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
马涛从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试图回答18世纪中西方历史发展出现大分流的疑问。[1]刘逖指出由于统计技术、方法论等问题，麦迪森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GDP；刘逖也对1600－1840年中国的总量经济进行了估算，并对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化转型困境进行了探讨。[2]陈春声、刘志伟从与制度、物质生活相关的角度，将18世纪美洲白银在中国的流通，置于“贡赋经济”的运作中去考察。[3]周静以1640年为界，认为中国经济在前后两个阶段地位大不相同。[4]方行著书综论清代租佃制度等经济问题。[5]杜家骥、冯尔康在概说清朝历史特点时，注意到清代社会经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落伍。[6]陆万昌等不完全同意资本主义萌芽说，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7]
谢冬水以演化博弈论为工具，剖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制度的变迁，认为人口增长是影响变迁的主要因素，在长期博弈演化过程中，明清时期土地经营制度从地主雇工经营向租佃制转化，永佃制逐渐淘汰定额租制。[8]孟祥晓认为占有土地的不稳定、赋税征收的随意性是造成明代农民贫困和脆弱的根源，因此不可能出现欧洲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9]王旭利用《包头蒙租合同》，从法律与资源的角度，通过对巴氏家族土地来源和土地租佃权变化的分析，认识规则变迁对清代蒙古农牧交错地区社会的多方面影响。[10]张鹏综合考察了清中后期苏州踹布业中布号商人、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11]
杨红伟从产权制度入手，在对外在约束承认的前提下，探讨明清时期内在约束机制的缺失是如何造成或加速西北地区荒漠化进程的。[12]刘道胜分析了众存产业的形成、特点及其与宗族组织的关系，并据以论述徽州宗族社会。[13]周晓光对明清徽州民间众存祀会的形成、特点、功能、经营、管理及其与宗族组织关系进行探讨。[14]任志强对众业的来源、管理、收益分配、终止、性质和特征进行探讨。[15]刘道胜等考察了分家阄书的名称和格式，并对民间继承关系稍作探讨。[16]张明分清和民国两个时段，从地权双层分化及其原因的角度对徽州族田与永佃制的关系进行探讨。[17]袁婵等对徽州涉及林业的契约文书进行了分类分析。[18]
陈思宇对清代前期广西学田的设置情况进行探讨。[19]徐伟红阐述了清代书院的经费管理制度与方式。[20]崔来廷归纳了清代书院分布的不平衡性、办学经费投入多元化、经费经营商业化、经费管理公开化等特征。[21]孙健简要介绍了苏南地区多渠道的庙田来源。[22]张华透过武当山明代山志中所列圣旨，发现武当山经济主要来源于国库拨付与香钱收入。[23]雍正时期，清廷通过喇嘛衣单口粮等制度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整顿和管束，张敏等分析了这一背景下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再度兴盛。[24]赖惠敏考察了归化城的寺庙与喇嘛，讨论了喇嘛的经济活动。[25]乌云据寺院香火地亩册，分析了清代土默特地区寺院耕地规模、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喇嘛、黑徒人数，阐明了农业化给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带来的深远影响。[26]毛晓阳分类考察了明代公益性助考经费的来源、管理，指出明代以“宾兴”为名的专项公益性助考基金是清代宾兴的发展源头。[27]张小坡联系江南经济社会，考察了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过程，描述了江南宾兴组织的资产构成、商业化经营及宾兴费发放的诸种举措，关注官府权威的支持作用。[28]杨品优从江西宾兴组织的原始资料入手，尝试厘清清中后期江西宾兴组织兴起的原因和过程，分析其地域特点、社会文化意义。[29]
胡端勾勒了活跃于江南内河水运中的船夫的生计状况、生活水平及其阶层意义。[30]王健在讨论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时，关注到民间信仰活动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31]刘晓东通过对晚明塾师的“觅馆”方式与“聘期”的解析，来探讨晚明社会变迁对塾师生活模式、群体职业精神、生存伦理的潜在影响。[32]张志超对明律逐一考察，从继承、嫁资、赠与等方面来表现明代妇女的财产权来源。[33]王玉峰分析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从编》中收录的14份卖身契所体现的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特点。[34]
经济政策计划和管理 林金树阐述了集中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明太祖与农民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指导思想。[35]万永彬将削减宗藩俸禄、抑制土地兼并等作为嘉靖末年农村经济改革的措施，对其作用与影响予以正面评价。[36]刘凤云将两江总督愈益介入江南河务的过程，置于18世纪政府更加重视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政府职能由钱粮刑名向诸多有关社会民生的事务性职能延展和深入，从而促成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背景下。[37]王日根等分析了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从开海到禁南洋的海疆政策反复之变易，分析其中原因。[38]周玉梅围绕“湖广填四川”惠农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及影响进行论述。[39]齐清顺分析了清中期政府针对新疆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而推出的各种措施及其成功原因。[40]而袁翔珠认为道光因苗疆严重土地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民事、刑事和行政措施基本上是失败的，并总结了失败原因。[41]王涛等认为中国茶叶衰落不止始于1875年，而正是中英政府对待茶叶生产与销售的不同态度与政策实践，造成了印度茶叶的兴起，与中国茶叶的衰败。[42]张文涛理清了清代东北地区林业管理从封禁到开禁的变化过程，探究其变化原因，客观评价两种相反措施。[43]
任志强检视了明清时期官府对荒地占有制度的规定、官方对荒地占有纠纷的判决、民间习惯对荒地占有的态度，讨论了荒地占有制度的概念、性质与特征。[44]程方从政府垦荒政策与垦荒重点变动入手，分阶段考察了有清一代山东土地垦殖的状况与成效。[45]贺飞分析了清初《辽东招民开垦例》实施范围、施行时间及其成效。[46]许铭阐述了清初黑龙江地区土地政策之下驿站土地的开发及其地位。[47]吴建新从珠江三角洲平原沙田的放垦和禁垦切入，探讨了清代垦殖政策两难选择这一全国性问题。[48]李祖基以《廵台录》为中心，考察了雍正年间台湾土地开垦政策，认为康熙时期“番”地开垦的消极政策此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并分析了其中的主客观原因。[49]
张磊考证了明天启刻本《天津卫屯垦条款》残卷的作者，并简单阐述其史料价值。[50]周学锋等简略考述了伊犁满营举办旗屯的原因、发展演变、作用。[51]苏奎俊考察了有清一代巴里坤屯田的形式、发展历程、作用。[52]张连银等分区考察了雍正七年到十三年（1729－1735年）西路屯田的经营状况，认为西路屯田在西路军需补给中作用比较明显，且加速了西北地区的“内地化”进程。[53]赵海霞考察了乌鲁木齐开办商屯的背景、条件、开办、组织，评价了其历史作用。[54]
明清时期徐州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胡梦飞由漕粮被用于地方救荒切入，论及徐州救荒措施与地方荒政建设。[55]魏刚从明代辽东灾情及影响、救治措施、救灾效果着手，检讨明朝救灾制度。[56]明代河南灾害频仍，鞠明库描述了旱灾表征、影响，介绍了各种应对措施，认为效果并不理想。[57]涂丹以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大饥荒为例，对政府临灾救荒与备荒政策进行考察。[58]施由明说明了明代江西天灾的特点与影响，解析了政府、乡绅、农民各方应对之策。[59]王浩远分析了明嘉靖乙卯陕晋豫大地震之后的社会状况、朝廷与地方的应对举措、震区重建的影响因素等。[60]王金艳归纳出康熙帝的禳灾思想与防灾理念。[61]岑大利从赈济、调粟、蠲免、借贷、除害、抚恤、安辑七个措施对清代救灾政策加以分析和论述。[62]曾凡清总结了清政府的救灾对策与防灾措施。[63]牛淑贞对清代中期工赈工价之发放内容、方式、标准及水平等方面进行分析，观察其变动，认为工赈工价直接关系到工赈救荒之实际效果。[64]吴建新介绍清乾隆时人劳潼（莪野先生）及其汇辑之《救荒备览》，并对清中期广东救荒体系作简要说明。[65]李冰分析了清代福建风暴潮灾害的特点与危害，介绍了福建地方相应采取的救灾措施。[66]吴启琳从灾害救助的角度来认识清赣江下游地区丰城县的河工建设。[67]王彩红以赈济、蠲免、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加深了我们对清政府重视直隶地区的印象。[68]康熙二十八年北京特大旱灾，张艳丽归纳了各类应对措施，分析了应对较为有力的具体原因。[69]卜永坚研究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05－1708年）江南的受灾情形、赈灾过程，探讨其中所反映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互动。[70]吴小伦等探讨了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民间自救的形式、特点以及绅民积极救灾的原因。[71]张曦藉由山西备荒救灾措施评价清代灾荒救治绩效。[72]陈凯鹏对比了16、17世纪中英两国在防疫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对策以及后果，指出两国防疫对策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在不同背景文化下的不同选择。[73]李颖等分析了明代福建地区瘟疫的特点及其成因、影响，探讨了地方社会应对瘟疫的方略。[74]侯宣杰介绍了清代广西城市赈灾举措，关注赈灾事业的变动趋势。[75]李世模梳理了清前期遵义府主要荒政方式，分析了影响荒政实效的因素。[76]香莲分析了清政府对于喀尔喀蒙古和土尔扈特实行赈济的原因和成效。[77]夏爱军等介绍了闽浙总督刘兆麒在清初杭州城采取防火措施，并对清代城市防火相关法规及各地不同措施进行了简单分析。[78]王肇磊探讨了清代武汉火灾的特征、形成机制和给城市发展带来的灾难及其社会防御措施。[79]
