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拒与接纳 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论争
——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问题说起
【内容摘要】晚清中国在西来的滚滚电报洪流冲击下，朝野思想界日益分化。其中，趋新认知由初期的势单力弱而渐渐壮大，并同守旧思想展开论争，直至演进为激烈的对抗，最终占到上风。此为晚清时期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同时亦构成中国引入电报的思想源基及重要推动力。1877年6月27日，李鸿章创建津衙线，将趋新思想初步变为现实，揭开中国自建电报的序幕。这一切以个案揭示出晚清社会及观念变迁过程中近代向传统挑战的众多面相。
【关 键 词】电报；社会及观念变迁；传统与近代；晚清
【作者简介】夏维奇，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安徽淮南232001）。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0．9．99—1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电报与社会变迁研究”（08CZS012）—性成果。
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5月24日，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ge Morse）J—其编订的“莫尔斯电码（Morsc Code）”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Baltimorc）间电报线上发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标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传播工具正式诞生。嗣后，电报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并越洋过海，于l870年（同治九年）前后展至中国北、南、东三面邻国或地区。
在西来的滚滚电报洪流冲击下，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清朝疆臣亦开始试办电报。至1911年（宣统三年），中国共建成电报线路100002．03里，覆盖了除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区，[1]（P73-74）从而建立起规模初具的电报网。对此，学术界虽有一定研究，但很薄弱，甚至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究竟是哪路”这一关涉中国通信近代化之起始、故而意义非同寻常的大问题，【1】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有必要就该问题及其来龙去脉，尤其是此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及趋新与守旧的激烈交锋，作出进一步探讨，澄清一些史实，以期对深入认知晚清社会有所助益。
一、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辨正
归纳起来，学术界关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之认定主要有1877年（光绪三年）6月15日李鸿章倡建的海衙线（上海李鸿章行辕至江南制造局）说、【2】1877年10月丁日昌倡建的台南线（台湾府至安平、台湾府至旗后）说、【3】1879年李鸿章主持架设的津沽线（天津至大沽）说，【4】以及1881年李鸿章倡建架成的津沪线（天津至上海）说【5】等四种观点。【6】按常理，海衙线的开通是在1877年6月15日，时间最早，故当为中国首条自建之电报线，据此而言其他各说不确，是合乎逻辑的。然事实并非如此，该线其实并不存在。当事人的言行直接否定了海衙线的存在。1877年6月27日，李鸿章令天津水雷学堂兼习电报的学生，建成总督署行馆至天津机器局间长16里的电报线（津衙线）。[2]（第32册，P70）两日后，李致函江西巡抚刘秉璋：“日来由东局至敝署电线置妥，仅费数百金，通信立刻往复。即用局内学生司之，神奇可诧，各使均相道贺，执事闻之，将又哑然笑，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2]（第32 册，P68）如果海衙线确实存在，那么李怎么会称稍后建成的津衙线在“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呢?更为关键的是。持海衙线说者一般皆称1877年6月15日，李鸿章在上海通过该线试拍电报。但据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知，6月15日这一天李并不在上海，而在天津。是日，李致函署苏州府知府谭钧培称：“弟暂驻津沽，诸形历碌。”[2]（第32册，P45）【7】
