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宁波民营企业制度自五口通商发轫至今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发展。从19世纪末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普遍采用古典企业制度，到20世纪前期资本扩张时期引进股份制等近现代企业制度，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新中国国有化浪潮的波折，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寻找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实现了不断的积累、重聚和再创造。

　　【关 键 词】制度演变；古典企业；股份制企业；企业家精神

一、改革开放前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回顾

　　为了搞清楚宁波民营企业的制度演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历史。自鸦片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与我国东部沿海一些城市的企业制度演变的轨迹基本相同，宁波的民营企业先后经历了初创、波动发展和迅速消退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在这几个阶段特别是前两个阶段中，宁波在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了十分宝贵的积累。

　　（一）初创期：近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从企业制度方面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宁波于1842年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向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渗透。自此，在宁波地区逐渐出现了与外贸发展密切相关的私人商业，如洋布业、百货业、五金业、颜料业、鸦片、西药业、丝业、茶叶业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有源康洋布店、屈臣氏药房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幕僚宁波人严信厚集资白银5万两，在宁波创办了全国最早的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宁波的民族私人资本开始涉足工业。19世纪末，由于清政府实施奖励实业的政策，一部分宁波的官僚买办和工商业资本家纷纷投资于工业，在宁波地区掀起了兴办近代工业的第一次浪潮。严信厚于1894年在通久源轧花厂的基础上投资45万元开办通久源纱厂。1895年，一些宁波商人合伙投资创办宁波开永源丝厂[1]。进入20世纪初，一些宁波的官僚、商人、地主又陆续创办了和丰纱厂、通利源榨油厂、明华玻璃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宁波自来水公司、永华布厂、光明皂烛厂、付泰记米厂、顺记铁工厂、五美袜厂、任兴记营造厂、华泰丝厂、大美肥皂厂、汇昌机械厂、华兴机械厂、战船街电厂等18家工厂，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地步。随着外国航运、商业和金融业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不断深入，宁波买办队伍借助从事买办活动积累的资金，再投资于实业，催生了买办杨坊创办的怡和洋行、买办朱葆三的平和洋行、买办虞洽卿的华俄道胜和荷兰银行，和买办周宗良的德孚洋行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虞洽卿。与此同时，随着工商业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宁波的私营钱庄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有400多家钱庄开业。[2]截止到20世纪初期，尽管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有所收获，但在企业制度方面基本上还属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古典企业”。

　　进入20世纪初，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宁波民族工商企业制度开始有所变化。1909年，虞洽卿集资28万元创设宁绍轮船公司，先后购置宁绍、甬兴、新宁三轮，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民营航运公司之一。1913年，他又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参与宁波、镇海、余姚之间航运业务，同时他还投资鸿安轮船公司。朱葆三自1915年开始先后参与创办的近代航运公司有大达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等，资本额至少一、二百万元。[3]可见，这个时期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开始突破古典企业的模式，而采用股份公司的近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民族工商业运用更多资本提供了制度条件，自此，私营工商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速度不断加快。

　　从企业家精神方面看，宁波本来就是“实功实用”、“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的“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在成为通商口岸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入，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也渗入宁波，这两种文化在本质上有着某些一致的方面，并在一些创业者身上融合、凝结，结果就在宁波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第一批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其中被后人所称的“宁波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尽管宁波帮主要指在宁波以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商业人群[4]，但这些商人最初的创业地都在宁波当地。当时的企业家肯定都会先后仙逝，但企业家精神却会生生不息，并成为后来宁波民营经济发展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波动发展期：私营工商企业的大起大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同其它地区一样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宁波的一些民间资本利用了股份制模式，又先后创办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如生罐头食品厂、美球针织厂等21家工厂。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20年代初，宁波城区共有近代工业企业39家、银元资本达到了230万元、工人5000余人。其中，棉纺针织业9家、食品加工业11家、机器修理业6家、公用交通业5家、日用工业品8家，重工业性质的电力和机器修理场只占资本总额的7%。到了1932年，宁波城区工厂达到158家，年产值1082.5万元。与此同时，专门服务于工商业的私人钱庄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郢县政府的统计资料，1931年该县就有钱庄160家，拥有资本420.25万元，占社会总资本的29.8%。[5]然而，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华的商品倾销，宁波的民族工业一度遭到很大打击，不少企业纷纷破产。[6]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后，上海、杭州等地的相继沦陷，从1937年到1941年，宁波取代上海成为内地各省物资转运的最重要口岸，大量物资在宁波集散，宁波本地生产的工业品也畅销各地，一时间带动了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办的和丰纱厂仅在1937年就获利126万余元，宁波各地民办小型布厂一度达到50家。生产卷烟、火柴、肥皂、袜子、牙刷以及其它日用工业品的民营工厂纷纷涌现，产量大幅增长。由于赣、鄂、湘、川等地客商云集，宁波的商业、饮食、服务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本地工商业遭受日军掠夺摧残，一些较大的工厂不得不关闭或缩小经营，原有钱庄大都停业。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宁波工商业才开始逐渐有所复苏。和丰纱厂从上海迁回宁波一部分业务开始生产，规模较大的利生纱厂也于此时创立，正大火柴厂、太丰面粉厂等开工率均达到战前水平。沦陷前的一些钱庄也纷纷申请复业，经当局审批开业的有31家。[7]但是，紧接着的内战爆发，一度兴盛的宁波民族工业再次遭到重创，不少民族工商业迅速濒临破产和半破产边缘。到建国前夕，宁波市有私营企业921家、职工2.76万人，[8]城区有工业企业484家（包括手工业作坊）、职工7637人，全市百人以上工厂仅8家。[9]私人钱庄也因恶性通货膨胀及投机商人的破产，而无法收回贷款而被迫停业或破产。

