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口岸”变迁：公元750—1840年
【内容摘要】唐宋以来，江南地区已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外经济吏往，这种经济吏往很大程度上依赖和得益于“口岸”的存在和发辰。在唐宋元明清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江南地区口岸经历了一个持续变迁的过程，影响这一变迁最基本的原因当推自然环境，主要是包括河、江、海综合作用下水道变化的结果。但不论如何变迁，江南地区之口岸皆具国內贸易与海外贸易双重功能，皆具相当的规模及腹地辐射能力，在江南口岸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以及市场具有同样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关 键 词】口岸；江南地区；公元750—1840年
【作者简介】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0．12．141—148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长时段的经济变迁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研究难度【1】。称其重要，是因为惟有长时段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和解读一国、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趋势；言其难度大，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不仅在资料而臣在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更不一般的要求。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已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之一【2】。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外经济交往。这种经济交往很大程度上依靠和得益于“口岸”，或者说口岸变迁与区域发展在江南地区互为因果，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区特性及发展的路径特点。关于唐宋以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的江南口岸，学者们已经有过不少的研究【3】，但这些研究大多为对某一时期、某一口岸的分别研究；同样，在关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长时段研究中，直接考察口岸变迁的论述似乎也不多见【4】。本文试图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视角，回顾和梳理江南口岸变迁的历史进程，并由此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江南的初兴与唐宋时期之青龙镇——小杭州之誉
唐代中国的东南沿海有二大重要口岸，北为扬州，南为广州。其中扬州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既是当时富冠天下的商业大都市，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及西亚诸国通商的重要贸易口岸。以后，由于海岸线的逐渐东移，以及长江泥沙大量堆积导致航道淤浅，宋初已渐失长江三角洲口岸地位。在此同时，地处江南吴淞江下游青龙江的青龙镇开始兴起。
青龙镇相传因三国时孙吴政权曾在此建造青龙战舰而得名，但何时建镇说法不一。有称唐天宝年间，亦有说宋淳化年间【5】。但不管怎样，当唐代长江下游扬州的口岸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时，位于吴淞江中游，时属秀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唐宋年间，特别是宋代，开始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岸。从现有资料记载看，唐天宝二年（714）青龙镇南建起报德寺（宋改名为隆福寺，清为吉云禅寺）；长庆年间又在报德寺北建立国清寺及七级宝塔（宋改名为隆平寺，明为城隍庙），应该说至少到中唐时青龙镇已经具有相当的聚落规模。
唐宋时代青龙镇口岸地位之表现，一是商贾汇聚，商舶齐集，商业贸易兴盛。唐大中年间已有口本、新罗海船至青龙镇的记载【6】。北宋嘉祐七年（1062），镇上隆平寺造起七层宝塔，成为进出船只的导航标识。据是年所立《隆平寺灵鉴宝塔铭》记载，是时往来青龙镇的贸易海船，“自杭、苏、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7】
二是由于口岸贸易及商业之繁华，政府已经在此设有海关及税收机构。北宋政和三年（1113），朝廷在“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即在青龙镇专设税务监官，商船到岸即依市舶法抽解博买。以后一段时间。青龙江一度淤浅，进口商船减少，朝廷遂罢青龙镇监宫，令县官兼理。宣和元年（1119），青龙江开浚深广，蕃商舶船辐辏云集，朝廷又再设专职监官。南宋初，青龙镇口岸地位更显重要。建炎四年（1130），华亭市舶务由华亭县城移至青龙镇；而总辖两浙各州市舶务的两浙提举市舶司也在绍兴二年（1132）移就华亭县治【8】。此外，宋代的青龙镇还设有水陆巡检司，驻有镇将，负责地方治安、稽私巡逻。镇上设有官廨、镇学、税务、狱、仓、茶场、酒坊等，所设机构已超过一般镇治而接近县治。北宋熙宁十年（1077），青龙镇商税收入15897贯，在当时秀州所设七处商务中，仅次于州城、华亭城而位居第三【9】。在当时秀州所设的十七处酒务中，青龙镇酒务仅位于州城之后而居华亭县城之前，位列第二，可见其地位之重要【10】。
