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中所见明清佛山家族铸造业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享誉全国，产品遍及海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铁线、铁锅、铁镬、铁钉、铁链、铁砧、铁针、农具、军器和钟鼎等产品以其质量上乘而畅销全国各地。其总体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方面，已跻身国内首位。享誉“天下四大聚”之一和“天下四大镇”之一。
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成就，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特别是以个体家庭小作坊和以家族大作坊为主的作坊式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族谱中有较详细的家族铸造业记载。
【关键词】家谱；家族铸造业；冶铁；家族经济
一、前言
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享誉全国，产品遍及海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1]之称。铁线、铁锅、铁镬、铁钉、铁链、铁砧、铁针、农具、军器和钟鼎等产品以其质量上乘而畅销全国各地。其总体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方面，已跻身国内首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史上，以单一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时空切换、此起彼伏。从汉代的洛阳，到唐代的长安，从北宋的开封，到南宋的杭州，历史一路走来，中心城市的突出地位和唯一性历历可见。然而历史到了明清时期，一批工商业城镇的成长与勃兴，打破了中国长期单一中心城市统合天下的政治经济格局。
佛山，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工商业城市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居上，令世人瞩目。
从公元1600年到公元1900年整整300年间，佛山同时扮演了三种著名的中心城市角色：一是以批发商业和物流的发展与苏州、汉口、北京共享“天下四大聚”之美誉；二是以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与汉口、景德、朱仙并称“天下四大镇”；三是以与广州的外贸功能相异的错位经济发展，成为以内贸和手工制造业为支柱的岭南中心城市，为世人谓之“广佛”或“省佛”。[2]
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成就，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特别是家族作坊式的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本文拟就明清时期佛山地方家谱中的有关铸造业的史料进行探究，挂一漏万之处请各位专家及同行指正。
二、明清佛山家族铸造业的情况
佛山最早的冶铁铸造地点是在新涌边的佛山旧八景之一的“孤村铸炼”。[3]
大约从明朝永乐以后，在大墟至祖庙一带出现新的冶铁铸造点。《梁氏家谱》中记载：
明（宣德四年）祖庙门前堂狭隘，又多建铸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神前不宜火炎，慧（梁文慧）遂与里人霍佛山浼炉户他迁。[4]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祖庙门前，多炉并冶，火光冲天，呈现出一派冶铁铸造生产的热闹景象。
上乘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使佛山成为冶铸业的中心，故明中叶佛山人霍与瑕说：
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5]
明正统年间，鹤园冼氏六世宜冼灏通以“贾锅”为业，垄断了佛山的铁锅贸易，“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6]。冶铁铸造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着佛山居民的职业构成。明初佛山堡的八图居民原多以农耕为业。到成化、弘冶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丘浚的《东溪记》记载：“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7]当时佛山有居民“三千余家”[8]，由此可见，从事冶铁铸造业的人员还是很多的。
事实上，佛山八图氏族在明代大多投身开发冶铸业的热潮中。除上述鹤园冼氏外，此时还有细巷李氏、东头冼氏、佛山霍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金鱼堂陈氏、石头霍氏、石湾霍氏等家族从事冶铁业。
细巷李氏始迁祖李广成在宣德年间迁居佛山后就从事铸冶业。《李氏族谱》载：“吾家广成公得铸冶之法于里水（佛山的一个自然村，村民多从事冶铸业），由是世擅其业。”其后辈六世祖李善清，七世祖李世昌、李潭，八世祖李壮、李上林、李白、李国臣、李挺干等，均从事冶铁业。其中八世祖李壮在冶铁业上大有所成，家号素封。“吾家之昌厥宗也，自祖父同野公”就是指此。[9]
