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
前人已经对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从全国角度研究棉花、棉布运销的并不多，而且一般认为，棉花、棉布这类农产品、农副产品多由农家“自给自足”，也就是作为商品买卖的很少。这与史料中记载的大量棉纺织品及其原料，作为商品在全国的流通相互矛盾。本文准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代前期全国棉布、棉花的运销状况进行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棉花棉布的流通
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到了清代前期，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那里土质细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东北的辽河流域，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海河流域，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都宜种棉花。山东植棉州县“达州县总数的87%”[1]。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产棉花的州县“达三十八处之多”[2]。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长江中游九江、湖广，湖北武昌、黄州、汉阳、德安府也都产棉花。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澧州多产棉花，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省，有威远、仁寿、蓬溪、中江、乐至等县产棉花。此外，西北高原阳光、河水、土质都适合棉花种植，所以新疆的布古尔、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种植棉花贩卖，获利数倍”[3]。南方各地虽然无霜期较长，但雨水过多、丘陵地多、冲积土质不好，因此不适宜棉花生长。不过，在广东番禺、顺德、龙门、海阳、连平、龙川等州县，云南的曲靖府、蒙化厅也有棉花种植。
根据棉花产区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点，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区流动。直隶平原多种棉花，山西北部多山是无棉区，棉花“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4]。道光时，“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5]。豫北内黄县产棉花，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上海的棉花流向浙江西部山区。“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6]。这种流通不仅在省与省之间进行，而且在有的省内也如此。乾隆年间，陕西“韩城、郃阳一带出产木棉”，韩城以北是层层山岭，棉花皆由韩城北运。
其次，是北棉南运的情况较多。山东、河南的棉花，沿运河，经过淮安关、宿迁关、扬州关、浒墅关“连舻捆载而下，市于江南”[7]。四川南江棉花买自汉中。福建泉州府棉花“岁仰给于江左”，广东用棉除了依靠从江浙海运之外，还从湖广诸省汉口等处输入，嘉庆年间，甘肃高台知县“见土鲁番棉花捆运入关者甚夥”[8]。
最后，一些沿河地方，中下游的棉花逆流运销到上游地区。嘉庆时期，陕西咸阳是棉花集散地，棉花“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北则幽、冀、三晋，运载殆无虚日”[9]。关中平原棉花“不足本地之用”。棉花自湖北逆汉水、丹水上达；或贩自河南，再转输甘肃、陕北、晋北等地。“川之棉花”溯嘉陵江而达甘肃成县。贵州遵义府、思南府“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10]；“棉由湖南常德府贩买，舟载至省溪口江起岸”[11]。逆沅江而上，再逆支流锦水至上述各地。不过，在长江上棉花是双向流通的。九江的棉花往上江装载出境售卖，“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12]。这是逆流运销。四川“更有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13]。
棉布生产与棉花产地有一定关系，一些棉花产地同时也是棉布产地，因此，在这些地区棉布的流通与棉花的流通特点是一致的：由平原向山区；北布南运；及沿河地区的逆向运销。直隶布匹向山西、陕西运销，山西平阳、绛州，陕西同州的棉布运往陕北山区的延长县。江苏常熟、昭文的棉布“南到浙江，及于福建”。广东平远布帛“半资江赣”。浙江北新关税收“北来苏松布匹各物为大宗”[14]。四川中江棉布南贩“至滇黔，为大装货”[15]。此外，云南、贵州大部分是山区，所需的部分布匹，从两湖、江西等平原地区，逆水运入。“黔省跬步皆山，出产有限，所有外来货物，惟布匹、磁器等项居多”[16]。遵义东乡尽管从常德输入棉花，但所织布匹一部分逆水上运，“蜀之重庆、泸、溆”；另一部分销往山区，“威宁、平远，极于金川”[17]。在长江上棉布多逆行，“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湖北江陵“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18]；逆支流金沙江“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均资焉”[19]。在湖南逆湘江，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
然而，棉布流通与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处。其一，江苏松江、常州二府和通州、太仓州是当时最大的产布区。各种布匹除了向南运销外，还向北运往山东、奉天等地。浒墅关“以奉天、山东各路布匹为杂税”；淮安关、扬州关也都有南来布匹经过输税；山东布匹经山海关或沿海北运。其二，当时甘肃、宁夏、蒙古、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棉布，许多山西、陕西商人在河南、湖北、江苏等产布区，大量收购布匹往贩。河南孟津“秦陇巨商终年坐贩”；湖北棉布为“西贾所收”，以上所述，都是省与省之间的较长距离的运销。在各省内部也还有县与县之间的运销，其特点与省际间棉布流通特点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产棉区的纺织业不发展，也形成原料和纺织品的对流。如：东北的棉花与山东的棉布，长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对流通；广西“自桂林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不过，这种对流只是较小范围和局部的。