陈青松等考察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救婴事业。[80]曹锦云通过对明代官办社会救济机构与民间社会救济事业的观察，认为明代社会救济事业尚未形成体制。[81]张宗鑫深入探讨明代山东养济院的建设状况、规模、收养制度、相关养济机构建设。[82]惠飞燕简要探讨了明代的军人抚恤政策。[83]陈桦指出清政府将重点放在了救灾救荒上，贫困救助不得不更多依赖于基层社会。[84]彭定光等简要介绍了个人救助、宗族救助和民间慈善机构救助三类清代民间慈善活动。[85]郝红暖等探讨了乾隆前期始建直隶留养局的空间分布。[86]方福祥等考察了清代嘉兴府的慈善组织，揭示其多种特征。[87]肖卜文认为清代孤贫福利事业仍面临诸多困局，突出表现在统治者救济理念的“非纯粹”性等方面。[88]郭福亮分析了道光前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严重的原因及解决措施。[89]史伟分析了清代海上失事民船救助与管理规定的演进。[90]顾川洋考察了乾隆年间各地官办救生船设置的基本情况与救生船事业从民办向官办的过程。[91]
李巨澜指出从明中期至晚清，运输漕粮成为卫所最重要的经济职能。[92]郑民德通过对德州水次仓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考察，阐述了其与漕运、德州的密切关系。[93]张春红简要介绍了临清仓基本情况及其于临清的积极作用。[94]胡梦飞叙述了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强调运河改道对徐州城市发展的消极影响。[95]李俊丽介绍了明政府针对漕船漂流制定的诸多规定。[96]肖丽红将陆名扬闹漕作为清代漕政制度缺陷下的社会反应，据以分析闹漕频发的内在原因及社会应对策略。[97]萧丽红则通过对清代闹漕案件的整理与分析，窥视漕粮征派政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98]李德楠分析了江浙漕粮赈闽的时空特征、路线及数量，多角度阐发其意义。[99]李俊丽复原了雍正二年转运天津截漕至通州的全过程，阐发对天津截漕的认识。[100]明清北方漕运用水常患不足，使得农业灌溉和国家漕运用水出现矛盾，程森以豫北丹河下游地区为代表展开讨论。[101]吴欣从来源、构成、组织形式等方面，探讨历史时期运河河夫不同组织管理形式的利弊、延承与变革，以及形成这些变化的原因。[102]赵珍简单介绍了明代会通河段泉夫的设置和组织形式。[103]
陈旭提出预备仓设立的时间最早为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一至二十四年是预备仓建设的高峰。[104]段建宏分析了明清时期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背景、时空分布、社会功能。[105]通过实地考察，田颖分析了明清鄂西北的粮仓建筑格局、建筑工艺、仓储技术、仓储制度。[106]万来志梳理清代粮仓的发展脉络，试图找出发展与不发展的原因。[107]贺喜通过对郴州和桂阳州矿政发展过程的讨论，认为乾隆年间郴桂矿政的频繁转变，是不同利益主体对“寻租”行为控制权的争夺。[108]蔡家艺继续探索新疆茶务问题，破解了伊犁产茶说之谜。[109]陶德臣考察了清至民国茶叶市场管理体系的转型。[110]
吉成名对明代海盐、井盐、池盐及清代井盐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考察。[111]张毅对明清长芦巡盐御史的职官设置、驻地、职掌等进行叙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变历程。[112]汪崇筼对明末清初两淮盐政状况进行探讨，并对一些问题予以辩证。[113]卜永坚将两淮盐引制度在15、16世纪的演变确认为盐引作为公债制度的成长过程。[114]王团伟讨论了叶淇改革的动因与影响。[115]倪玉平等梳理了陶澍改革的主要措施，比较了淮南盐政改革与淮北票盐改革的不同。[116]清代，在两淮海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全过程中，都采取了量化管理的措施，曹爱生认为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国课收入。[117]徐华介绍了永岸盐业的起源、盐号与叙永盐帮，并揭示春秋祠与永岸盐业的内在联系。[118]余清清观察乾隆《盐法策》案的审理过程，从中体会乾隆晚期的经济环境和两淮盐务状况。[119]周薇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认为明清小说中的描写其实就是两淮盐业现状的反映。[120]关于明清时期的广东香山场，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徐靖捷从乾隆三年香山场盐斤漂失案切入，描述了明到清中期香山场发展状况。[121]段雪玉以清末《香山翠微韦氏族谱》所载《十排考》一文为研究对象，考察明清香山盐场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发展，试图诠释食盐生产与地域社会的互动。[122]叶锦花则将香山场与福建晋江浔美场的演变历程进行对比，强调不同盐场在地理环境和区域社会变迁进程中呈现不同的发展脉络。[123]胡梦飞等分析了开中法废止之后私盐泛滥的原因及其消极影响。[124]黄国信从洋面不靖、“重载”私盐两个方面来分析东莞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私盐问题。[125]吴海波发表了四篇私盐论文，从两淮私盐个案，印证清中叶两淮私盐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从私盐个案透视两淮私盐的贩卖方式与特点；根据《吴文节公遗集》，分析道光年间江西盐枭走私特点、危害、泛滥之原因；整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中对湖广私盐问题的记载。[126]王肇磊分析了导致鄂西北私盐泛滥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原因，考察了贩私特点、运销形式与影响。[127]
城市市镇经济。曹文君高度评价工商会馆在明清苏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28]靳润成等考察了明代至现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129]陈世松以成都城郭营造、府属郡邑筑城和城市空间布局三个侧面，来反映明代内陆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130]卢川考察了中晚明荆州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生活变化与城市人文思想冲突。[131]席明旺从功能与空间的视角归纳出清代城市的明显特征。[132]何一民分别研究了不同机制之下清代东北、蒙古和西藏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133]侯宣杰剖析了清代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内陆边疆城市依附式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困境。[134]黎仕明描绘了清代甘肃城市发展历程及其特点。[135]范瑛分阶段考察了清代四川城市的重建历程，并分析了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势力在其中的作用与相互关系。[136]马天卓认为川东南三厅（叙永、石啮、黔江）城市集中反映清代四川土家族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37]杨薇等从徐明庭《武汉竹枝词》的描述中归纳了清中后期汉口市井文化五大特点。[138]吴海燕等就清代满城所发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进行了初步探析。[139]彭修建分析清代伊犁九城安全主导下的政治功能、“屯城”主导下的经济功能。[140]徐永斌以杭州为重点，描绘了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丰富多样的治生途径和手段。[141]
张伟龙以东莞县城为例，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等进行探讨。[142]李晨晖分析了明清时期张家口的发展过程及地理位置、中央政策、晋商活动等对张家口发展的推动性作用。[143]杨轶男以临清为中心，考察了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体系，揭示出服务业与其它行业以及运河城镇兴衰的关系。[144]雍际春等考察了明清时期陇西、青东地区城镇的变迁、城镇规模与内部结构。[145]杜林渊等考察了明代陕北长城营堡的修筑与布局、结构等，强调陕北营堡在军事、经济上的作用。[146]乔南试图还原清及民国太谷城内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太谷商人的活动范围。[147]王肇磊分析了清代鄂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的空间布局、发展动力与基本特征。[148]黄萍认为建制变更与赤水河航运的开凿，使清代茅台成为黔北地区重要的新兴市镇。[149]
区域经济。李伯重对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总结特点，分析原因，探讨发展前景，并对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进行检讨和批判。[150]他还采用国民账户系统（SNA）方法，通过对1820年代松江府华亭―娄县地区GDP的深入研究以及与1810年代荷兰GDP的比较，得出了“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济”的结论。[151]郭文丽认为江南工商文化精神的形成受到了佛教入世伦理的影响。[152]张建民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农村社会中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53]罗运胜探讨了明清时期沅水中上游山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强调外来移民的刺激功能。[154]李大海结合对地方社会内部发展逻辑的考察，重新构建陕西黄龙山区从“盗贼渊薮”转变为大规模垦殖之地的开发历程。[155]胡建军分析了明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采取的一系列经营管理措施。[156]杨永福介绍了明清时期文山地区的开发情形。[157]明清时期，黔东农业结构向多样化和商品化趋势发展，李锦伟叙述了这一过程。[158]原祖杰认为恰是文化因素在明中期以后江南的经济繁荣中形成了区域性差异。[159]蔡志融等从明世宗对武当道教地位的推崇及其表现入手，诠释武当道教在明代持续200年长盛不衰的原因。[160]林明等分析了明代海禁政策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影响。[161]申红星阐述了清代豫北地区农业的发展及其对当地商业、市镇、社会风俗等影响。[162]黄先光以新竹湖口地区为中心，反映了近两百年来台湾社会的转型轨迹。[163]索宇讨论了清代大巴山区开发中人口增长、移民垦殖等问题。[164]罗莉叙述了清代西江下游山地经济开发活动对森林的破坏。[165]