其时媒体的报道亦对质疑海衙线的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一般来说，报刊对新鲜事物都很关注。然而，笔者遍检此间上海的各重要报刊，未能寻得一点关于海衙线的蛛丝马迹，却发现对津衙线的多次报道。1877年7月10日《申报》载文《电线落成》称：“前报天津制造局通至督辕拟设电线，兹闻西六月二十七日完工，李伯相颇深嘉赏云。”7月18日该报《天津杂闻》又称：“自制造局通至李伯相衙门电线业已告竣，现再拟向天津而通至保定府，大约伯相于每岁中须往来两地，得有电报，则信息较灵也。”此外，《字林报》亦两次提及。[3]（P4876）如果海衙线确实建成，那么它实为中国自设电报之滥觞，从而极具新闻价值。对此，当时的报刊特别是该线所在地上海的报刊却不作报道，而屡屡报道稍后建成的、且远在北洋的津衙线，这又是不合常理、匪夷所思的。
综上，说海衙线不存在应已成立。【8】既如此，那么当可认定，中国首条自建的电报线应是1877年6月27日建成的、即比所谓的海衙线稍晚、而比台南线早4个月通报（比其开工早2个月）的津衙线。
二、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认知分化
应该说，李鸿章甚早即有创建电报之意，尽管如此，他正式试设津衙线却在十余年后，此当是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问题，趋新与守旧两种认知长期较量的结果。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随着电报的日益东延，西人屡向清政府请设电线，遭到清廷内外的一致抵拒。【9】此间，清朝官员不仅坚拒西人在华架建电报，多数亦对中国自建毫无兴致。如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沣认为，政贵从民所欲，治贵因地制宜，电报等西洋器物，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4]（卷42，P65）浙江巡抚马新贻强调，富民强国，只能靠发展农桑，“一切求之在己之本务”，电报之类末务，于中国之大计难有裨益。[4]（卷45，P47）署直隶总督官文更是指出，电报铁路不过是为往来迅速起见，只便于贸易，仍是奇技淫巧，因而不为中国所尚。[4]（卷56，P11）显然，这些消极认知其实就是对中国引入电报持反对意见。一些人甚至明确而坚决地反对中国引入电报。在他们看来，中国既有通信体系足够使用，无需这一西洋新事物，否则不仅将造成重款虚糜．从而影响国计民生，且会误导世风，乃至败坏人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火车电报，“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须此”。[4]（卷41，P44）山东巡抚丁宝桢更是忧心忡忡地指出：“至若铜线铁路等事，此事为害过大，使我之国计民生，日耗日削于冥冥之中，不堪设想。”[4]（卷52，P27—28）醇郡王奕澴进而指出，电线等器物“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4]（卷64，P5）此外，不少人还担忧“电报兴而驿站废”，必将造成大批役夫失业。而“江淮河汉，遇水不通，经过地方，居民有碍”。可见架建电报实为扰民之举，而民不安生，则统治难保稳定。况且，电报创始，不仅“巨款难筹”，尤为关键的是需“任用洋人”，故“机事不密”，“物材难得，购觅须至外洋”。这又与时下倡行的“权自我操”理念严重悖离。退一步言，即便勉强建成，亦难有作为，因为“文字不通，机器不甚利用”。且后续“支给之资难为继”。[5]（卷89号文，P106）所以，“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4]（卷42,P48）
观上可知，这一时期时人对引入电报这一西方文明基本持反对态度。他们或基于传统的政治理念，或出于经济、社会乃至技术等方面的思虑，提出种种反对的理由。
然而此间朝野部分人士却有不同的认知。如前所述，李鸿章甚早即愿想引入电报。还在1865年李便指出，电报“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费钱不多，递信极速”，“于商人最有利益”。既然电报有着如此的功能与价值，而“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那么“自置铜线”当可收一石二鸟之功：既可便利商业贸易，又可抵制列强请设。不过李认为，此意见当“存而勿论”，[5]（第9号文，P8—9）甚至不久即自我否定，指谓电线等物中国绝不可建，并辩称：“前曾设为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议，原以备万不获以之时，存此一说，并未稍涉假借。”[5]（第23号文，P23）足见彼时中国守旧氛围之厚，李对此深为了解与畏惧。1867年李鸿章在清政府准备修约的讨论中再度提出：“将来通商各口洋商私设电线，在所不免，但由此口至彼口，官不允行，总做不到。……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4]（卷55,P13-14）可见李对中国架建电报的态度在其内心深处的一贯性，但仍未敢提出立即架建。至19世纪70年代初西人将电报展至上海，李鸿章就此声称：“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反映出形势的发展已让李产生中国现时引入电报的紧迫感。李进而强调指出：“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电信、铁路）莫由。”[2]（第30册，P474）