对各州县内部棉花、棉布的流通的状况，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按是否种植棉花，有无棉布买卖分成两种情况，也就是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和自给自足的州县。
第一类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主要有以下十种情况：
1、产棉外输，产布外销。
江苏省松江府、太仓州的一些县，既种植棉花，又生产棉布，而且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很多，因此，棉花、棉布都外销。如：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20]。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的时候，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上海遭受奇荒，“花种俱绝，陈花卖尽”[21]。因此，这里举的例子（包括以下实例）指的都是一个县正常年景的情况。不过，象上海县这种棉花、棉布双双外销的县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2、产棉也产布，只外销布。
湖北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购买棉布[22]。直隶滦州地“宜木棉”，“女勤纺织，比屋皆然”，“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23]。四川新津县产棉花，“邑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外者”[24]。这类县用自种棉花，纺织成布，除自用外，销往他处。
3、产棉也产布，只外销棉。
直隶冀、赵、深、定诸州“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25]。山东清平县“人多种木棉”，“木棉市集，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四方贾客云集”[26]。这些县的棉花产量很高，但人们不能织大批的布出售，所织布仅供自用，输出剩余的棉花。
4、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自用。
湖南新化县“妇人女子纺织之声，虽于夜分不辍，但所需棉花，尚藉资于邻境，不全出于土产”[27]。邵阳县棉花“种之颇多……大约每年所收，不足衣本土之人，多贩之他处”[28]。这类县虽然种植棉花，但棉花不够本地人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自用。所谓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易换或易买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
5、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广东长乐县“旧志〔指康熙志〕云，邑棉比江西为胜，但花时忌风，收时忌雨，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其棉花多买自羊城”[29]。河南孟县“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究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居民所织布，以“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30]。这种县棉纺织业比较发达，本地棉花不够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外销。
6、产棉也产布，布不足用，输入布。
山东诸城县虽产棉花，但所用布匹“半仰给于北商”。四川昭化县“棉花少产，民间或种之为织布纺线之用。布线粗松，且少不给用，恒市南布用之”[31]。陕西延长县“棉花不多种，惟川地爽垲为宜。苗不高长，结苞亦颇稀，花绒短，纺织不能促工；即成线，亦难细。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兰大布，率自同州驭〔？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阳〕绛〔州〕，购以成衣”[32]。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县虽然产棉也产布，但布不能满足本地人的需要，所以要向外地购买棉布。
7、产棉外销，输入布。
“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33]。在产棉区，当人们不会纺织时，多产生这种情况。四川“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织布，运川重价出售，川民习以为常，宁甘买用商布，初不知种棉自织之为利便也”[34]。
8、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山西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35]。贵州印江“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而印江之布，衣被远方，则女红之勤也”[36]。这类县虽然不种植棉花，但人们多能从事纺织，依靠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9、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自给。
江西龙南县乾隆时“妇多织棉、苎为布，贫户恒取其息，以自给养。”棉花则沿赣江“溯流而来”[37]。至道光年间，纺织业发展，“木绵布邑人竞织之，或被袄巾带之类，贸于四方”[38]。直隶平乡县“不产棉花”，但“女务机杼，贫者鬻粗布以食”[39]。这类县的妇女要购买外地棉花，从事纺织，以自给。
10、非产棉县也不织布，输入棉布。
河南舞阳县“不宜木棉，布帛之须，多资贸易”[40]。甘肃甘州府“布絮其来自中州”，“甘人用线皆市买，不自绩”[41]。“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42]。有的不产棉花，不织棉布的县，也要输入少量棉花，以供人们纺线、絮衣被之用。
第二类棉花、棉布自给自足的州县，如：山东栖霞县“绩纺木棉以自衣被，绅士农家无男妇皆为之”[43]。陕西耀州“能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44]。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真正自给自足，不买卖棉花、棉布的州县，是很少的。如果把河南沈邱县“花布足以自赡，至粮税所需，尤多籍以供办”[45]。这类只有少量棉花、棉布买卖，“贸以佐日用”的州县算上，也不会很多。但严格地说，这类州县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有余的。