少数民族经济。李兴龙讨论了自永乐至隆庆蒙汉民族在宁夏地区开展的马市贸易、贡市贸易、朝贡贸易，探究蒙汉贸易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166]杨聪聪系统梳理了明代河州中马番族可考者十九族参与纳马的情况。[167]孟修从土木之变前后明蒙朝贡体制的运行状况入手，将土木之变定位为明蒙朝贡体制顺利发展到高峰时期的一次偶然事件，强调明蒙双方对于朝贡的共同需要。[168]特木勒考察了漠南蒙古察哈尔万户敖汉部之祖小歹青的身世，详细考证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六年小歹青所部与明朝在义州大康堡进行的木市贸易。[169]李英华等叙述了康雍年间与西北各族开展茶马互市的具体管理、存在问题、以及由官营向私营转化的趋势等。[170]清代，喀喇沁地区蒙地得到大规模开垦，季静分析了移民开垦对该地区生产方式、经济占有关系、行政管理制度、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人口分布格局等带来的明显变化。[171]杜常顺、郭凤霞注意到了移民、屯垦、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民族贸易等背景下明清至于民国时期西北边地社会的内地化进程。[172]明朝藏区宗教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非强制性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朝贡方式实现的，胡巧竞据以分析明朝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173]普珍以对摩哈苴所属沙村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窥视明清迄于改革开放六个多世纪以来哀牢山彝族地区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74]严雪晴等考察了明代以来广东瑶汉商品互市商品构成、互市方式、商品运输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原因。[175]侯宣杰就清代广西边疆少数民族种植业商品化、农村手工副业市场化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刻原因略作分析。[176]李虎认为清代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177]张磊考察了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女性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的经济生活状况。[178]李凌霞指出，清代台湾“熟番”不同社群以守界名义争夺界外荒埔地权的过程，促进了王朝国家行政权威在原住民社会的渗透。[179]任君宇分析了明代海西女真输出入物品，及其对海西女真经济生活的巨大推动作用。[180]范婷婷考察了清至民国赫哲族与满族、汉族等周边民族以及日本人、俄国人的交换活动，分析了交换活动对赫哲族的多重影响。[181]有清以来，达斡尔族逐渐形成并参与了独具地域或民族特色的民间贸易，陆万昌介绍了楚勒罕、北关集市、齐齐哈尔市场、甘珠尔庙会和“谙达”贸易等情况。[182]
生态环境与资源。李志坚、罗顺元分别归纳了《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的生态思想。[183]吴朋飞复原出明清时期汾河流域超过一半以上州县均有水稻种植的状况，依此判断当时汾河流域水资源环境状况良好。[184]明清时期太原盆地内水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古帅描述了水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185]姚娜认为，山西五姓湖由巨薮成为平陆的过程中，自然因素外，人类的活动更起了加速作用。[186]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出现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魏佐国分析了生态问题的表现，强调人类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影响。[187]明清至民国时期章丘县的自然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李光伟等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188]明清晋陕地区广大农村社区的水资源管理出现了民间化趋势，党晓虹分析了民间水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地位与作用。[189]关传友对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实践进行探讨，讨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对象、组织、举措、效应及原因。[190]关亚新从清代柳条边的兴废来阐明其对东北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历程。[191]邢卫等还原出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党河下游原貌，探究了气候和人类活动对党河下游河流变迁的影响。[192]王晗由耕作区地貌切入，探讨清代绥德土地垦殖与生态演变的关系。[193]王晗、侯甬坚另外选取洛川塬作为典型区域，恢复了洛川塬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继续探讨人类土地垦殖活动和土壤侵蚀的关系。[194]1600年埃纳普蒂纳火山喷发，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一直到乾隆末年，黄海鲱资源数量极盛，李玉尚尝试多角度“复原”清代前期黄海鲱的资源数量和空间分布，观察这次旺发对海洋生物乃至人类活动的一系列生态后果。[195]李玉尚等还对清代以降黄渤海真鲷资源的区域分布和资源数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与分析。[196]杨庭硕将雍正“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引进外来农作物而酿成的大面积“石漠化”生态灾变，归咎于决策初衷与后果的背离。[197]玉米的生物属性最适合贵州山地种植，严奇岩认为清代玉米种植带来贵州山地垦殖高峰，从而引起了水土流失，显现石漠化问题。[198]
土地制度。胡英泽讨论了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反映的生态环境变化、滩地农田制度等内容，从生态环境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入手，对滩地地权进行研究，剖析“流动的土地”之上区域社会秩序长期维持的原因，对“关中模式”提出反思。[199]刘蒙林、张强等注意到清中后期旗地制度崩溃带来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巨大变革。[200]张玉等整理了束鹿县张氏家族清代地契，发现土地价格的波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201]江太新提出要从方法论上来认识清代土地关系的新变化。[202]汪庆元对徽商故里土地占有进行个案研究，讨论了明清徽州土地占有状况、徽商资本与土地的关系、宅基地纳入田赋等问题。[203]安介生等通过“契尾”实物的分析，证明了乾隆改革前后“契尾”在形制与内容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观照了当时的税契制度改革。[204]任志强分类描述了出卖、典当、租佃、交换土地的不同表现形式。[205]曹树基等利用《石仓契约》几十份“退契”，剖析了“退”的制度内涵，发现“退”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产权残缺与分化。[206]赵赟认真分析了《古今图书集成》土地数据的来源，对其中存在的时间断面、土地类型、统计系统和数字属性等问题进行考证鉴别。[207]
农业。郭松义关于清代农业和农民的著作选包括了清初垦荒政策、清初三饷蠲免、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问题、清代粮食贸易等内容。[208]在介绍明清时期芍陂占垦问题的基础上，李松探讨了官方、豪强和民间各方在占垦问题上的博弈。[209]张莉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210]周智武描画了明清时期客家山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211]
季平等介绍了明代福建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其作用，分析了水利建设的经费来源、水利建设发展的原因、存在的问题。[212]兴修水利、信仰水神，均是应对频繁旱灾的方式，杨帆勾画了明清时期宁夏平原水利工程的兴修，归纳了其时其地水神信仰的特点。[213]张少锋则具体探讨了清代宁夏平原农田水利开发对社会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的深远影响。[214]邢卫从清代敦煌水利修建活动出发，将其渠道建设过程与渠道运行管理相结合进行考察。[215]程森考察了陕州广济渠所承担的多重功能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传统时代豫西地区环境、城市水利和社会之间一个多重关系的变迁史。[216]于化成归纳了清代沂沭河中上游地区水利建设的类型、数量，分析其济运保漕等特征，关注水利建设的双重影响。[217]清朝大修桂柳运河，唐凌认为既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218]赵崔莉依据光绪年间的《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清代当涂官圩的防汛问题。[219]李松通过对明清时期芍陂管理发展脉络的梳理，探讨其管理性质、成效。[220]卢勇等从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进行研究，从管理体系角度探讨了黄淮水患频发的问题。[221]李德楠就明清时期河工硬料中碎石、砖料的使用情况加以分析，指出，河工物料的时空演变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特点。[222]吴小伦等多角度透视了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及其对河南黄河水患频发的主导性作用。[223]金诗灿探讨了雍正名臣嵇曾筠河南河工的治河经历。[224]蒲霞总结了胡宝瑔的治水原则与治水措施。[225]乾隆四十三年，仪封河决，此后堵筑历时三年，刘冬将乾隆御制诗中有关仪封河决的诗作与相关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了其中表现出来的乾隆心理状态的变化。[226]方福祥等通过比较唐宋元和明清浙西海塘建设的形势与情况，揭示明清在浙西海塘建设上的重大举措及其对沿海区域开发所起的作用。[227]
