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
清代前期竹木在全国的流通，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输》[1]一文，描述十分详尽，不仅包括全国长途贸易的竹木流通，而且还有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区性的短途运输。竹木在清代前期的流通量是比较多的，这从政府专门设立征收竹木的税关，就可以得到证明。清代前期设立专门征收竹木的税关有7处，另有5处兼征其他税[2]，由工部管辖，还有4处由户部管辖的关也兼征竹木税，所以共有16处征收竹木的税关。在当时，专门征收一种商品的税关并不多见，可见竹木流通量不一般，应当说，竹木流通在整个商品流通中应当占有一定地位。本文准备以长途流通的竹木为主，围绕设立在流通主干线上，征收竹木的各税关，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乾隆时期各河流和各税关的竹木通过量，进行综合估计。
竹木数量比其它商品量的估计，存在更大难度，目前学术界尚无文论及。原因可能是：一难以从亩产、人口中来估算竹木产需量。二竹木的计量单位问题。清代前期各地的竹木计量单位不同，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更无法转换成现代所用的立方米。三从关税中反向推导竹木数量问题。用关税数量反向推导商品通过量，存在很大缺限，除了税收数目的记载不完整外，税收本身还包括耗羡、铜斤水脚，而且涵盖了诸多税官贪污、作假的手脚。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计量商品通过量方法，但是在中国古代没有数字记载的情况下，研究中又需要数量参考值时，用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无奈。过关竹木以圆围、径长、料材作为计税单位，有的税关是直接征收木植实物，或十取一，或十五取一，再把征得的木植出售，以这些银款作为竹木税。有的税关是一根一根计量，根据不同种类竹木的价格定价征税。有的税关则因为通过木材量大，以计量木排筏的丈尺征税，竹排筏以量排估根计数征收，每一排筏有数百上千根，所以很难从竹木税中推导出竹木数量。如果根据各关的具体情况，利用多角度综合评估比较的方法，或许能勾画出模糊的竹木运输量，为全面研究清代前期商品流通规模，提供一点参考，期待将来发掘出新史料，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东北地区的木材流通
东北地区是清代满族统治者的祖地，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明政府在辽宁的广宁卫设关收税，嘉靖年间曾复设山海税关[3]。到了清代，政府开始对东北的木材进行开采。
先是恢复广宁卫等地采伐，康熙四年题准，“广宁、锦州、宁远、前卫等处居民边外采伐木植”[4]。这里有辽河，其上游流经蒙古昭乌达、哲里木盟，下游在奉天境内牛庄海口入海。辽河支流浑河（亦称呼纳呼河、呼努呼河或胡纳胡河）是奉天木材的主要运路之一。浑河发源于奉天长岭子山区，在牛庄城附近汇入辽河。其他还有“开原所属清河，锦州所属大凌河，宁远所属六股河，复州所属碧里河，熊岳所属归河”等，都有木材运销[5]。康熙年间，政府在胡纳胡河口抽收松木、桥木等税，“所管七地，自胡纳胡河及辽阳、开原等河周围相隔一千五百余里”[6]。另在“辽阳、岫岩、凤凰、开原等四城抽分商税木植”[7]。但四城木材细小，税额不多。
胡纳胡河关口“历年以来，惟乾隆二十三年收银六千余两。此外，每年有自数百两至一千一二百两及二千六百余两不等”[8]。由于“呼努呼河等处商人所贩木植，于十五根之内抽取一根”[9]。所以每年征收木植数的十五倍，就是全年运输量。参见表1。
表1 乾隆年间胡纳胡河口过关木植数量
| 年代 | 根数 | 年代 | 根数 | 年代 | 根数 |
| 1年 | 114450 | 14年 | 70215 | 8年 | 44370 |
| 5年 | 142500 | 15年 | 58545 | 31年 | 25215 |
| 6年 | 251475 | 24年 | 9096 | 32年 | 24150 |
| 7年 | 50500 | 27年 | 32700 |
资料来源：钞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
收税最多的乾隆二十三年当在乾隆七年的25万根以上，收税少的二十四年在0.9万根左右。
松花江支流牡丹江，流经位于吉林中南部宁古塔副都统辖区的敦化、宁古塔、海林等地，在三姓城汇入松花江。木材从牡丹江输入，沿松花江下运，至吉林交易。这里的木材包括杉松木、椴木[10]，及松橔木、柁木、檩木、梁木、蓋木、椽子、核桃木、杨木、沙松、紫椴木等[11]。雍正十一、十三年，政府在宁古塔、松噶尔江上游辉发、穆钦等处征收实物木税[12]。宁古塔木税定额为“一百五十八两。”以后又在三姓征收木税，定额“一百二十八两”[13]。“所到一应木植，十取其一，将税木卖得银两贮库归入正项”[14]。每年征收木材的数量乘以10，就应该是当年商人运输的木材量。参见表2。
表2 乾隆年间通过宁古塔、辉发、穆钦等处关口的木植量
| 年代 | 根数 | 年代 | 根数 | 年代 | 根数 |
| 1年 | 27200 | 8年 | 23580 | 12年 | 24010 |
| 2年 | 28930 | 9年 | 23390 | 14年 | 29830 |
| 23年 | 22890 |
资料来源：钞档。
上述各关征收的木植中，不包括细小之木[15]，所以从税收定额和关口通过木植量可以看出，通过辽河及其支流的部分木材运输量，就比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等河流的运输量要大。
二、北方地区的竹木流通
明代在通州等地设立了五个竹木税关，在河北真定设有一处。到了清代前期，通州税口仍然保留。乾隆时，因正定府“木税为数无多”[16]，税关被裁革。明代在兰州设立的税关，清代未继承，但在京师北和西北方向，新设立潘桃口（即潘家、桃林二口）、古北口、杀虎口、武元城等税关，征收竹木税。
京师北方蒙古克什克腾、乌兰布通等处，分布大片森林，产有黄松、红杉、椴木、杨木、柏木等木材，康熙年间政府开放山场，许商人进山伐木[17]。滦河及其支流，经直隶与蒙古交界地区，流过多伦诺尔厅境、喀喇河屯、热河，入永平府境，又经迁安、卢龙、滦州，在乐亭县境内入渤海。这是北方木材向京畿地区运送的途境。木商“自山场运木，皆系雇觅蒙古牛车”，陆运到滦河大河口，或运至支流小滦河口，每年“于春秋两季下河，其八九月间砍伐之木，于开春起运。三四月间砍伐之木，于秋间起运”[18]。政府分别在大河口、小河口设立税关征收木税，但因二河口歧路颇多，商人易于绕关漏税，又因为“大河口木植由潘家口而进，小河口木植由桃林、冷口而来。”于是，雍正7年政府将二税口移于潘家、桃林二处，称潘桃口[19]。运往大河口的木材，是黄松、红杉等大料，所以征税较多[20]。乾隆三十一年，政府又将潘桃口改设大河口。因大河口距离多伦诺尔30多里，木税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税关仍称潘桃口[21]。其余“潵河口、冷口、山海关、界岭口、岩儿口等六小口木税，归通永道经管，征收报解”[22]。通永道原管沿运河到通州的粮船所带竹木，并兼管经西河运到京城的竹木税。“西河所征竹木之税，乃系由西南来”，沿海河水系运至，“其税口有永定门、草桥、卢沟桥三处”[23]。