以上这些典型事例，几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种类型的县。从中可以看出，只有自给自足完全不买不卖棉花、棉布的县的人们，不依靠市场，而其他县的人们，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场，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场，或者两个市场都要依靠。即使加上那些棉花或棉布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州县，数量也不会多。而且对一个州县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产棉花，都织布，或者都相反。乾隆安肃县有263个村庄，只有两个村庄纺棉织布。有的县则是几个村镇产棉，几个村镇织布，前述的上海县就是如此。即使在江南这种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大多数乡村不纺织的情况。在元和县又有周庄镇这类从事棉纺织业的地方。就是无锡这类棉纺织业发达的县，也不是乡乡、村村、家家都从事棉纺织业。
二、棉花棉布的交易方式
在城镇、集市上，参与棉花、棉布交易活动的人主要有乡民（包括居民、织户等一般民众。）、小商贩、商贾和牙行经纪人。这四种类型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
乡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场，“棉布、草履市易，必以黎明。虽蒙犯霜露，间遇鼠窃，禁之不止。询诸父老，谓早去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46]。有的乡民把纺成的线买给牙行，而大部分乡民和织户，或用纱易换棉花；或以纱易布；或“以布易棉”；或“以棉易布”。在湖南辰溪，“妇女宵旦勤劳，以棉为纱布换棉，更迭取值，以资生计”[47]。贵州遵义“织家买之〔棉花〕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48]。从云南蒙自到贵州罗平，“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安平县“妇女俱执棉线，赴黑神庙兑易棉花，至辰时而散。场将散时，及次日早晨，以所织棉布交易，谓之布市”[49]。地方志中类似“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50]的记载，比比皆是。一般“视纱精粗易棉多寡”，乡民以纱一斤易棉斤八两，或易一斤十二两，然后，纺纱或织布，再易换棉花或线，从而可以纺出更多的纱或布，这样辗转生息。也有的乡民直接从集市上购买棉花，“指挂为线，积日卖之，利可温给”[51]。或者“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52]。还有的乡民以其他纺织品、或土产品易换棉和布。陕西、江西、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方志中，都有这种以物易物的记载，这实际上还是货币交易。
小商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乡村里，从乡民手中收购棉花、棉布，转贩他处。汉阳县“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53]。湖南永州府“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华。零陵闲人每收买远贩”[54]。乾隆时，由于织户偷工减料，河南孟“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来，即本地贩卖布匹者，亦赴山东、湖广等地转买。邑中商贾寥寥，惟无帖小贩沿门收买”[55]。小贩沿门挨户；或逐集收买棉花、棉布，运到其他市场上投行发卖。小商贩就是从这种较近距离的贩运中，取得利润的。
与乡民同样，商贾也在黎明入市，“布商始萃南翔，近则黎明至广福、石冈、戬浜，迁徙不常”[56]。河南正阳布“惟陡沟店独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57]。他们在市场上设立布庄或花庄。这类庄有两种：一种是零收零卖棉花或棉布的店铺，“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58]。“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59]。江陵县“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60]。“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61]。
另一种庄，泛指收购棉花、棉布的街市、网点。那里只收购棉花、棉布，不零卖，是零购趸售的“收花之所，曰花布纱庄”[62]。“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63]。“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64]。
商贾在所设的花布纱庄中，与乡民易换纱或布；或者用银钱收买棉布；然后或批发给别的商人；或自己转贩他地。浙江石门县“商贾从旁郡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65]。河南内黄县，“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66]。这些庄或局，是商贾为收购棉花、棉布，临时在当地租房开设的。
在城镇、集市上，乡民、小贩与商贾通常要经过牙行进行交易。“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两造具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67]。“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68]。有的牙行代商贾收购，在上海“洋行街铺户代闽粤诸商贱值收之〔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乡民〕”[69]。也有坐贾、铺户兼营牙行的，一般是零购趸售，转贩给商贾。如上所述，乡民、小商贩和商贾的每一方，都与其他二方进行交易，牙行在其中进行各种服务，由此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活动。
棉花不仅是织布的原料，而且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布则是人们制衣、做被褥的材料。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一般来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方的人们常用皮衣、皮被之外，在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人们，都离不开棉花、棉布。因此，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注释：
[1]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 志勤：《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3] 《清宣宗实录》卷九，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