林庆等以围海造田、基塘养殖、多种经营作为明清以来珠三角地区农业发展中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228]高国金等以蚕桑类农书为例，从数量比较上得出道光至光绪年间农书出现创作高峰的结论，并分析了社会背景、农书特征。[229]程方考察了人口压力下清代山东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的发展与成熟过程。[230]鲁靖康考察了清代新疆农业发展卓有成效背景下的农事诗。[231]邓大情等对清代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加以分析。[232]
徐旺生等分析了水稻在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环境变化、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对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正反面作用。[233]李中清认为清代西南地区土地利用有了较大进步，从传统粮食作物发展、外地作物传入等方面考察了粮食生产与输出区的地域变化。[234]周邦君辨析了甘薯传入四川的时间和路径，分区考察了甘薯在四川的传播情况，排列了甘薯在清代四川传播的动因与影响。[235]
秦华杰等总结了明清时期华北植棉的历史，分析了华北棉花的地理分布、栽培加工技术以及棉业迅速发展的动因，探讨华北棉业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局限性。[236]周琍等对明清赣南经济作物种植的概况、原因、意义进行全面阐述。[237]张箭研究南瓜在中国的栽培发展传播史。[238]吴启纲探讨了医药健康、社会、政策文化等因素在明清时期烟草于中国快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39]李锦伟通过对布料、油料、嗜食等三类经济作物的简单考察，说明了明清时期黔东农业在经济作物刺激下取得的长足进步。[240]周晴沿技术史的研究路径，复原了明代以来在嘉湖地区流传的桑树管理技术“匀二叶”的技术要点、操作程序，认为“匀二叶”是传统农作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适应的典型例子。[241]蔡定益多角度论述了明清时期浮梁的茶业与茶文化。[242]邓爱红于明代熊明遇《罗岕茶疏》的成书年代再补充新证。[243]明万历年间，宁波人屠隆、屠本畯、闻龙、罗廪分别刊出茶书，竺济法对四人生平、茶事、茶书成书年代及特色作了详细考证。[244]赵驰等考察了松萝茶的起源、影响，分析了使得松萝茶脱颖而出的原因。[245]清代，云南出现“普洱茶”，方铁考察了普洱茶的源起、采制与饮用，分析了普洱茶兴盛的原因及影响。[246]陶德臣抄录了康乾时期武夷山五块茶业碑刻，解读了其中蕴含的茶叶生产、贸易、税收、贡茶等情况。[247]何融融等品读连横《台湾通史》，参照其他史料，阐述了明清以降福建从茶叶品种至于茶叶生产技术对台湾茶叶生产的影响。[248]
崔鹏等统计分析了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业生态耗能，考察了明清生态造林植树机制，从生态文化角度探讨了瓷业生产与林业生态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并附论了明清护林碑的生态价值。[249]蒋德学讨论了明清时期贵州贡木从朝廷额解到招商采办的商品化发展及其对贵州的多方面影响。[250]陈光良等采撷明清琼州黎族图册中“采香”的文字和图画，描述了海南香材采伐的历史。[251]罗康隆据林业契约分析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侗族社会人工营林业中地权和林权的基本情况，强调林业契约对人工营林业持续发展的积极效用。[252]周邦君以包世臣《郡县农政》为基础，考察清代中后期林业技术与相关社会文化。[253]明清以来，狩猎在山居壮族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刘祥学在壮族地区农耕生产发展、人地关系变迁的背景下考察了这个变迁过程。[254]乌云毕力格利用《咱雅班第达传》的记载，结合清代西北史地资料，详细考述17世纪准噶尔地区卫拉特四部游牧领地。[255]鲁靖康分析了清代新疆的渔业资源分布、渔业生产技术和水产贸易状况。[256]
手工业。于秋华从棉花种植与产量、商品量、棉纺织业从业人数入手，考察了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的商品生产规模，认为就棉纺织业商品化程度而言，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欧原始工业化的标志性特征，其逻辑延续就是近现代工业。[257]韩建磊分析了“都昌帮”在明末清初掌控景德镇瓷业的客观条件及其与景德镇土著之间的兴替关系。[258]胡文亮等考察了明清时期火腿加工技术的各个环节。[259]赵屹对明代官营手工业系统严密的门类分布、管理机构、监察组织、劳动力制度、物料来源及管理进行了梳理。[260]马明达等介绍了明代江南蒋姓回回铜匠的高超技艺，推论其技术渊源。[261]谢东莉等梳理了从乾隆引进至于民初衰落的遵义蚕桑业发展历程，探讨其兴衰原因。[262]李锦伟多方面考察了清代黔东的手工业发展状况，认为它已带有很强的商品化特征。[263]秦奋梳理了在清政府和殖民资本的限制、压迫下台湾樟脑业的艰难历程。[264]方行通过对江南棉布市场价格及民谚的分析，认为清代江南棉市市场形成了一种大致平均的价格，农民织布出现了收益平均化的趋势，这是棉布市场竞争的结果。[265]
工业。林荣琴以铜、铅、锌、锡矿产为中心，从在采矿厂（点）的数量和规模、产量、宝南钱局铸炉数量等等变化观察清代湖南矿业的发展与兴衰，认为技术的影响最为关键。[266]马琦分析了清代黔铅兴起的原因和背景。[267]马琦还以京运、楚运和川黔采买三大运销渠道对清代黔铅运输路线进行全面考证，分析黔铅运输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268]袁轶峰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矿业进行分析，通过考察矿业的发展和铅、铜的产量来具体评估矿业开发所造成的环境问题。[269]蔡家艺介绍了新疆玉石矿的分布，分类考察了官玉、私玉的开采与输出，特别指出输往内地之玉石，数量最多的是叶尔羌玉，其次才是和阗玉。[270]
交通运输。蔡盛炽全面考察了乌江盐运历史，涉及乌江航道变迁与整治、运盐供应地、运盐木船、航道重镇、商人行号、拉纤工人等内容。[271]孙锡芳对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建设的概况、发达的原因及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探讨。[272]岳广燕试图厘清明代运河沿线驿站的设置与分布、组织构成与日常运行，进而探讨运河沿线驿站的历史作用。[273]朱立春依据文史书籍，运用考古成果，考证“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具体路线。[274]张金莲考察了明清时期滇越道路的走向与兴衰，分析了推动滇越道路运行与发展的积极或阻碍因素。[275]张晓明根据《朝天录》的记载，以朝鲜使臣的视角，阐述明代鞍山驿路上城堡与山川的具体风貌。[276]松浦章研究了清代的内河水运。[277]
贸易经济。张海英从商业书入手，认为“知识遗产”不同、社会制度制约、经营环境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使其陷入转型困境，最终也限制了商人的创业意识。[278]韩翠玲刻画了徽商妇社会分工的商品化倾向。[279]李伯重从“全国市场”的定义出发，通过对长途贸易中主要商品量的分析，重新估计19世纪初期全国市场的规模，同时使用雅坚雅关于经济巨区的理论，重构19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的空间结构。[280]邓亦兵总结了清代前期主要贸易路线、交易设施、运输工具，勾勒出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281]江南香市场景最盛者，当属杭州的西湖香市，蔡禹龙分析了西湖香市兴盛的各种因素，认为它展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中江南民众的生活实态，促进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82]从地方志出发，肖发生就清代贵州农村集市的发展概况、数量及分布等进行考察，认为清代贵州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但与同期其他省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283]
吕聃探讨了明代经由大运河南茶北运的背景、途径及其对运河沿岸茶文化发展的影响。[284]徐晓望根据何乔远《镜山全集》记载，分析了明末福建商人不去鸡笼、淡水贸易的原因，试图回答明末西班牙人的努力竟未能发展鸡笼、淡水与大陆的贸易这一疑问。[285]李文杰分析了清代闽台贸易的发展阶段及商品种类。[286]邓文金总括性地描画了在漳台两地全面通航的格局下，清前中期漳台贸易关系的演变、形式、特点及历史作用。[287]清前期，鹿港与蚶江口开放为闽台对渡贸易口岸，祁开龙等就蚶江口与鹿港的设置原因、贸易往来及对两地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梳理、补充。[288]陈伟明等分别考察了清代澳门社会生活资料与生活消费品的三种重要来源，即本地自给、内地供给和外贸供应，认为它们各有特色，意义不同。[289]
胡铁球分别考察了“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基本内涵，指出它们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具“开肆”功能，可谓“歇家牙行”模式。[290]黄东海总结了明清商牙纠纷的主要类型，认为明清时期牙人牙行职能逐渐公法化，而牙人对公法职能的滥用引发诸多纠纷。[291]杜立晖等依据《滨州革除歇家批头记》，对明清之际“歇家”、“批头”的出现时间、地域及人员身份、由来、性质、危害等作了相应的探讨。[292]刘爱新回顾了清代前期广西牙人牙行的发展面貌，凸显其区域性特征。[293]吴丽平依据清代北京房契与相关资料，就不同时期官房牙与契税征收的变动情况，官房牙的职能与职能转换、承充年限、活动区域及弊端等情况进行考察。[294]
