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家的棉纺织

　　明代，特别在明代中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使用奴婢、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地主。以缙绅地主为多。如文献记载，这些地主“役僮隶”、“ 僮奴几二千指”、“课僮仆力耕稼”、“多买奴仆”、“臧获以数百指”、“ 僮婢数十百指”、“ 臧获之指千”、“多买僮仆”等等。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的兼营棉纺织。妇人主事的家庭尤其如此。如王世贞所记金孺人事迹是“课耕及理纺织丝枲场圃委乘”。他所记屠淑人事迹是，诸臧获“畴力耕，畴技工作，畴行贾，畴女红”。 女红即指棉纺织。又如吴中行叙其家事迹是，其家僮婢，“男服农，女服酒浆丝枲”。有地主的《治家条约》甚至规定，“凡奴仆在家，务使各勤其事，男使之耕，女使之织”。这些役使奴婢多的地主，大都盈利甚多。

　　当时江阴县梧塍里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家，是一个士人家庭，也是一个中等地主，其家的土地，就是采取如上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徐霞客的父亲死后，由他的母亲王氏掌管家务。她“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凡饘酡、酒醴、塗茨、朴断及鸡埘、牛宫之类，诸僮婢皆凛凛受成于母”。这说明他家是种有田地的。而王氏又精于纺织，“好率婢子鸣机杼”。黎明即起纺织，“机声轧轧频呼婢，篱下离离欲曙天”，“课诸婢”甚勤。其家所织之布，“又密又细又平整，轻薄如蝉翼，市者能辨识之，称为徐家布”,“她家的布在市场上几乎能卖到丝绢一样的价格”。为了卖个好价钱，其布往往运往大城市苏州出卖，“持向吴门货吴侬”。

　　据新编《江阴市志》记载，徐霞客之母好纺织，“家有布机二十余张”。因叙述简略，我们无法断定这二十余张布机，有多少张在同时使用。家中婢女是否都专工纺织，还是另有家务负担，只在闲时从事纺织。王氏有四媳，亦未见她们参与纺织的记载。总之王氏家中有多少人从事纺织，是个未知之数，不能妄断。但从文献记载上“课诸婢”上推定，有几个婢女经常从事纺织，则是可能的。

　　徐父在世时，本“已家道中落”。分得的田产，“系处偏东之旷土”，“不及中人之产”。加以徐霞客“典地出游达二十多年”，在此长时期内，“于家庭无些介之入，而有持久之耗”。但由于经营有道，家业不但无亏，而是有所进益。其纺织所得，“再加上现在田亩，徐家的家境开始渐渐好转”。 徐家役使僮婢，劳动力成本低下，这无疑是徐家财产增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徐家家底薄，买不起也养不起更多的奴婢，从上述评价看，其家财的进益是有限的。

　　从宋代以来，雇佣劳动不断发展，封建制度对奴仆的束缚，也在逐渐松弛。江南地区役使奴婢经营地主的发展，并不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倒退，而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现象。明代江南赋重，众所周知。因此一些有财势的地主，希冀役使奴婢，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弥补重赋的部分损失。特别是农民，顾炎武《日知录》说，“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重粮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他们为了逃避税差，被迫以卖身、投靠、抵债等各种形式，到富裕之家充当奴仆，为地主创造财富。江南赋重，以苏州府、松江府为最。役使奴婢的经营地主，也以苏松两府为多，而充当奴婢的是否也是苏、松两府为多，就无从考究了。总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大量劳动者为之付出了超常的痛苦代价。前述金孺人对奴婢是“起宿不辨色”，就是很好的说明。

以上引文，均见下列文章书籍：

1. 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诸问题探析》，载《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2. 蒋明宏：《“徐霞客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说质疑——关于徐霞客家世研究的一点商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1年第9期。

3.《徐霞客·走进科学》，2010年6月24日《中国电视报》第24期。

4. 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284－286页。

5. 王毓铨主编：《中国古代经济通史·明代卷》上，第151－152页。

6. 庄元臣：《庄忠甫杂著》第8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