三是口岸贸易及其商业之繁华，致使富商巨贾、豪宗右姓纷纷汇聚其地。镇上寺院、街衢、廛肆鳞次栉比，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烟火万家，人号小杭州【11】。宋人梅尧臣《青龙杂志》称青龙镇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应熙《青龙赋》称，青龙巨镇，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光绪《青浦县志》载北宋时青龙镇，“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松江南，论者比之杭州”。南宋嘉定年间，镇监赵彦在镇东北新建镇学学宫，中有聚星堂、勒书楼等；景定年间，镇监魏大年于镇治前修建拂云亭，四面植竹万竿，苍翠扶疏。淳祐年间，镇监林鉴大治坊巷、桥梁、道路等等，均可见镇之聚落规模。
上述可见，唐宋时代青龙镇之繁盛，并不仅在于本地消费市场，也不仅只是一个州县范围内市镇聚落的繁盛，而是江南甚至更大范围内市场流通和贸易繁盛的体现，是有着一定纵深腹地的作为江南口岸的兴盛。青龙镇口岸地位的形成与繁盛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及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关联。青龙镇位于吴淞江重要支流青龙江畔，南经吴淞江五大支浦之一的顾会浦与华亭县城相通，泛舟南下可直达浙西诸境；溯吴淞江西行又可抵苏南名城苏州，并和运河相通。当吴淞江水深江宽、青龙江通畅时，青龙镇自然就成为江南地区理想的贸易点及最重要的出海口。但是，当这一“地利”条件发生变化，即吴淞江及其水系不断淤塞时，其中落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事实上，即使在青龙镇繁盛之时，吴淞江及其水系的淤浅以及随之而来的疏浚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北宋元祐元年（1086）重疏青龙江，但到政和年间青龙江又渐趋湮塞，以致“蕃舶鲜至”。南宋时，因为海岸线东移、吴淞江和青龙江淤浅，已有更多的商舶不进青龙镇而在江湾镇【12】、黄姚镇贸易【13】。以致乾道二年（1166）废市舶司。元代时，几度疏浚吴淞江，青龙镇曾复通舟楫。但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有的自然条件，长江泥沙的不断堆积，造成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东移，使得位于吴淞江中游的青龙镇作为出海口离海岸线越来越远；同时在泥沙淤积作用下，昔日深广通畅的吴淞、青龙两水道也河床淤浅、河道渐窄，海船经吴淞江上溯青龙镇发生极大困难。到元朝至元年间，青龙镇已经是“无复海商之往来”【14】。元末战乱，青龙镇除遭洗劫外又河道淤塞，青龙江“潮淤水涸，民业渐衰”，“市舶之区徙于太仓”。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析华亭、上海二县部分县域设置青浦县，县治一度设在青龙镇。但历时不久青浦县撤废。隆庆年间重设青浦县，青龙镇因地处偏僻终未能成县治之选。此后之青龙镇日趋废败，清初时，昔日东南雄胜名区，所巍然存者唯一座青龙塔也。
二、元明时期之刘家港（刘河镇）——六国码头之美名
继青龙镇之后，元明时期江南最重要的口岸当推刘家港。刘家港又称刘河镇、刘河口，位于长江三角洲娄江下游刘河人海处。据《刘河镇纪略》记载：“宋建炎（ll27一l130）初，有容县民刘姚二姓者因避兵乱逃居于此，刘居西沙，姚居东北沙，辟草披荆，开垦成田，遂土著焉，勤耕种以致巨富。（其时）太仓以东四十余里塞成平陆，而娄江口外姚刘两姓之粮食、货物无从过渡，于是刘姓捐家资之半将娄江下流自太仓以东开成巨港，引水直径人海，非惟海外货物便于运动而且沿海之田畴尽得丰收，民咸感德，遂顺口称刘家河云。”可见，刘家港的兴起应是在南宋以后，随着江南沿海地区的开发、娄江下游水路的开浚，而逐渐成为临江面海的江南重要口岸。
元明时期刘家港的口岸地位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政府海运漕粮以及郑和下西洋对口岸地位的推动和促进，这是青龙镇口岸时代所没有的。刘家港成为元明时代的“天下第一码头”，与元明时海运漕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时，虽已有以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仅为边防之用而已。海运漕粮“用以足国，则始于元焉”【15】。《元史·食货志》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江南”。海运漕粮在解决运船及运道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海运口岸。元代时的这一口岸就是有“六国码头”之称的刘家港。至元十九年（1282），罗璧、朱清和张暄首次以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起航，海运漕粮4万余石，出长江口北上，经黑水大洋，入界河，到达大都（今北京）。