明中后期，辽东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栾凡分析了其多方面影响因素，并探究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295]陈春声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处理了档案中的数万个米价数据，分析了18世纪广东米粮价格，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296]岸本美绪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297]谢美娥延续《清代台湾米价研究》一书有关米价变动因素的检验，考察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粮食生产收成两种因素，与1738－1850年台湾米价变动的关联，认为两者都对较短时期的米价升降产生较为明显的作用。[298]
刘秋根等以《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中三年的盘点记录为个案，从会计史角度初步认定它们是一种原始的资产负债表。[299]陈艺鹏等以钱铺倒闭处理为中心，考察了清代晋商倒闭清算的方式、原则、财产处理以及财东、经理、铺伙责任承担等问题。[300]袁为鹏等介绍了统泰升账簿的保存情况，账本的记账方式及结构，并初步揭示账本所蕴含的主要经济信息及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301]
周启荣在讨论了明清时期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在当时商品价格体系里的相对价值等与书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之余，对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提出建议。[302]路善全从传播生态规律的视角，探讨了传播生态规律与明代建阳书坊兴衰变迁的关系，演绎了明代传播生态演进作用于建阳书坊盛衰的动态过程。[303]张献忠系统论述了明代科举考试用书出版事业，分析其于科举考试、出版业及思想文化的重大影响。[304]郭孟良考察了明代中原民间出版的发展轨迹，对出版主体、地域分布、出版者、内容等进行分析评价。[305]明代书商综合运用诸种书业广告技巧，以利图书销售，王海刚以书商余象斗为中心，对明代图书广告艺术作了初步探讨和分析。[306]董传超等考察了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兴盛、私坊刻书业的发展以及二者间的交互影响。[307]大木康考察了各类画本在明末的刊行状况，并进一步探讨此期画本盛行的市场背景。[308]曹院生分析了明代书籍插图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309]文革红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清代广州地区小说书坊及其刊刻通俗小说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310]伍玉西简单介绍了西洋铜雕版印刷术在清康熙、乾隆时期两度传入的过程，分析两度失传的原因。[311]
商人与商业组织。张正明等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以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剖析。[312]张海鹏等对徽商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313]乾隆末年，歙县江村商人开始走向衰落，孙长城等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314]马广兴从社会环境、经营管理、价值观等角度分析清末民初晋商衰败的原因。[315]张旭辉则从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传统文化的束缚、管理制度的缺失等方面来探析晋商衰败的原因。[316]李永菊以出土墓志为中心，对明代中后期的归德商人进行研究。[317]谈谭认为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虽则具有某些“近代特征”，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318]王恩重认为，郑氏集团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多有相似，但完全是一条中国式的发展轨迹。[319]张彩霞等勾勒了17世纪台海贸易形势，指出台湾海峡贸易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郑芝龙等中国海商手中。[320]
曹永宪以清初淮扬地域水灾和康熙南巡为背景，通过岑山渡程氏宗族的事例，分析徽商16－18世纪在淮扬地区的发展历程。[321]陈恩虎等分析了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活动范围、经营行业、经营特色。[322]宋徽等考察了明清徽商在湖北的经营转运活动与皖鄂两地茶文化的主要特征，认为徽商活动对两地茶文化发展、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323]周建波等从具体事例入手，透视了明清时代晋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蒙古地区利用种种措施克服困难、开拓市场的经验教训。[324]杨福林等分析清代在湘江西商帮会馆的组织与功能、江西商帮内部地域性行业商人组织的运作，认为湖南“无江西不成市场”绝非毫无依据的溢美之词。[325]罗辉从经营内容、区域、方式、行业组织与活动等方面对清代的清江商人进行考察。[326]戴文红肯定了泉台郊商在促进清代泉台商贸交流、发展公益事业及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的作用。[327]清代海洋贸易繁荣下粤北过境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刘正刚等认为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种被动应对市场的反映，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328]清中后期，新疆逐步形成了奇台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张慧芝强调津帮商人、晋商、陕西商帮等外部商帮在其中发挥的积极推动作用。[329]梁勇分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背景下清代重庆的商业纠纷，分别考察了社区、亲邻、八省客长的调处能力以及正式的司法介入能力，指出重庆商业调处机制的某些地方性特色。[330]张渝以巴县档案为主要资料，对清代中期重庆行会习惯法的发展变迁、地方政府于民间商业社会构建行会习惯法的种种努力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331]周雪香以清代闽西汀江流域客家商人为中心，考察商人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332]明清时期，晋商开辟了一条把中国江南和欧亚大陆连起来的“茶叶之路”，祁县的古茶道路是晋商万里茶路上最重要的中心路段，张江整理了祁县茶商南下路线、祁县古茶道路，考证了当年祁县的茶叶物流。[333]
倪玉平归纳了成弘年间徽州商帮形成之后使其兴盛不衰的若干经营艺术体现，寻求徽商经营艺术的来源。[334]至于明清晋商的成功，倪玉平则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人才战略方面的高瞻远瞩。[335]尚代贵从多方面对晋商票号的人身股与现代职工持股制度进行比较。[336]周建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考察晋商股份经营制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产生环境及其在新时代环境中的种种不适，分析票号不能顺利向银行转轨的原因。[337]宫宏祥研究了晋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等，阐明晋商治理制度的作用与影响。[338]陈军阐述了晋商的治理模式对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与借鉴。[339]杨郁将晋商的纠纷解决机制置于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大背景中来考察。[340]王俊霞等描述了明清陕商“合伙股份制”的基本形态，突出以“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金组合方式、“东西制”委托经营模式。[341]契约化经营形式在明清山陕商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刚等对此予以分析评价。[342]赵长贵总结了明清时期行商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采取的多项规避措施。[343]吴才茂以晚明《杜骗新书》为中心，观察了晚明商人的防骗意识。[344]黄彩霞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商在行途、货物、生命安全种种措施中体现出来的商业经营安全观。[345]王裕明论述了明代商业经营中官利制的类型、年利率、作用，认为官利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产物，是徽商经营激励机制的一种创新。[346]黄真真对清康熙至于光绪年间泉州三块海商相关碑刻进行简单解说。[347]
詹嘉等考察了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帮会的形成原因、特征、功能及主要帮会。[348]贾县民等以明清时期四川的陕西会馆为例，论证了工商会馆在客地从边缘走向主体的历史过程，揭示工商会馆既是流寓客商被边缘化的产物，又是客商争取主体性的结果。[349]王俊霞等从会馆分布观察明清山陕商人在全国、在各省的经营活动，从会馆名称的变化观察明清山陕商人在某一省内的经营活动。[350]曹天生分析了宣纸商帮的多方面特征。[351]陈文源引用丰富资料，勾勒了16世纪末居澳葡商自发形成的公会组织——阿尔玛萨公会的成立背景、组织、职能及其与加比丹的合作关系。[352]