潘桃口监督迈拉逊称，“职于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到任，无商无票，于十二月内，始有商人李柏于本年二月内，领票砍木办课。至今余任三月有余，任内并无木植进关，国课尚在全亏。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该商李柏商头拨木植，阻冻热河，二拨木植赶至四旗地方，俱不能进口。一任之内，并无寸木进关，若不将此木植照例抽收，一年额税无可奏报。计头拨木植四万一千九百零二件，照例抽收税银九千三百七十八两零。二拨木植九千七百五十三件，抽收税银二千二百二十七两零，共收税银一万一千六百六两二钱七分”[24]。潘桃口税则规定，“木植十分取一，均按长径尺寸，核价折征”[25]。据此可知，乾隆二十七年并非是通过木植多的年份，该年经过潘桃口的木植二次共516 550根。又由于“口外严寒，于春夏之交青草发生，可以放牧牛只，始得运行，往返一次约需二三十日，至十月以后，雪深草枯，便难挽运”[26]。每年商人只能运木一次，所以通过潘桃口的木植当在258 275根以上。“潘桃口木税，原定岁额银七千六百四十五两”，后分六小口归通永道征一千二百两，潘桃口为六千四百四十五两[27]。通永道所管税口，定额为一千二百两，西河木税定额六百余两，竹木进口量相当于潘桃口木量的三分之一弱。但是，蒙古克什克腾、乌兰布通等处山场，自康熙年间开采，到乾隆时期，已经六十余年，“大木渐少，近处皆剩存细小木植”[28]。木税逐年减少。乾隆五十二年，该关通过木材只有6.6万余根，税银1679两余。[29]嘉庆元年，通过潘桃口的木植1.2万根左右，征税约315两[30]，可见征收之少。通永道所辖税口，木材进口量本来就少，至道光六年，“通永道征收木税，近因粮艘盘坝转运，未能携带木植，抽税稍形短绌。”通永道木税定额也随之减少[31]。
潮河发源于四旗沙尔呼山， 经古北口，流入密云县后为潮白河，至通州与北运河交汇，下游经宁河县芦台镇，在北塘入海。商民砍伐潮河上游的木植，沿潮河运木到通州发卖[32]。康熙元年，政府在“古北口征收木植”[33]。木材包括椴木、杨木、松椽、松木、松板[34]。雍正八年，“古北口一路近年木植进关甚少，额征银一千十有二两五钱一分”[35]。雍正十一年七月，直隶总督李卫“由独石出口边外，行走数日，一路见有客商驮载货物车辆、牲口，兴贩络绎。及从古北进口所遇更多。查该口止有木植进内抽分，近渐减少，别货俱未设有税额”[36]。乾隆三年，古北口实征木税“一千二十六两八分二厘”[37]。到嘉庆年间，“该处商贩寥寥”，木税经常“不敷定额”，据称，“山场砍伐既久，近年以来，只有小民在附近各山采取柴薪，照例输课，每岁不过三、四十两，至五、六十两。”因此，自嘉庆七年起，木税尽收尽解，不再定以额数。同时撤消监督，改归地方管理[38]。古北口原来税额“一千十有二两有奇。木植十分取一，折银解部”[39]。古北口与潘桃口的木税则例相同，但从实际征收数量与定额上看，不如潘桃口多，所以乾隆时期通过潮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输量，比滦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量小。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上游及其支流分布甘肃境内，中游流经蒙古、陕西和山西交界处，下游经河南、江苏入海。黄河中游北岸大青山产松、柏木，康熙三十八年，政府允许“殷实商人愿往杀虎口外大青山等处采木者，请令其赴部具呈给票，守口官兵验明放行，输税入口贩卖”[40]。“木植砍伐堆积山厂，春秋二季，水贩进山购买，由黄河运至河保营交税发卖；或从陆路驮往归化城，并进杀虎口交税发卖”[41]。明代在杀虎口设立马市楼，清代“顺治八年，遂设监督一员，于此经收税课”[42]。雍正五年规定，“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解部，每年以七千二百两为定额”[43]。到乾隆二十五年，“大青山无木可伐”，其木税定额，由户部盈余银两抵补[44]。杀虎口的定额中，木税只占一部分，比只征木税的潘桃口要少，所以乾隆时期黄河中游木材运输量应比滦河及其支流的运量小。
黄河支流汾水，发源于山西宁武府芦芽山，经忻州、太原、汾州、平阳、绛州，自河津县境入黄河。其支流文水，发源于吕梁山，经交城武元城、文水开栅堡，在汾州境汇入汾水。吕梁山的落叶松、云杉、油松、桦木等木材，沿文水、汾水南运。交城县的武元城，在汾水旁，“为水旱总路。其水泉滩地势宽平，水陆驮运之木悉聚于此”[45]。雍正十年，政府在“武元城设立税口，凡有木植照部定木价折银，每两收税三分，责成交城县征收，入正项报销”[46]。雍正十三年定额，“每年以一千二百三十一两有奇”[47]。到乾隆二十八年，武元城税关征收木税已经三十余年，所伐之木距武元城越来越远，木材集散地移至故交村。“该村亦近河干，故近日所伐之木，多由故交村扎筏入河，以致武元城商木渐少”[48]。于是，政府“在元城、故交村两处，设立税口征收”[49]。道光四年“各山木植历次砍伐，大木渐少，发运木植无多，是以税银未能征收及额”[50]。乾隆二年，武元城实收木税银1268两零[51]。乾隆十三年，杀虎口实收木税银2005两零[52]。税则规定：“杀虎口按木植长径尺寸，核以部定之价，折征十分之一。”武元城“按部价折征百分之三”[53]。从两关的定额、税则，和以上两年的实际征收情况看，通过武元城、故交村二处的木材量当比杀虎口少，大概可以推断汾河及其支流的木材运输量，要比黄河中游小。
三、沿运河运输的竹木
运河贯穿南北，将各条东西流向的江河串联起来，西南的竹材、木材沿运河北上，经通州，运销京师，是竹木运销网络中的一条重要干线。明代在运河沿岸设有淮安、临清、杭州各关征收木税。“淮安税率通常低于其他几处，主要是因为松木到此之前至少已经纳过一次抽分。淮安厂要向大运河上所有商业运输抽税，对竹木等造船材料征收的统一税率为3.33％”[54]。清代淮安关和宿迁关征收木税并不多。临清关分为户部管理的户关与工部管理的工关，工关又称“砖版闸”，“征船料、木税”[55]。临清工关以征船料为主，征收的木税也很少。但这并不说明运河的木材运输量少，因为粮船跨带，是运河运输木材的重要方式。康熙时期，漕船“船尾拴扎大筏，不令查验”[56]。乾隆年间，政府不得不根椐漕船跨带竹木的情况，规定天篷上装竹木“毋得过高二尺”，从而使漕船带木合法化[57]。乾隆五十四年，“李天培私带桅木一千九百五十根”，共欠淮安、宿迁两关木税银一千二百六十七两五钱”[58]。到嘉庆年间，漕船跨带竹木逐年增加，“较从前多至五六倍，统计江广三省粮船跨木不下六七十万根之多”[59]。运河上每年通行的“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60]。这些船不仅天篷上装载竹木，而且船两旁跨带，估计每年运输竹木当在数百万根左右。有时粮船拖带跨带竹木，对税关的木税征收起决定性作用。例如，道光六年，通永道征收木税短缺，就是由“粮艘盘坝转运，未能携带木植”所致[61]。
运河向南流入浙江省，严州府境内，富春江称桐江，其支流新安江的上游在安徽省徽州府境内，称率水。率水支流吉阳水，发源于黄山，经黟县、休宁，在屯溪入率水。率水也在这里与新安江合流。率水上游支流小溪，都是木材运路，休宁、祁门、黟县、歙县的木材沿小河下运浙江。富春江支流东阳江，流经金华境内，东阳江支流衢江流经衢州，其支流金溪，经开化、常山入衢江。这些河流总汇于运河，所以严、金、衢三府的竹木最后也运输到杭州。
早在明代运河南端的杭州南关就征收木税，清代称南新关。南新关专征金、衢、严等府山场的木税，另“在钱塘县调露乡之上分一图，在官河之西，去分司北二十五里，四季皆有椽料、伞柄竹，北来楠木、沙板，由此抽分。”在美政关，“四季有青椽料、猫花筹伞柄等竹，松杉、杂板、枣梨板木、松花稍木”抽税。在古荡关“四季每日皆有肩驮杂竹，并零少松杂等木过者，减额抽分”[62]。康熙时木税开始减少。康熙五十年，监督觉罗阿尔虎入山查勘木税缺额的原因，他说：“缘岁久砍伐殆尽，新木正在滋生，是以商贩寥寥”[63]。乾隆年间，南新关的木植过关量大幅减少，虽然税不足额，但每年竹木税也总保持在20 000两左右。如乾隆十七年，南新关“实抽分过商税季税银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八钱九分三厘”[64]。乾隆二十六年“征收银二万六千七百三两四钱一分三厘一毫。”[65]其他年分征收税银数量，散见有关档案，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四、沿长江及其支流运输的竹木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赤水河等流经四川、云南、贵州省；长江中游支流汉洋河、香溪、陆水、富水、汉水流经湖北地区；南岸与洞庭湖相通，汇入洞庭湖的澧江、资江、沅江、湘江等流经的湖南、贵州东部；长江下游支流乐安江、青弋江、泥汊河、新裕河、赣江等流经安徽、江西等地，在江苏省入海。
