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古代盐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

　　【内容摘要】在古代东莞即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广大地区，盐业是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本文研究表明，东莞古代盐业的兴起和发展对珠三角沿海城镇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古代东莞即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盐业生产为珠三角沿海城镇的兴起集聚了最初的人脉，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人口、商贸流通、文化的基础。

　　【关 键 词】古代东莞；盐业历程；珠江三角洲；沿海城镇

　　【作者简介】陈　萍（1977—），女，东莞展览馆文博馆员，硕士。
　　　　　　　　邓禅娟（1980—），女，东莞展览馆助理馆员。

　　我国大约有五六千年的产盐史。诸多类别的盐中，海盐最早出现【1】。在古代海盐生产的兴盛时期，珠三角海岸沿线自西向东逐渐形成了香山盐场、靖康盐场、归德盐场、东莞盐场、官富盐场等。耐人寻味的是，与上述古代盐业曾经十分活跃的地区相对应，是当今珠海、澳门、东莞、深圳、香港等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城市。东莞于331年立县，县治所位于东莞场（今深圳南山区南头），757年后县治迁至到涌（今东莞莞城）。一千多年间，无论县治在何处，都始终管辖珠江口东西两岸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古代重要手工业之一——盐业的兴起和发展，对珠江口两岸城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盐业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探讨的即是古代东莞地域盐业与珠江三角洲沿海城镇兴起的关系。

一、东莞古代盐业的发展

　　在探讨东莞古代盐业与城镇兴起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东莞古代盐业的历程进行一番梳理。

　　（一）发展概况

　　古代东莞海盐生产的历史悠久。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盐业生产活动。1985年夏，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专家通过对地层中发现的红烧土块堆积多方考究，认为“是古人留下的制盐遗迹”【2】。香港屯门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器座、炉箅、灰烬等炉灶遗迹，其中一块拼接的红烧土块残片长33厘米、宽20厘米，特征与咸头岭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残片近似，同样也是一面印有编织纹，另一面平整光滑。1987年，发现距今三千多年的虎门村头村贝丘遗址。该遗址有房址19座、灰坑220个，出土各类遗物两千余件。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村头遗址出土的盔形陶釜有烟炱的痕迹，“有可能与煮盐有关”【3】。

　　汉武帝统一南越国后，将其地划分为南海、苍梧等九郡，东莞属南海郡博罗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为加强对盐、铁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先后在全国27个郡设置38处盐官【4】，其中南海郡番禺县设盐官一处，番禺盐官治所就在今东莞境内【5】。可见，西汉时期，东莞的海盐生产已受到政府重视。1981年，在深圳南山区红花园发现了西汉早期汉墓一座【6】，其规模和规格十分难得。更为可贵的是，距这座墓葬北侧数百米远，就是三国时吴所设置司盐都尉治所与东晋所设的东官郡及宝安县治所。这一地区在西汉时期一直没有任何行政设置，因而对此墓葬出现的“最好解释就是与西汉中期设置的番禺盐官及三国以后历代有盛有衰的盐业生产有关了”【7】。

　　三国时期，盐业生产的战略意义愈加显现。东吴甘露元年（265），特在东官场设置带有军管性质的盐官——司盐都尉。六十余年后的东晋咸和六年（331），在此地设置隶属于东官郡的宝安县，这是“东莞立县之始”【8】。东莞地方建制与盐业生产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魏晋南北朝以来，南迁的中原人士增多，岭南地区人口剧增，对盐的需求量增加。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晚唐时期的岭南政局相对稳定，东莞盐业生产的地位更加突出。

　　宋代，岭南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原移民南迁潮，岭南人口再次大增。这样一方面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盐的需求量大增，促使这一时期东莞盐业生产快速发展，盐产量迅速增长，东莞境内盐场数量也随之增加。元丰年间，东莞有静康、大宁、东莞三盐场和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见图1）。北宋中期以后，黄田栅和归德栅升格为盐场。北宋末年，还增设了官富盐场，元初并人黄田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黄田场被裁革，附人东莞场。万历元年（1573），朝廷于东莞县东南析置新安县，归德场和东莞场随之分出。从此，东莞县境内的盐场就只有靖康场了【9】。

