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
《屠猫记》插图：“鹅妈妈故事”。民间故事成为文化史学家探索大众心灵世界的切入点。
《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封面
《实践的历史》一书封面，该文集集中探讨了“实践理论”这一话题
农民的婚礼
特邀嘉宾：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 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协会前任主席）
主持人：薄洁萍（光明日报记者）
历史学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从“新史学”、“‘新’的新史学”、“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词语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流行新社会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新文化史；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超越文化转向又成为新的史学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此前受文化转向影响、受后现代主义支配的史学思潮风头渐弱，史学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向，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兴起。近年来，欧美史学中又出现一种以“实践理论”为导向的史学，实践理论虽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尽管也还在实践之中，但这至少表明，欧美史学正在超越文化/语言转向，告别后现代主义主导的史学潮流，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为此，本版特邀请中美三位学者，就“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学发表相关看法。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把文化作为独立的体系难以说明历史学所关心的变化
主持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可以说让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研究主题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看待过去也有了变化。能否先谈谈新文化史研究对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俞金尧：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并借助于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历史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使社会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上，在研究的对象(如以大众文化为主、微观史研究等)和方法(如叙述)上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大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发展。二是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史学范式的不满，文化转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释性范式崩溃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向为历史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
张弛：新文化史想要修正之前社会史过分强调物质基础决定性的不足。因为任何细致的经验研究都会注意到，仅仅通过经济条件来解释人的意志、思想和行动，肯定是不充分的。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那些分析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这是上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这种新范式的提出也意味着一代历史学家的成熟。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美国的林恩·亨特、休厄尔以及琼·斯科特这些人正面和查尔斯·梯利等老派社会史家分庭抗礼的时刻。
主持人：1999年，由美国史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恩·亨特编辑而成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出版，标志着超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
俞金尧：在新社会史盛行时期，文化不受重视，确切地说，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被经济社会所决定的领域。新文化史兴起后，文化的地位大为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文化摆脱从属的和被决定的地位。但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的体系，文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历史学主要关心在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的观点难以说明这种变化。
同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语言学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语言/话语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一切都成了语言的产物。比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知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琼·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经历应是真实可靠的，但在她看来，经历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这似乎成了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名言在历史学中的翻版。这样激进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努力把曾经弱化或排除的社会因素找回来。同时，反思不同形式的决定论，提出要克服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重新思考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时，人们既承认语言学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从社会是如何经历不断转变这一角度去修正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某些观点。这种思考势必把行动者、行动，以及既能使经历发生，又能限制经历的结构性制约等话题放在重要的位置。
张弛：新文化史深受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想要把人的能动性从社会物质因素的决定论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拿英国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在1983年发表的《阶级的语言：英国劳动阶级史研究》一书来说，这本书是话语转向的代表作，一经发表，反响就很大。琼斯用话语的决定性取代了社会的决定性，他说是话语预构并创造了主体。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没有改变关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套隐喻。像美国文化史学家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对屠猫仪式的分析也是一样。18世纪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在为这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中，他最后找到的是文化。达恩顿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技工屠猫这里头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以用来解释，是文化让他们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文化塑造的阶级自由和冲突的表现，是通过拉伯雷式的狂欢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所以他关心的是这样一张支配性的文化意义网络。
新文化史最终没有把主体性解脱出来，文化或者说话语成了制约决定人的另一类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的霸权慢慢消退。不少曾经的主将也开始反思十多年来的史学演进。亨特主编过《超越文化转向》，而法国史学家夏蒂埃甚至也提出了“新文化史真的存在？”这样的疑问。这些反思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实践”一词成为解决文化转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历史研究新路径的联系纽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概念开始突出“实践”的内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
主持人：什么是实践理论？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对实践理论产生兴趣？
施皮格尔：“实践理论”这个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在一篇名为《迈向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文化主义理论化中的发展》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该文发表在2002年的《欧洲社会理论》上。他主要反对的是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是决定论色彩太浓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理念；第二是认为话语有建构作用，能塑造主体，语言是先在于世界的，而世界乃是语言塑造的结果。但是雷克维茨的目的是想要探寻另一种话语运作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能给语言实践留下空间的。其他像威廉·休厄尔和德国史家戈夫·埃利这些人也都在关注社会实践的问题，他们把实践看成既是接受文化，也是改造文化的地方。因此，雷克维茨的“实践理论”依旧是文化理论，但是又有别于后者，因为他强调的社会秩序以及个体都不是话语塑造的结果，也不是顺从某种期待的产物，相反社会秩序和个体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实践改变周遭世界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实践是一种行为的例行化的模式，包含一套互相关联的因素：仪式化的身体表现、心态活动、情感，以及理解世界、各种“事物”，明白它们如何使用的习惯性的思路。
所以在“实践理论”中，话语运作失去了它们的塑造性功能，只不过是某一种实践形式而已，而各种形式的实践都是作为一种“惯例”表现出来的，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而且是一组重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人的能动性统合了心和身，而“承载”并“表现”社会实践的就是这种能动性，而这就是负载并传递文化的运作方式。文化就是通过这些惯例，才得以承继下来，同时也被改造的。