长江及其支流是明清两代竹木运输量最大的水路。明代沿长江设有荆关、龙江关、芜关征收竹木税。清代不仅保留了这些税关，而且还在上游四川重庆增设了渝关，在支流地区的湖南省境内设辰关。芜关分为芜湖户关和芜湖工关，工关主要征收竹木税和船料。另外，户部管辖的九江关与江西赣关，也征收部分竹木税。
长江上游的四川山区，遍布密林，盛产各类杉木、柏木，保宁、顺庆、潼川、巴州南江木材，分别沿嘉陵江、涪江、渠江至重庆，汇入长江。建昌所属之雷波卫、昭通府之永善县的杉木，及云南的木材沿车洪江、牛栏江、金沙江也运到重庆，沿长江下运。重庆是“全川江水总汇”之地[66]，“大小两码头，人民众多，用木浩繁。各路山客零星砍伐木植，扎就小排，贩运来重，量材发卖，银货流通。城外江北咀一带地方，江宽水平，山客发卖各项木植，远商扎造下楚大排，数十年来，百无一失”[67]。康熙四十六年，政府在重庆城外北岸两河合流之处，设立渝关[68]。“每年五六月江水泛涨方能扎筏放行，至七八九十等月始陆续抵关”[69]，“或就近发卖，或运贩下楚”，“凡有江楚商贩，在重庆零买已税之木，总汇扎筏，前往湖广江南贩卖”[70]。康熙年间规定，每年渝关木税额四千七百余两。但每年过关木植则多寡不一，因为“雍正十一、十二两年，岁值丰稔，工本省约，溪水涌发，运入利便。更有商人贺际生等报明滇宪，在新设昭通府之永善县运到杉木，经过渝关。是以两年税银各收七千余两”[71]。乾隆二年重新规定，“每年以五千两著为定额”[72]。以后“木筏多寡既悬，税银盈虚亦异。乾隆三年四年，短税银三百两有奇，五年额外余银三千八百余两之多”[73]。乾隆十三年，“盈余至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余两，比乾隆十二年分多收至二万一千四百余两之多”，“原属适逢罕有之事。”[74]渝关木税“乾隆十五、六两年，所收木税缺额至一千六百，以及一千九百余两不等”[75]。乾隆十七年缺正额一千六百七十余两[76]。乾隆二十二年征收木税五千二百一十五余两，盈余银二百一十五两，比上年盈余银少收九百五十八两零[77]。此后，各年份缺额较少。渝关木税则例“木植以径围尺寸，核估本价，每两税银三分，按则征收。头号杉木围圆五尺，估本十两……头号柏木围圆五尺，估本二两六钱……至杉柏木木植长三丈一尺以上，仍作整木收税”[78]。如果估计乾隆年间平均征收木税5000两，按头号杉木估算，大约通过1667根左右；按头号柏木估算，大约通过6410根左右。
长江中游流经洞庭湖，这里汇聚了湖南的湘江、资江、沅江、澧江，而四江是湖南、贵州竹木的主要运道。湘江发源于广西桂林境内，经永州，衡州、湘潭流入洞庭湖。湘江干支流经的永州府祁阳县“竹木之产饶于他郡。每年架排载舟，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编筏贩到汉镇，岁可数万金”[79]。湘江支流潇水，发源于瑶峒山区，经道州，在零陵县入湘江。乡民“走下河”，沿潇水下运，用船载木至道州、零陵等地发卖[80]。资江发源于宝庆府，经新化、益阳入洞庭湖。资江上游的益阳商贩，“将竹木扎成小筏，或五六排，八九十排不等，用篾缆连环，牵绵数里”[81]，沿资江下运。资江沿岸的安化、新化、宝庆的竹木，也都沿资江运往湖北。沅江发源于宝庆府南部，上游分布在靖州境内，称洪江，流经沅州、辰州、常德府境，称沅江，在常德府入洞庭湖。整个沅江上游地区，水道顺畅，运木方便。城步县的杉木沿洪江下运。沅江上游的渠水等河也可以运送竹木。沅江支流清水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府，经镇远、黎平、在湖南黔阳入沅江。雍正年间，“自黔省清水江开辟后，而材木出山愈多，各由江河总归洞庭，而下运江省”[82]。“黔省黎平府地处深山，山产木植，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运至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地方交易。该三寨苗人，邀同黑苗、客商三面议价，估着银色，交易后，黑苗携银回家，商人将木植即托三寨苗人照夫。而三寨苗人本系黑苗同类，语言相通，性情相习。而客商投宿三寨，房租、水火、看守、扎排，以及人工杂费，向例角银一两给银四分，三寨穷苗藉以养饍，故不敢稍有欺诈，自绝生理”[83]。澧江经永顺、澧州入洞庭湖。澧江及其支流漊水亦有竹木流通。
清代政府在辰州设立税关，征收木税和盐税，原定每年征收木税“一千三十两零”，盐税“一千三百七十五两零”[84]。雍正九年，辰关木、盐税“以一万二千五百两为定额，如遇闰月加九百两”[85]。该关税则规定，“松杉木、杉板、杉枋及杂木、杂木枋等项，均按木计价，每银一两征税三分”[86]。雍正四年巡抚称：“木税每年约有羡额四千余两”[87]。由此可知，雍正四年辰关木税为5030余两。雍正七年，有人到商木聚集发卖之区常德府河洑地方，调查木价。他比照政府采买皇木的价格，规定当地折算的木价，以杉木为例，“围园五尺者，捏称向作价三两五钱，经臣详作价三十三两，近查采买价值则系发银四十五两”[88]。乾隆时期多数年份，辰关税收都比雍正四年多，且未见木材作价有何变化，如果用雍正四年辰关的木税与渝关比较，可以看出，同是围园5尺的杉木，通过辰关的大约有4790根，比渝关的1667根多一倍余，所以乾隆时期辰关的竹木当比渝关更多。从税方式上看，“辰关木税非同长江大河各关可比”，“每排之木，多者数百余根”。“若逐根亲填，客商有稽延守候之苦”[89]。所以，辰关的商人亲填簿不能逐根填写，也可以说明乾隆时期辰关的木材过关量比渝关大。
长江中游在湖北境内，除了有来自四川、湖南、贵州的竹木运销，还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竹木流通。这些竹木的一部分在湖北销售，大部分运往下游，并通过安徽、江苏向北、向南转运。因此早在明代就设立了荆关，清代仍旧。“荆州一郡，襟江带河，上接西蜀，南通云贵。在明季荆关银两全借上江之板木竹料，下江之大小船只”[90]。“荆关榷税，实惟仰资川来竹木，及上下往返船只，乃可取给国课”[91]。顺治三年十月七日，政府在荆关开征船料、木税[92]。乾隆年间规定：“荆关税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两有奇，又铜斤水脚银三千七十六两，溢额银五百八十两”[93]。总计各项税为17019两。“凡商贩竹木板枋，按径围、地产、料材；船计色目、梁头尺寸，照部颁条例征收”[94]。乾隆年间，荆关“船料每年征收在三万两内外，数目不相悬殊。”只有竹木“全赖四川竹木抵关，钱粮始能充裕。”乾隆十四年“夏秋间，四川沿江一带，溪河水少，冲出木植稀少”，“是以到关排筏比之上届颇稀少。”乾隆十五年征收的盈余银，比十四年少收13991两[95]。这些银两应该是竹木税，仅此可以看出，乾隆年间，荆关的竹木税比渝关、辰关的竹木税要多，所以通过荆关的竹木量应该比渝关、辰关的量大，如果减去二关竹木在湖北售卖的数量，荆关的竹木通过量大概比渝关和辰关的总和少一些。
长江离开湖北省，进入江西境。纵贯江西的赣江及其支流，汇入长江南岸的鄱阳湖。赣江支流贡水，发源于宁都州武夷山，上游称锦水，经瑞金，中游称贡水，经会昌、雩都，在赣县境内先与北来潋江水合流，又与南来桃江水汇合入赣江。康熙、雍正年间，有木材沿贡水“运至金陵”售卖。至道光年间，则只“贩及省垣青山而止”[96]。桃江水发源于赣州府南部，经龙南、信丰入贡水。龙南“商之巨者，顺流而往，仅杉木、清油及靛与铁，溯流而来，惟苎与绵”[97]。乾隆年间，南安府、赣州府上游地区，山多田少，民间多种桐梓木植，沿赣江下运[98]。