这一时期沈葆桢亦主张中国自办电报。在备修约的讨论中，沈指出，敷设电报铁路，事同秦筑长城，当下不为世人认可，但日后价值必现。沈还对时论电线“夺人生计”作出批驳，认为不仅不会如此，“且为工甚巨，目前亦颇便于穷民”。[4]（卷53，P4-5）此进一步透视出，在沈看来，中国架建电报不仅利在将来，即便是当下，亦具意义。1870年总署在英国公使的多方请求下，终作一定让步，允准英人敷设中国沿海海线。沈就此向总署建言：“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5]（卷81号文，P98）沈在此已正式吁请中国自建电报，并提出简略方案：在主权这一原则问题上，强调由我发起，为我所有；至于操办等具体运作问题，虑及是时中国缺乏必要的技术与设备，可让西人教造。在沈看来，该方案虽有一定让步，“彼分其利”，然就大局言，“我握其权”，中方受益更多：“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反过来看，如中国不为而任西人架设，“则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Inc第81号文．m）可见于我更加不利。
颇需注意的是，通事王承荣一度制成电报机，并力促总署奏设电报，当是此间在野人士持赞成态度之代表者。寓居海外的王与闻国内推行洋务新政，制船造炮，颇有成效，“惟电报一节，因文字不通，又恐繁重不胜，所以无人议及”，遂于1873年请荆宜施道孙家谷，转商恭亲王奏设电报，并就经费、技术等问题提出对策。王指出，中国驿站、烽燧，不可与电报瞬息千里同日而语，时下西人已将电报由上海通至香港，由香港而安南，四通八达于西方各国，这使得一旦遇警，外人即便远隔万里，其信尚能朝发夕至，相比之下，中国文报反而迟延，故不能再无动于衷了。[5]（第86号文，PlOO-101）针对反对者的种种责难，王还一一辩驳。如失业问题，王指出：“如以陡革站役为虑，但电线安置，虽系取径官道，而二三里许，必须派人看守，以备时修，以防拆毁，除塘弁汛兵理宜巡视外，即充以裁汰夫役，谅无不可。”可见电报架建后，对电线的维护，需员亦众，不会造成大量失业现象。再如妨碍民生问题，王解称：“若夫水道民居，自有变通，过水则续线裹胶，不浮不锈，近市则木樁量移，可此可彼，是水陆殊途，而为用则一，田庐如故，而民业相安也。”[5]（第88号文，P105—106）由此当知，在王看来，时人对架建电线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并不妨碍民生。此外，王旅法期间与福建船政委员王斌、李镛等研制出汉字电报机。王指出，该机“较外国电报机价廉工省，而配制之各药水，中国均有其物，不必购自外洋”。进而，王认为可将“制造运用诸法，指授匠吏”，故技术已无问题，于是任用洋人问题亦可避免了，从而不必担心泄密事宜。经费方面，王认为解决起来亦不甚困难，因为“以道里估计，每里约费百金，各省建置。请由各省提款，合则见多，分亦见少，筹款似尚未为难也”。“至于年修月给之费，尽可代民传信为津贴，公私均有裨益”，[5]（P89号文，P106—108）更不应成为问题。
那么，此时主持洋务新政的最高机构总理衙门的态度如何呢?一方面，总署并不反对中国自建电报。正因为如此，总署对李鸿章提出的“自置铜线”设想非但未予驳斥，反而认为“持论最为深透”，[5]（第22号文，P23）并对其日后措置产生重要影响。1865年9月16日总署在回复俄使倭良嘎哩（Cellel-al A．Vlangaly）的信函中提出：“中国如欲仿照此法，于中国地方安设，总应由中国自出己力办理。”[5]（第28号文,P31）同年12月22日再函俄使表示，如条件成熟，“中国亦自乐于从事”。[5]（第34号文，P36）1867年2月23日，美国署领事孟金拟设上海至香港、上海至天津线时，总署又称，待将来可以兴办之时，“中国必当独力经营”，即便多费款资，亦所不惜。[5]（第51号文，P67）这一切虽为应对列强请设电报之语，但并非全是托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总署的认知有其趋新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总署认为这一时期中国自建电报的时机尚不成熟。在总署看来，尽管自设电线，可免“受洋人掣肘”，且不易“酿中外纠纷”，但是时风气未开，电线建成后，难免不遇民人毁坏，故暂不可行。总署曾对俄使称：“本大臣窃思事贵乘时，尤贵相时。古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正谓此也。如果审时度势，约计办成之后，绝无损坏可虞，中国亦自乐于从事，容俟时有可乘，当独力图维，一劳永逸。”[5]（第34号文，P36）强调的就是架建时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洋务新政在中国初兴，造船制炮，各事待举，既然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不设电报无损于中国，那么，有限的物力财力只能暂投其他。1869年总署曾指出：当下“机器轮船正在开局学制，力量止于如此，通线非中国必不可少、必不能待之事，借项兴办，非心所愿，只可从容再商”。[5]（第56号文，P72）职是之故，清廷遣蒲安臣使团出访时，总署特交待将中国不能即办电线等事原委，详陈他国，求得谅解。回而于沈葆桢、王承荣等的吁请，总署亦未作出积极回应。这一切又反映出总署的思想认知中相当保守的一面。
可见，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面对汹涌东来的电报洪流，关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引进这项技术的问题，朝野上下的思想认知产生分歧。传统士大夫重义理而轻技艺，多视电报之类的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认为无关治国之道，不用无损甚至有裨中国，由此提出种种责难。然此间一些务实人士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电报之价值，主张中国引进这项技术，这种趋新认知渐从传统思想中分化出来，此以一个案领域透视出晚清社会及其观念的变迁。