延祐年间，每年海运漕粮已达200余万石，天历二年（1328）更增至350余万石。元代海运漕粮前后曾有三条路线，但出发港皆为刘家港。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直至元末，海运漕粮延续七十余年，“斯以为国计者大矣”【16】。所谓“终元之世不能废海运者”，实际上也意味着终元一代刘家港之江南口岸地位始终未曾动摇。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解决北征将士军粮供应，一度沿袭元代自刘家港海运漕粮至辽东以供军用。“自洪武五年至二十五年，每岁以七十万石为率”。永乐初年，朱棣定都北京后，自永乐三年至宣德五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自刘家港起锚。“自此外国贡使络绎而来，而番商洋贾慕刘河口之名，帆樯林立……刘河之财赋甲天下矣。”【17】此外，在运河尚未恢复前，刘家港仍然为海运漕粮之口岸，最高年份多至百万石。永乐年间，还在长江人海口为此修筑“方百丈，高三十丈”之烽堠，以为过往海船之标识。在一些著述中，对于建于长江入海口的宝山烽堠，有说是郑和为下西洋而建，有说是为进出上海口岸之标志。而据史料记载，“永乐十年（1412）平江伯陈暄至刘家河督海运事，黑夜风雨，船多覆溺。于是奏请将刘家河海口东南涨沙之上筑一土山，建烽火台，以为洋船、运船表识，著江苏巡抚周忱监督。山周围一十五里，台高三十余丈，广栽大木，多立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而空阔，遥见千里，以为刘家河海口之表。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因名曰‘宝山’，有成祖御制碑记，树之山巅”【18】。弘治《太仓州志》也认为：“旧传宝山为（郑和）下西洋而筑，误也。”永乐十三年后，会通河的开凿使南北大运河重新贯通，海运漕粮方告终止。以后至嘉靖三年（1524）。明政府仍然通过刘家港从海上往辽东运输棉花、布匹，可见刘家港仍保持有其江南口岸之地位。
二是元明时期江南最重要的内外贸易口岸。元明时期的刘家港并不仅仅只是作为政府海运漕粮，以及官方下西洋的口岸而存在，它同时还是江南最重要的内外贸易口岸，这从史料记载所说的“六国码头”以及到港的海内外船只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早在元初，崇明人朱清伙同张碹等人在刘河镇“以海运开市舶司，通日本、琉球诸岛，商货骈集”【19】。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皆来往刘家港，刘家港终成有“六国码头”之称的江南重要口岸。自明中叶起，江南地区以棉花种植及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日益兴起。刘家港也由此成为此类贸易的重要集散口岸。《刘河镇纪略》说：“盖我太仓自元至正间，崖州黄婆以南番木棉传人苏松，教以捍弹纺织之法，于是太仓木棉遂为中国所独擅。凡江西、湖广、襄阳及海外东西洋两处，咸集太仓刘河贩花。”清初太仓人吴伟业忆及明后期刘家港棉花贸易的盛况时说：“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买花翁。”【20】有明一代，凡“东西两洋及闽广沙吗各船俱集刘河海口”【21】。
贸易口岸地位的另一佐证是码头市镇建设，以及政府贸易管理机构等等的设立。元明时代刘家港的码头分布于刘河两岸，尤以北岸为著，所谓“屯兵、海运、聚市，俱盛于刘河之北岸”。以天妃宫为中心，沿河岸延伸，自娄江人海口一直延伸到太仓城郊的南码头。据明张采编纂《太仓州志》及陈伸著《太仓事迹》称，刘家港“番商贾客云集，粮艘商舶，高墙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四方谓之第一码头”。明人张寅所编嘉靖《太仓新志》说“凡海船之市贸往来者必经刘家河……过昆山，抵郡城（苏州）之娄门”。政府机构之设置，元代时刘河镇设有分管漕运、贸易的行泉府司及四所万户府，还设有市舶提举司，专管海船征榷贸易之事。明代时，洪武七年设置有刘家港巡检司，并在港口附近建有烽堠六座。正统年间。又在刘河设有军寨，分苏州卫一员领官兵五百余名镇守于此。此后，嘉靖二十二年（1543）明政府再设百户一人。领官兵一百名驻扎于此。嘉靖、万历年间，明政府还先后改设参将、游击驻扎，所领水陆官兵一千余人。由此亦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三是刘家港的口岸地位在清前期尚有重新繁盛。从现存资料看，刘家港元代处于全盛时期，明代时随明初海运之沉寂而少有建树。但在清前期康熙乾隆年间，其作为江南口岸的地位一度重新繁盛。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设立江南海关，大关设于上海县城大东门外，刘家港虽已现淤浅之势，但仍为江南海关二十四分口之一。是时，江苏巡抚亲履海口，明文规定“通商行使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曰沙船，熟于奉东汗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各设榷关收税，守门员弁，易于稽查，永为定例”【22】。此后，刘河镇专收来往北洋沙船的口岸地位，大致保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其原因在于“鸟船其船尖底。黄浦深港可泊”，“沙船其底平稍浅……其所载皆东省贵重之物”【23】，尚可停泊刘家港。由此亦可见清政府对刘河镇地位的旨定及支持。在当时的贸易海船：贸易商号以及贸易商品中，尤以豆船、豆号商人以及豆麦杂粮居多。