俞金尧：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实践理论借助于实践来分析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同时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不平等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的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的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举两个例子，威廉·休厄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不断的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但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变迁。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探索可以防止文化理论走上“文化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道路。
主持人：新文化史和实践史学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写关于“实践理论”的文章时，历史学家的兴趣点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他们对以下三类理论或者研究取向都产生了疑问，第一是关于语言在人的各类行为领域中的作用的过于体系化的陈述，第二是所谓的“话语转向”，第三就是任何贬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研究取向。威廉·休厄尔和雷克维茨不太一样。他在《文化的几种概念》中也修正了之前那种将文化看做是一套符号意义体系的观点。休厄尔把文化看成是实践活动的领域，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文化决定论。这和雷克维茨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雷克维茨想用“实践理论”来分析文化理论，而休厄尔是想要修正它，想要将文化理论变成一种“表现性”的概念，变成一种借助历史行动者的行动，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意义的领域。雷克维茨把文化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各类活动集合或是“堆积”；而在休厄尔那里，文化没有了整合性，也失去了系统性，变成了一种“工具库”，或者是历史实践者的策略的库存，这种文化表现根植在日常经历和实践当中。但休厄尔并没有完全抛弃文化的结构性或是体系性，这和雷克维茨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人都把文化看成是实践。休厄尔提出了一种辩证的分析途径，他将文化既看成是“社会实践的符号维度”，又看成是一种实践，这两种文化总在互动，而且实践能够重塑符号。休厄尔认为与其说文化是在人的“做事”当中塑造的，不如说一直是和实践维持着辩证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改变并再度塑造实践的各种效果。所以，“文化”还是一种结构，但其“整合性”已经变弱了，变得不那么稳定，此外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方式也多起来了。这种观点也可以在美国史学家埃利以及其他批评后结构主义的学者身上找到。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将他们归拢到一起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文化形塑的过程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做事，强调人的意向以及主观意识。
张弛：就像施皮格尔说的，和先前的历史学都不一样，实践史学的出发点是“做事”，就是行动本身，是人如何有意识有策略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预定目标，这是同新文化史的根本区别。新文化史关心的是行动背后的意义，对它来说，行动只不过是意义的表现，是过渡到意义的桥梁，本身缺少独立分析的价值。
实践史学的分析逻辑是比较复杂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对于主体行动而言，这些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条件既是资源，也是限制。人是完全可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但是他必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也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换句话说，他不可能随心所欲。但是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实践，所以文化体系的整合性或者说结构性就比较弱。因为它们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策略性实践的冲击。它们总在承担风险，总是不稳定的。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图，这些意图并不一定与文化的预设相符。
实践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强调文化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统合的结构。实践依赖于文化结构，仅仅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行动方案所依赖的资源，而不再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结构也唯有依靠实践才得以延续。在实践史学看来，文化是一种松散的、开放式的结构。共享这份文化结构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意义的展演效果还受制于其他的因素，比如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他人的评估。所以当文化意义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是其自身完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再生产和转型是同一个过程。其实实践理论强调的是转型，而不是再生产。萨林斯有过很风趣的表述，说文化模式的变迁是失败了的再生产。
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价值
主持人：用“实践”的理论研究历史，就出现所谓“实践的”历史。然而，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目前它主要涉足哪些领域？能否举出一些运用实践理论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根据英国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介绍，“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即说话的历史)、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他们的家系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施皮格尔：不太容易找到一部符合雷克维茨思路的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法国的米歇尔·德赛托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很有影响的。和雷克维茨一样，他一方面也想要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远离语言的决定力量，但是德赛托的思路却是强调话语理论的表言性层面，或者用索绪尔的说法就是言语，而不是仅仅关注语言本色。在这种意义上，德赛托依旧和从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来的塑造了“话语转向”的符号结构学有更密切的关联，而不是与雷克维茨更接近。
张弛：以前的社会史爱用经济标准，比如收入水平，来圈定一群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之间的共性远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么多。后来新文化史发现，文化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卢梭的粉丝既有高层的贵族，也有像雅克·梅内特拉这样的普通玻璃工人。我上面说的就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某种结构，或是简单某套话语，而应该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人身上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特定历史过程中。这些人总是处在这样或是那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而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带有他们自己的意向。所以卢梭迷的圈子永远在变化。有想要挤进这个圈子的，也有满怀失望想要离开的，更有站在圈外指指点点的人。在经历了新文化史转向后，这就需要历史学实践有另一种变化，需要去关注联系行动者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差异的方式。
主持人：实践理论能否代表历史学实践的未来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对于实践史学的意义何在？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的术语是“实践”，而休厄尔是“表现”，我想说或许是休厄尔的“表现”以及他提出的语言和行动塑造文化现实的方式或许更有效，视野也更显广阔。但是雷克维茨之所以会提出“实践理论”，来修正当前各种文化理论，其背后的动机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即使历史学家还没有采纳他的术语，其实他们也已经找到了类似的其他术语了。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已经过去，这或许是共识。2002年提出的这套“实践理论”或许代表了一段学术史的终点，不是开端。“实践理论”以及“展演”是否可能会在历史研究的理论或者研究方式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否能发展为处理新时代各类历史现象的方法和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简单相加)，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前面已讲到，超越语言转向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是，超越以后的历史学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人们面前。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表明，后现代主义主导史学的局面正在成为过去。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仍有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当前实践的历史主要从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很少直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的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布迪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实践的理论”所关注的并无差别。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这当然也包括文化和传统)中创造历史的。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作用做出了区分，在很多情况下，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于“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实践理论。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