东头冼氏七世祖冼林佑，也从事采矿业。约在嘉靖年间，“公有矿山在高州，每岁必至课租。一夕自高州回，泊清远白庙峡，舟载多金，有山贼数十围劫，公财尽失。贼甫舍舟缘岸上，倏有勇士发矢，殪数贼，贼弃赃逸。勇士拾遗物献公，查点一无所失。公叩勇士姓名，始知为门下客”。[10]“舟载多金”，可见从事矿业其利甚厚。在冼林佑的经营下，“有明一代，东头冼族最称豪富。好治园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所在几与鹤园媲美。”[11]
佛山霍氏在嘉万年间也有十三世霍实、霍畴，十四世霍权艺，十五世霍从规等从事“冶铸”之业。其中的霍权艺“攻苦茹淡，为兄弟先，不敢告也。已而家计大饶，能代尔父治诸弟婚娶”。[12]
江夏黄氏亦是冶铸世家，专门从事冶铸车模业。万历年间，黄龙文“勤务正业，以铸冶车模为生”。其子黄妙科“以下模为业，致积有千金，置大屋一间，小屋四间，四十八亩，亦无娇容奢华之心”。其子孙世代从事车模铸锅业，直到清中叶时止。[13]
纲华陈氏在万年间十六世有陈尚荣，“生质强健出人，仪表威武，力能举百多钧，忍分居乡，业擅炉冶，扩产饶裕。人皆仰为生慰墀”。[14]金鱼堂陈氏八世陈阳庶，亦是万历年间的“炒铁大商”和铸镬炉户。[15]
石头霍氏本居住于离佛山五里的石头乡。明正德霍韬成会元，官至吏部右侍郎时，石头霍氏就积极插手佛山冶铁业生产，所至之处无往不利。连其儿子霍与瑕也承认，“先文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煊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羡”。[16]
嘉靖年间，离佛山十里的石湾霍氏也从事铁版的买卖，囤积居奇，以图牟利。其家训称：“凡人家积钱，不如积货，所积亦有其方。难收易坏者不可积；人家少用者不可积。如佛山铁版无坏，石湾之缸瓦无坏之类者，可积也。”[17]
上述材料说明，从明代起，佛山乃至周边的各宗族就竞相从事冶铁业的生产和贸易。冶铁业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不少人因此成为富商巨贾，不少宗族亦借此光大了门楣。对于明代佛山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冶铸业特别是冶铁业改变了他们的职业构成，加快了他们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的步伐。由此可见，佛山冶铁业乃是佛山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在佛山都市化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明清佛山家庭和家族铸造业的经营模式
明清佛山的铸造业，官营成分不多，私营业主占主要部分。其中，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个人小作坊或称作家庭小作坊[18]，另一种是家族大作坊。
1、小作坊
小作坊是以家长为首，率领兄弟子侄从事冶铁的生产单位。这种经营形式是最普遍，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在明代，佛山以这种经营方式为主。弘治年间，李善清“朴而尚行，兄弟同冶为业，怡怡如也”。[19]嘉靖年间，李潭“自以为世执铸功，家以此道进贻，诸昆从辅之翼之，常曰：‘吾十指上汗血犹鲜，汝辈奚容俨官人榜样。’故积伯公、翠伯公之底厥成立，皆其力也”。[20]同时期的霍实“弱冠治炉冶，拮据为勤，阅历寒暑，虽劳苦莫之辞也，已□起家”。[21]还有同时期的霍福田率其诸子霍权艺、孙霍从规等从事“冶铸”。[22]
小作坊是家庭的协作分工，由父兄组织，子弟出力。作坊主也是劳动者，并操心出力比他人更多。“十指上汗血犹鲜”，“虽劳苦莫之辞也”，就是他们瘁心操劳的描述。这种作坊规模不大，一般是五至十人。从各种族谱中可知，李善清作坊有兄弟七人，李潭作坊也是兄弟子侄七人。[23]黄妙科作坊只有四至五人。小作坊的劳动所得为兄弟子侄共享。李挺干兄弟“所办悉归同釜，衣无堂主，儿无常父，有长枕大被之风”，为父兄的家长还要“代冶诸弟婚娶”。[24]随着兄弟子侄的成家，作坊也常常分为数个，各自经营。晚年分家，“析其业为四，均诸子”[25]。又如黄妙科的作坊后来也分成四个作坊，三个儿子和自己各得一个[26]。因此，小作坊的规模和资金积累十分有限。
小作坊的投资不多，经营成败关键在于要有掌握独立操作的手艺人。因此投建者多是学成出师的手艺人。资金来源也多是佣工的工值。嘉靖、万历年间，“镜源公（李上林），少力贫，赁佣为食，既而躬自鼓铸，性忠实，平心率物，器无饰窳，价无饰售，而赀因以拓”。[27]由于小作坊资金微薄，追加非易，因此很易破产，时兴时灭。后来的小作坊常常不是原来的小作坊的延续发展。如李善清作坊，后因平息族人与街坊无赖子的讼事，“公亦出金钱餍无赖子意，事才得解，而公之家罄矣”[28]由上可知，佛山冶铁业小作坊成员多由亲属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依靠宗法维系的，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兄弟子侄的劳作，完全遵奉于家长的“指授”进行[29]，甚至子侄的作坊赚了钱，还得提供给父辈的作坊。如黄妙科的孙子黄玉韵，“生业以车模及铸冶，兴隆积有千金，建大屋一所，置良田三亩八分，其有余银尽交祖父铸冶所用，迨后资本缺乏，并无悔恨，诚恐祖父不安故也”[30]。甘冒破产之虞，也要履行子孙的孝义，表现了多么浓厚的封建宗法性。