明代政府在赣州设立赣关桥税关，有《赣关桥税全书》[99]，清代仍其旧。但因为通过赣关的商品种类较多，如乾隆十九年赣关收税盈余银比上年少收3610余两，巡抚奏称：“桐油、木油二项，因十八年桐、梓二木冻损，获油不丰，致十九年春夏二季，愈久愈稀。又土产沙糖、黄烟、花、布等项，因十八年夏秋缺雨，糖蔗、烟叶、棉花俱较往年少收，致十九年春夏行销价贵贩稀。他如广东之枝园、白糖，收成稍欠。外洋之檀香、苏木，内地壅滞，到关稀少”[100]。第二年税收仍有减少，“该年晴久雨少，滩高水浅，木簰艰运。又土产黄烟，及浙省湖丝，俱属欠收，过关甚少。兼之广东洋船，间有随风沿海。运至浙省宁波海口货卖，以致苏木、檀香、胡椒、哔叽哆啰等货税亦减半”[101]。可见，竹木只是其中一部分，且从税额中尚不能分离出来，所以赣关的竹木数量，待以后发现有关史料，再作估计。
明代在江西省沿长江处设立九江关，清代仍其旧。九江关主要征收船料，其次有茶、盐、竹、木税。乾隆四十三年，“查九江关每年征收税银约计六十余万，而木竹排把、盐船，居其过半，如遇五、六月间，江湖水长之时，竟有一日收至一、二万至数千两者，实为关税大宗。”[102]至嘉道年间“木税一项逾其全额之半”[103]。据此可知，乾隆年间，九江关的竹木税大约在15万两左右，在荆关竹木税数额之上。而且九江关的竹木税征收方式，与前述各关按木材每根围径丈尺征收有较大不同，以量排筏丈尺征收，因为每排筏的竹木可以有数百上千根，所以过关竹木数量自然比较多。再有，通过九江关的竹木，不仅包括经过荆关下运的部分，还有沿赣江运来的部分，所以九江关的竹木通过量，当比荆关的竹木量大。
长江过了江西之后，来到安徽省。这里的支流青弋江、泥汊河、新裕河，将安徽省内的竹木运入长江。明代政府在安徽省芜湖县设立芜关，征收竹木和船料税，清代仍其旧，但改称芜湖工关。政府规定工关“税银五万五千五百三十两，铜斤水脚银一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有奇，盈余银四万七千两”[104]。总计收税大约在11万多两左右。芜湖关征收“竹木、船料、商货篮、篓、箱、桶、米麦、柴炭税”[105]。通过该关的有江楚往江宁木排，有徽绍往江宁的木排，还有往江宁的江西苗竹排[106]，乾隆年间，“税课以竹木排把为重，船只抽单次之”[107]，因此，可以从过关排把的个数，知道通过芜湖工关的竹木量，参见表3。
表3 通过芜湖工关竹木量
| 年代 | 竹木量（排） | 竹木量（把） | 年代 | 竹木量（排） |
| 雍正12年 | 9 | 乾隆35年 | 228 | |
| 乾隆24年 | 808 | 道光初年 | 200余 | |
| 乾隆25年 | 710 | 道光7年 | 一百数十 | |
| 乾隆28年 | 103 | 592 | 道光12年 | 100余 |
| 乾隆29年 | 97 | 433 | 道光14年 | 80余 |
| 乾隆33年 | 621 | 道光15年 | 120余 |
资料来源：钞档；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
大体说，乾隆二、三十年代是芜湖工关竹木通过量最多的时期，平均每年过芜湖关的竹木约有六七百个排把。道光年间，平均每年过关量大约在200排把左右。康熙五十八年，芜湖关监督赫昌疏言：“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每年过关，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大筏，不令查验”[108]。道光十六年，湖南头二三帮漕船欠“芜湖关木税银二万三千一百十八两零”[109]。如果以二千余只漕船估算，每年漕船拖带竹木排把，每只总计在数百万根左右。尽管从税额看，乾隆年间，芜湖工关的竹木税比九江关竹木税少，但如果把这些“不令查验”的私带竹木税计算在内，芜湖工关的竹木税当与九江关相差不大。嘉庆元年，芜湖工关收盈余税比上三年都少，经查核当年竹木排筏过关量与九江关“过关排把数目”相等[110]。不过经过芜湖工关的竹木，不仅包括从荆关、九江关下运的部分，还有安徽省内的竹木，所以通过芜湖工关的竹木量，应该比九江关的量大。
长江进入江苏省后入海。竹木运输至江苏，首先到达江宁府，这里是江南最大的竹木集散市场，“数省所聚，四时常足”[111]。明代政府在江宁府城设立西关和新江关，征收进城的落地税及通过该城的商品税[112]。清代将西关改称西新关，隶户部，新江关改称龙江关，隶工部[113]，龙江关“以竹、木、煤、炭四项为大宗，棉花、杂货等次之”[114]，木材品种包括楠木、杂木、青柳木、杉木，竹材是苗竹，竹木排筏有江西和湖广的排筏[115]。从定额看，龙江关的税银在11万两左右[116]，与芜湖关竹木税额相差不大，但实际征收的竹木税则有差异。乾隆三十五年，芜湖工关征收税比上年少，据安徽巡抚裴宗锡称，将竹木排把税银，“与相去最近之龙江关互相比较，龙江关止收银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余两。芜湖关共收银七万二千六十一两零”[117]。税少之年尚且如此，更何况不缺额的年份了。由于影响两关竹木通过量的因素差不多，如果排除各关的具体原因，应该说芜湖工关的竹木税当比龙江关多。
再从实际竹木通过量看，参见表4
表4 乾隆年间通过龙江关竹木量
| 年代 | 竹木量（排） | 年代 | 竹木量（排） |
| 乾隆28年 | 543 | 乾隆33年 | 513 |
| 乾隆29年 | 461 | 乾隆34年 | 187 |
资料来源：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龙江关将木排筏分为大、中、小排，大中排量排筏，小排计根征税，竹筏量排估根数计税[118]。表中并未分大、中、小排的数量，从总数上看，乾隆时期，芜湖工关竹木通过量的排把量比龙江关稍多，可是并不能据此说明芜湖工关的竹木过关量比龙江关多。还要考虑经过芜湖工关的江楚排筏、徽绍排筏，以及江西笛竹排，要经过芜湖、龙江两个关，而来自江楚、徽绍的部分排筏在芜湖售买，不再下运江宁去通过龙江关的情况[119]，所以，芜湖工关的竹木过关量比龙江关大些。如果比较乾隆时期，九江关与龙江关的竹木通过量，只能看两关征收的竹木税，九江关比龙江关多，所以九江关的竹木通过量当比龙江关大。
长江中的竹木排把经过江宁府后，一路则从仪征或瓜州转入运河，运往北方，或沿途卸卖，或直抵京师。另一路“至镇江牌湾地方改为小排进口，由河路运往苏州等处发卖”[120]。还有一部分竹木排把，或沿黄浦江运至松江府；或从苏州沿运河向南输往浙江[121]。
五、南方地区与沿海的竹木流通
南方包括两广、福建地区，即东江、北江和西江流域遍布的广东和广西省，闽江、九龙江和韩江流域分布的福建省，这些河流也是竹木的运输载体。
广东除广州、肇庆、惠州、潮州四府竹木相对稀少之外[122]，其他地区都产竹木，有竹木流通。东江支流清化水，发源于始兴县南山，沿清化水，始兴县木材下运。东江支流流溪，经从化县入东江。北江上游及其支流分布在韶州、连州、南雄州，干支向南，经英德、清远至三水。浈水流经南雄、始兴、仁化等县，竹木沿浈水下运至韶州入北江。粤北的乐昌、乳源和湖南的宜章等县地处武水上游，也有木材下运。
北江支流泷水，分布在韶州府境内，经乳源入北江。乳源县松杉，沿泷水、北江贩运。[123]北江支流湟水，发源于连州，至黄土坑入北江。阳山“松杉”[124]，沿湟水下运。西江上游及其支流分布在广西省，下游流入广东境，在三水与北江、东江合流后入海。广西的竹木，沿浔江上游；漓江上游；蒙江上游下运。沿浔江支流北流江；龙江上游；左江和右江上游，木材下运。这些竹木除本省使用外，大部分经梧州沿西江流向广东省。
清代在北江与支流的汇合处，韶州府城东设立太平桥税口；在城西设立遇仙桥税口，这里既“系江西入粤要津”，又“系湖广通粤要津”[125]。在湟水下游沿岸设立浛光厂税口，三税口合称太平关，虽然归属户部管理，但兼征竹木税[126]。“太平、遇仙、浛光三关厂木税二十二条，照依现在比例，刊为正条，并将送部复准”[127]。乾隆九年太平关征收竹木“税银二千三百七十两三分”[128]。可知，乾隆年间通过太平关的竹木比不上长江沿岸各关，但由于过了太平关的竹木，要再经赣关北运，所以太平关的竹木量当比赣关竹木量小，因为赣关还有赣州本地的竹木通过。
