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简介】于文善（1966一），男，安徽阜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上海200241）。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0．3.121—126
2010年5月28日，时值《王国维全集》正式出版之际，《王国维全集》编委会与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50余位汇聚一堂，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了“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具体承办，并获得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浙江海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大会收到中外学术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王国维与现代学术、西学、乾嘉学派等关系的研究；王国维的西域史、蒙元史、文史学研究；王国维手稿、全集的整理工作和藏书研究；王国维简牍学、金石学、出土文献研究；王国维与晚清、民初的教育和新史学研究；《观堂集林》版本比较研究；王国维之死心态的研究；王国维研究的反思研究等，体现了当前王国维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
一、王国维与现代学术、西学和传统学术
王国维的学术集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中学于一身，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用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次学术会议研讨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贡献以及王国维与西学、经学、乾嘉学派等关系的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教授认为，在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途路中，举凡一些关节点上都印有王国维的足迹。他是主动引进、吸收、融解外来的学术思想的先行者，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运用西方学术思想解释中国古典。王氏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其学术思想又是坚实地立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地之上的。王氏学术思想的现代内涵，尤其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而首先意识到现代学术需要重新分类的就是王国维。
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认为，王国维先生在学术生涯初期，便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主张欲发扬光大中国学术，就必须兼通世界学术。他非常注意西方学者的成就，吸收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他们经常保持交往，相互切磋。
中国社会科学院谢保成研究员认为，王国维是20世纪最富学术预见的大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和《古史新证·总论》为其史学研究的结晶和总结。前者以其史学实践预见了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后者以其史学实践总结出研究中国史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结合，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实践，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与此同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成员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认为，王国维是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考据法，又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特别是他把乾嘉学者在小学上尤其是音韵学的成果、音韵学上的通转流变的方法运用到考史上来，从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同时，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如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对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而在治史上，王国维显示出更为开阔的规模，他会通近代的文史哲为一，形成他的治史特点，并有重大的创获。当然，其中的内在矛盾则难以避免，他有收获，也有困惑，自己也感到有矛盾之处。
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认为，王国维新史学的根基植于传统之上，它是一种继承中的创造，以经学为起点，史学为归宿。当王国维从辛亥革命开始经史转向后，对于经学及附于经学之上的小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们被王氏视为学术之根柢，“发温经之兴”成为了新的学术起点。深入经学之后的王国维，以清代乾嘉古文派为自己的学术基础，不仅将乾嘉考订之学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更开辟了“罗王之学”，为新史学的发展建立了根基。
中山大学桑兵教授认为，在中西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起初接触西学和移植西学而来的东学的近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学科发源的复杂过程和缠绕并不了解。这时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不同程度地受西学分科的影响，试图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条理本国的学术。但他们后来逐渐意识到中西学术各有体系，不宜附会，相继放弃了早年的趋新，改用中国固有的条理脉络。
二、王国维与晚清“兴学育才”和民国新史学