由于小作坊生产量有限，无法大批购入生铁等原材料，其产品亦只能小批小市。故此小作坊的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往往要通过牙商，牙商居于小作坊与市场之间，小作坊主就不得不受其盘剥。明代佛山盛行赊购方式，无论是原料还是产品。谁需求谁先付银订货。如家庭小作坊需要铁版，则先向铁商订货。例如嘉靖年间，小作坊主霍实先交了订银买铁，结果被牙侩欺骗。“有侩者市铁负公几至百金。侩病将卒，人为其子危，言公必讼，公……竟置之。”[31]又如小作坊主黄广仁交银与铁商钟瑞芝和陈二明“订期交铁”。前后共订契约“四纸”，共银三百一十两一钱。后二铁商逋欠铁块，黄广仁控宪，得断偿还。[32]可见，小作坊主在经营上常受商人和牙侩的盘剥和欺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商人需要铁锅等物品，亦需先向冶铁作坊交银订货。例如崇祯年间，外省商人苏茂业，“以贩锅来广，凭店郭奉宇交银二百三十四两七钱七分与霍来鸣、何华生。华生陆续交明。来鸣尚欠五十二两三钱，赤贫无措，将别项铁器家伙物件央亲抵偿。已立收数付执，乃茂业执物细度，不免虚抬太过，不甘控宪”[33]霍来鸣、何华生显然是经营家庭小作坊，他们从行店郭奉宇处得到苏茂业的订银，但其中霍来鸣“赤贫无措”，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铁锅，以致引起一场官司。此时在佛山还出现一种专向家庭小作坊发放本银的大商人。崇祯年间，何太衡“家赀巨万，视弃数十金不啻九牛一毛。……而领其本者殆遍佛山炉户[34]。小作坊从何太衡处领得银本，开展生产、产品出售后，再还回银两。如梁超寰、陈葵庵就在后来“倾银还何太衡”。还银当然是本息一起还，因此何太衡显然是高利贷商人。但是，对于本少乃至无本的家庭小作坊来说，领本不失为开展生产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小作坊是同质的单位，由于分工不明显，自身规模上看很难扩大，一个小作坊如果劳力增多，势必再分成几个小作坊。因此其发展呈现出同质单位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规模不大，数量极多。然而，正是利用这一群体优势，“数万家”小作坊在明代创造出佛山铁冶名扬天下的成就。
2、大作坊
这种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大作坊是以族中长老、富商、绅士创立的作坊，规模较大。内部分工明确。作坊主脱离劳动，只负责经营筹划，或者请别人代为经理。劳动者或由子弟，或由“家僮”充当。正统年间，鹤园冼氏已有这种冶铁大作坊。由独占当时“锅业”鳌头的冼灏通主持，“公命诸弟侄经营其事惟谨”。满足了“各省巨商”的需求[35]。其子冼靖继承父业“督家僮营生，……其家日以饶，正统已巳黄贼作乱（指黄潇养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其乡，公率子弟为兵，树栅液铁，以拒以战”[36]。从“公率子弟为兵（军器）”、“液铁”来看，其作坊颇具规模。又从“诸弟侄经理其事”，“督家僮营生”看，其劳动者显然是在家族中地位甚低的“家僮”。
冼氏的家族大作坊带有一种家庭奴役制的色彩，明正德二年（1507年），石头霍氏也有这种冶铁作坊，据《霍渭崖家训》记载：“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禀家长，以知功最。”[37]石头霍氏经营“佛山炭铁”的作坊，虽然是霍氏族产的一部分，每年由家长任命“司货者掌之”，而年终又由司货者把“岁入利市”咨禀家长。说明家长完全脱离于劳动过程。细巷李氏是佛山冶铁业的主要家族，嘉靖年间，八世祖李壮自幼“治段氏业，精心淬虑，手口卒屠，遂大拓其室”。其后，他扩大作坊规模，“迩时子姓繁夥，阖室而爨六十余人，治家谨严，即再从弟侄授之以事而督其成，有悍于诲者挞之流血”[38]。至明末清初时，这个家庭已能铸造大炮。乡志载：“丙戌（1646年）海寇披猖，（李）敬问树栅铸炮，简练乡勇，以捍村堡。”[39]有能力铸炮，说明其作坊规模不小。
由于财雄势大，大作坊能够冲破牙行的中间盘剥，他们一方面直接与外省商人面对贸易，比如冼灏通与各省巨商的贸易就在家中进行。另一方面直接插手矿山的开发，东头冼氏的冼林佑，就曾经亲自到高州经营矿山[40]。大作坊还往往设有自己的专用码头，如石头霍氏，自嘉靖以来就一直占有汾水码头地[41]。
家族大作坊内分工明确，常有专人负责推销产品。上述鹤园冼氏的冼灏通就亲自负责推销，而督其子侄经营生产。又如李氏八世祖李白，“奉同野公（李壮）指授，往来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42]。李壮也亲自出马。“出入樟江，一时名辈咸乐与之游，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43]
由此可见，资本雄厚，分工明确，既可大规模生产，又可远距离推销，这是大作坊与家庭小作坊区别的标志。但是家族大作坊也可以从小作坊积累发展起来，如李壮的大作坊就是从李广成的家庭小作坊发展而来的，可见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大作坊数量不多，但地位重要。如上所述，明代官府有大量的军器和御用物品在佛山生产。崇祯年间广州府每年打造军器需银六千三百八十两七钱八分二厘[44]。而对于官府来说，由少数大作坊来承办军器生产，远比由众多的小作坊承办易于监督控制。因此，大作坊成为承办上供的首选对象。它们与明代官府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例如崇祯年间，户部要补造锅铫，部限甚逼，檄如雨下，佛山炉户梁秀兰领银票往惠州买铁，铁皆成版，每块成二百余斤。梁秀兰“借票私带逾额”，为广海兵船以“接济”之罪名拘留。广州府推官颜俊彦斥兵船为“此时白日为昏，几同劫盗”[45]。