福建地区的竹木，沿闽江其及支流，向海口方向运集。闽江所有支流下运的木材，除部分本省销售外，都沿江运至福州海口。康熙年间海禁放开后，所聚竹木，相当数量从海上外运。雍正十一年，“闽省延、建、邵三府所属近河各县，俱系产木之区，沿溪顺流，直抵省城。每岁商民从此装运出海，至江浙两省发卖”[129]，浙江木材“半取给于闽。每岁乡人以海舶载木出五虎门，由海道转运”[130]。钱塘江口嘉兴府属的乍浦，所用木材就自“闽广来”[131]。康熙四十五年，有记载称，闽县人驾船，往江苏海州“地方发卖杉木，转往山东青州府收买黄豆、红枣、紫草、瓜子，核桃等物”[132]。据戴一峰研究指出，道光中叶福州一地木材，年运输量达园木1200万根、木棍8万捆、板材40万片、价值估计900多万元[133]。对乾隆年间福建沿海竹木运输量，目前笔者还没掌握可靠的史料，但从福建森林资源占全国第一，乾隆时期已经有海运竹木的情况估计，与道光时期差别不会太大。
竹木除了从福建沿海运输外，在江苏沿海也有贸易。嘉庆五年江苏通州吕四场人，船载40根芦竹，海运山东莱州府售卖，欲买黄豆回江苏[134]。嘉庆十三年，江苏人船载篁竹，从上海出港，欲海运山东胶州售卖，装载黄豆、青豆运回[135]。江海关征收竹木“按根、按围，板按块科税”[136]，但许多竹木都是长径大围，由于目前资料尚缺，难以估计通过江海关的竹木量。
在东北沿海也有木材运输。康熙二十二年，允许商人从牛庄海口船运木材至天津[137]。嘉庆八年，“兴京高丽沟地方，有二万余人砍伐树木售卖之事。”这些人“支搭窝棚六百余座，设有铁匠炉座，打造六船，运贩木料，官兵不能查禁”[138]。沿滦河运到海口，海运天津，转运京师贸易[139]。这些沿海竹木运量，因没有掌握史料，尚难估计，但从已经掌握的记载看，乾隆时期是不大的。
六、结论
总起来看，清代前期竹木流通量很不稳定，不同的税关，受到不同的影响。如江河水涸，或水过大，都不利于竹木排筏运输。赣关因“产木地方，是年雨泽愆期，溪河浅涸，在山之木不能运达江滨”[140]。辰关“缘本年辰州地方，春夏天雨调匀，溪水不溢不涸。木客贩运便利，是以盈余之数，较之往年为多”[141]。荆关则由于江水异涨，“一切竹木排筏、商船贩运，一概裹足不前，致有短缺”[142]。东北、北方各地的木材流通，则与河水流量的关系更明显些。胡纳胡河“木植税银之多寡，全凭河水之有无”[143]。“锦州所属大凌河，宁远所属六股河，熊岳所属归河，复州所属碧里河，铁岭所属辽河等河口”，因为河水全无，“均未下木植”[144]。潘桃口“惟赖春秋雨泽调匀，木植易于前进。不期今春口外乏雨，河水甚浅，以致运木艰难，进口短少。”“秋水更涸，大木难行，俱各停留口外，仅有零星小木陆续进关。且属无几”[145]。
或与粮食价格有关，龙江关“因木排竹筏需夫众多，该年各处米粮价贵，各商贩以食用倍重，不能获利，是以观望不前，贩运竹木既少，以致工税短缺”[146]。芜湖工关缘“江楚地方米粮价贵，又因人夫病疫，工价加增，商贩皆以工价倍重，不能获利，贩运者少”[147]。渝关因“川东、川北收成少减，粮价较昂。商人进山伐运木植者有限，以致征收税银较上年短少”[148]。
或因偶被灾荒，“民力难于兴作。客商旧贩木植堆积难销，无本再行转运”[149]。九江关“因上年江南地方被水欠收，销售不畅，前运之木存积尚多，赀本周转莫继，是以贩运减少。再查盐船一项，亦较少二百余号，此少收盈余之实在情形也”[150]。
或因“产木山场，节年砍筏木植渐希，入山愈深，则拖运脚费较前加重，商人贩运维艰，是以木植到关者少，每年额数不敷。”[151]九江关“因贵州山中附近大木无多，远处运费较重，数年来过关大排本少”[152]。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按各地河流的竹木运输量，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长江、运河、滦河及其支流、闽江及其支流、黄河中游、赣江及其支流、广东三江及其支流、辽河及其支流、汾河及其支流、潮河及其支流、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按各关竹木税数量，从多到少排列，依次为芜湖工关、九江关、龙江关、南新关、荆关、辰关、潘桃口（含通永道所管各口）、杀虎口、渝关、赣关、太平关、胡纳胡河口、武元城、古北口、吉林三关[153]。总的说，北方地区的竹木流通量到嘉道年间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少，而闽江等南方地区的竹木到民国年间仍然保持较大流量，所以这种排列是乾隆及其以前的情况。以上只是大概估计，因为各河流、各税关，不同时期的竹木流通量都不同，数量实难定论。
注释：
[1]载《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凡本文叙述与其文相同处，皆引自该文。
[2] 吉林3关算1处；杀虎口兼征竹木税，但归工部管辖。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1，食货5，商税。中华书局1976年。
[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62，盛京工部·收支款项·木税。
[5]乾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大学士史贻直等题本，见钞档。
[6]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大学士傅恒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90－67，B106113～106117。
[7]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1，关税2，各关税额。
[8]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明福等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256页。
[9]《清圣祖实录》卷259，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壬午。
[10]乾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大学士史贻直等题本，见钞档。
[11]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九日大学士哈达哈等题本，见钞档。
[12]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九日大学士哈达哈等题本，见钞档。
[1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14]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天府府尹宋筠题本，见钞档。
[15]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本，见钞档。
[16] 《清高宗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己丑。
[1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18]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布政使观音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7辑，第133～134页。
[1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20]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鄂宁、悟勒木济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185～186页。
