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借贷的产生及其演变
【内容摘要】借贷计利，并非社会的永恒存在，它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原始农村公社时期，“贷”是一种无偿的给予、支援．，西周以后，随着农村公社井田制的破坏，私有制的发展，“贷”具有了“借”的内涵，此种借贷，需要归还。春秋时借贷需还已属常事，但少有计息者。春秋中后期，生息借贷逐渐增多，进到战国时期，借贷生息计利已成社会常态，还出现高利贷，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进到秦汉时期，借贷成为一种债务概念，被写进国家律令而合法化。可见生息借贷并非社会永恒现象，它既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会随着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逐步走向衰朽，以致最终消亡。
【关键词】古代借贷；生息借贷；借贷产生：借贷演变
【作者简介】乜小红（1969-），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二站）。
【原文出处】《经济思想史评论》（京），2010．第6辑．l57—163
借贷，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人们现实经济生活中，是起着杠杆作用的手段，看来司空见惯，而对“借债还钱”，也视为天经地义。然而，对于借贷，特别是生息借贷，是怎样产生的？它是否是一种社会永恒的存在？对此，人们多不大注意。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借贷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借贷起源这个问题也较少回答，其专门研究的也不是很多。近年刘秋根的《试论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1】，提出了古代借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有无相济互助、到有借有还的借贷、再到有息借贷、高利贷出现的发展过程，作了一种很有启迪意义的唯物史观的探索。徐祗朋《周代借贷性质的演变》一文【2】，认为借贷活动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必然产物，西周时期的借贷多以实物形式。一般无任何附加条件。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成长。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统治阶级各种物欲的膨胀，导致在西周时期以救济为主要功能的借贷，途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逐渐演变为以攫取高额利息为主要目的的高利贷。魏悦的《先秦借贷活动探析》【3】，则是在综合了上述两文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史料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先秦时期借贷活动的发展及演变作了探讨，认为先秦的借贷经历了无偿施舍、无息借与和高利贷这样三个过程。以上的这些逐步深化的探讨与研究，都十分有益于对借贷起源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私有制社会的长时间过渡中，作为涉及人们经济生活的借贷，也有一个产生、演变、发展、完善的漫长过程。借贷一词，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当它初始出现时，尚不具后来在经济学上欠负债务的含义，据《说文解字注》载：“贷，施也。谓我施人曰贷也”【4】。所谓“施人”，就是无偿地给与他人之谓，这应是中国上古处于原始农村公社时期“贷”的概念。汉初燕人韩婴在回顾上古井田时代时说：“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5】韩婴所云的“古者”，就是指处于公有制的农村公社时代，那时的人们没有私有的观念，所谓患难相救，有无相贷，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助，物质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无偿地互通有无，“贷”在此时是一种无偿的给予、支援，这种平等的互助关系，还体现在周人的大、小宗支的关系上，血缘的亲情观念此时还起着支配的作用，使得“贷”在族人之间，天子、诸侯之间，甚至诸侯、大夫与百姓之间，都是一种帮扶的关系，这是上古公有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有关“贷”的观念。
西周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农村公社井田制的破坏，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或使用出现多与少、有与无的差别，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别时，“贷”的观念也同时在发生着变化，“贷”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借”的内涵，甚或连在一起，称之为借贷。这种借贷，不论是钱还是物，都是需要归还的，有时甚至要加息归还，形成一种债务，称之为“责”，即债也。关于“责”字，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周武王灭殷商后，“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6】。所谓“分财弃责”，就是重新分配商王的财产，放弃百姓所负商王的债负。
《周礼》记载：“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7】。古代的经学家们对此有过明白的解读，汉郑玄说：“以国服为之息，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8】这是说周朝规定：凡是百姓需要借贷，可与官府相关部门商定给予，然后以百姓所生产物、即“国服”作息来归还。对于这个“息”字，郑玄是以他所处的汉代生活中的利息概念来解释的，并举例说明利息率为5％。然而，在《周礼》中的息，恐怕主要还是指“以物作税来归还”的意思。