梁秀兰能承领补造锅铫之事，远去惠州买铁，并逾额私带，据此笔者认为梁秀兰也是一个大炉户，其为家族大作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明末清初南海陈子升说：“佛山地接省会，向来二三巨族为愚民率，其货利惟铸铁而已。”[46]这二三巨族不是别人，就是以上冼、霍、李、陈。“冼氏为南海望族”[47]；陈氏“世泽绵长，邑称巨族”。二三巨族主导冶铁，是佛山冶铁业的又一特点。明代中前期，主要是冼氏主导着佛山冶铁业。石头霍氏当时也有很大势力。明中叶后，李氏、佛山霍氏和陈氏在冶铁业中崭露头角，随着冼氏和石头霍氏的衰落，大概在明末时，李氏跃居第一，形成了李、陈、霍主导冶铁业的新局面。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饬禁私抽设牙碑》中有“佛山乡铸锅炉户李、陈、霍”[48]的称谓，现存的道光年间佛山造大炮上又常有“炮匠李、陈、霍”的铭文[49]。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称谓，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实。
结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史上，以单一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时空切换、此起彼伏。从汉代的洛阳，到唐代的长安，从北宋的开封，到南宋的杭州，历史一路走来，中心城市的突出地位和唯一性历历可见。然而历史到了明清时期，一批工商业城镇的勃兴，打破了中国长期单一中心城市统合天下的政治经济格局。
佛山冶铸业以其光辉的历史和精良的制品奠定了自己在南中国的冶铁中心地位，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无论从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产品种类以及市场范围来说，在江南地区都堪推首位。长江以南诸省商贾幅辏佛镇，帆樯云集，“汾江船满客匆匆，若个西来若个东”[50]，就是当时佛山商务繁忙的真实纪录。
通过对佛山老城区冶铸遗址的调查和走访以及查证资料、史料，我们知道，明以前及明清时期的佛山冶铸业，是佛山主要的手工业，冶铁产品遍及海内外，创造了佛山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研究佛山古代史，尤其是明清佛山经济史，无不与冶铸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无论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无不反映出佛山冶铸业的辉煌成就和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释：
[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之《锡铁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8页。
[2]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序言”，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
[3]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版本及纂修年代尚无定论，第212页。
[4]梁礼昭：《梁氏家谱》之《诸祖传录》，第44页，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版本及纂修年代尚无定论，后文中凡未注明版本、年代的族谱均是，恕不一一赘述。
[5]霍与瑕：《霍勉斋集》卷十二《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巴马书》，明万历十六年（1588）霍与瑺校刻本，第162页。
[6]《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六世月松公传》，第77页。
[7] 丘浚：《丘文庄公集》卷七《东溪记》，南海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版，第116页。
[8]《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之《广成公传》、《靖山公传》、《古松公传》、《季泉公传》、《祖考同野公传》，第45－49页。
[10]《岭南冼氏宗谱》卷七，备征谱，《名迹》，第77页。
[11]《岭南冼氏宗谱》卷七，备征谱，《名迹》第77页。
[12]《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九《大明十三世祖诰赠奉政大夫庐州府同知平居公墓志铭》，第101页；卷十一《十四世行素公墓志铭》，第137页。
[13] 黄尧臣：《江夏黄氏族谱》，《以寿太祖小谱》，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第23页。
[14] 同治六年佛山《纲华陈氏族谱》派世表，《十六世结松公传》，第9页。
[15]《金鱼堂陈氏族谱》卷七上，税寿房图二，第53页。
[16]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二十二，《寿官石屏梁公偕配安人何氏墓碑铭》，明万历十六年（1588）霍与瑺校刻本，第233页。
[17]《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前后家训》卷三，第17页。