　　明清时期东莞境内各盐场、盐栅的规模，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窥见一二。

表一　东莞境内各盐场灶丁数

场名/内容/时间	明初	嘉靖二十一年	清初
	灶户/丁	灶户/丁	迁界前（丁）	迁界后（丁）
黄田场	459户，458丁	黄田并入东莞场，实办人户684户，人丁847丁	2228	从康熙八年至二十七年陆续招复1355丁
东莞场	454户，771丁
归德场	1452户，3833丁	743户，2263丁	1590	康熙八年至二十七年陆续招复1413丁
靖康场			2332	招复1225丁
香山场	约6、700户	110户，501丁	598（顺治初年）	迁绝154丁，存444丁

　　材料来源：（雍正）《东莞县志》、（康熙）《新安县志》、（嘉靖）《香山县志》、（康熙）《香山县志》。

　　据记载，广东“宋代的盐户，大约曾接近或超过六、七万户，10余万人”【10】。元丰六年（1083），广南东路户数556，534【11】，盐户超过总户数的10％。明初，广东“当有灶户24，944户”【12】，上表所列东莞各场明初灶户凡2965户（不含靖康场），约占广东灶户的12％，东莞各盐场在广东盐业的地位可见一斑。

　　明清之际，珠三角盐业生产呈“波熬秋尽连阡陌，不逊当年管氏筹”【13】的盛况。东莞盐业生产呈现的“盐烧积雪千田白，花吐攀枝十里红”【14】的景象，描述的就是位于今虎门、长安一带的靖康、场盐业生产的场面。

　　清康熙初年实行迁海政策，广东大部分沿海居民，包括从事盐业生产的灶户，一律都得内迁，珠三角沿线的盐业生产因此也遭受重创。乾隆三年（1738），靖康场“以场产丰歉，今昔情形不同，归并归德场大使兼理，改名归靖场”【15】。乾隆五十四年，因歉收，经朝廷议准，裁撤丹兜、东莞、香山、归靖等四场【16】。从此，东莞再无官方盐场。

　　（二）制盐方式

　　海盐最初的生产方式为煎制。唐宋时期，海盐生产仍是“煮海为盐”。明代，广东出现晒盐技术，清代推广之。煎盐即熟盐，晒盐即生盐。“熟盐产归德等场，成于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于调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盐产淡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17】清乾隆五十七年以后，除“上川司生熟兼产，馀皆易煎以晒，改熟为生矣”【18】。各场所产盐都是净白颗粒；由于水土原因，东莞场生产的盐略带黄色，以致需“按各埠盐斤多寡均匀搭配行销”【19】。

　　根据乾隆《两广盐法志》记载，明清时期广东各场的池<土屚>锅灶大略相同，使用的煎晒工具也大致相同，除木漏、竹锅、铁锅外，还有十五种工具：耙头、铁搭、插箕、池搥、沙挑、耙仔、沙挨、池帚、沙压、水抖、石捆、水杓、铁铲、沙车和卤缸。

　　各场生产均需掌握潮汛耙晒、煎煮。一般是每月上下两汛，各场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汛期各不相同，耙晒或煎煮所得也因此有所差别。东莞东北多山，西南多水，皆淡流，靖康场一方前临合澜内海……但由于“受东西二江之流，吸三门海潮之沫，斥卤者少，且春夏江流盛大，咸潮无力，不能耙晒，必秋末隆冬时候，天色晴明，方得朔望两收”【20】。靖康场与归德场合并后，仍然是“三、四、五、六、七月雨水连绵，虽竭力耙晒，不能成卤；惟正、二、八、九、十、十一二月，天汛长晴，卤水厚重，各灶勤煎，始能足额。”【21】香山场每月分两旬耙晒，上旬初一至十三，下旬十六至二十九【22】。