[2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22]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100，关税·关差税口。
[23]乾隆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邁柱等题本，见钞档。
[24]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兆惠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204－84，B113917～113919。
[2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26]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布政使观音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7辑，第133～134页。
[27]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傅恒等题本，见钞档。
[28]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布政使观音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7辑，第133～134页。
[29]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工部尚书金简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248－117，B140375～140385。
[30]嘉庆二年三月十日直隶总督梁肯堂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276－40，B155967～155972。
[3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3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34]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3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36]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卫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875～876页。
[37]乾隆四年四月十六日直隶总督孙嘉淦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88－96，B49989～49992。
[38] 《清仁宗实录》卷104，嘉庆七年十月丙辰。
[39]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40] 《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丁巳。
[41]乾隆二年三月十二日杀虎口监督色楞泰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42]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第636页。
[4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44]道光四年三月初五日邱树棠奏折，见钞档。
[45] 乾隆《晋政辑要》卷12，户制·关税2。
[4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1，工部·关税。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48] 《晋政辑要》卷12，户制·关税2。
[49]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100，关税·关差税口。
[50]道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邱树棠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51]乾隆二年三月十七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题本，见钞档。
[52]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傅恒等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55－27，B86781。
[5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58，工部。
[5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台湾联经出版2001年，第275～276页。
[5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58，工部。
[56]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壬寅。
[5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07，户部·漕运。
[58]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淮安关监督征瑞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2辑，第499页。
[59] 《清仁宗实录》卷 365，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庚寅。
[60]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壬寅。
[6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42，工部·关税。
[62]光绪《浙江通志》卷86，榷税。
[63]康熙五十年十二月王度昭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 3 辑，第 453 页。
[64]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户部移会工部南新关监督申祺奏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107433。
[65]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尚书兼管工部事务史贻直等题本，见钞档。
[6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67]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硕色题本，见钞档。
[6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69]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818页。
