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2010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大约发表近200篇论文，出版的著作有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本）[1]、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2]，方健《南宋农业史》[3]，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4]，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5]，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6]，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7]，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8]（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王曾瑜《点滴集》[9]，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10]，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11]，郑颖慧《宋代商业法制研究：基于法律思想视角》[12]。
7月21日至24日“元代漠南城市与经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锡林浩特举行，提交会议论文21篇。8月16至17日“中古时期的日常秩序”国际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涉及宋代经济史论文10余篇。8月19日至21日，“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武汉召开，共收到论文168篇，240余万字，其中“辽、夏、金三代的游牧经济与文化生活”、“10—13世纪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自然灾害与社会救济”3个论坛收到有关辽宋西夏金代经济史、社会生活史论文近40篇。9月13日第十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在渤海大学召开。10月14-18日“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在银川召开，会议收到西夏、元代经济史论文10余篇。11月11日至13日，“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会议收到80余篇论文，其中有元代杭州经济宗教论坛，经济方面文章20余篇。
本年度对10-14世纪的农业、贸易经济、宋元女性经济地位、宋代土地制度、财政等领域有较多关注。本年度宋元城市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
总论任爱君从契丹与鲜卑、蒙古游牧民族历史互证的角度，阐释契丹辽朝前期社会组织形式基本特点与发展特征。[13]张利锁、宫岩认为在辽朝统治者的统治之下，渤海族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14]厉文君认为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是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初次启动，然而这次整体性转型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5]夏宇旭评述了金代猛安谋克组织下契丹人的部民、农耕生活以及他们的赋役情况。[16]杨鹏亮、杨卉青认为在宋代，为了保证契约的履行，规定了相关担保制度，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担保体系。[17]唐德荣指出宋代湘南手工业获得较大进步，尤其以纺织、陶瓷制造业、酿酒业和图书刻印出版较为显著。商贸业繁荣兴盛，税收不断增加和草市镇不断发展。[18]杨建宏认为宋代潭州域区在经济文化上逐渐摆脱汉唐蛮荒地位，成为湘岭剧要、江湖都会。[19]谢湜认为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地区政区变动的曲折历程，全息地反映了地域开发的丰富面相。[20]董伟指出元朝短暂的国祚和元朝所实行的草原本位主义不无关系。[21]李新峰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22]
农业
孙立梅认为统治者的重视及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优秀地方官员的作用、汉文化的传播等文化因素是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的原因。[23]马华阳探讨了两宋时期麦栗等粮食作物种植南移的原因。[24]李文涛认为南宋江南麦作扩大的原因是军事上的需要。朝廷向百姓征收麦租，这是南宋江南麦作扩大的根本原因。[25]吴文涛认为元代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26]马彩霞、袁飞从自然灾害和统治政策两个方面探讨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27]
张国庆讨论了辽代寺院田地的来源，寺田捐施、购买、占有、继承以及争端，寺田上的耕耘者，寺田和寺院园林种植，寺田“产品”的盈余等问题，认为辽代的寺院经济呈现多元化趋势。[28]宋宏飞讨论了北宋田赋制度的变迁及其法律调整。[29]柴鑫认为北宋初年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基本矛盾的产物，而封建土地制度又是这一矛盾的重中之重。[30]王辉认为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虽然导致兼并成风，但兼并的形式不是政治型的大片土地的掠夺，而是经济型的小块土地的买进。农民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松弛。[31]赵欢试图从收益权和所处置权方面来探讨北宋自耕农的产权问题。[32]姜密探讨宋代在官田租佃经营过程中出现诸多的“赁约”、“户帖”等类似的“契约”的缘由。认为宋代“系官田产”上“定额租”和“分成租”的不同选择颇具经济学意义。[33]杨文认为自熙河开边之后，北宋在河湟一带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屯、营田，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逐渐作为商品出现在北宋的经济贸易当中。[34]石瑞丽认为北宋时期，户绝田、广惠仓田、抵当田、折纳田、天荒田、逃田、省庄、圩田、田宅房廊以及官田中栽种的桑枣果木都纳入了招标性出卖的范围。南宋时期，官田招标投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逃户官田、没官田、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再到城空田、户绝房廊，以及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的没入田。官田招标投标的规模可以说是前所未及。[35]罗淑宇指出《明公书判清明集》提供了大量有关涉及土地交易纠纷的判例和信息，从而使人们能够从司法实践上进一步了解宋代土地买卖、典当、租赁的现实情况和特点。[36]
王晓龙认为在宋代提点刑狱司逐渐兼领劝农司、河渠修造、保甲司等机构，因而在地方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控制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刑司等地方机构“一专多能”的职能设置和“双管齐下”的管理模式在宋代“三农”乃至其它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7]柴福珍、石华，元代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主要由社来完成。社长作为社的负责人，在具体执行社的职责时受到当时土地占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38]