据范金民的考察，乾隆七年，在《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中具名的豆船字号有90家之多，其中山东省字号31家，江南省字号59家【24】。由此，清前期的刘河镇也聚集起以江苏、徽州、山东商人为主体的各式商人和商业行号。“登帮则永兴、合兴，胶帮则吉顺、正义、义成，徽帮则德盛、诚和，海宁则有金长和，关东叶隆昌、黄颐庆，上海则唐永裕、赵泰源”等共数十家【25】。此外还有以本地商人为主体的豆行、饼行、花行、竹行、棕麻行、保税行等各类需领帖开张的牙行【26】。刘河镇的规模也在刘河南北两岸有所扩大。“海关税署南岸设立内外哨船，河置木栅，贯以大棕绳，用铁链联锁使南北相连。关分内外，每潮水平时，放炮开关，放船出入。”【27】海关内河北岸为“南货船码头，凡苏郡运来货物于此上岸”。豆行、花行、饼行等招接内商的牙行亦集于此。而“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有四缆停泊者，直至门外四五里”【28】。天妃宫及海关的东北之十字街为镇之中市，绸缎布号、当铺钱庄，一切卖买悉备；西街则集饼豆、油盐、花米，“为乡人之聚处”。天妃宫及海关南岸为登胶两帮商人运银于苏州的标船码头，建造航海船只和用具的船厂、绳索厂以及为其供应原料的竹木行、棕麻行等等，与刘河南岸新镇相接【29】。
最后，刘家港的口岸地位变迁同样与长江口以及刘河的水文地理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元代刘家港之兴起，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南宋后期起，刘河作为太湖主要出水河道，来水量大增。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水利论后》称，元初娄江“不浚自深，潮汐两汛，可容万斛之舟”。元至元年间，朱清、张暄等又奉命疏导娄江。是时娄江近长江之处河宽约二里许，水深五六米。既是太湖最宅要泄水道，又是沟通太湖、长江和东海的主要通道，河深江阔，可避风浪。刘家港在江流、潮汐和风浪的冲刷下，渐成江南地区河阔港深之重要口岸。明初治理太湖水系，户部尚书夏元吉导吴淞江水入刘河，明代江南治水亦多行“掣淞入刘”之策，刘家港仍能保持江南良港之地位。清前期，长江口拦门沙日涌，刘河亦日显淤塞之势，但在持续的疏浚下，乾隆中叶前刘家港尚能维持江南口岸之一的地位【30】。乾隆末、嘉庆初，刘河淤塞以及刘河口拦门沙隆起更为严重【31】。乾隆末年，刘河镇每年收泊的沙船已“仅存青口对渡船仍收刘口”，其余上千号往来于奉、东洋面的沙船几乎全部越口收泊上海。而到嘉庆初，青口豆船“见各省货船越收上海，亦思改辙”，以至嘉庆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由赣榆县青口出发，原应“运往刘河发卖”的275艘青口豆船，仅有陆恒发等5艘船“遵例收进对渡刘河口发卖”，其余270艘“均各另收（上海）大关”【32】。嘉庆后期，面对青口豆船和豆商的强烈要求，苏淞太兵备道不得不公开晓谕，来往商船“或收刘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33】。再加上嘉庆十八年（1813），地方上居然将刘河人海口闸门“关闭封锁，不许船只（随意）进出”，同时在闸口设立“过偁牙行”，以抽取牙税【34】。至此，“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刘河之所有者惟一天明月，两岸苇风，萧瑟之韵与蹄饥号寒之声如相赠答”【35】，俨然一幅中落而至的凄凉画卷。与此同时，在清初尚与刘家港平分秋色的上海，此时终于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
三、明清的上海口岸——从“小苏州”到“小广东”
上海的口岸地位在宋元明时期已现雏形。关于上海成为聚落的记载始于北宋，至迟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上海浦西岸已设有酒务，但还未成镇，其地位尚远不能与青龙镇相比。南宋景定、咸淳年间（1260—1274），设立了专理航海贸易的市舶司，上海镇的名称也开始见之于文献。宋后期青龙镇日见衰落之时，现今上海地区范围内，能令海船进出的港湾有黄姚镇、江湾镇和上海镇三地。黄姚镇位于今月浦东北长江日，南宋时曾设有黄姚买纳场。史料记载“黄姚税场，系两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36】。不过由于其地近长江口，受江潮冲刷，岸线不稳，加之又缺乏与内陆腹地相连、足以集散货流的广深河浦，不仅未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在明代以后完全坍陷入江。江湾镇位于吴淞江北支流江湾浦近傍，宋代吴淞江淤浅时，商贾舟船赴青龙镇多有绕道江湾浦而行者，而江湾镇正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绍兴年间，曾有地方官建议在江湾设税务机构收取商税。然而，江湾浦河道弯曲，素有十八湾之称，且浦面不开阔，一旦吴淞江下游淤浅，即难与外海相通，因此也无法发展成一个真正的通商口岸。与之相比，位于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近傍的上海镇却由于离吴淞江近在咫尺，镇所依傍的上海浦、黄浦及宋家浜等河道又皆与吴淞江相通，既便海船进出，又利海船停泊交易。