　　不难发现，在这30多年的时期里，由于市场和战争等外部原因，宁波民族工商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尽管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推动下，企业制度已经出现了由古典模式向股份制模式演变的倾向，但不断的战乱又使其难以获得正常的发展环境，不仅企业过去形成的财富因战争而毁灭，企业制度演化的进度也被大大缓解。

　　（三）迅速消退期：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已经到了几近消亡的地步，据当时宁波地方政府工商管理部门的统计，到1949年底，宁波老城区有工业企业188户、手工业1793户、商业3223户。[10]针对私营工商业的这种萎靡状态，宁波新政府遂及进行了工商业调整。一方面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另一方面，鼓励私营工商企业恢复生产。地方政府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加工订货、收购私营工厂产品、包销和委托加工等措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据统计，从1950年9月至12月，申请开业工商户有1354户，其中10月份高达510家，基本控制住了工商业大幅下滑的趋势。[11]到1951年7月底，登记工商企业7829户，总资本额1790.84万元。私营企业1160户办理重估，6669户确定资本，重估增值额1305.99万元。[12]到1953年，宁波城区有个体手工业3011户、从业人员13122人，私营工商业14124户、从业人员30117人，其中职工12601人，资方人员17516人，资本1862.27万元。[13]

表1：1951年宁波市区私营工商业情况（单位：万元）

业别	户数	人数	资本额	全年营业额
机器工业	145	5154	1070.51	1019.42
手工业	3266	7166	217.66	489.43
商业	2404	7269	607.72	3600.00
饮食业	406	961	9.44	62.15
运输业	33	658	170.14	96.29
服务业	425	1112	134.63	83.39
建筑业	133	174	9.59	78.69
金融业	20	182	6.20	26.25
农业	23	49	1.53	2.97
合计	6855	22725	2227.46	5458.63

　　资料来源：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0页。

　　然而，1953年以后，随着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政策背景下，宁波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纷纷实行公私合营，企业制度的自然演变再次遭遇政治运动的挑战。1953年9月1日，宁（波）穿（山）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宁波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第一批公私合营有纺织、面粉、染织、冷藏、电力等五个行业。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万信纱厂、冷藏公司、恒丰印染厂、新生纱厂、浙东染织厂、太丰面粉厂等8个大型工厂进行单独公私合营。1955年，又有火柴、造纸、染织等20个行业，私营工业110户，个体83户，分3批进行改造，其中11户直接转入地方国营和老公私合营厂，其余归并为18个合营工厂。私营商业包括饮食业、服务业在内，也先后进行改组改造。1955年12月31日，纺织、机器、卷烟、酿酒、榨油等8个工业行业、194家工厂，百货、服装、五金电器等12个商业行业、269家商店同时宣布公私合营。1956年1月19日，14个工业行业、80个商业行业、5个交通运输及建筑业，计3988户私营企业，除零散摊贩外，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4]在随后的 “大跃进”时期，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追求“一大二公”和“纯而又纯”的所谓社会主义，大批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被合并到国营、大集体企业，个体商贩仅存145户、173人。[15] “三大改造”使得宁波的个体私营企业迅速走向衰落。

　　与20世纪上半期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宁波企业制度的演化会受到来自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尽管企业过去形成的财富部分地保存下来，但企业制度内生的演变路径被彻底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后宁波民营企业的再次崛起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市场和政治环境的不断优化，宁波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总体来看，30多年来宁波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制度演变，似乎在历史积淀的辅佐下，快速地经历了再萌发、迅速扩容和成熟深化等三个递进阶段。