　　无论是煎盐还是晒盐，一般都是四道生产工序，即：取卤、淋卤、试卤、煎晒成盐（见示意图）。

　　第一步取卤：在传统煎盐法中，取卤方法主要有灰压、削土、潮浸、掘坑等方法。唐代岭南滨海地区的取卤方法为：“将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23】明清时期，东莞场取卤方法“先将沙田用牛犁转，咸水浸数日，放水晒田数日，复用牛将沙耙匀晒干，收沙上漏，沥卤于池。”【24】香山场则有“潮水泡田、晒沙、收沙、淋沙滴卤”【25】等步骤。

　　第二步淋卤：所谓“淋卤”，就是把通过灰压或削土法取得的附有盐分的灰土填注土池之中，然后浇以咸水使其盐分下渗，以取得可供煎晒的有浓度的盐卤【26】。即在修好的漏两侧筑墙，上架木条，用萠萁草覆盖，然后将盐沙平铺在萠萁上，用沟中的咸水浇淋，沙子沉到<土屚>底，卤水流出。

　　第三步试卤：“试卤”是个重要工序。明清时期，广东盐场采用“灯烛试卤”的方式，或以鸡蛋、小鱼等试卤：“投以鸡子或饭，或截小鱼为两以试之，咸皆浮矣。”【27】

　　最后一步为煎晒：晒盐“全凭日色晒曝成盐”，煎盐则“沥卤上锅，架灶煮盐”。“试卤”之后，东莞场“淋卤于池，曝晒一二日，可成生盐。沥卤上锅，用柴草煎煮五六时，可成熟盐”【28】。归靖场煎煮“经一昼夜成盐”【29】。

　　据明代东莞人陈志敬记载，盐丁终年辛苦，“春则修基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卤，次修<土屚>井以积卤，次以草造屋盖寮灶，次采柴月余方回，次朋合五六家共以竹织锅，轮流煎盐……秋则耙沙，富者以牛，贫者以人代之，朝日扬水晒沙，晚则以人牛耙碎，晴明八九日之一收”【30】。“靖康一场内分六栅，每栅内分十甲。……（明朝）例以一人耙卤，一人采薪，一人烧火，合三人为一丁。”【31】

　　煎盐器具名叫“牢盘”，有铁制的，也有竹制的。清初，东莞场有“竹锅二十六口，铁锅三百二十二口”【32】。据晋代裴渊《广州记》载：“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33】乾隆《两广盐法志》载东莞场“竹锅用蔑制成”，归靖场“竹锅以薄蔑编成”。嘉靖《香山县志》载香山场“盘编竹，加蛎灰涂焉”。清代，东莞场“大锅围阔丈许，小锅围阔八九尺”，归靖场“锅口阔六七尺或八九尺不等”。煎盐“铁锅不能甚大，灶架锅三口，引通火气，使之齐燃，煎方迅速”【34】。

　　各场产盐量大小不一。明代香山“大盘日夜煎二百斤，小盘半之”【35】。据《广东新语》载：“煮盐之釜……受卤二十馀石。昼夜三四煮之。……盐成则得十有六石也。晒盐……夏秋日盛，池一日成盐二石许；冬春日微，池一日成盐一石许。每一<土屚>岁四十收，则得盐二百石也。”

表二　乾隆《两广盐法志》载东莞各盐场盐田池<土屚>数

盐场/田<土屚>	沙田		<土屚>竹（铁）锅池
	熟盐	生盐	熟盐	<土屚>池
东莞场	667	1105	竹锅26口 铁锅332口	5720口
归德场			竹锅48口 铁锅4口	1853口
靖康场			铁锅44座	1895口
香山场	13顷99亩		每灶3口铁锅（以靖康场一半计约22口锅）	820口

二、古代盐业在东莞城镇兴起中的作用

　　东莞古代盐业的发展，为沿海城镇的兴起聚集了最初的人气。随着人口的聚集和盐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随之发展，古代珠江口东西两岸筑城立郭，城镇逐渐建立起来。