不过就整体言，这一时期“闻此议（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者，鲜不咋舌”，[2]（第30册，P474）提示守旧思想的普遍性，相对而言，主张中国引入电报者则为数甚少，因而声势较弱，无法与前者形成抗衡的局面。尤为关键的是，这时主持洋务新政的最高机构总署虽不反对，但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其思想中趋新与保守并存，而保守的一面稍重。这些情况使得，没有一定的刺激（无论内外），中国很难在此间迅将电报这项西方近代科技引入。
恰在此时，发生日本侵台事件（1874年），从外部给清政府一巨大刺激，沈葆桢因之奏设台湾电线获得清廷批准，为中国在该地区引人电报提供了可能性。然不久，台事缓和，再加上承办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先是抬高价格，继又“欲以陈旧线搪塞”。沈葆桢担心重款虚糜，乃上奏暂缓架线，清廷如请，此次台湾架线行动遂遭搁浅。嚅要指出，尽管清廷已允准敷设台湾电报，但这并未结束国人对引入这一西方科技的争议。沈葆桢曾说，铁路电报并不是不适用。但若创办，必须依照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7]（第l册，Pl83）李鸿章亦说，丁日昌建言在台试造铁路、电线，廷僚议准，“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7]（第1册，P269）皆提示台湾孤悬海外、远避内陆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文化环境是其得以允设电报的重要条件，而在保守势力仍重的内陆，则是另一番景象。
三、台事后趋新与守旧的激烈交锋
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赞成中国引入电报者渐众，其声势亦逐步壮大起来。朝野部分人士对清政府处置台事本身即展开批评。由于闽省官宪应对仓猝，《申报》发表《厦门论日兵近状》，转引《循环日报》评论称：“说者谓日本调兵遣将，远驾艨艟以伐台湾，取道于厦门，其说亦已久矣，乃漫无准备，见其猝临，遂至形神惶遽，举措失宜，有电报递传，则已早为布置，如何至于此耶?”进而指出：“电线之利，于达军情、传警信，神速不测，呼吸相通，所以为可贵也。”（《申报》1874年6月20日）另就清廷而言，“日本兵已至台者多日，京师始知”。（《申报》1874年7月14日）信息不灵，措置不免被动，调兵则更显迟钝。李鸿章于此慨叹：“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正是出于对此情状的不满，李进而指出：“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7]（第1册，P32）并自稍后的海防议起，“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7]（第1册，P269）吁请的力度较前大得多。
其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一些朝野人士产生强烈的危机感，更多的人因之加入支持者的行列。王韬认为，现今中国周边环境已与往昔迥异，“倭则狙伺于东南，俄则虎视于西北”，故只有在津、沽、沪、浙、闽、粤等属沿海重地架设电线，以捷消息，方能在无事之时，外国战舰驶入中国口岸，立刻报知督抚大员，以便速派战船侦其行踪；“有事则专报军情，或往援以歼敌，或犄角以壮威，或要截其助之船，或袭击其撤退之卒”，如此则敌之图谋难以得逞。况且，时下各国公使与中国交涉，动辄电请其政府遣兵恫吓。如中国仍不办电报，则疆臣不能及时获知信息，仓猝应对，难免不受其害。据上，王提出：“电线一事实关至要，不当乘时亟设也哉?”[8]（P62—63）郑观应的看法与王颇近，他认为中国建都北方，与南界相距万里，与其他地区亦隔数千里之遥。燃烽置戍，仅能告警，不能传言；设卒传号，辗转需时，且易生误。“即令沿海要害，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台亦孤立无徒，有战船而无电线，则战船亦应援莫及。若敌人侦知我战船之所在，合兵围击，无电线以通传，各省何能倍道来援?”[9]（P82）尤其是当下强邻环伺，一旦战事发生，中国谕旨奏疏传递非数日不能达，而他国用电报指挥，信息顷刻即至。这种情状“恐未易与从前新疆、西域回部诸役可以遥授机宜者同日语焉”。[9]（P209）丁日昌也认为，洋人现已在中国沿海敷设电报，如果“我仍置而不设，则是我之一举一动外人瞬息得而知之，外人一举一动我终久不得而知之也”。进而指出，中国只有尽速架设沿海陆线，才能渐收已失之利权。[10]（P328—329）