　　（一）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制度的再萌发（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波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遂及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宁波个体私营经济首先在慈溪县出现了。慈溪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而且慈溪民众有着从事商品生产的历史传统。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慈溪的个体私营加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新浦、观城、白沙等地先后出现一批以有色金属浇铸、塑料制品、针织、小五金等行业为主的联户以及个体工商户。这些小工厂、小作坊主要是为大中型企业制造小配件小加工。小工厂、小作坊迅速遍布慈溪各个乡镇，到1984年，全县已有2700多家个私企业。[16]到1987年，全宁波市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的186户增加到了10.5万户。1987年、1988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鼓励、引导、规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极大地促进了宁波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2年底，宁波市GDP达到213.05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475.7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19.3%，集体经济占64.3%，股份制经济占3.5%，私营经济5.2%，外资经济占7.7%。可见，国有经济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大幅度下降，而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得到迅速发展。全市个体工商户也发展到了14.7万户，从业人员25万人，私营企业222户，雇工达到3.5万人。

　　从这个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看，国有经济的比重迅速地大幅下降，已经不足以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经济力量；而乡镇集体工业则大幅增加，承担起了宁波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增长速度最为迅猛，以民私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趋势初步形成。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已经大大超越了当时全国的发展水平，引领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航向。

　　（二）改革中期：乡镇企业改制与民营企业迅速扩容（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特别是1993年宁波被列入全国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而宁波的乡镇集体企业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大发展以后，其机制优势开始消退，产权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从1978年开始，宁波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幅度超过20%，其中1979年至1983年，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到1983年达到24.23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35%。[17]1985年，全市乡镇企业实现产值59.33亿元，比1978年增长6.52倍，全市11个县(市)区，除了只辖一乡一镇的海曙区以外，全部进入产值上亿元的行列，鄞县、慈溪、余姚三县(市)产值在10亿元以上。[18]1986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68.4亿元，利润5.04亿元，象山县爵溪镇、鄞县邱隘镇、五乡镇、姜山镇、古林镇等五个镇工业总产值超亿元。[19]1990年末，全市有乡镇企业36809家，其中村以上集体企业13710家；从业人员790488人，其中村以上集体企业647507人；固定资产原值371450万元，其中村以上集体企业340093万元；产值1476483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其中村以上集体企业1257946万元。[20]到1991年，宁波市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约20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71亿元）的56%以上。[21]到1992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已经达到近300亿元，乡镇企业总数达到4.5万家，一些骨干企业相继壮大，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骨干企业数仅占企业总数的2.3%，产值就占到总量的48.2%，销售收入占49.0%，利润占54.2%，其中产值突破千万元以上的449家，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0%以上，在全市乡镇企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22]。乡镇企业已成为宁波农村经济的支柱。

　　然而，由于乡镇企业沿用了农村承包责任制模式，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乡镇企业的产权主体缺位、政企不分的弊端开始凸现出来，乡村领导随意干预企业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老子办公厂，儿子办私厂”、“穷庙富和尚”等现象。[23]同时，随着买方市场的出现，许多乡镇企业形成的大量沉淀资本和高额负债，直接导致企业的经营效率每况愈下，改变乡镇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宁波乡镇企业借着新一轮的改革大潮迅速铺开转换经营机制的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奉化市桐照乡、余姚市临山镇、北仑区小港镇、鄞县青春服装厂等一些乡镇、企业就开始自发地试行股份合作制。1992年，甬港服装厂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革，组建杉杉集团。到1993年3月，较早启动改制工作的余姚市已成立6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本金4129.7万元，吸纳职工个人资金1428万元，社会股419万元。[24]到1993年7月，宁波全市已有500多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还对“小、微、亏”企业实行兼并、拍卖或租赁，其中余姚市16个乡镇共拍卖兼并95家“小、微、亏”企业，盘活存量资产2000多万元。[25]1993年11月13日，宁波市下发《关于镇（乡）村集体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试行意见》，标志着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工作开始全面铺开。市属各县市选择一批强镇、强村、强厂、优势行业及重点骨干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到1993年底，宁波全市初步实现机制转换3502家，占镇、村集体企业总数的22%，其中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1670家，股本金总额8.1亿元，新吸纳资金3.2亿元。[26]在改制中，宁波市对资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重点骨干企业，采取组建企业集团或规范化股份公司的形式，全市组建企业集团19个，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42家。对经济效益好、规模中等的企业，改组成股份合作制，其中采用折股改组方式的有997家，新设企业367家。对“小、微、亏”企业采取拍卖、租赁、兼并等形式。其中全拍468家，不动产租赁、动产拍卖1303家，租赁630家，兼并150家，共转让资产2.5104亿元。在转制进展较快的鄞县，1022家乡镇办企业已转制670家，占65.6%；除新办9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外，共组建规范化股份制企业26家，折股改组和拍卖重组218家，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135家，“摘帽”22家，拍卖后转为个私企业84家，实行租赁经营17家，兼并72家。[27]经过转制，乡镇企业较好地克服了原机制存在的弊端，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97年底，全市17904家镇(乡)、村集体企业实行转制的有16607家，转制面为92.75%。[28]其中组建企业集团42家、股份有限公司40家、有限责任公司478家、合作制企业1338家、动产拍卖和不动产租赁1932家、全部资产拍卖2948家、租赁2209家、资产增值承包1738家、挂集体牌子摘帽转为个体私营企业3024家、中外合资247家、兼并及关闭2452家。[29]到2000年，宁波乡镇企业改制工作全部完成，基本转化成为民营企业。这一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4.0%，集体经济占13.2%，股份制经济34.5%，私营经济占17.4%，外资经济占30.9%。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绝大部分成为了个体私营企业。在全市城乡从业人员中，国有经济占11.1%，集体经济占42.4%，股份制经济占7.4%，私营经济占35.5%，外资经济占3.6%。