　　（一）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人口的集聚

　　从珠三角地区早期贝丘遗址和墓葬来看，有盐业生产遗迹的地方，遗址规模往往较大。前述咸头岭贝丘遗址和村头村贝丘遗址就是如此。再如深圳南山区红花园西汉早期墓葬，“证实了在西汉早期即南越国时期，深圳地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居民聚居地”【36】。据葛剑雄先生统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占地98，527平方公里的南海仅有人口94，252人【37】，人口密度远低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比之下，这一时期东莞地区盐业对人口集聚的作用就显现出来。而深圳南头红花园八座东汉时期墓葬中，有三座墓葬的规格反映了“至少到了东汉时期，深圳地区的居民中，已有地位相当于上级郡城贵族的人物”【38】。

　　宋制，“户至三千为上县”。宋乾德元年（963），东莞“户逾三万，县称上第”。虽屡经战乱，明代东莞仍属大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莞县户24．968，丁口76，364”。明嘉靖三十一年，东莞造册25，362户，其中灶户达6,653户，超过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可见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之众。盐业生产者成为东莞古代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集聚在盐场周边的与盐业相关行业的人口，自然也不会少。中国古代户口隐匿现象严重，所以东莞古代户口数、盐业从业人丁数，当不止上述数据。

　　盐业生产吸引了南迁者定居，而定居盐场周边各姓，往往发展成为望族。咸西麦氏，“曾大父元，靖康盐场大使”【39】；长安蔡氏为“邑名宗”，初居靖康，后迁居咸西【40】；北栅凤冈陈氏一世祖陈常秩曾在广府从事盐政，熟悉靖康盐场，宋季举家从南雄迁至大宁北栅，后世再迁至沙头、归德场涌口里（今沙井）、福永、燕川、海南栅等二十多处地方，世代以盐为主业，并建立村庄【41】；虎门白沙郑氏祖为潮阳人，宋季郑宾任职惠阳，其子署广东盐课提举司期间，曾经过虎头门，“遭风涛之险，得及武山燕子窝，爱其山水清胜。后谢官归，遂买田筑室以居，舍宁洲田若干亩”，后人迁至白沙，成为巨族【42】；林氏从南雄迁至靖康，林希尹就曾在广东盐课提举司任职【43】；彦氏于宋咸淳十年（1275）迁至东莞靖康乌沙桥东，其后世迁往新安过江，四世祖贵华公曾任靖康场大使【44】；沙井新桥村曾氏，南宋初年由广州迁居东莞县归德场新桥里，其后代散居深圳、香港两地。此外还有南栅王氏、大宁谭氏、怀德邓氏、赤岗何氏、社岗叶氏等【45】。

　　值得一提的是，宋末丞相文天祥之弟文璧弃官举家迁往“新安县十五都根竹园”【46】，世代为盐（以盐为业），三世祖中训公之子应麟公“乐与好施，征为归德场官，守祖父之业”【47】；其四世祖起南公“自幼抱辟土开疆之志，不欲与兄同居，见白石厦田地膏腴，遂出居焉，创田五十顷……富必冠邑。”【48】五世伯祖仲宝公“出居东莞厅头分支大井居住”，五世叔祖仲时公为“岭下祖”。由此可见，文氏也发展为当地望族。

　　（二）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前，粤盐仅供自给。百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兵部侍郎于德辰上封事，谈到“湖南见食岭南盐，请置官纲于湖南立务权（榷）卖”【49】。说明岭南盐除自给外，已有外济能力。《宋史·食货志》称：“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官府在广济河附近设盐栅，控制盐丁，盐货进出，该栅称海南栅”【50】。在大宁北边则设有北栅。至今，南栅、北栅仍作为虎门镇的地名得以保存。南宋，盐税成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绍兴八年（1173），诏广东盐场九公行钞，一分由产盐之州县出售，虎门商道趋旺。”【51】东莞旧八景之一的“靖康海市”，早在宋代已声名在外。宋代大文豪苏轼贬居惠州期间，慕名前往观看未果，失望之余，“为长短诗焚之”，在他歌咏之时，“即成楼台人马之形，络绎不绝”【52】，兴奋之际，苏轼再次赋诗，可惜原诗在明末已失，无从稽考。靖康海市反映了宋代东莞沿海人居之盛和人员流动之频繁。

