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方文明
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人类技术的突破才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信息时代让人更感慨世界之“小”。国内学者近年来颇多讨论“全球史观”，这种新兴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1913—2004年）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全球史：关注文化和社会
全球史观关注的是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全球史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
全球史观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作为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应时而动：全球史的勃发
除战后时代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还有两个具体的原因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16、17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
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类研究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危机、去殖民化、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或这个时期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思潮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哲学家的世界史（如索罗金、雅斯贝尔斯、沃格林等人的著作）；社会学家的世界史（如现代化分析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文学家的世界史（如布尔斯廷的《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艺术史家的世界史（如贡布里希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宗教史家的世界史（如道森的《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环境与生态学家的世界史、女性主义的世界史等。这些学科的关注使世界史的图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方文明
新近出版的《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从古代城邦到现代都市》（第2版，上中下三卷，［美］丹尼斯·谢尔曼、乔伊斯·索尔兹伯里著，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正是全球史观的产物，内里充满了宏大叙事，也充满了生动细节，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兴旺与衰败，也反映了英雄个人的梦想和血泪。事实上，真正决定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那些恒常存在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等，它波澜不惊却暗流涌动，彼此关联而又催生变化，并裹挟一切外部因素，使之转变成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因此，那些关乎全球文明发展的因素，无一不纳入我们的视野。在这种史学叙述中，长时段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得以凸显。
该书是以全球史的目光在考察西方文明，其间到处显露着上述全球史视野的影响。作者在序言里强调了文明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西方文明一个特点就是，它通过与外部民族的接触获得促进自身转变的动力”；“它最初发源于古代中东地区，后来通过地中海向西迁移，向北迁移到欧洲，在16世纪跨越了大西洋。在叙述过程中，我们强调互动的重要性，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互动。这些互动创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在21世纪，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文明也是一种世界文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