　　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宁波经济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民营企业真正崛起的时期。首先，以乡镇企业转制为核心的改革，体现出动手早、速度快、步伐大、涉及面广和改革彻底的突出特点。宁波乡镇企业改革的成功实施，进一步奠定了它在全国的体制优势；其次，以民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基本形成，民营企业的运营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这又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和民营企业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创造了条件；再次，在股份制模式下，一大批民营性质的大企业、大企业集团开始出现，民营企业的制度模式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21世纪初：国际化与民营企业的扩张和制度深化（2001年至今）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宁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许多民私营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之中。以民营为主、多种经济成分高度融合的股份制经济无论在结构上、数量上，都适应了新的发展环境的要求，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状态下，宁波的民营企业迈上了新台阶。

　　到2003年底，全市共有私营企业6.25万家，注册资本536.71亿元。其中私营企业集团公司81家，私营股份有限公司41家，注册资本超亿元的有7家。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大幅提升，截止到2003年底，全市从事外向型生产经营的民营企业已达4362户，实现出口交货值175645万美元。在全市有进出口经营权的3037家企业中，99%为民营企业，并形成了一批出口创汇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同时，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创办企业和机构363家，项目总投资9609.44万美元，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此外，2003年全市有292家民营企业吸收引进了外资，外商投资总额16.6亿美元，投入注册资本8.6亿美元，有5200余家民营企业出口创汇，出口额达357亿元。[30] 到2006年，宁波民营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其他混合经济体近30万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1.3%，所创产值1468.75亿元，占宁波GDP的83%，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31]

　　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宁波民营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截止到2007年底，民营经济注册资本达到1500亿元，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达到25.73万户和9.3万家，有465家私营企业的总产值或销售收入总额达到1亿元，其中包括164家企业集团。[32]到了2008年，宁波市私营企业累计105471户，注册资本1640.19亿元。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量比2007年增长15.3%。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中小型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民营企业遭受了一场浩劫。仅2008年上半年，全市就注（吊）销企业4992家，其中私营企业3852户，同比增长73.3%[33]。到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停产、歇业的有461家（2007年同期为137家），停产、歇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4.2%。[34]2008年第四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02.06，同比下降35.42%。其中中型和小型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98.5和92.2，处于不景气区间；生产和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仅分别为74.6和76.78，进入极不景气区间。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75.47，小型企业家信心指数为76.6，都处在极不景气区间。[35] 不过，到了2009年，宁波的民营经济就开始有所回升，当年全市实有私营企业114426户，私营企业集团公司191家，股份有限公司达到518家。[36]

　　从2000年到2009年，宁波民营企业的发展体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点，一方面，在股份化、集团化的推动下，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增长明显。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规模以上企业家数2009年是2000年的7.72倍，产值是10.73倍。

表2：2000-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单位：家﹨万元）

年份	企业数（家）	总产值（万元）
2000	990	2151257
2001	1641	3431000
2002	2093	4812764
2003	2558	6951380
2004	5130	11533146
2005	5510	14603999
2006	6345	18456734
2007	7263	22710316
2008	7397	22167160
2009	7643	23084430