　　明清时期东莞墟市繁荣。明初仅有墟市九处；到天顺年间，墟市增加到十六处；崇祯年间有固定的墟场三十处，不定期的市十处，其中地处沿海的有太平墟、大宁墟、沙头墟和涌口墟四处。同时，也不乏因利而起的争斗。崇祯年间的“茅州墟之争”，使得数百家富庶之地荡然无存，只剩颓垣瓦砾。清康熙年间东莞的墟市进一步繁荣，已经发展到三十七墟十二市。清末民初多达六十八墟二十七市，还成立了商会以保障商人利益，其中太平商会在太平墟（今虎门镇），由各行商公举总理一人，董事十六人，每年大会四次，每月常会三次，处理商务，规模仅次于东莞城商会。从因盐而起的靖康海市到太平商会，东莞沿海地区商贸繁荣，在各墟市进行交易的物品繁多，盐自然亦列其中。今日虎门镇有条叫“思贤冲”的街道，据当地老人说，此街道原名“私盐涌”，因私盐贩卖盛行而得名。

　　商贸繁荣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史载“东莞泽国，而道路四讫。溪之所阻，驾石为桥；海之所阻，乘木为渡”【53】。北宋元祐四年（1089），邑宰李岩在獭步（今长安镇涌头白石山东北面）建普安桥，“民便往来”。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盐官承节郎周穆在臣上村（今属珠海市）建龙津桥。明崇祯年间，东莞有桥三十四座，沿海的乌沙村（在今长安镇）有通济桥，涌口村（在今长安镇）有涌口桥。清康熙年间，桥梁增加到五十五座，清末民初达七十九座。明清时期，渡的数量更多，且有日渡、夜渡之分，有县际渡，亦有县内渡，大大促进了商贸物流的发展。

　　结合表三、表四，元明清时期，东莞境内盐产量、盐课、田赋都呈增长态势。清顺治年间，东莞境内盐课银3,334两，同期田赋70，314两，盐课占田赋比例5%；乾隆年间，东莞境内盐饷10，921两，同期田赋71，098两，盐课占田赋比重达15．5％。盐业在推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表三　东莞各盐场盐课表

场别/年代	元大德年间	明初	清顺治年间	清乾隆年间额引
				额引	饷银
东莞场	582引折合 钱1,164锭	2,271引	课银990两	6,148引 折合银 12,296两	3,275两
黄田场	412引折合 钱824锭	1,477引
归德场	2,518引折合 钱5,036锭		课银1,048两
靖康场	2,058引折合 钱4116锭		课银891两	9,703引 折合银【54】 19406两	4,371两
香山场	1,784引 折合钱【55】 3,568	课银221两	405两	6,406引【56】 折合银 12,812两	3,275两

　　资料来源：乾隆《两广盐法志》、《中国盐业史·古代编》、雍正《东莞县志》、康熙《新安县志》、大德《南海志》、道光《广东通志》。

表四　东莞境内历代田赋表

县别/年代	元代	明初	清顺治年间	清乾隆年间
东莞县	12,697石	天顺六年 55,920石 折银13,980两	27,987两	30,099两
新安县			11,264两	10,998两
香山县	4,447石	天顺六年 20,380石 折银5,095两	31,063两	30,001两

　　（三）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文化的发展

　　从唐至清，东莞士子参加科举，先后考中进士258名、举人1,774名，其中榜眼2名、探花2名，两位榜眼均产生于明代。这主要得益于境内倡导文化之风。明清时期，东莞书院教育闻名，至清代书院达35所。而沿海享有盛名的几家书院，多与盐业相关。如靖康的象冈书院，是明永乐年间乡人蔡克恭等建；靖康书院由知县郭文炳建，场大使俞子麟监修；位于北栅的凤冈书院与位于大宁的宁溪书院，均于天顺年间由乡人陈珪创建【57】；除书院外，还有靖康社学。筹建书院蔡氏和陈氏都是当地的盐业大户。