晚清，与清政府的全面“革新”相适应，教育改革也被提上日程，最终确立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激发忠爱、振兴实业”的教育宗旨。王国维由于治学路径和思想曾经历的变革，这一时期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兴学育才”的观点。旅日中国学者钱鸥博士指出，王国维对以军机大臣张之洞和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强调的“忠君”、“尊孔”、“尚实”等教育目标大不以为然，认为“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王国维反对实学，而紧追哲学。他鼓吹哲学，意在谋求一种思维和精神的根本开拓，同时为“学术”正名。譬如，在关于哲学之有用无用的问题上，王国维断言：哲学为“无用之学”①。王国维极力倡言哲学，坚守学术之独立价值，就是要改进中国的学术思维习惯，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知识改进工程；在近代教育思想史上，是王国维首先把“美育”当作一个问题提出。王国维认为，人之本质源于“慾”而生利害，个人痛苦和社会罪恶皆由此生。因此拯救之法只有从根源上除“慾”。何物可以除“慾”呢？唯有通过审美一一以美之性质不存利害为故。如果人的精神能够超然物我利害之外而人高尚之境界，其行必“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而“一人如此，则侵入圣域”。由此而论，美育和德育不仅不可分离，而且美育几乎是德育的前提。
王国维对民国新史学的研究贡献巨大。王刚教授的论文重点从方法论上探讨了王国维对民国新史学的贡献。他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是一种新材料与新问题下的新发展。在新材料上，王国维具有强烈的学术敏感性。在新问题上，他打破了经学视域，将经学引入了史学之路。在世界视野和近代眼光下，注重“传古”之功，由疑而得信。以可信的材料为重建古史而努力。为此，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来重构经学材料。在建立考订的学术基础上，借助西方逻辑方法，运用概念工具，以分类和贯通来重组经学材料。不以一一疏解经学问题为目标，而是将经学材料作为史学系统中的点与面，构建出可信的证据链。
南开大学朱洪斌博士认为，“罗、王之学”的学术内涵在于：（一）新学术源自新材料；（二）“二重证据法”；（三）学分新旧；（四）“释古”中潜伏“信古”。1923年王国维北上，以及先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教职，象征“罗、王之学”转入现代学术体制中，其治史理念及方法逐渐对民国新史学的演进发挥深远的影响。傅斯年及其史语所同事全面继承“罗、王之学”的史料观、治学方法，并结合西方的知识工具，加以理论提炼和发展，同时将“罗、王之学”引入现代学术机构之中，使之成为学术社群共享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及语言学的发展。
关于民国新史学，王国维涉及研究的领域很多，如金石学、出土文献、简牍研究等。河南师大王记录教授强调指出：王国维一生对金石碑刻及出土文献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新材料的发现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他即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所有的资料，相互比堪，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恢复典籍原貌，建立科学的古史体系。
日本关西大学藤田高夫教授肯定王国维是一个有传奇力量的学者，他的《流沙坠简》研究成果成为直到现在简牍学研究方面的精品成果，给当今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如他提出了简牍学研究的方法论，他发现了简牍学写作的规范等。王国维之后关于简牍学的研究并不是很显著，一直到建国后居延汉简的发现，情况才有所改变。
三、王国维与西域史、蒙元史、元代文史学和藏书、遗文
此次学术研讨会，一些学者考察了王国维在西域史、蒙元史、元代文史学方面研究的成果以及其藏书、遗文等情况。
陈得芝教授对王国维先生的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王国维深知语言学对西域和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性，遂向北京大学提出一个富有远见的建议：必须设立满、蒙、藏语课程，并资遣研究生到法、德诸国修读东方古国语言学。同时认为：王国维在西域史、蒙元史研究领域发表了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西域史研究如《敦煌汉简跋十四》，据玉门关发现的出使莎车和出使车师二汉简，说明《汉书·西域传》所载通西域南北二道的“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此说被学界普遍接受。《鬼方昆夷嚴狁考》利用出土铜器铭文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考察《易》、《诗》及诸子、史所载商、周的鬼方、昆夷、嚴狁和以“隗”为姓之狄人及传说中更古的薰育等族名，在辨明其地理分布和相关史实时代的基础上，以文字学、音韵学方法逐一分析，将以上诸名串联，勘定为同一族名因时、地差别产生的异议，并认为是秦汉时的匈奴。它是我国学界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西北古族的开拓性著作。蒙元史研究如《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引用各类文献近五十种，“注释之丰富，足以压倒前人”。《黑鞑事略笺证》、《蒙鞑备录笺证》、《皇元圣武亲征记》等蒙古史料和《鞑靼考》、《[辽金]萌古考》等文对蒙古史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量相当大，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和异乎寻常的聪敏和勤奋的治学态度。