　　资料来源：宁波市工商局、宁波市发改委。注：总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

　　另一方面，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暴露出许多自身的不足。一些企业规模小、数量多，部分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压力凸现；人民币升值对于销售利润较低的中小企业影响日益增大，工业产值和生产效益的增幅开始下滑；生产要素涨价，工业企业效益波动幅度增大，一些原材料、动力燃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呈逐步上升趋势，从而导致中小型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波动剧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直接影响了企业发展积极性。不仅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过快，同时，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要求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60%，另外，科技投入、利息支付和汇率变动等费用的增加，使得企业难以承受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37]这些问题已经对宁波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民营企业再次走到大调整的转折期。不过，有理由相信，聪明、勤奋的宁波企业家一定会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从而使宁波的民营企业再次走先辉煌。

三、几点结论

　　通过对宁波民营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我们至少得到这样一些结论：

　　首先，从历史传承角度看，与内陆的一些地区相比，宁波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比较先进的企业制度，以及沉淀下来的商业传统和企业家精神，业已成为改革开放后宁波国民经济和民营企业大发展的重要历史因素。

　　其次，从企业制度内生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宁波私营企业制度的变迁，体现了我国沿海地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渗透而形成的演变轨迹，甚至更具典型性。在初创时期，私营企业主要采取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古典企业模式”，甚至多数是家族制的。随着市场的扩大，企业制度会发生自动调整，更有效率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但外部环境如战争等非经济因素对企业制度的内生性自发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再次，从企业制度外生变迁的角度看，尤其在国家社会制度改变的情况下，外生制度的强制性供给会摧毁任何过去的企业制度形式。建国后宁波私营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了其性质，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它同国家、集体投资新建的公有制经济还是有所不同，在企业中总是留存某种历史的记忆，一旦时机成熟，特别是在市场规模和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类企业最容易复原其本来面目，宁波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迅速转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后，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相比于企业制度乃至形成的企业财富都有可能被迅速摧毁的事实，我们发现，不仅企业家精神这种人力资本会长期积淀，而且，企业模式和经营经验的历史记忆正是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得以实现，并成为日后财富的重新聚集和再创造提供不竭动源，改革开放后宁波民营企业的再次崛起充分证明了这一基本原理。

注释：

[1]《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2] 王苏英：“近代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营特色”，《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9卷第3期。

[3]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4] 邢孟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研究——以宁波为例的考察》，博士后论文，2010年，第29页。

[5] 王苏英：“近代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营特色”，《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9卷第3期。

[6]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志编纂委编：《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志》，2005年版，第88页。

[7] 王苏英：“近代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营特色”，《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9卷第3期。

[8]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9]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志编纂委编：《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志》，2005年版，第89—90页。

[10]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0页。

[11]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1页。

[12]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5页。

[13] 林崇建等著：《混合所有制经济——宁波的实践与探索》，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4]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9页。

[15]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5页。

[16] 谢永康等著：《实践 创新 发展——宁波改革开放30年》（2008年未刊稿），第151页。

[17] 郭正伟主编：《探索与跨越——宁波农村改革发展30年》，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18]《宁波五十年》，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19] 郭正伟主编：《探索与跨越——宁波农村改革发展30年》，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页。

[20]《宁波乡镇工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21] 谢永康等著：《实践 创新 发展——宁波改革开放30年》（2008年未刊稿），第20—21页。

[22] 数据来源：1993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23] 鄞州区档案局等编著：《鄞州民营工业企业发展大略》，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版，第88—89页。

[24] 王卓辉：《在全市乡镇企业经济分析会上的讲话》（1993年7月24日）。

[25] 邢孟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研究——以宁波为例的考察》，博士后研究报告，2010年10月，第81页。

[26] 王卓辉：《在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4月22日）。

[27] 邢孟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研究——以宁波为例的考察》，博士后研究报告，2010年10月，第81页。

[28] 王凌：“宁波民营经济三十年：回顾、经验与前瞻”，《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3期。

[29]《宁波五十年》，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30]“宁波民营经济‘十一五’期间实现新飞跃研究”，内部稿，2004年，第8页。

[31] 姚丽娜、卫明凤：“宁波民营经济的现状及发展思路”，《浙江海洋学院报》，2008年第25卷第1期。

[32] 王凌：“宁波民营经济三十年：回顾、经验与前瞻”，《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3期。

[33]《今年近5000甬企已“出局”》，《现代金报》2008年7月24日，A17版。

[34] 邢孟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研究——以宁波为例的考察》，博士后研究报告，2010年10月，第104－105页。

[35]《2008年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述评》，宁波统计信息网，2009年3月2日。

[36] 宁波市2009年全年度经济主体登记数据，来自于宁波市政府信息网。

[37] 《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2008）》，中华书局，2008年，第232页。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