闫彩丽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境内物产，是晋商、徽商兴起之地理环境原因中的一致之处。[353]王里鹏比较晋商、徽商宗族制在形成背景、特点等方面的异同及其深刻影响。[354]刘亚丽通过茶叶采购、包装以及运输方式和路线等环节来说明晋徽商在物流管理方面的异同，证明晋徽商都能通过物流管理实现商品贸易利润空间的最大化。[355]刘斐以康百万家族作为豫商代表，据以分析豫商、晋商和徽商在经营思想、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总结出豫商独特的精神特点。[356]明清时期，陕商、晋商实力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迁，黄冬霞等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四个方面因素。[357]王海洋等从国家政策、资本来源、性格特征、文化理念等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崛起的相似之处。[358]张实龙从自我认知、商帮凝聚力、经营理念和钱财出路四个方面比较了甬商、徽商、晋商的价值观，得出结论：甬商是本业商人，徽商是儒雅商人，晋商是金钱商人。[359]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近代中国买办中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虞和平从生成条件、扩展方式和历史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360]
对外贸易。王信认为明清海外贸易持续顺差，白银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外贸发展不足，使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361]刘军认为明代方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宗商品海上贸易，分别考察了丝、瓷等主要商品的出口趋势与出口地区。[362]李曰强分阶段讨论了明代胡椒进口贸易的兴盛，探讨胡椒在商业利益乃至饮食、医药、军事等方面与明代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据以分析海外贸易与国内的紧密关联，并扼腕于不能把握胡椒贸易创造的转型契机。[363]王璐运用相互需求理论和 H—O理论，分析了1840年之前的明清晋商茶帮对俄国的茶叶贸易行为。[364]张晓玲分阶段估量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商与徽商茶叶对外贸易量，认为虽有变动，但总是徽商更大一些。[365]杜强分析了洪武朝防御性、永乐朝进取性的海洋政策及其影响因素。[366]张锋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影响均与明初对外政策存在内在关系。[367]王静芳分析了康熙中期实施弛禁政策的原因、过程、内容。[368]荆晓燕认为康熙时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日贸易政策。[369]张坤梳理了澳门额船制自1725年肇始以来随着管理重点变化而不断调适完善的过程。[370]
自大航海时代始，欧洲天主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间的冲突与交流，最初是围绕“朝贡贸易”展开的，林梅村以葡萄牙桑托斯宫的明青花、威尼斯画家画作中的明青花加以表现。[371]江波指出，屈大均《广东新语》较具体地记述了明清时期中国纳贡贸易的盛况，并作一独到评价。[372]逯杏花分析了明代海外贸易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的转型，探析其原因与影响。[373]陈尚胜考察了清朝前期与周边国家间封贡关系的建立过程，从清朝构建自身安全和稳定边疆的初衷，观察封贡关系的特征，认为，清朝朝贡贸易的经济性要比明朝突出，边境贸易因此发展起来。[374]王巨新比较了清朝与缅甸、暹罗两国的封贡关系在建立、制度规定、发展演变、结束等方面的较大差别，说明清朝朝贡制度不断演变、具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等特点。[375]郗玲芝分析了清代雍正年间苏禄国朝贡的情形。[376]张明之简述了近代中国由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的外贸形态变迁及其影响。[377]
江凌等简单分析了明清景德镇成功实现对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各方原因。[378]自然地理变迁与国际贸易路线的变化，使香山成为15世纪私人贸易活动的理想处所，普塔克考察了各国商人、海盗以及中国官方在香山地区海外贸易活动中的举动。[379]伴随着新疆与浩罕、俄国等之间频繁的交往，在新疆外国商人头目由最初的浩罕呼岱达逐渐演变为阿克萨卡尔、俄国商（乡）约，其性质、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张永新详细考察其演变轨迹，分析了他们对新疆社会、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380]
明末清初，福建成为对日贸易最活跃的地区，邱晓青分析了福建对日贸易发展兴盛的原因、贸易规模、商品种类以及福建商人在其中的角色。[381]徐晓望注意到中日两国贸易政策变动对明末清初日本市场的悖论式影响。[382]荆晓燕总结了明末清初中日私人海外贸易的数条间接渠道。[383]何磊等在讨论南明时期中日关系时，注意到了中日贸易的展开。[384]范金民在采认或批驳日本学者永积洋子、大庭脩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清代前期江南书籍输日的数量、出港地、内容与价值，以及江南书籍刻印与流通市场等问题。[385]徐淑华从主要贸易品、贸易商品集散地等方面，阐述了雍正时期信牌贸易制度下中日长崎贸易的内容及特点。[386]清前期，幕府官方对在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制定了灵活多变的生活管理制度，何宇梳理了从差宿制度到宿町制度再到唐馆制度的变化过程。[387]文钟哲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分析了明代中国与朝鲜两国使臣走私贸易的性质、特点及两国政府的抑制措施。[388]杨军引用大量朝鲜资料，勾勒了康雍年间中朝边境贸易中“揽头”的起废过程，讨论了揽头的性质、人员构成、垄断专营、获利情况、作用影响等问题。[389]贺飞叙论了清朝与朝鲜在图们江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阶段、变迁特点、历史影响。[390]张杰论述了清前期吉林满族与朝鲜的边境贸易，强调图们江边境贸易对吉林满族的影响和作用。[391]石坚平概述了明中后期中菲贸易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其中呈现出的深刻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的具体表现及其中外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392]刘刚分三个阶段，勾勒了1784年“中国皇后号”访华至1844年《望厦条约》签定期间的中美商务关系。[393]
赵立人根据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述，推断十三行之出现，远早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设立粤海关之时。[394]李金明考察了十三行的创立时间、运行情况、特权与职责，认为在西方商人的钳制和清朝官府的桎梏下，十三行免不了成为清朝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395]黄静分析了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沿革、性质、行商职能、兴衰原因及其对文化传播的贡献等。[396]冯一下与欧阳跃峰就清前期对外贸易中的若干问题展开商榷，如十三行属性。[397]郭华清等从十三行贸易体制对外商的限制入手，循着英国人外交交涉、鸦片走私、武力解决的历史逻辑，发现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十三行有着密切关系。[398]仲伟民通过茶叶和鸦片贸易揭示19世纪中国的实际处境以及中国在当时全球化中的地位，从而对19世纪中国的危机做出新的解释。[399]连东修正了学界以英国人为中国近代鸦片问题的始作俑者、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而调整鸦片政策两个观点。[400]连东从怡和洋行档案出发，认为是南方市场饱和促使1832年外国鸦片贩子开始开拓北方市场，同时，鸦片价格降低导致全中国鸦片泛滥。[401]
财政。郭垍认为，明代封闭的财政体系是其衰亡的直接原因，而具“自治”特点的乡村保甲、宗法制度是财政恶化的根本原因。[402]明清时期，陋规困扰着社会，柏桦认为陋规虽则弥补了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和官吏的低薪俸，但其存在主因则是统治者的决策失误：未能控制经济本能提供的更高税入，却允许陋规转化而来的地方性收入和官吏个人收入。[403]李兵叙述了“耗羡归公”前官场陋规盛行的情形，探究了清政府“耗羡归公”及外官养廉银无法根除陋规的体制性原因。[404]陈永成等继续关注清代养廉银制度，认为雍正养廉银制度改革发端于不合理的财政分配。[405]陈锋关于清代财政史的专论中，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微观研究。[406]陈支平借助清代档案等史料，对清代前中期（顺治至道光年间）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情况作了大致梳理。[407]张敏简单介绍了清代奏销制度的渊源及其建立、完善、崩溃的过程，分析其内容、作用。[408]包银山探讨了清至民国土默特财政管理机构与制度的演变，认为“自收自支”的根本性质，“自收却不自主”、“自支却不自由”的总特征，致使土默特财政日渐枯萎。[409]刘利平对明中后期赋役折银化背景下太仆寺的马户、草场、马匹等马政资源的货币化情形进行探讨，估算其财政收入，并从征收、库存、支出三个方面对太仆寺的财政管理进行分述。[410]
赵红梅等发现明清小说中有将“农民”作为“粮长”俗称的用法，并分析了农户不愿当粮长的缘由。[411]薛理禹分别考察了明代徭役、户口食盐钞向丁银的演化过程。[412]方兴重新考量了“苏松重赋”与“三饷加派”问题，认为苏松重赋虽为事实，但北方农户的负担并不比苏松稍轻，而对苏松重赋的认识影响了明末“三饷加派”按亩均摊的方式，表面上的公平打破了南北平衡，加速了明朝灭亡。[413]易凤林以江西宜春洪武、万历两个时期的农业税制为例，分析了明朝田赋的总体走向与利弊。[414]刘爱玲探究了明代财政体制安排下，均徭成为北直隶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发展过程及其编审原则。[415]葛传彬利用《醒世姻缘传》的描述，提出明初制定的书籍免税政策至嘉万年间仍在实行，并指出书籍免税的意义。[416]范金民将雍正二年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置于雍正年间繁重的赋税定额和严格的官员考成制背景之下，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417]史玉华通过对清代巴县田赋和契税征收过程的考察，发现衙门将征收委之于基层社会成员，不仅有国家财力不足的原因，还包含征收钱粮之役的承袭、回避制使地方官不谙县情、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的能力弱小等因素。[418]晏爱红叙述了嘉庆至于咸同之际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感慨于社会经济变动格局下“不加赋”祖制的无法维持。[419]