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通过考察了元代文学史学和元史研究后指出，王国维研究元代戏曲，撰《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中国俗文学的研究。认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和中国学者陈万鼎的《宋元明戏曲史》皆是继此而作的。辛亥革命后，王氏寄寓日本京都。转而专治中国传统的经史考据及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民国五年返国，又专注古籍之校勘，于古籍的总整理贡献最大。八年后来北京，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又专究边疆史地及元代史料的校注和笺证，有《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之刊行，于元史研究最有功。国维逝世后，国内研究元史风气甚盛，五十年代，姚从吾校注耶律楚材《西游录》及重译《蒙古秘史》，就是受王国维影响。总之，王国维治学方面最广，贡献最大，影响深远，诚为现代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著述，陈寅恪先生称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王国维的后人，复旦大学王亮博士著文对王国维的藏书手迹及手稿遗文在海内外的收藏情况进行了概述和考察，内容包括王国维生前不同时期的藏书事迹，尤其是为他一生心力所倾的批校本，其大宗在上世纪陆续入藏今国家图书馆的始末；王国维在清末任职学部时期所编《静安藏书目》的部类与内容构成，这一时期的学术旨趣和见解；核证容庚先生《颂斋书画小记》的相关记载，确认广州博物馆所藏遗嘱“真迹”为石印本；回顾了百年间王国维著述的发表、刊印和辑集整理的进程，展望了日后有待开展的相关学术工作。
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对王国维旧藏善本书词曲书籍的去向进行了考察。王国维在1907年至1913年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主要部分在于戏曲研究。王国维曾收罗了大量的曲籍，而且手自抄录笔校，其中不乏精心抄录批校跋识之本。王国维去世后，这些词曲书籍多不存于家。王国维的助手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1928）中透露，“有数十种”“早归上虞罗氏”，后则“不知流归何氏”。黄教授考察指出：1916年旧历正月，王国维离开京都赴上海任职之时，罗振玉择其“大云书库”藏书中的复本相赠，王国维则以所藏“词曲书”作为回馈，而罗振玉应是将这些词曲书籍交给了在上海的四弟罗振常②。罗振常可能为了筹集出版王氏遗书的费用，出售了部分王氏旧藏戏曲书籍，其中大部分流往东瀛，为日本学者个人与学术机构购藏。
四、王国维若干著述和《观堂集林》版本比较
与王国维有关的一些研究论著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指出，《殷墟书契考释》中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王国维对罗振玉的初稿作了许多修改，对《殷墟书契考释》的成书付出了很多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殷墟书契考释》的合作者，不能贬低、轻视王国维对《殷墟书契考释》的劳动和贡献。
朱洪斌博士讨论了“罗、王之学”与民国新史学。朱博士认为：署名“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1922）一文，因其内容与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925）一文多有雷同，致有学者怀疑二文之真实关系，分析二文作者为同一人。通过进一步考订《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该文为王国维自撰无疑。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系统总结了罗振玉及他本人的治学经验，向世人宣示其治史理念及方法，公开揭示“罗、王之学”的学术旗帜。 湖北三峡学院李晓华教授以《人间词话》为中心，探讨了王国维对中国“通”学的继承与创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是现代诗学的开启。李晓华教授通过《人间词话》的探讨，认为它是古代文论的终点，现代文论的起点，其根本的立论点还是在于“通”。“无用之用”是“通”，“境界”说也是“通”，“二重证据法”也是“通”。“通”的关键在“熟”、“精”、“透”、“广”。“通”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思维方式。“通”作为一种现代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会通性、普适性、发展性。“通”更多的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作为一个科学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黄爱梅教授对《观堂集林》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观堂集林》至今共有六个影响较大的版本。黄教授比较了除台湾全集本之外的五个版本，发现其在卷数、内容、篇目、篇数、文字上各有特色，亦各有所不足。二十卷本是后来各版本的基础，罗本奠定了后来《观堂集林》二十四卷的规模；赵本虽文字多从罗本，又造成了新的讹误，但影响力超过罗本；中华本大大强化了《观堂集林》的学术价值，是使用最广的本子；冀教本提供了现代标点，为普及王国维学术影响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新出版的浙教版《王国维全集》本《观堂集林》，充分吸收前人的校订和标点成果，成为更完善的新版本。
五、王国维与学术界学人的交往
有学者还探讨了王国维与上海东文学社学人及巴蜀学人的交往。王国维是上海东文学社的首批学生，在此他接受了初步的西学和外语教育。旅日中国学者李庆通过王国维一封写给藤田丰八书信，考察了王国维和藤田丰八、罗振玉的关系以及中日两国有关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互相影响等若干和王国维生平以及日本汉学有关的问题。李庆认为：王国维不仅早年从藤田学习，师事之。辛亥革命以后，随罗振玉到日本受到藤田的关照，且在1916年从日本回国到去世的十多年间，也都和藤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应当否认罗振玉早年对王国维的重要帮助和关照。早年没有罗振玉，王国维的生活学术道路，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然而，也应当看到，罗振玉不是唯一的人物。王国维和藤田丰八的关系，并非完全是依附于罗振玉，由罗振玉才结识藤田的。李庆还认为：王国维对日本当时汉学研究的成果，相当关注。王国维的写作，和日本当时学界的研究，有着呼应、互动的情况。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他的一些成果之所以在日本学界引起关注，藤田丰八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讨论了东文学社的创办，并也论及了王国维与罗振玉、藤田丰八、田冈岭云、樊炳清、罗振常、萨端等师生的关系。文章认为：东文学社从1898年创办到1902年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年多，招收了几十名学生，实际在读者仅十人左右，却有不少在近代文化界等相关学科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如王国维、樊炳清、沈絃、罗振常、萨端、吴尔昌、刘大绅、胡浚康等，其中当以王国维最为出色。在东文学社，罗振玉慧眼识才，不因其考试不及格而令其退学，并在生活中给予较多的帮助。如聘用王国维为编辑，免除其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提升他担任学社的学监等。在东文学社，王国维的日语学习得到藤田、田冈这样好老师的照顾，其日语能力进步神速。藤田还帮助过王国维人东京物理学校肄业，又因藤田之劝，专修理科，乃以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王国维与樊炳清关系甚恰，长期以来在有关王国维的资料整理中无视樊炳清，理不清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王国维著述的整理，影响对王国维思想研究的深度。罗振常对王国维人格、学问至为敬重。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创办的书店刊印王国维的遗著不遗余力，出版有《观堂诗词汇编》等书。