由借贷而出现的欠债需要归还的现象，在商周时期已经存在，而到春秋时期便逐渐盛行起来。鲁召公三年（公元前540年），齐国使者晏婴前往晋国请婚，晋叔向对晏问齐之兴衰，晏婴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9】说的是齐国对陈氏的借贷救援，贷给时用加一的家量贷出，收还时则以普通行用较小的“公量”归还。晏婴对晋国叔向述说此事，是为了说明齐国不仅富有，而且仁义，采取“厚贷而收薄”方式对陈氏进行了借贷。这恰好表明春秋时期的“贷”，虽不见计利息，但是是要归还的。
周朝的礼制中有“凶礼”，其中饥荒救助之策有十二项，第一项就是“散利”，据汉郑司农的解释就是“散利贷种食也”，即“民无者，从公贷之，或为种子，或为食用，至秋熟还公”卹。可见到了周朝，对于一般的百姓，也是出贷之后均需如数归还，而且加以制度化了。
至于以借贷生息谋利者，在进入春秋时，也偶尔有之。昭公三年（公元前540年）叔向对韩宣子语及晋国先世事时，说晋国上卿栾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11】。这里的“假贷居贿”是说用借贷去谋私利，实际上就是进行的生息借贷。从前后文看，叔向对栾桓子的“假贷居贿”的行为是斥责的，可见出贷生息在春秋早期还很不普遍，如果有谁以借贷谋利，属于一种不正常的行径，会被人轻视，或遭到社会的谴责。
到了春秋的中后期，随着农村公社的进一步瓦解，井田的私有化和租佃关系的出现，借贷不仅普遍要归还，而且越来越多的是要生息归还了。“息”的概念这时也变成了出贷财物而生利增殖的内容，《周礼》中说：“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其第四是“听称责以傅别”；第六是“听取予以书契”。对于“称责”与“取予”的区别，宋人王与之解释说：“贷而生息谓之称责，贷而不生息谓之取予”【12】。可见，周代后期的借贷已经分成了有息和无息两种。对于“傅别”，郑司农说：“傅，傅著约束於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13】。即是说：对于生息借贷，要用文字写在简牍上，形成文书来加以约束，而且应一式二份，出贷者与借贷者两家各持一份，以作为日后生利索债时的凭据。即使是无息的借贷，也有个原物奉还的问题，所以也要“书契”为证。说明在周朝后期。已经普遍地用书写券、契的方式来规范借贷双方的权、责、利了。
恩格斯对于生息借贷的产生曾经分析说：人类社会第三次的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一一商人。……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14】中国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很符合恩格斯的这种分析，战国以前，商人和货币虽已产生，但不活跃，然而自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商品交换的频繁，出现了以经营工商为主业的商人，也带来了金属货币的铸造和广泛使用，而货币的广泛使用和借贷，又促进了对逐利的追求，借贷逐渐变成了官僚贵族、富商大贾们生息取利的一种手段，古时人有云：“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丁商，逐什二以为务”【15】。此处所云“周人”，是指战国时期东周京畿一带的人，“逐什二以为务”是指追求以十钱增息二钱的生息借贷业务，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经商营利、经营生息借贷已成社会普遍现象。正如同魏悦先生所分析的：“战国以降，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财产私有进一步深化，贫富分化随之加剧，……在这种前提下放贷取利的现象口益发展并兴盛起来。此时‘贷’字遂演变为‘举物生利’之义。”【16】
战国时期，生息的借贷已相当普遍，并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借债还钱、或者欠债未还的现象也比比皆是。齐国孟尝君请门客冯谖“收责於薛”，薛国是孟尝君的封地，他是薛国土地、财富的最大拥有者，故债户众多，冯谖受命后，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足见其借贷券契不少。冯至薛后“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偏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17】。所谓“合券”，即前论生息借贷中的“傅别”债券，由于烧掉了这些债券，去除了诸民的债负凭据，故民欢呼万岁。这是对国君贵族们生息借贷事后特殊处理的一则描写。
除国君贵族们外，更多的是富商大贾们的高利贷，《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一些战国时期迅速致富的巨商，往往是以出贷取利致富的。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徧郡国”【18】。又对关中无盐氏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19】前一例“贳贷”遍于郡国，说明生息借贷范围之广；后一例既说明以取利借贷的“子钱家”之多；又说明“贷子钱”利息之高，一岁之中，其利息竟高达10倍。高利贷成就了这些富商大贾们对财富的积聚，而他们的财富积聚又反过来推动着高利贷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指出的是：靠掌握财富出贷而收息，是一种不劳而获、坐收渔利的剥削行为，它侵占了他人劳动创造的财富，带来了社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承受高利贷剥削负担的，最主要的是农民，《管子·治国篇》说：“上徵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20】这是说，当君主对农民急征徭税不以时时，农民只有用倍称之息的借贷来应上征。当雨泽不足时，百姓只有用倍称之息的借贷来度凶荒，然后以庸力来还贷。秋收时富人们以半价收籴，春荒时又加息出粜。由此看，农民始终生活在高利贷者的盘剥之中。除了农民以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当其处于经济窘迫之时，都不得不求助于借贷，战国末年，甚至贵为周天子的周郝王，也免不了债台高筑，史载：“周郝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逼，与家人无异，贳於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台曰逃债台。”【21】战国以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尽管还个别存在着无息借贷，但在一般情况下，借贷都是生息的，它与债务欠负的概念紧密相连，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它长期以来是左右着人们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