　　明清时期，东莞人才辈出。他们给灶户、盐丁投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刘存业（1460—1506），东莞仅有的两位榜眼之一，从其诗我们可以感受盐丁所处环境之恶劣，盐丁之疾苦：“……茅藏蓄水池，屋发隆寒热。目不见與薪，始看汤波竭。”【58】严冬腊月，盐丁在闷热的灶寮内作业，汗流浃背，丝毫感觉不到寒冷，柴薪烧尽，盐晶才现……。明代赐进士出身、广西副使陈定蓭，晚年回到故里，仍“隐念盐丁困苦，力言于当道予蠲恤，存活者亿万口”。因场中“役繁赋重”，其父陈志敬【59】“悯其苦，疏请宽赋”【60】。靖康官署之侧之二贤祠，就是乡里为感激他们父子二人而建。根据史料记载，时人还建抗疏亭以表对陈志敬的感激之隋。清初“藩孽汪某钻充埠商藉，额饷不敷名，压派丁盐，为地方累”，陈世珍“挺身与孝廉袁兆祥等联名上疏，寻获免，阖邑德之”【61】。明清时期，盐场大使下设若干盐栅，由栅负责督办盐业生产和收取盐斤，栅甲往往疲于奔波。康熙年间，北栅进士陈似源悉知“靖康场灶户以栅甲为累”【62】，设法为灶户均赋役；雍正年间，“靖康盐赋故苦加增”，时任惠州府儒学训导的陈省堂“匍匐上陈，卒赖豁免，梓里德之”【63】。

　　（四）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城镇的兴起

　　三国东吴在东官场设司盐都尉的同时，在其地大兴土木，修筑城池及司盐都尉官署，命名为“司盐都尉垒”，此为东莞城镇之肇始。东晋咸和六年（331），立东莞郡，领县六：宝安、安德、兴宁、海丰、海安、忻乐。刘宋时期，东官郡领县六：宝安、怀安、兴宁、欣乐、海丰、海安。南齐时期领县八（分怀安置陆安，分兴宁置齐昌【64】）。南朝末年，城池（指司盐都尉时期城池）荒芜，又被称为“芜城”【65】。隋废东官郡，以宝安县隶广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以东莞名县始此。

　　东莞沿海城镇和城池的兴盛则是在明清时期。明代东莞管辖范围广袤（见下图）：“去广州府一百八十里，其疆界限，自邑治起，东去归善县界崖山，西去香山县界麻涌村，东西广二百五十里；南去大洋龙穴洲，北去增城县界增江口，南北袤三百五十里。”【66】

　　有明一代，流民贯穿始终，“盐徒矿盗横行”【67】。为对付倭盗、查缉流民、保障盐利，明洪武年间在东莞沿海设置虎门寨、南头寨，在内陆设置东莞守御千户所、大鹏守御千户所与白沙、中堂、缺口镇、福永、中堂、官富等六个巡检司（皆属南海卫管辖），“缉捕在逃军囚，根捉盗贼，盘诘奸细”【68】。每巡检司下有弓兵百名，由民丁充当，负责地方治安，缉私也是其职责之一，巡检司还受广东巡盐御史的直接管辖。而此六处巡检司所处之地，正是盐业生产的主要地域，也是交通要道。随着战略地位的变化，景泰四年（1453），官府将官富巡检司移至屯门，谓“旧署隔涉海道，而新治为要冲地”【69】。洪武年间，香山还设有广州右卫、广州后卫、广海卫和香山守御所。在设置千户所和巡检司的同时。明朝政府还在东莞境内交通要道上设有急递铺（相当于驿邮），便于信息传递和旅客往来住宿。虎门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一直以来都是缉私的重要关卡。在清代37个缉私厂／卡中，虎门是六门缉私最重要的关卡，设有大船缉私，“沙角炮台原有丈量程船厂，凡东西场程船进口统由该厂查验”【70】。明代还实行卫所屯田，以屯养军，“军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71】。明代卫所屯田制度，“不但加速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而且是当地人口大量定居下来的重要契机”【72】。