另从国内形势看，一些人亦感到架设电报大有裨益。黎庶昌从办理洋务的财政出发，申论中国建设电报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当下正在议设宏远公司，此确是要举，但需银不下数十万两。而建一行栈，修一码头，需银更以兆计。故只有仿效西国，建设火车轮船公司及电报局，“庶几权利可收，富强可以渐致”。[11]（P541）作为晚清重臣，郭嵩焘以政权的巩固与政治的稳定为关怀，指出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月余方达，倘遇“水旱之灾、盗贼窃发”等事，应对常需数月。“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进而强调：电报铁路“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因为就近者而言，至少有两大益处：一是“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再是中国官民隔膜太深，而地方官又常压制民怨，使得“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倘建有电报铁路，就如同人体血脉畅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故“是二者（电报、火车）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12]（P191、555-556）
但是，此时的反对之声仍相当普遍，故尚有较大影响力。工科给事中陈彝指出：“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9]（第6册，P329）翁同穌对郭嵩焘倡设电报等事予以痛诋，直骂郭“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直是丧心狂徒矣”。【11】一些人更是“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2]（P190、189）
不肖言国内人士，即便是亲临西土、亲访电报者亦不乏持有上述意见。如对电报有过较详介绍的刘锡鸿[l3]（P91、92-93）又说：
（电学等）皆英人所谓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空谈无用。中国士大夫惑溺其说者，往往附和之。余为之辨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13]（P127—128）
进而明确提出电报铁路之类，不宜在中国推行。[14]（P84—85）更有甚者，日后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维新思想家的马建忠在巴黎初见电报时亦称：“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徒骇见闻，究无大益。”【12】
可见，这一时期反对者仍众，他们除继续表陈经费短拙、文字不通等经济技术问题外，【13】更突出强调文化与传统等方面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架建电报大有碍于风水庐墓。陈彝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中国人事死如生，几千年来一以贯之。而“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7]（第6册，P331）尤有甚者，一些人认为引进电报等西方科技将失人心，甚至是“用夷变夏”。如前所述，李鸿章自1874年海防议起，力倡仿设电线铁路。对此，“王孝凤（王家璧）、于莲舫（于凌辰）独痛诋之”。[7]（第1册，P269）王家璧指称，李鸿章、丁日昌等“事事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7]（第1册，P134）于凌辰更是奏陈：“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复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7]（第1册，P121—122）需要指出：王、于之责难，“其主谋附和者，非止一二人”。[2]（第31册，Pl93）
应该说，这些责难在“风水农田中国视为极重”［5］（第59号文，P77）以及“夷夏之辨”正浓的语境下有相当的力度。文祥是清廷中较为开明者。曾多次观看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 sons Martin）放在总署的电报机，知晓“电报很重要”，[15]（P203）然对李鸿章关于架建电报等问题的建言，竟“目笑存之”，而“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7]（第1册，P269）这一切均提示守旧者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针对反对者所提出的种种驳难，赞成者并不示弱，而是针锋相对，与之展开论争。于有碍风水之说，王韬指出，西方将建设电报铁路视为国家大事，国人常惑于风水之说，认为不能开办，此毫无根据。[7]（第1册，P500）郭嵩焘更是认为。“其说大谬”。并直称，国人对架建电报铁路的“群起阻难”，实是甘心任人搜刮脂膏，而塞自己利源之举。[12]（P190、189）而于王家璧、于凌辰等人的“痛诋”，李鸿章并未退缩，认为是“书生无识，可为悲叹”。[2]（第31册，Pl93）并称自己“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可见，此时的李与十年前已判若两人，不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且底气十足，其背后当是趋新力量的日益增强。在此情形下，双方已成激烈对抗之势。李进而还对总署的模棱态度表陈不满：“惟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诸条，大都模棱敷衍。”[2]（第31册,P238）至于时人担心的经费、文字等问题，郑观应指出，安设海底电报既难且贵，但倘设陆路电线，则不仅较易，且需银不多。另外，以前打报是用外国文字，须翻译才知；现已编订华文《电报新书》，故不应再有顾虑。[9]（P83）