[18] 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19]《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靖山公传》，第45页。
[20]《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季泉公传》第47页。
[21]《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九《大明十三世祖诰赠奉政大夫庐州府同知平居公墓志铭》，第101页。
[22]《南海佛山霍氏族谱》 卷十一《十四世祖行素公墓志铭》，第137页。
[23]《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第45页。
[24]《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第45页。
[25]《李氏族谱》卷五《超南公传》，第46页。
[26]（明）黄尧臣：《江夏黄氏族谱》，《以寿太祖小谱》，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第23页。
[27]《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镜源公传》，第45页。
[28]《李氏族谱》卷五《靖山公传》，第46页。
[29]《李氏族谱》卷五《见南公传》，第46页。
[30]黄尧臣：《江夏黄氏族谱》，《以寿太祖小谱》之《十四世祖和平公行略》，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第25页。
[31]《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九《大明十三世祖诰赠奉政大夫庐州府同知平居公墓志铭》，第101页。
[32]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卷四《讼债钟瑞芝等杖》，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藏明崇祯问刻本，第56页。
[33]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卷四《讼债苏茂业等杖》，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藏明崇祯问刻本，第56页。
[34]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卷一《勘合》之《人命何太衡简朴之等繇详署府》，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藏明崇祯问刻本，第15页。
[35]《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六世月松公传》，第77页。
[36]《鹤园冼氏家谱》卷五《明处士兰诸公墓碣铭》，第56页。
[37]（明）霍韬：《霍渭崖家训》之《货殖第三》；《涵芬楼秘笈》第二集，商务印书馆民国15年(1926)版，第379页。
[38]《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祖考同野公传》，第47页。
[39]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八《人物志》，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版本及纂修年代尚无定论，第141页。
[40]《岭南冼氏宗谱》卷七，备征谱，《名迹》，第77页。
[41]霍韬：《霍文敏公全集》卷七下，《书·家书》，同治元年(1862)南海石头书院刊本，第223页。
[42]《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见南公传》，第46页。
[43]《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祖考同野公传》，第47页。
[44]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卷一《公移》之《详造三限军器银两》，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藏明崇祯问刻本，第13页。
[45]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卷一（二刻）《诬指接济刘韬等》，北京大学善本图书馆藏明崇祯问刻本，第24页。
[46] 戴肇辰、苏佩训：《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陈子升上某明府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47]《岭南冼氏宗谱》卷首，第2页。
[48]现存佛山祖庙碑廊：《康熙三十二年南海县饬禁私抽设牙碑》，。
[49]现存广州市博物馆：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佛山造城防炮上的铭文。
[50]陈昌玶：《佛山竹枝词》；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志》，佛山市博物馆线装本，版本及纂修年代尚无定论，第107页。
（作者单位：佛山市博物馆 528000）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