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文化史 多学科交叉互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动态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4期13版“特别策划”文章之一。
西方新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因其将普通民众的生活视为研究内容，又称“社会文化史”。从内容上看，几乎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饮食、服装、身体，甚至包括梦想、记忆、幽默、礼仪、阅读与收藏等新的研究内容，故亦称“日常生活史”或“微观史”。
“新文化史”这一术语是在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中首次出现的，该书将此前出现的具有相似倾向的历史学研究都归于“新文化史”的名下，用以概括早就在欧美产生并具有前沿性和革新意义的新型史学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学著作数量激增，世界一流大学都有研究者关注和探索。
新文化史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是由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共同发起和推动并付诸实践的运动。这些新文化史家深受来自诸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多方面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突破了历史研究的狭隘局面，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方向发展。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颠覆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它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计量史学风格和在20世纪60—70年代影响欧美学术界的西马风格的反动。
计量史学的代表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将历史问题或研究对象计量化，因为这是将历史变成科学的重要前提。但是，计量化研究方法不具有史学研究的普适性，诸如人的观念、情感、心理活动等诸多历史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同时这种方法太过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其研究结论也无法得到检验。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呼唤历史研究由分析再回归到叙事之中，并由此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宣称，“语言学的转向”是20世纪人文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它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认为经济基础处于底层，是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新文化史学家则反对这种将因果关系固化或僵化的解释模式，强调更为广泛的“文化解释”。他们认为，史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借此形成某种“意义”。他们还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描述巴厘岛“斗鸡游戏”，揭示出日本文化与巴厘人文化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则通过“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对与夏威夷人相遇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突破
新文化史的“新”，首先体现在它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史。新文化史家的视野更多地投向了下层，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他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从长时段角度影响着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一个时代或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例如，勒鲁瓦·拉杜里在《蒙塔尤》中考察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研究的是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村一个农民的传奇故事，彼得·伯克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及其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新文化史家正是通过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的研究，来解释一些大的问题和主题。
新文化史的“新”，是对传统文化史和其他历史写作方式的突破和创新。这不仅体现在文化视野的开拓上，更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上。彼得·伯克总结了它的五个主要特征——“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新文化史家抛弃了单一的解释范式，在解释历史时，不仅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而且把历史现象等同为语言的建构，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把“事实”也视为建构之物。格尔茨认为，历史意义的建构是在过去形成的“文化之网”中进行的，它会因为建构者个人个性和学识等差异而呈现为多样化的特点，即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研究的“正确目标”是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发现“实际生活中非正规的必然联系”。
新文化史的“新”，还体现在对史料的运用上。由于新文化史拓宽了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传统的官方的档案文献史料已经不足以实现这种研究的目的。因此类型较新的史料，从小说到画像等等，已经被新文化史家所征用。他们认为凡是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都可能说出人类行为与精神状态中深含的意义。如列维在其代表作《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中，使用了教堂的记录、公证法案、税收记录以及行政管理的档案等来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而林·亨特撰写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则使用了大量的版画、小说、剧本、处死国王的演说、家庭立法、报刊文章甚至色情文学等资料，来再现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形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理念。
新文化史学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新文化史学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优势，也有着不足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注重把文化研究的特性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精确性、概括性和理论的构架相结合。1997年罗歇·夏蒂埃主编了《伫立在悬崖边——历史、语言和实践》一书，对新文化史的局限性表示了担忧。而被称为新文化史“旗手”的林·亨特则对十年前提出的“新文化史”进行了反思和总结，1999年她与维多利亚·波内尔共同主编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来说明新文化史十年中出现的新变化，指出社会史的思想不应被抛弃而应被重塑。《超越文化转向》不是放弃朝向文本、语言和文化转向的阵地，而是对这个阵地中的结构和资料进行重新评估。有的学者提出，在选择研究对象和内容时，“要从作为一种结构本身的典型性符号的使用中获得更多的证据，而不是像最初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吸引力的、孤立的、纯粹的符号系统的关系上”，“必须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去处理每一种交往形式，把它作为一种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不是去揭示单一的、一元化的符号体系”；在确定研究方法时，单方面的“文化或话语决定论”同样不能取代过分简单的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决定论，只考虑使用一种方法去探讨某个主题将会导致文化史的贫困化。“事实证明，在文化转向中被一些学者抛弃的计量方法不仅可以用于传统社会史的研究，也可以用于文化史的研究”；在征用史料方面，应对搜集的各种史料素材进行仔细而批判性的研究，找出史料背后的真正意义，尝试去发现史料中的谬误，以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这其中包括考证史料的可靠性、考察史料的时代背景以及史料的代表性等问题。
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了新文化史学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其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兼容并包和多元互补是彼得·伯克新文化史学的突出特点，在其数量可观的文化史著作中不仅吸纳了以往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且能够将两种对立又互补的研究取向有机结合起来，主张超越碎化的和无拘无束的文化史研究。
总之，新文化史学家所触及的那部分是以往其他史学家难以企及的，它弥补了过去历史研究内容的单调性和研究方法的简单性，恢复了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另外，这场运动也使历史研究借鉴了其他学科方法。多学科交叉互动，不仅不会给历史学带来危机，而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给历史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这也许就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对以往历史研究的超越。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安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