史研究状况的某种写照：一、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尚在摸索和拓荒阶段，学者们共同面临着一个从无到有的渐进历程。二、起步阶段的稚嫩性决定着身体史一时还无法彻底摆脱社会史的某些研究范式，去确立自身独有的研究体系。其实，不论是社会史还是身体史研究，对生命的关注才是重要的。因此说，余新忠的专著可视为由社会史向身体史探索的过渡阶段之作。在生命关怀史中，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医疗疾病社会史之外，再以教育史为例，在传统的教育史研究之中，仍有身体史可能切入的层面。譬如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之后，相对于传统的私塾教育，新式学堂对学生的身体规训达到了相当细密的地步。其中包括日常作息时间的安排、课桌高矮适中的尺寸、体育等课程的具体规定以及上课下课的言行举止要求、体育运动的提倡与体育竞赛的安排等等。这其中便暗含着学堂制度设计者对学生身体走向的期待，同时也体现了对学生身体的关怀以及借以摆脱“东亚病夫”恶名的雄心。四身体视角史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身体”只是象征性的观念产物。学者运用“身体”这一视角切入传统的研究之中，整合原本并不相连的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料，发掘出新的历史命题。譬如中国古代宇宙观与世界观常常与身体作一一对应，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观和文化体系中“身体”经常充当理解体系的中间环节，或者“身体”仅仅是一种产生知识、构成文化的方法。对身体的研究并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但是采取“身体”的视角切入，对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在身体视角史的研究方面，以台湾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的形成，1895－1937》一书较有代表性。该书立足于近代中国社会，将身体置于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贯穿于全书的三个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围绕着这三个问题，作者依次将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变化概括为身体的国家化、身体的法权化、身体的时间化和身体的空间化，而在这四种变化的背后，则是随着近代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危机下的身体政治化的建构。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社会学理论素养在书中一展无遗。福柯的关于身体规训的技术和马克斯·韦伯理性化发展的理论渗透全书。特别是关于身体时间化与身体空间化两章很有新意，也极富启发性。其中“世界时间”输入近代中国的过程以及采纳之后对中国人的时间观、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影响，无疑相当有探讨的价值，而近代社会中身体：空间复杂的互动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深思。黄金麟的这部著作堪称是目前研究中国身体史的上乘之作，读来也使人产生思想上的享受之感。不过，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无疑是“身体”，作者之本意也在说明“身体”于近代被型塑和建构的历程。然而通观全书，“身体”这一概念虽然出现次数频繁，但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众所周知，在身体史的研究中，“身体”这一概念其实是有相当多的层次的，包括生理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观念的身体等等，“身体”内涵的丰富性也正是身体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而身体史研究中对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就很有必要，也是能否顺利展开论述的基础。在黄金麟的著作中，“身体”所指代的内涵先后是有所变化的，作者却没有将这种变化详细地阐释出来，反而给人以一种“身体”无所不包的印象。现有的身体史研究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通病：“身体”的虚无化和含混化，其结果是削弱了身体史研究的独特性。可见，在运用“身体”作为研究视角的同时，对“身体”视角的严格界定和反思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综合身体史的研究。一方面，身体史研究作为新出现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视角，为了凸显它的价值，常常刻意强调它与其他史学领域或者史学视角的相异之处。其实，身体史与其他门类的历史学研究的存在状况是一致的，是处在互相交融的共生状态下的。身体史的出现，本身就是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身体史的研究必然会出现与其他学术领域交叉、渗透的局面，譬如身体史与传统的民俗学领域的某些重合，身体史与心态史、身体史与政治史、身体史与宗教史、身体史与表象史的交叉，特别是身体史与同样属于新兴学科的社会性别史之间的存异趋同，都会有助于综合身体史研究的发展。
以身体史与政治史结合为例。自福柯以来，身体政治成为透视现代社会机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在中国历史中，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值得研究的，如前所述身体上的头发与清朝政治史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外，对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天子”、“帝王”身体的研究，结合中国古代的运命观与宇宙观，所牵涉出来的是关于皇权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再如对中国政治史影响甚大的宦官制度，长期以来，多从其在权力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出发，将其置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进行考察，却甚少注意宦官鲜明的身体特征与“生活”。具体而言，这些“去势”的男性是如何认识自己被阉割的身体?这些是否影响到宦官对权力斗争的认识?他们如何在家族中定位?为何晚年多在寺庙中度过?从身体史的角度切入，至少将会给传统的宦官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以身体史与宗教史结合为例，主流的宗教史研究多着眼于宗教信仰与宗教功能，其实探讨宗教中的身体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史学界曾就基督教耶稣的形象变化问题进行过探讨。同样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佛教、道教的身体观念，这种身体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对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对于佛教、道教等制度型宗教而言，民众宗教是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扩散型宗教，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系统，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因而，有必要研究身体在民众宗教生活与观念中的位置，民众宗教意识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自身身体的看法。这种身体看法究竟怎样贯穿于常态的日常生活与非常态的民众起义、暴动中，又如何影响了宏大的历史。以义和团运动为例，义和团运动中拳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降神附体”以及“刀枪不入”的身体认知，就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为近年来日渐活跃的新兴学科，社会性别史与身体史之间甚有渊源。“身体”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女权主义者的推动。身体史研究的领域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领域存在着相当多的交叉，诸如生育史、性史等等。女性身体史也是目前海内外身体史研究较受关注，研究成果较为充分的一个领域。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男权秩序之下，“失语”成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因此有关女性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故而对女性历史的发掘，“身体”即是一个相当合适的视角。海外学者费侠莉、高彦颐等人对女性身体的研究，都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果，笔者在社会性别史领域耕耘的过程中，也深知身体史与社会性别史互相借鉴的必要和可行。
将身体史研究归纳成五个层次，只是笔者在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前瞻。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范畴之确定，则有待于这一研究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之后。不过，默顿所提出的介于宏大的抽象体系与具体的经验研究之间的中层理论，对于身体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目前所见到的身体史研究成果而言，存在着琐碎化与空洞化的倾向，因而，将中层理论范式引入身体史研究无疑是有必要的。至于如何确定身体史研究中的中层理论，则需要学者们潜心研究，并努力探索加以解决。
苏格拉底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的开篇写道：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历史学的最高目的也无非是落实到对人的认识上。身体史的出现，除了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的创新之外，笔者以为，其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也有相应的作用，即将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