　　东莞城池在明洪武时期得到扩建。此前，东莞旧城为砖砌，“洪武十四年辛酉开设南海卫，甲子岁（1384）指挥常懿始筑新城，广包钵盂山、道家山，于城内俱砌以石，周围七里五分（一千二百九十九丈）。”【73】嘉靖年间加筑月城；万历元年（1573），知县董裕营修四百三十二丈；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汪运光增筑城楼，将原北关木架换成石制【74】。城池由砖木结构到石木结构，最后以石制替代，城池更加坚固，利于防御。东莞城池规模在明代基本定型，其城内“三坊一厢”的格局延续到清代。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东莞古代盐业的兴起和发展对珠三角沿海城镇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古代东莞即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盐业生产为珠三角沿海城镇的兴起集聚了最初的人脉，为其发展提供了人口、商贸流通、文化的基础。东莞可谓因盐建制，因盐发展。东莞县治最初就设在盐业生产的中心——东莞场，并长达420余年。虽然公元757年后县治迁至到涌（今东莞莞城），但作为盐业生产的主要地区——虎门，在宋代就已经成为“商户贸迁泉宝，坐获富乐，轻施乐舍，甲于四方”【75】的重地。明代以后，虎门以在盐业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东莞三大名镇之一，与政治中心莞城、商贸中心石龙“三足鼎立”于东莞，推动着东莞城市的发展。

Ancient Salt and Rising Coastal Towns of Dongguan Chenping and Deng Chanjuan

　　Abstract：In the large area of Dongguan （that was the mouth of two banks of west east of Pearl River Delta） in ancient times, salt industry was one of important handicraft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salt production of Dongguan brought important infection the formation of coastal town. It is just ancient salt production of Dongguan （west east banks of Pearl River Delta） to gather early human pulse and to provide the base of population, commodity circulation and cul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

　　Key words: Ancient Dongguan; Salt Course; Pearl River Delta; Coastal Towns

注释：

【1】除海盐外，我国还有池盐、井盐、土盐等。

【2】容达贤．古代深圳的盐业生产[C]//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深圳文史：第四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3】信息来源：东莞市博物馆网站，网址：http：//www．dgmuseum．cn。

【4】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3．

【5】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卷一《沿革》载：“汉时番禺县盐官即设于今之莞地。”

【6】而同时期的广州也有西汉前期汉墓21座。

【7】深圳博物馆．深圳古代简史[M]．文物出版社，1997：57．

【8】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卷一。沿革[Z]．

【9】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将原东莞境内香山立为县，其境内之香山盐场随之分出。

【10】郭正忠冲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47．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Z]．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12】郭正忠冲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7：524．

【13】凤冈陈氏族谱：卷十二·家翰诗[Z]．东莞杨宝霖藏．

【14】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南城眺望有作[Z]．

【15】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卷二十三·盐法IZl．

【16】清盐法志：两广卷：卷二百一十四·场区[Z]．

【17】（乾隆）两广盐法志：外志：卷六·艺文[Z]．

【18】清盐法志：两广：卷二百一十五·田池·场产二LZ]．

【19】清盐法志：两广：卷二百二十一·运销门五·制配[Z]．

【20】风冈陈氏族谱：卷十一·家翰书[Z]．东莞杨宝霖藏．

【21】【22】（乾隆）两广盐法志：卷十八·场灶[Z]。

【23】《岭南异录》补遗，转引自钟长永著：《中国盐业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4】【25】【32】（乾隆）两广盐法志：卷十八．场灶[Z].

