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发展：历史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兼评《缅彝语音韵学》的贡献

　　编者按：语言学研究向来关注具体问题，方法可谓具体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将陆续推出关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文章。栏目名中“旨归”之意取自《温病合编·自序》：“其于卷帙浩繁者，必要旨归，琳琅珠璧，无美不搜……”希冀将语言学方法论之美文尽收于本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历史语言学如日中天，对世界语言进行谱系分类蔚为风尚。历史语言学借鉴生物学研究方法确立语言分化理论，使用严格语音对应的同源词比较法确认语言历史谱系关系，探求语言发展规律，为科学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历史语言学在欧洲开始式微。

　　历史语言学发展仍大有可为

　　历史语言学退出主流地位的原因，一是语言分化理论不能全面解释语言历史关系的复杂现象；二是单一的同源词比较法不能准确识别同源和借代关系；三是过分依赖文献，不重视现实语言资料的应用。但其基础理念和研究方法仍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方言、语言史、语言接触、语言演变规律等研究领域不可或缺。即使是对语言的共时描写，不结合语言的历史及其变化同样寸步难行。我们在不同语言学科中常提到“共时研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就反映了历史语言学的重要性。至于语言研究从历时转向共时，只是研究方向的转变，与语言学科门类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没有必然关系。

　　近几十年来，对历史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拉波夫的语言变异学说，他把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从共时的语言变异观察历时的语言变化，解决了起变的原因；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言演变的过程。此外，将语言变化的显像时间与真实时间结合起来，纵横互证，加深了对语言演变规律的认识。其他如内部构拟法、地理变异确认法、类型比较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语言的谱系分类作出了贡献。

　　缺乏语言文献也可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

　　历史语言学是在欧洲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使用历史比较方法为语言进行谱系分类的方法在欧洲语言中取得的骄人成绩，在亚洲语言中无法复制。因此，真正考验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是亚洲的语言研究。中国语言众多且语言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对语言现实情况和历史关系的了解亟待加强。笔者曾发表《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系属问题及其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倡导历史语言学要突破旧框框，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解决中国语言历史谱系关系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摆脱分化理论的新谱系框架、同源词和借词的识别原则、语言接触发生的语言融合和底层现象、语言发生学与类型学分类的关系等问题，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确认了没有文献的语言在条件和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的谱系分类。还比较统一地认同了语言谱系分类的多元性，即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不是单一的分化，不同的语言可能发生融合，成为新的语言。

　　汉藏语系中的大多语言都没有文献，同源词和借词识别存在很大困难，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王力和严学宭根据“音近义同”或“音转义近”等原则，从语源上确立同族词，在语言历史关系研究中建立同族词比较法，即不同语言之间依据同族词发生严格的语音对应所确定的相关词语必定为同源词；邢公畹则根据“同形异义”和“异形同义”等原则，建立语义比较法，从“义族”的角度排除零散性的借词；陈保亚把严格的语音对应与语词的性质结合起来，建立词阶比较法，根据有严格语音对应的语词在词汇系统中所处的核心与非核心位置建立词阶，在比较中再按不同词阶关系识别语言历史关系的远近，确定系属分化关系或语言接触关系。这是一种以同源词为基础却又不以同源词的质和量为标准的方法，是研究谱系分类的另类方法，笔者曾倡导的历史类型学研究。过去以为否定类型特征可做谱系分类的手段，其实，语音的可变性远远大于类型的可变性，语音可根据历史构拟确定其原始形式。

　　上述方法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谱系分类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单纯依靠语音对应区别同源词和借词的困难。在语音演变规律方面，笔者提倡在语言研究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按演变的原因、方式、过程、结果建立统一的语音演变解释框架；徐通锵还提出叠置式音变理论。这些研究在不同方面对语音演变进行了解释，推动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不少困难，谱系分类也存在意见分歧。

　　对语音的历史构拟是基础工作

　　历史语言学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对语音的历史构拟，涉及同源词的确认、建立不同阶段的共同语、确定历史比较的出发点、研究语音演变的规律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没有语音的历史构拟，也就没有科学的语言谱系分类。中国汉藏语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之所以众说纷纭，就是因为缺乏坚实的历史比较和语音构拟。目前，除了大量对汉语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的历史构拟之外，张琨对嘉戎语语音的历史构拟，王辅世对苗瑶语族语言语音的历史构拟，梁敏、张均如对壮侗语族语言语音的历史构拟，都对汉藏语系的历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而李永燧的《缅彝语音韵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又对缅彝语言的语音进行了详尽构拟。该书在构拟中始终贯彻以词根或根词为单位的原则。与印欧多音节语言以词为构拟单位不同，汉藏语言是“单音节语言”，大多音节都有意义，这种有意义的音节即是词根或根词，因此，构拟这种音义结合单位，符合汉藏语言的特点。

　　该书构拟了可信度较高的初始声调系统，开藏缅语言中同源声调构拟的先河。特别是通过声调的构拟，以声调为纲，比较不同的语言声调的差异以反映语言的亲疏远近，成为谱系分类的一个独立标志，对汉藏语言的谱系分类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该书只构拟“词核”，不构拟词缀。藏缅语言有丰富的构词形态成分，但在缅彝语言中几乎消失殆尽。如果脱离语言发展的层级，勉强使用少数残存的资料进行前缀音等语法成分的构拟，势必远离缅彝语言的初始状态，背离了历史原则和语言发展的阶段理论。

　　语言历史构拟的充足条件是资料的支撑。历史语言学构拟的困难在于缺乏持续的、不失环节的资料。该书收集30余种语言的丰富资料，弥补了这种缺陷，大大提高了构拟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9月13日第2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