可见台事后，主张中国引人电报者的阵容逐渐壮大起来，其声势也日益强大，反映出此间趋新的力量逐渐增强的一面，由此折射出晚清社会及观念的进一步变迁。然而，仍需看到的是，这一时期即便清廷已允准在台架建电报，但反对的声音并未减弱多少，反对者仍众，因而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此又提示社会变迁中传承性的一面。这种趋新与传承的交错，恰是转型社会的常态。双方因此而展开激烈的论争，乃至形成严重的对抗局面。这一情状显示出中国内陆引入电报已具较强的舆论及思想基础，但阻力与难度仍不小。
在此情形下，一些赞成者利用对日本电报业的发展情状来作为立言依据，以增强吁请的力度。在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乃“海外区区小国”，[2]（第29册，P313）“唐宋以前未偿不朝贡中国”，[16]（P62）“开国”之初亦遭遇与中国大抵相近的命运，然自明治维新后大力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技，1869年7月（明治二年六月）开始引入电报技术，[17]（P81））其后广派国人赴欧洲学习，电报等业日臻发达，甚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一巨大反差格外受到晚清朝野有识之士尤其是出洋国人的高度关注。
1876年宁波海关文案李圭赴美国费城参加“赛奇公会”（博览会），途经日本时，发现该国“至大小塾房、邮政局、电报局、开矿局、轮船公司，皆仿西法，而设官为经理，举国殆遍”。李进而指出，该国“于电报、邮政两端，尤为加意，几堪与泰西比美”。[11]（P320）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臣郭嵩焘出使的虽是英法，但他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后，颇多关注日本情事，打听到“日本长崎之那噶萨奇，由极南以至极北皆有电报”。在他们看来，日本电报等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要因当下明治政府励精图治，重视向西方学习。李圭认为：“观其国迩来于泰西制度、器艺造作，悉能用心窥其奥。如开掘五金、煤矿以裕国，更改水陆军政以强兵，建立机器局、造钱局、电报局、邮政局、火轮舟车局以利国利民。”[11]（P209）郭嵩焘更是细致地指出，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7]（第1册，P304）又称，该国广派国人向德国学习采矿技术，向荷兰学习水利工程技术，修建铁路则求之英法，安设电报则请于丹麦，“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18]（P804）
可见，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行下，电报等业蒸蒸日上，这给该国带来巨大利益。何如璋于此指出：日本“史馆、式部、电讯、铁道、图书、农商等局，皆分隶于省。……岁人五千余万金，地租为巨，关税次之，其他禄人有税，车船有税，牛马有税，券纸杂器有税，暨铁道、电信各局制造所收入”。[19]（P64—65）电报收益已成为该国财政重要源泉之一。这一切极大触动上述国人，激发起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李圭认为，既然日本可建立电报等新型行业以利国利民，[11]（P209）那么中国传统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古人所不为也”（《庄子·天地篇》）之言当不足为训。在李看来，只要利国利民，而不是利己利私，“则机心亦何尝不可用”?故“机器正当讲求，不得援古人桔槔之说，概谓机器不当用，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置诸弗取也”。[11]（P223）进而指出国人超越传统樊篱，以西国为鉴，积极发展科学技术之必要性。李圭的这些认知获得李鸿章认同。[11]（P191—192）
《春秋左氏传》中有“邻之厚，君之薄也”之训，郭嵩焘细致观察日本电报等业发展情状后，援此警醒国人：“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18]（P804）可见，日本后来居上之势及儒家经世安邦理念让郭嵩焘产生强烈的危机感。郭进而提出：“是二者（电报、火车）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14]（P157）不仅恳切吁请，且已表露出十分明显的急迫感。李鸿章对此深表理解。[7]（第1册，P269）正是在上述情势的演进下，作为晚清洋务新政重要推行者的李鸿章引入电报的欲念日益增强。1877年5月23日郭嵩焘又函李鸿章，直促其“赶办铁路电报，以树富强之基”。[3]（P4876）一个月后，李鸿章置设津衙线。效果极佳，“立刻往复通信，洵属奇捷”，[2]（第32册，P70）且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各使均相道贺”，上海的重要报刊亦作报道，从而揭开晚清自建电报的序幕，并为日后中国大规模架建电报作出必要的思想及物质上的准备。对此，李指出：“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2]（第32册，P68）其中已无一丝畏惧而遮掩之态，乃是充满自豪感。这一切恰恰提示，日益增强的趋新认知是中国最终引入电报这一近代西方科技的思想源基与重要推动力。