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在江南设立四处市舶司，上海与庆元（宁波）、澉浦、泉州各居其一。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正式建县，青龙镇属上海县。县城所在的上海镇已是“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观、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37】。但从当时整个江南地区而言，上海的口岸地位还在毗邻的北翼刘河镇之下，而且上海南侧钱塘江北岸的澉浦，来往海船也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上海位于刘河、澉浦南北之中，海船溯驶上海县城必经的吴淞江下游又淤浅之势不减，这些都抑制了上海口岸的进一步发展。
明代时，上海县城得益于明初夏原吉整治江南水系，疏浚黄浦旁侧范家浜而饶有发展，并且在明中叶后已有“小苏州”之称。但其北有“天下第一码头”之称的刘家港，南有乍浦、宁波，其中宁波历为朝贡贸易所在，港外双屿岛又是民间走私贸易的聚集之所，尽管内河航运已经较为兴盛，城南廓临浦傍浜的大小南门外薛家浜、陆家浜、肇家浜一带，已逐渐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内河航运驳岸码头，但作为江南口岸的地位并未显见。明中叶时，上海人陆楫有一段话说得很形象，“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上海在江南口岸地位的确立是在清前期，期间有三大因素起了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
一是江南海关的设立，确立了上海在江南口岸的统率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4），清政府开通海禁，翌年又在江南等地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上海县城成为统辖长江人海口南北600余里海岸线、大小24处分海口的江海大关所在。清政府在规定江南沙船收舶刘河镇的同时，规定江海大关所在的上海口岸专门收泊闽粤商船，由此而促成了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即宋元时代顺济庙、市舶司署一带的重新繁盛。
二是刘河镇中落后，昔日收舶刘家港的江南沙船、青口豆船等悉数收舶上海。清前期，清政府对江南口岸实行上海县城大关与刘河镇，南洋鸟船、北洋沙船分口收舶政策，明文规定北洋沙船只准收泊太仓刘河镇，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口岸。尽管上海口岸一直有越例收口之沙船，但终究未能一枝独秀。延至乾隆末，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刘河镇因刘河河道淤塞以及河口拦门沙隆起，作为港口不得不最终宣告废弃，所有往日明令收泊刘河之北航沙船先是渐渐不遵旧例，越收上海大关，后来几乎全部改为停泊上海。嘉庆十三年（1808），苏松太兵备道公开谕示，沙船“或收浏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自此以后，刘河一日竟无一船之至矣”【38】。上海口岸由此而再获鼎盛发展之契机。
三是道光年间运河不畅，漕粮海运的实施以及内河运河贸易的改道。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江南漕粮不得不由河运改为海运，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口岸的空前繁盛。为鼓励沙船商人海运漕粮，清廷除了规定海运沙船载漕粮八成，其余二成自载商货免税外，每运送一石漕粮还支付运费银四钱，并补贴“耗米”八升。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上海口岸沙船运输业的繁盛。与此同时，运河不畅又使大量昔日以苏州为基地，历来走运河水路的内河贸易也多改为经上海口岸而走海路。数量众多、船籍分属于长江三角洲各个县份的江南沙船终于齐集上海口岸，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海运贸易的繁盛和上海口岸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随着南北洋沿海贸易的兴盛，上海口岸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已达3500艘，南洋海船近千艘，航运总吨位大致上可达42万吨以上。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南北洋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重要商港。此正如道光年间一位上海地方官员所说，“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惟有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39】。上海由此而最终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