[70]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硕色题本，见钞档。
[71]乾隆二年二月初五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72]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四川总督策楞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77－13，B98884～98885。
[73] 《清高宗实录》卷161，乾隆七年二月甲辰。
[74]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唐绥祖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75]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大学士史贻直等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84－40，B102787～102793。
[76]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工部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88－111，B105147～105149。
[77]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史贻直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99－99，B111345～111347。
[78]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79]乾隆《祁阳县志》卷4，风俗。
[80]道光《永州府志》卷 5 上，风俗志转引《道州志》。
[81] 《湖南省例成案》卷2，工律·河防，乾隆十三年。
[82]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122～123页。
[83]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碑刻，见《锦屏碑文选辑》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部刊印本1997年，第42页，转引自张应强《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3期，第53～59页。
[84]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第197页。
[8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86]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87]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第197页。
[88]雍正七年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16～18页。
[89]乾隆三年九月四日湖南巡抚张渠揭帖，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84－127，B47869～47886。
[90]顺治八年九月初一日工部主事刘澍题本，见《顺治年间设关榷税档案选》上，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91]顺治三年十一月湖广巡抚高士俊揭帖，见《顺治年间设关榷税档案选》上，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92]顺治四年四月卢六艺揭帖，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5－146，B2607～2608。
[93]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94]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1，关税2。
[95]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十日荆关监督西宁奏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93355。
[96]道光《会昌县志》卷11，风俗志。
[97]乾隆十五年序，《龙南县志》卷13，风俗，抄本。
[98]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江西巡抚范时绶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8辑，第538页。
[99]顺治十七年二月南赣巡抚苏弘祖揭帖，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100]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胡宝瑔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第551页。
[101]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胡宝瑔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4辑，第529页。
[102]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八日苏凌何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第487页。
[103]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沈葆桢《查明九江关实在情形并筹变通办理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1，奏折。
[104]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1，关税2，各关税额。
[10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60，工部。
[106]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107]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徽巡抚陈用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8辑，第657页。
[108] 《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壬寅。
[109] 《清宣宗实录》卷 300，道光十七年八月乙丑。
[110]嘉庆元年五月十六日大学士和珅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272－43，B153637～153641。
[111]康熙二十二年《苏州府采办木植定例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12]乾隆《江南通志》卷79，食货志·关税。
[11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4，户部·关税。