高寿仙通过对万历《宛署杂记》中财政收支数据的梳理，分析了明后期宛平县财政入不敷出的政策根源，并从徭役折银的复杂形态、经费解办的繁杂方式提醒我们“一条鞭法”下原有力役编佥被包裹上一层白银外壳的现象，而与此相应的“佥商”的日益泛滥，成了宛平经济凋敝和民生艰困的重要根源。[420]通过对明代赋役制度演变过程的讨论和北方推行一条鞭法引发争论的叙述，吕杨指出带有浓厚江南地域色彩的一条鞭法在北方只能成为扰民之举。[421]王人骏等认为“摊丁入亩”加重农民负担，强化封建依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限，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422]王明东归纳清代云南赋税蠲免的主要种类及其原因，认为蠲免的实效并不理想。[423]
余清良结合明政府在创制钞关制度过程中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力图对钞关制度在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作一全面探析。[424]廖声丰利用关税档案，以常关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常关制度的发展演变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425]张士尊勾勒出清代中朝边境中江贸易和中江税收的变化过程。[426]张士尊并考证了乾隆年间盛京岫岩七处口岸的设置及其变迁。[427]王巨新考察了清前期以船料、商税、杂税为主体的粤海关税则，梳理了其不断完善的制度化过程及其中存在的弊端。[428]倪玉平将道光晚期49处税关分为边疆边贸各关、运河长江沿线各关、沿海各关三种类型，发现与乾隆时期相比，除因鸦片战争而导致关税收入稍有下降外，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并未出现大幅减少，由关税量的变化无法论证出“道光萧条”。[429]姚国艳等对明代抽分厂税收的征管主体、课税对象、税率、税管原则与程序、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等法律规定进行研究。[430]邱普艳以道光《厦门志》为基础，探讨清初厦门海关的设立、机构设置、关税征收以及管理等问题。[431]
张松梅利用档案，对明代武官优养概念的提出、优养对象、优养俸额、优养次序及其政治意义、财政意义等逐一考察。[432]雷炳炎探讨了明王朝对罪宗贬废财产的处置，指出普通罪宗庶人、高墙罪宗、花生等违制婚娶宗室子女，给粮标准不一，且不断变化。[433]张森记述了明清时期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管理，讨论了维修建设经费的分摊办法。[434]赖建诚全面评估了1531－1602年间明朝北方边防部队的兵力、粮饷以及中央白银拨款以倍数剧增的情形。[435]陈喜波等继续研究明代北京城的营建石料采办问题。[436]程利英藉由官俸、教育支出考察明代北直隶地方财政支出经费来源，认为存留、起运的不合理比例造成了地方财政的困窘。[437]学术界通常认为海防经费原拨数额为400万两，陈先松据筹拨海防经费的原折，仔细梳理粤海等关四成洋税数额及扣拨款情况，认定海防经费的原拨数额实际只有350多万两。[438]周燕等列举了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军粮政策，凸显其对西藏的重视及捍卫主权的决心。[439]和卫国围绕道光、同治、宣统时期三次海塘大修经费筹集问题，探讨了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以及因此导致的塘工修筑主导权下移，关注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背景下政府治水职能逐步收缩所体现的政府控制问题。[440]刘丹等梳理了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经费来源、筹措方式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地方、乡绅等经费筹措主体力量的变化，强调政府的主导或督导作用。[441]
货币金融。李曰强认为，明初发行大明宝钞主要是从政府财政角度考虑的，而大明宝钞确实为明初统一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442]黄阿明讨论了明代货币比价变动及其影响，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套利经济现象因政治权力的不当介入而丑恶化；他还讨论了伪银流通的状况与危害，认为明代在应对伪银流通方面缺乏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法律惩治措施。[443]王萌详述了康熙朝后期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制的过程，以此观察君主高度专权下清政府中独特的户、内“大小两线财政”的运作、冲突和解决。[444]刘盛全介绍了一枚专为祝寿之用的特制品，“大明弘治年”明代圆形银饼的形制、制作、文字等。[445]尹忠祚简单介绍了明清时期中国混用的日本宽永二年（明熹宗天启五年，1622年）“宽永通宝”铜钱。[446]田文描述了自乾隆始至宣统止清政府在西藏铸造宝藏银币的过程。[447]陈娟对河南博物院所藏咸丰年间的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票面及背书的内容进行了解释。[448]
孔祥毅以系列文章简单介绍了钱铺、银号等“中国银行业的先驱”。[449]刘秋根等以白话小说为中心，对明清钱铺、钱庄、银号在资本组织、资本规模、经营业务等方面的进步进行探讨。[450]石莹分别考察了清前期至1861年开埠前汉口的典当业、钱业、票号业，探究了汉口传统金融业的新变化，注意到传统经济条件下金融行业的脆弱。[451]肖宇解释了与山西票号经营汇兑业相关的本平、余平、银色和平码歌等问题。[452]吴秉坤将查阅到的注明当时银洋价格的契约全部制表，得出道光以降银洋价格的大体趋势，证明清代徽州的银洋价格是随市场变化不断涨跌的。[453]徐晓望梳理了明代福清叶向高家族由宦入商又重返宦途的曲折经历，提出高利贷经营的难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的悖论。[454]晁中辰分析了清前期高利贷活动的特点及高利贷猖獗的原因，认为高额利率吸引各种货币资本投向高利贷领域，严重阻碍了产业资本的扩大，使清代有“康乾盛世”而没有近代工业。[455]俞如先从借贷形式、组织形态、借贷利率等方面研究了清至民国时期闽西的民间借贷。[456]燕红忠等选择清代河套地区的资本运营为研究对象，分析资本产生的前提件及其具体运营过程，揭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在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57]
吕建锁等从历史演化、制度安排和沉浮升降几个方面，对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加以比较。[458]吴秋生归纳了山西票号独特的诚信方式及其对票号兴衰的影响，并用美国COSO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这一内部控制理论体系，系统观察票号的内部控制思想、方式、规定和实践。[459]郑小娟等对15―18世纪的徽州典商进行了研究，并重新解释了明代徽州典商的繁盛景象：在徽商崛起动因中蕴涵着重视货币借贷业之端，明代货币白银化成为典当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宗族势力对于徽典盛状的支撑，时人谈论徽典盛状中应掺有“水分”。[460]王裕明搜集到20份徽州典商分家阄书，据此就徽州典商的活动时空、经营典本及其身份性质诸问题进行论述，指出徽州典商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461]
人口。刘志伟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462]洪武十四年黄册制度实施以后，户帖渐成具文，吴滔却发现，户帖从未远离百姓日常生活，他意图通过户帖保管和使用的情况，探求背后的复杂心态及社会文化机制。[463]施由明以江西为例，从户籍控制、人口流动控制、赋税征收、力役征派等方面分析了明代里甲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利弊得失。[464]石云生辨析了占籍制度与流移人口间的关系，陈述了明代占籍制度从最初用于确定人户种类的黄册制度的附庸，向一种专用于控制流移人口、实现身份认同的制度的嬗变。[465]单丽等引用“石仓文书”考察了田赋“执照”与“产户执照”中的花户，发现“花户”本质上是田赋征收机构统计在册的纳税单位。[466]郑榕以铜山军户社区为例，探讨军户制度与经济发展、地方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考量影响军户身份意识变化的因素。[467]张鑫敏等以江南为例，揭示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各地“原额人丁”的建构过程。[468]
王泉伟根据地方志中男女人口数据，相信明代的男女失衡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469]冯玉新复原出三个不同时间断面的哈密人口规模，揭示其变化过程及规律。[470]吴轶群分析了清代新疆伊犁人口数量与结构（包括经济结构和民族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471]路伟东通过对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的详细考证，认为同治以前，陕甘回民仅占总人口的25％左右，总数不超过800万，至于陕甘两省回民人口众多、尤其甘肃一省回多汉少的惯常认识，与同治年间的西北战争有直接关系。路伟东还讨论了有关清代回民人口的户籍管理问题。[472]龚义龙以数部县志“族姓”资料为依据，判定60－80万是明末清初战乱后巴蜀土著居民口数的最低水平。[473]张士尊利用馆藏档案及相关文献，得出乾隆末年奉天人口基本饱和的结论，进而为移民大规模向北推进寻找事实根据。[474]