四、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江南口岸的长期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唐宋以来，江南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一直具有相当规模及辐射能力的重要口岸，并以此集聚本地市场，維系与海內外的经济贸易、对外交流来往。尽管从历史长时段出发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口岸始终表现为一种游移、变迁的过程，但这只表明，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任何一个空间聚落，都有其兴起、繁盛、中落的历史。当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定会在最合适的地方，形成和发展起自己的聚落或口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江南地区来说，在哪一个地方形成并发展成为口岸，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唐宋以降，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口岸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它都一定会形成和存在。一个地方中落了，另一个地方就会相应地重新兴起。它们的兴起和延续，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即使是江南传统社会的口岸，他们不仅具有国內贸易流通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海外贸易和流通的功能，这在青龙镇、刘河镇以及上海口岸的变迁历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与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同时，江南口岸的腹地以及辐射范围，也经历着一个自长江三角洲向长江流域以及整个中国沿海逐步扩张的过程。作为一个地区主要口岸的镇市，很大程度上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区域的贸易中心、经济中心，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及聚焦点。
第三，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江南地区的口岸经历了一个持续变迁的过程，影响这一变迁过程最基本的原因当推自然环境。主要是包括河、江、海综合作用下水道的变化。口岸地位的首要基础条件是空间位置和水文地理条件，口岸一定是由此而兴，也一定是由此而衰。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唐宋以来江南三大口岸的变迁历史，恰恰就与“三江”（东江[黄浦]）、吴淞江、娄江[刘河]）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有三大江而有三大口岸。江河之变迁乃是口岸变迁之先决条件。没有吴淞江就没有青龙镇，没有刘河（娄江）就没有刘家港，没有黄浦（东江）就没有上海。河道水系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过程，而且是口岸变迁的前提，需要独立的专门研究。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在江南地区，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口岸，而任何一个主要口岸都有其历史的盛衰，而难有其永远长久。口岸的兴起和替代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口岸的中落同样表现为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期间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人为的努力，但最终起作用的似乎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性。这种趋势性的特点以及同又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十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第四，从历史变迁的现实观察，在江南口岸的兴衰、变迁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具有同样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两者都不容忽视。政府的作用如漕粮运输，贸易、税收、市场管制政策等等；市场的作用如民间的区域经济的成长，海上贸易，商人资本组织等等。只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表现的形式及作用的侧重各有不同，其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分复杂，同时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解读和深思。
注释：
【1】在海外学者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长时段的趋势性研究几乎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著述当推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关于历史上“江南”之界定，学界见仁见智，历来说法不一。流行的看法之一是将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归为江南（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本文因所论有限，即以此为界探讨该地域范同内的“口岸”变迁。浙东之宁波、双屿，钱塘江入海口之澉浦、乍浦等口岸皆未涉及。当然，学术界也多有以长江三角洲为界，将上海与浙东之宁波港、双屿港等加以比较考察的研究，如吴松弟《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吴松弟、乇列辉《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轨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当然，日后如果能将浙东甚至闽广等各沿海口岸的变迁历史作一长时段的总体考察，则其意义将更不一般。