四、结语
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及相关资料表明，所谓的海衙线其实并不存在，津衙线才是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倘从中国通信史角度言，弄清这一问题十分必要，但若就晚清近代化的整体而言，此问题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无论是从上海发端，抑或是由天津发轫，它所反映出的都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先进人士，在面临强大西潮冲击时所形成的强烈忧患意识及世界视野，以此而作出的积极应对。
晚清的中国在波澜壮阔的西潮冲击下，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滚滚而来的电报洪流即是这场波澜壮阔的西潮中重要的一股。面对这股洪流，朝野上下虽对西人在华架设电报的请求态度一致，“力为设法阻止”，表现出强烈的“权自我操”理念，然于中国要不要自建电报的问题，思想出现分化，趋新与守旧两种认知逐步分野，此当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尽管其时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人对西方科技的威力已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与了解，然传统士大夫一方面多重义理而轻技艺，仍视电报之类的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另一方面怀具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多重顾虑，因而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中国引入电报。这种认知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极具普遍性，即便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乃至更后仍有相当势力，反映出社会演进中传承性的一面，并预示日后中国电报业的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此间一些务实人士，看到并日益强调电报之类的西方科技之价值，主张中国引进这项技术，以应对时代之“大变局”，渐从传统思想中分化出来，聚为趋新力量。【14】这种力量渐渐壮大，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与守旧力量展开激烈的论争。他们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多角度申论中国引入电报的必要性乃至急迫性，尤其是日本电报业的迅速发展态势，更使长期秉持“邻厚君薄”治国理念的部分人士产生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急迫的赶追心态。其中一些人以此警示国人，从而极具震撼力。这一切透视出的是近代向传统的挑战，并构成晚清的中国最终将电报引入的思想源基及重要推动力。
注释：
【1】特指中国首条“自建”的电报线，故以下两例不在其列：一是1865年6月下旬，英国利富洋行商人雷依罗朵（E．A．Reynolds）强行在川沙厅至上海间竖柱架线，计程42里。该线为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条电报线，但却是西人所设，不过旋为上海地方官密使乡民拆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20号文，第17—20页）。二是1874年7月上旬，丹国大北电报公司乘葆桢奏设闽台电报获准之机，不待与中方订立合同，迅速架成福州口南台河边至罗星塔的近30里水陆混合线。该线仍为西人所设，后经反复交涉，福建当局于1875年以4000元购之（《海防档·丁·电线》，第187号文，第218—219页），成为中国所拥有的第一条电报线。
【2】此说最早见于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第1页。
【3】此说最早由连横提出。见连著《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本，第367页。
【4】此说最早见于《邮传部第一、二、三次电政统计表·电政局沿革概略》，第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邮传部全宗·电政类，胶片2卷，22—23-4。
【5】此说流传甚广。黄嘉谟在《中国电线的创建》中说：“时贤谈到中国电信的历史，往往以逊清光绪七年（1881）敷设的津沪电线为其创始，而盛道当年创办人李鸿章的功绩。交通界方面，甚且以同年津沪电线开始收发商报的一天——十一月初八日（一二、二八），定为电信节，届期隆重庆祝，已历多年。”（黄嘉谟：《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第36卷，第171页）