四川大学彭华教授对王国维与巴蜀学人之间的关系加以了探讨。彭教授指出：王国维与国内外学者有着比较广泛的交往，但学术界所关注的仅仅是其中的少数诸人，而关于王国维与巴蜀学人的交往，迄今尚未见系统梳理者。钩稽相关史料，与王国维有直接交往的巴蜀学人有十二人之多。其中，既有前辈学人（王秉恩、王乃徵），也有同辈学人（王复礼、傅增湘）；既有弟子（周传儒、杜钢百、余永梁、谢星朗、黄绶、徐中舒），也有后学（李思纯、贺麟）。与王国维有间接交往者两人，一人与王国维当互有耳闻但并无来往（廖平），一人本当与王国维相识但失之交臂（郭沫若）。
六、王国维研究的反思及其他
王国维去世迄今已有84年，而“罗、王之学”之研究也应该有80年的历史。如今要想进一步推动王国维研究的深入，反思此前的研究应该是明智之举。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指出：王国维提出所谓“二重证据法”的命题。成为学术史上被多数人评价极高的史学方法。然细检众论，随声者多、责实者寡，对于“二重证据法”影响重大的问题，理应置于大的背景及史学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二重证据法”被推崇的结果。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作用，使中国传统旧史学与形成未久的中国新史学得以衔接，这个不适当的衔接造成许多旧史学的落后理念、虚假记述延续下来。今天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应当肯定王国维的具体学术成就，如实揭示其“二重证据法”的实质，特别要对随意滥用这个方法造成的不良后果予以严肃的批判。
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史学上的创获尤其为人所称道。有关王国维史学的评论散见于各种相关的传记、专书、专题论文、史学史与思想史著作、回忆录与纪念文中，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中许多见解不可避免的人云亦云，重复论述，乃至成为老生常谈；有些论述别辟蹊径，尝试新说，但未必能普获认同；有些看法本有特指，却被无限上纲，渐失原意。观察王国维史学的批评史，不但可以深化我们对王学的了解，同时这些批评的本身也反映了批评者的史学见解以及史学的时代变迁，若能加以梳理，辨章其意，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陆晓光教授认为，王元化先生上世纪末的学术努力以“九十年代反思”而著称，反思焦点包括重评赞王国维。然而王元化对王国维的钦敬至少始于六十年代，其时开始撰写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堪为表征。后者包括引鉴其文宇考证成果，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运用其首倡的“二重证据法”，以及称颂其为“开拓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九十年代反思”后的王元化进而从思想史范围与学术精神高度推重王国维，部分原因是基于前此的研究和体认。
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认为，王国维先生作《殷周制度论》，以卜辞材料论证“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为古代宗法制度研究上的一大发明。但此文以晚出的宗法理论材料与卜辞材料作对比照研究，认定立子立嫡之制始于周代，为周公所创，是为“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存在一系列失误。商代宗法的基本体制应是依父系分族而仍依母系分宗，周初尚大致承此体制，而与晚周宗法大不相同。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以殷周之际”，也不是实情。
王萌博士考察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王国维“司马迁生年说”的质疑，认为1929年桑原骘藏作《关于司马迁生年的一个新说》，对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中所提“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之观点发表质疑，并提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此后司马迁生年问题竟成学术史上的悬案。这一质疑，可视为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密切关注中国学界动态的一个缩影。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王国维治学的“境界”、之死的“心态”等。李明珠教授认为：王氏推崇境界。他提出的“三种境界”，可谓其一生的追求与写照。王氏的学术生涯，前后期虽然呈现不同的特点，但都展现了非常境界。对境界的追求是他取得大成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最后自觉选择死的主要因素。在学问的世界里，王氏已经“坐忘”，而在“人间世”，尚未达此高境。“境界”乃王氏人格、思想、学术之魂。张颂之教授认为，王国维在北伐的背景下自沉，他的自沉有其自我的价值追求，即殉情，以图使清帝不再受辱。这一行为却在社会上成了一个文化盛宴，不同的文化团体、社会派别就此发表了种种不同的探究言论，言论的背后实质体现出的却是各自的不同心态。这些不同的心态也体现了论说者各自的社会立场。
注释：
①“无用”是指哲学及一切学术对对象进行探究时所必须的客观性而言，非指无意义。哲学及一切学术的“无用”显然都是指一种“无用之学”。
②在罗氏家族中，罗振常擅长经营，而古董字画及书籍的买卖，原是罗氏家族共同的生意。罗振玉本人学术与书籍出版兼顾，具体的经营与销售主要是通过罗振常。罗振常在上海汉口路开设有书店。王国维与罗振常交往也密切。王国维曾以《词录》手稿，交付罗振常。另据王国维的《丙辰日记》，王国维在1916年归国居于上海时。经常出入于罗振常的书店看书、购书，或访罗振常，以作“闲谈”。（《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0年5月，第196页）
《历史学》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