【3】参见谯枢铭《青龙镇的盛衰与上海的兴起》，《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陈忠平《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林承坤《古代刘家港崛起与衰落的探讨》，《地理研究》第15卷第2期（]996年6月）；张忠民《清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参见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伯重等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化与地方文化（960一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清）嘉庆《松江府志》及光绪《青浦县志》皆称，“青龙镇在青龙江上，唐天宝五年（746）置”。在此之前，开元初年（713），江南沿海之地已兴修起自杭州盐官县抵吴淞口长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塘，并且在天宝年间正式设立了华亭县。亦很有可能是唐时已成聚落，北宋正式在“淳化二年（991）置青龙镇”。
【6】[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承甫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01页。
【7】（清）康熙《松江府志》卷76《名迹志·寺观下》。
【8】《宋会要辑稿》笫86册《职官4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4册，第3369、3370、3376页。
【9】《宋会要辑稿》第129册《食货16》，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册，第5077页。
【10】《宋会要辑稿》第130册《食货19》，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册，第5129页。
【11】（宋）绍熙《云间志》卷下《隆平寺藏经记》。
【12】《宋会要辑稿》第129册《食货17》，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册，第5101页。
【13】《宋会要辑稿》第130册《食货18》。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册，第5122页。
【14】（元）至元《嘉禾志》卷3《乡里》。
【15】邱浚：《漕运之宜》，载《明经世文编》卷71，中华书局1962年版。
【16】《元史·食货志》。
【17】郑和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载钱
谷《吴都文粹续集》卷28《道观》；乾隆《嘉定县志》卷12《杂类志·轶事》。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大航海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惟有此才可能解释许多历史现象，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刘家港在元明时期的口岸地位，与这一大航海时代的结束有直接的关联。
【18】金端表辑《刘河镇纪略》卷1《发源》，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19】（清）康熙《崇明县志》卷14《逸事》。
【20】吴梅村：《梅村家藏稿》卷10《木棉吟》，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21】《刘河镇纪略》卷3《创始》。
【22】【27】《刘河镇纪略》卷3《创始》。
【23】【30】《刘河镇纪略》卷1《发源》。
【24】参见范金民《清代前期刘家港的豆船字号一一（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史林》2007年第3期。
【25】【28】《刘河镇纪略》卷5《盛衰》。
【26】【29】《刘河镇纪略》卷9《街巷》。
【31】《刘河镇纪略》卷13《奇事》。
【32】【33】《刘河镇纪略》卷3《创始》。
【34】《刘河镇纪略》卷l《发源》。
【35】《刘河镇纪略》卷5《盛衰》。
【36】《宋会要辑稿》第130册《食货18》。
【37】（明）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
【38】《刘河镇纪略》卷3《创始》。
【3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小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瀛壖杂志》卷6，光绪元年刊本。
原载《经济史》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