[114]道光四年三月初八日广亮奏折，见钞档。
[115]嘉庆《钦定工部则例》卷99，关税·各关税额。
[116]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1，关税2，各关税额。
[11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九日户部尚书素尔讷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211－130，B118227～118231。
[118]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户部，关税上，见《钦定四库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19]光绪《钦定工部则例》卷81，关税2。
[120]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镇海将军王釴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辑，第13页。
[121]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松江府为严禁巡船抢掠竹木告示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122]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董象纬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第394页。
[123]康熙《乳源县志》卷8，事纪志·风俗。
[124]道光《阳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
[125] 《粤东省例新纂》户例，卷3，税饷，道光26年版。
[12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23，户部。
[127]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户部尚书刘于义等奏折，见钞档。
[128]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刘於义等题本，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档案，登录号074891。
[129]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御史觉罗柏修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04页。
[130] 《安澜会馆碑记》嘉庆十年元月，转自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131]乾隆《乍浦志》卷1，城市。
[132] 《历代宝案》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影印本1972年，总第3册，卷4，第1617页。
[133] 《试论明清时期福建林业经济》，载《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134] 《问情别单》，见《备边司誊录》大韩民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第5册，转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年。
[135] 《问情别单》，见《备边司誊录》大韩民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第5册，转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年。
[1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4，户部·关税。
[137] 《清圣祖实录》卷110，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辛丑。
[138] 《清仁宗实录》卷116，嘉庆八年七月丙午。
[13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941、942，工部·关税。
[140]乾隆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822页。
[141]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南巡抚杨锡绂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462页。
[142]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湖广总督毕沅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3辑，第1页。
[143]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盛京将军朝铨等题本，见钞档。
[144]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盛京将军社图肯等题本，见钞档。
[145]乾隆十年十二月四日潘桃口监督明俊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40－94，B78801～78802。
[146]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工部移会安徽布政使高晋奏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103404。
[147]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大学士兼工部事务史贻直等奏折，见钞档。
[148]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史贻直等奏折，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99－99，B111345～111347。
[149]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安徽巡抚书麟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4辑，第685页。
[150]道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克蒙额奏折，见钞档。
[151]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户部移会南新关监督申祺奏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90826。
[152]嘉庆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庆惠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153] 各关竹木通过量的比较，除参见以上论述外，主要根据是税收量，包含关税定额。
感谢台湾学者刘序枫研究员、郑永昌博士提供的资料。
原载《清史研究》2005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