进入秦汉时期，借贷成为一种债务概念，而借贷、债务都被写进了当时国家的律令，并作出各种具体的限制和处分。如在湖北睡虎地出土战国末期的《秦律》中，在其《金布律》中就规定：“有债於公及赀，赎者居他县，辄移居县债之。公有债百姓未偿，亦移其县，县偿。”【22】这里分两个方面，一种是对欠负公家债务及赀钱者，必须赎还，如还者居在他县，就应将债务移送他县追讨。另一种如是公家欠负百姓的债务，而百姓居于他县者，也应由他县负责偿还。《金布律》又规定：“百姓假公器及有债未偿，其口 （促）以收责之。……其人赢者，亦官与辨券，人之。其债毋敢逾岁，逾岁而弗入及不如令者，皆以律论之。”【23】说的是百姓借了公物或有债未还，至其时限应促其及时归还。如归还有盈剩，应办券给以证明。所欠债务不得逾岁，如果逾岁而不入或不按令办者，都要以刑律论处。可见到了秦朝，对于欠债及其归还的规定已经很严格。
到了汉代，人们都以出贷作为谋利的手段，新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规定：“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24】。这是规定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及朝廷中的官员，敢以高利贷谋取钱财者，给予免官。由此看到，到了秦汉时期，借贷牟利已使国家律令不得不给以限制了。
通过对借贷产生起源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借贷，特别是有息借贷，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在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社会时，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一个漫长过程；同样在私有制向公有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逐步走向衰退、直到消亡的过程。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正在发育中，作为生息借贷的现象，也仍处于一种活跃期。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生息借贷并非是一种社会永恒的现象。因为生息借贷与一般无息的借贷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无息借贷具有帮扶济困、互通有无的互助性，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生息借贷毕竟含藏着一定的剥削成分，虽然目前允许其存在，但始终是应该处于限制的范围之内。至于高利息的借贷，它会带来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大，破坏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则是应该完全禁止的。
注释：
【1】刘秋根：《试沦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2】徐祗朋：《周代借贷性质的演变》，载《松辽学刊》2000年第2期。
【3】魏悦：《先秦借贷活动探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据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91年再版，第297页。
【5】韩婴：《韩诗外传》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吕氏春秋》卷15慎大览第三慎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周礼注疏》卷15地官·泉府职掌条。《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8页。
【9】《春秋左传正义》卷42昭公三年条，《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31页。
【10】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47凶礼二荒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韦昭：《国语》卷14晋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3】王与之：《周礼订义》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一]63页。
【15】《史记》卷69《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1页.
【16】魏悦：《先秦借贷活动探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7】《战国策》卷11齐策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1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9、3280—3281页。
【20】《管子》卷15治国第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太平御览》卷177引《帝王世纪》，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4页。
【22】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5页。
【23】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5页。
【2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襍律，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原载《经济史》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