杨明辉就明清时期云南人口迁入的原因、历史条件及迁入的主要形式进行论述。[475]范玉春分别考察了明、清、民国时期湖南移民徙居广西的历史过程，探讨了湖南移民在广西的地理分布特征。[476]罗亨江等对明清时期寻乌县的人口迁移就其迁入大概、迁移动因、迁入人口分布格局等进行了分析。[477]曹树基利用《浏阳乡土志·氏族志》，展开浏阳氏族及来源、浏阳氏族与平江、醴陵氏族模式的讨论，以补充洪武大移民史研究，并揭示了“丰城瓦子街”在塑造区域认同上的意义。[478]程皓论证了明代胶东地区人口中四川移民占据高比例的原因，对移民建村时间多自称“洪武二年”提出疑问，分析了土著姓氏攀附讹传对四川移民后裔高比例的重要影响。[479]吴名岗主要以山东省惠民县为例，讨论了明初军户制本身以及清军、勾军被抓的壮丁和战争及勾军产生的大量逃兵，以不同形式成了军事移民的事实，并分析了军事移民的历史贡献。[480]倪雯炜阐述了周洪谟《流民说》的产生背景及被采纳的过程，分析了原杰在荆襄对《流民说》的实践及其效果。[481]胡梦飞分析了明中期荆襄山区流民问题的成因及流民对荆襄山区的开发与影响。[482]李慧慧从流民问题的形成背景、流民运动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入手，探讨正德年间的流民问题。[483]闫娜轲以清代前中期“闯关东”为主的长期移民、黄河改道后多方移民为中心，对清代山东往外移民进行总体性考察。[484]邓孔昭对清代大陆向台湾移民中的女性移民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讨。[485]陈汉元等从大量的民间族谱、碑刻和访谈资料中重现了明清时期大批饶平县人“持续迁台”的场景，并描绘了清代饶平与台湾两地在经济、宗族、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往来。[486]
18世纪末~20世纪中，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娄自昌等归纳了其迁徙方式、特点及政治、经济因素。[487]王万荣分析了从明初持续到清末苗族从川黔滇结合部迁入文山的始迁时间、迁徙阶段、迁徙原因、迁徙路线等。[488]清初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何廷明考察了其移民过程及汉移民对文山发展的贡献。[489]刘永文等描述了明朝“广行招谕”、“多封众建”政策下政府官员、宦官、内地僧人、藏族僧众各类人等进入西藏的不同方式。[490]友珍从开荒垦殖、开设商户、兴办学校、汉藏通婚、帮会组织等角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的活动作了论述。[491]从明嘉靖“倭寇”的大肆侵掠到清初迁界的巨大反复，促成畲民大量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地区，林校生提出“滨海畲族”的概念，认为这是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注意到番薯推广的重要促进作用，分析了畲族文化的若干新质。[492]谭杰叙述了清代以降进入赫哲族聚集区的满族、汉族及俄日朝鲜移民对赫哲族的人口数量、民族成分、文化素质及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的影响。[493]任树民等分系统考察了柳条边“封禁”和“军府制”管理机制背景下清代吉林地区流人的地理分布、生活状态及其贡献。[494]有清一代，伊犁曾先后两次兴起大规模多民族移民开发高潮，赖洪波论述了移民过程、特点、贡献与历史作用。[495]杨银权叙述了清代往新疆遣戍始末、遣犯和流人的安置形式及地域范围，评价了这些特殊移民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496]周学锋简述了清代关于新疆佥妇发送的法律规定、新疆佥妇的生产和生活、放免和入籍，以及佥妇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497]李芳估计了以驻军、屯田及经商留居等主要途径进入新疆的汉民族人口概数。[498]贾伟等梳理了新疆撒拉族迁徙的历史轨迹，描述了新疆撒拉族在迁徙进程中积极调适形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基层政治制度演变。[499]阿音娜勾勒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青藏地区喀尔喀人的活动特点，指出他们在清军入藏、管理青海、发展蒙藏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500]富玉等对18－20世纪阿拉善和硕特旗汉族移民的来源、迁移原因、路线与方式、生活状况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汉族移民对阿拉善传统社会构成的巨大冲击。[501]
消费与旅游。陶德臣分类考察了清至民国茶叶消费主体在消费数量、消费能力、消费层次、消费习惯、消费方式上的特征变化，指出茶叶消费主体消费需求的强力刺激是国内外茶叶市场辉煌的主要内在动力。[502]罗玮选取蒙元服饰中几种重要样式，对其在明代的行用和演变状况进行分析，探究了蒙元服饰遗存在明代广泛存在并呈现出多元化传播状态的原因。[503]李莉莎专业化地考察了明朝对蒙元时期参加宫廷盛宴“质孙宴”穿着的特定服饰——质孙服之一断腰袍的借用。[504]从明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华美高贵，宣花探究其表现、原因及影响。[505]刘衍青从消费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铺排、阔绰的服饰消费描写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商业文化特质，透视了晚明社会的特质。[506]周爱东介绍了明清时期扬州画舫游船及船宴的基本情况。[507]邵万宽认为，明清时期是我国面食文化发展的成熟时期，面点制作工艺达到新的高度。[508]巩天峰解读了明中晚期江南园林的兴盛和园林造物样态的形成。[509]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器大量出现在中东、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穆斯林商人从明代中国大量“定制”运回国内的遗存，谈谭多方论证“定制”说法难以成立。[510]胡安徽从医药书等统计了明代药材造假数量，分析了类型多样、技术较高、范围广泛等药材造假特点。[511]刘志刚剖析了晚明士大夫的旅游资源开发意识与实践。[512]张继娥分析了科举考生的科考旅游、考官的试差旅游的基本情况及其积极影响。[513]
注释：
[1]马涛：《大分流：18世纪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刘逖：《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陈春声等：《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周静：《试析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方行：《清代经济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杜家骥：《概说清朝历史的特点》，《历史教学》2010年第3期；冯尔康：《清代的历史特点》，《历史教学》2010年第18期
[7]陆万昌等：《对明清历史几个争议问题的再认识》，《学理论》2010年第20期。
[8]谢冬水：《人口增长与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制度演化——对明清时期土地经营制度演化的博弈解释》，《财经研究》2010年第12期；《永佃制的结构、演化及对现实的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孟祥晓：《从明代土地和赋税的随意性看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0]王旭：《法律与资源：以清代包头蒙租合同为中心分析规则的变迁》，《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1]张鹏：《论清朝苏州踹布业中布号与踹坊及踹工之关系》，《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2]杨红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形成机制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13]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14]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5]任志强：《论明清时期业权的众业形式——以徽州文书档案为例》，《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6]刘道胜等：《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张明：《清至民国徽州族田地权的双层分化》，《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18]袁婵等：《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约文书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陈思宇：《清代前期广西学田的设置情况及其与教育事业的关系——以1644年至1801年为背景》，《柳州师专学报》2010年第3期。
[20]徐伟红：《清代书院经费管理对独立学院办学的启示》，《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1]崔来廷：《清代书院的社会经济视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2]孙健：《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庙田的来源》，《茂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3]张华：《武当山明代经济来源初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24]张敏等：《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5]赖惠敏：《清代归化城的藏传佛寺与经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6]乌云：《乾隆初年土默特地区寺院香火地亩册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
[27]毛晓阳：《明代公益性助考基金述论》，《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3期。
[28]张小坡：《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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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