【6】需要指出，近年来学术界虽屡有言及津衙线（天津李鸿章总督署行馆至天津机器局）者，然均将之与海衙线并提，且置于海衙线之后（可参梅绍祖、宋刚刚：《百年电信铸辉煌——上海市长途电信局局史（1881—1997）），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曹阳：《世纪大跨越——上海电信发展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故仍属海衙线说持者。换言之，迄今尚无人认为津衙线是中国自建之首条电报线。
【7】另，1877年6月13日，李在《复俄国总领事孔琪庭》函中称：“欣悉贵总领事现已由京回津。……本大臣拟于初四日（6月14日）上午十点钟亲往贵总领事处拜晤，面谈一切。”[2]（第32册，P42）此说明6月13日李在天津，并拟翌日拜晤俄领事。那么，以彼时的交通条件，同样可知6月15日他不可能出现在上海。
【8】那么，姚公鹤等缘何有对该线的记录呢？笔者认为，此当是对津衙线之误。误因一是可能缘于报刊屡言该线通至制造局，后人多以为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而实为天津机器局；再者可能是缘于李鸿章所发“行辕正午一刻”的电报内容。其实，此“行辕”应是天津总督署行馆，亦即北洋大臣在天津驻地。庚子之役后，袁世凯曾奏称：“天津文武各衙署自遭兵燹，大都扫地无存，从前北洋大臣驻扎行辕亦大半焚毁。”（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2页）可见，李鸿章在天津的驻处即有行辕之称。而上海在晚清开风气之先的效应（据前知，上海确是西人架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所在地。其他新鲜事物亦不待言，如吴淞铁路等），又大大增加了后人想当然地将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与之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9】以往的研究多忽视国人对西人在华架设电报与对中国自建电报的态度及其缘由的差异，其实二者区隔甚著。关于国人对西人在华架设电报的态度及其缘由，详可参见夏维奇：《历史的另面：l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关于西人在华架建电报的较量》（待刊）。
【10】恭亲王等曾交待蒲安臣，“凡于中国有损之事”，“力为争阻”。秉持此议，蒲氏在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内有：“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政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见钟叔河主编：《林铖：西海纪游草斌椿：乘查笔记·诗二种志刚：初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5、273页。
【11】此条不见于《翁同稣El记》通行本，但见于[美]翁万戈藏：《翁文恭公日记》稿本，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83页。
【12】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页。对此，郭嵩焘分析指出：“眉叔（马建忠）天分高出一切，于西法初涉及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殆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2—903页）恰提示国人心灵深处的“华夷之分”成为接受西方新事物的重要障碍。两年后，马指出，“中国之行铁路电报，事属创见，不知者必群起攻之，以为宜于外洋而不宜于中国”。（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24页）反映出此时马对电报的认识已站在守旧者的对立面。马是晚清思想开通者，对电报的认知尚且如此，反映出西洋科技为国人接受确需一过程。
【13】如一些人称：“设立电报诚有益处，然经费过巨，恐不易筹，奈何？”另，是时中国尚无汉字电码本，反对者因之指出，即便建成，打报需由英文译成中文，既有“漏泄之虞”，且有“延搁之弊”。[9]（P83）
【14】这种力量是就各人对待电报这一西方科技的态度言，并不表明该人的整体判属。如王先谦，对电报等西方科技持相当支持的态度，但就整体言属守旧人士。晚清这种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现象，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见罗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l5—160页）有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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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近代史》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