【26】刘淼朋代盐业经济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l996：30。

【27】屈大均．广东新语[M]．中华书局，1985：382．

【28】【29】（乾隆）两广盐法志：卷十八·场灶下·煎晒法[Z]．

【30】（崇祯）东莞县志：卷六·艺文志一·章奏[Z]．

【31】风冈陈氏族谱：卷十一·家翰书[Z]．东莞杨宝霖藏．

【33】转引自谢创志：《刘存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东莞历史人物》，第587页。

【34】王守基．盐法议略：卷二．广东[Z]．

【35】（嘉靖）香山县志：卷二．民物志[Z]．

【36】深圳博物馆．深圳古代简史[M]．文物出版社，1997：57．

【37】数据来源：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深圳博物馆．深圳古代简史[M]．文物出版社，1997：58．

【39】（明）陈琏．琴轩集：卷二十九．墓表[Z]．杨宝霖，点校．东莞：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民委员会，2000：1847—1849．

【40】（明）陈琏．琴轩集：卷二十七。墓志铭[Z]．杨宝霖，点校．东莞：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民委员会，2000：1688—1689．

【41】参见陈创业编著：《宝安燕川陈氏族谱》，1995年出版，宝安档案馆藏，《深圳宝安沙井白岗陈氏族谱》，2006年编；《宝安沙井义德堂陈氏族谱汇编》，2006年重修。

【42】（明）陈琏．琴轩集：卷二十七．序[Z]．杨宝霖，点校．东莞：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民委员会，2000：1059—1060．

【43】（明）陈琏．琴轩集：卷二十七．墓志铭[Z]．杨宝霖，点校．东莞：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民委员会，2000：1698—1700．

【44】彦氏族谱[Z]．宝安档案馆藏（复印本）：7．

【45】邓慕尧．盐业虎门的发祥产业[N]．东莞日报，2006—5—21．

【46】文氏族谱[Z]．宝安档案馆藏（复印本）：32．此处“新安县”即东莞县，宋末新安尚未立县。

【47】文氏族谱[Z]．宝安档案馆藏（复印本）：34．

【48】文氏族谱[Z]．宝安档案馆藏（复印本）：36．

【49】册府元龟：卷四百七十六。台省部．奏议七[Z]．

【50】【51】《虎门大事记》。

【52】（崇祯）东莞县志：卷五·人物志[Z]．

【53】（康熙）东莞县志：卷三．桥渡[Z]．

【54】《清盐法志》卷二百二十三《运销门七·盐价》康熙二十七年八月题准粵盐价值，远以一分二厘为率，近以七厘为率。（各埠卖价，并各场晒价，俱定自康熙二十七年，续于雍正元年、十一年暨乾隆元年。各场晒价逐次加增，而各埠卖价则仍循其旧。）东莞盐价以8厘计．

【55】据《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488页引《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五·盐法》：“只有广海，一直是每引2锭。”

【56】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六十一《经政略四·田赋一》。每引二百三十五斤至三百二十斤不等。此处取二百五十斤每引。

【57】（康熙）东莞县志：卷八·学校[Z]．

【58】（雍正）东莞县志：卷五。盐法[Z]．

【59】陈志敬，东莞北栅人，明嘉靖举人，广西南宁府同知，晋广西按察司佥事。

【60】凤冈陈氏族谱[Z]．东莞杨宝霖藏．

【61】【62】【63】凤冈陈氏族谱：卷七·家传[Z]．东莞杨宝霖藏．

【64】陆安即今龙川县，齐昌即今五华县。

【65】转引自：深圳博物馆．深圳古代简史[N]．文物出版社，1997：67．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Z]．

【66】（天顺）东莞县志：卷一·疆域[Z]．

【67】（台湾）吕进贵．明代的巡检制度[M]．台湾明史研究小组，2002：3．

【68】（天顺）东莞县志：卷三·合署衙门[z]．

【69】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景泰四年八月戊子条[Z]．

【70】清盐法志：卷二百三十六[Z]：23．

【71】（雍正）东莞县志：卷五．屯田[Z]．

【72】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LO：242．

【73】（天顺）东莞县志：卷二．城池[Zl．

【74】（雍正）东莞县志：卷三．城池[Z]．

【75】（祟祯）东莞县志：卷一。地舆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