[4] 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物产。
[5] 道光《栾城县志》卷二，食货志，物产。
[6] 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7] 康熙《嘉定县志》卷之四，物产。
[8]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二，教民纺织。
[9] 《创建花商会馆碑记》嘉庆二十年，转自志勤前引文。
[10] 道光《印江县志》田赋志，第四。
[11] 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12]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43、339、422页。
[13] 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85页。
[14] 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英裕奏折，见钞档。
[15] 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一，地里志，物产。
[16]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贵州巡抚李庆棻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17] 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18] 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二，风土二，物产。
[19] 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舆地志，场市。
[20] 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21] 姚廷遴《续历年记》康熙三十五年，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2] 乾隆《随州志》卷之三，物产。
[23] 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24] 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九，物产。
[25] 方观承：《棉花图》收贩，乾隆。
[26] 嘉庆《清平县志》书六，户书第二。
[27] 《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七，乾隆二年。
[28] 嘉庆《邵阳县志》卷之四十七，风土志，物产。
[29] 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30] 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31] 乾隆《昭化县志》卷之二，土地下，土产。
[32] 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33] 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乾隆十年，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34] 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总督阿尔泰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85页。
[35] 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物产。
[36] 道光《印江县志》田赋志，第四。
[37] 乾隆《龙南县志》卷之十三，风俗。
[38] 道光《龙南县志》卷二，地理志，物产。
[39] 乾隆《平乡县志》卷五，田赋，风俗。
[40] 乾隆《舞阳县志》卷之四，风土。
[41] 乾隆《甘州府志》卷六，食货，市易。
[42]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三，乾隆九年三月是月。
[43] 乾隆《栖霞县志》卷一，疆舆志，物产附民业。
[44] 乾隆《耀州续志》卷四，田赋志，风俗。
[45] 乾隆《沈邱县志》卷之四，食货志，物产。
[46] 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
[47] 道光《辰溪县志》卷之十六，风俗志。
[48] 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49] 道光《安平县志》卷四，食货志，场市。
[50] 道光《蒲溪小志》卷之一，风俗。
[51] 道光《乐至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
[52] 道光《钜野县志》卷二十三，风俗志，人情。
[53] 乾隆《汉阳县志》卷十四，物产。
[54] 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上，风俗志。
[55] 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56] 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一，疆域考，风俗。
[57] 嘉庆《正阳县志》卷之九，补遗上，物产。
[58]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三，杂记上，换棉花。
[59] 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60] 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二，风土，物产。
[61] 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62]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上海史料丛编，1962年。
[63]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物产附。
[64]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65] 嘉庆《石门县志》卷四，物产。此记最初载于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但清代以来修志者仍引用，说明清代前期的情况与此相同。
[66] 道光《河北采风录》卷二，内黄县水道图说。
[67]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道光十九年，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68] 乾隆《宝山县志》卷一，地里志，风俗。
[69] 杨光辅：《淞南乐府》卷一，嘉庆，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原载《史学月刊》199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