肖爱民认为辽朝契丹人牧养牧养牲畜的技术包括对牲畜进行组织、管理和对草原实行循环放牧或区域轮牧两个方面。定居放牧是指牧人定居并建有畜圈，草场按季节轮牧。[39]魏天安人为宋神宗进行寓马于民的改革，大批牧地成为农田，监牧逐渐衰落，至北宋末而瓦解。南宋除杭州御马监外，所建马监均以失败告终，监牧极少，不受重视。[40]张显运认为北宋前期对官马的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孳育、牧场建设、残损官马肢体的处罚等诸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气候地理条件不利而造成的官马不昌的缺憾。[41]张显运认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也有较快发展，不仅满足了当地民户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还为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畜力、畜禽产品，是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2]张显运认为宋代岭南地区牧牛业和家禽饲养业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十分兴盛，猪、羊、犬等小牲畜的饲养较为普遍。在岭南地区农业生产极为落后的情况下，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43]郭军认为元朝对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并且凭借河西丰美的水草大力发展畜牧业，使得河西地区的经济在战乱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44]
王建革认为宋元时期吴淞地区由国家负责一般干河的疏淤。豪强围垦的兴起使官方开始对基层水利界限进行控制。治水官员利用各种措施以增加圩内团结力，以此完成共同修圩之事务。[45]廖寅认为宋代荆湖北路治水工程仍以传统的政府主导为主，而荆湖南路已经明显呈现出以民间强势群体为主导力量的趋势。[46]潘清认为元代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相对达到了新的高度。[47]李艳、谢继忠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军民所依赖的农业生产全靠黑河水灌溉，当地水利灌溉管理严格。[48]马彩霞、袁飞认为导致元代治河成效不大，是元代治河存在统治者重视漕运，忽视治河，治河政策不利，治河官员的任命不利、官员职责不清等弊端所致。[49]
手工业乔迅翔考证和叙述了宋代将作监各组成部门，厘清了主要营造管理机构的功能变迁。[50]曹凛认为曾孝蕴主管发运司粜籴事和担任两浙路转运官期间，为当地船场的质量查检和管理做出了很大贡献。[51]苏勇强分析比较五代北方造纸与江南造纸的发展差异，证明了正是因为北宋初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江南造纸业的发达，才最终成就了北宋开宝《大藏经》在四川地区雕印。[52]侯秀林认为推动辽金时期山西刻书业繁荣的原因在于辽金统治者重视儒学、利用宗教、发展教育，文人辈出以及山西地区特产丰富的地理环境。[53]王光尧通过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再研究，认为成熟汝窑瓷器的生产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的生产时间相同。[54]丁雨认为宋代钧窑铜红釉与铜红彩的创制、分相釉的大量烧制、厚釉的施用等几项最具代表性的工艺创新，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55]唐德荣认为湘南矿冶经济在宋代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历程。[56]章洁莹、陈永明认为江南地区是元代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其手工业发展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57]陈伟明、汤苑芳，对元诗中的有关酒品进行分类，认为大致可分为粮食酒、果酒、花草酒、动物酒等几类。[58]华业庆、刘燕就元代棉花种植的原因及发展作了简要的论述。[59]
城市市镇经济包伟民认为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宋人的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60]张莹认为宋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带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冲破了市民等级束缚，安置了剩余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风气日益奢靡，治安事件相应增多。[61]余小满认为宋代城市化程度显著提高，由此带来了疾疫问题的加剧。城市内建筑密集、排污不畅、水源污染、垃圾堆积、人群拥挤、流民众多，使得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日渐恶化，导致城市内疾疫极易产生并发生蔓延。[62]韩光辉、刘旭、刘业成认为元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城市实行专门化行政管理的都市警巡院和路府治所城市录事司的设置。元代出现了拥有不同职能地位、不同等级规模且名称不同、与州县行政建制平行的独立城市行政建制，不仅是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而且是城市发展史上的辉煌创举，值得深入研究。[63]
韩光辉、林玉军认为10世纪初唐迁都洛阳，原都城长安改建为京兆府城，由此至14世纪中期即元末的460余年中，城市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64]李虎认为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组成，主要是以首都为中心，各沿河州府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列为组群。开封是当时中原城市群的核心。[65]马峰燕认为宋代施渚镇之兴衰是其所在地区交通格局及商业格局之变迁的反映。[66]陈国灿认为绍兴城的发展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宋代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67]吴业国认为两浙路市镇呈现出地域分布的密集化、均匀化特征，是南宋市镇经济兴盛的反映。[68]
马媛媛认为宋代城市居民的消费属于大众性日常品的消费，服务性消费占有很大比重，同时精神消费也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流行起来。[69]李国珍、任仲书指出宋代瓦舍勾栏做为文艺演出的固定场所的出现是我国城市文化生活转入以个新时期的重要标致之一。[70]杜晶、张万鹏认为南宋的饮食业在我国饮食业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1]
交通运输、旅游陈旭认为西夏时期的驿路干道主要有宋夏驿路、西夏至契丹驿路和西夏至回鹘界驿路。为更好地加强内部管理和统治，西夏政权还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驿传制度。[72]尚平认为南宋马纲水运实际上运送的马匹数量有限，弊端重重，且遭到地方官员的反对，因此对水运在马纲运送中的意义不能高估。[73]曹凛认为为了保障漕运安全，南宋朝廷重视对漕运船只的建造、运输和质量查检。东南六路、淮西四路和江西的船场，最具典型。[74]张均雷认为晋江下游的闽东南作为海船制造业中心之一、丝织业中心之一和陶瓷生产外销基地之一，是宋元泉州港长期繁荣的重要经济条件。[75]武小平认为元代开辟海运在路线、管理等方面都与太仓有密切联系。由于太仓在海运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成熟，为明初郑和由此下西洋准备了条件。[76]
顼丽娟认为受辽金时期发达的宗教文化的影响，西京大同地区曾产生过十分显著的宗教旅游现象。[77]陈雪芝认为佛教给宋代旅游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78]唐代剑、甘云飞认为对宋代乡村旅店进行探索，有益于更好的了解宋代人口移动的风貌，更客观的感知宋代旅游业发展的状况。[79]鲍新山、张建融认为宋代杭州的节庆旅游活动是一项融旅游、观光、购物、休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游乐活动。[80]鲍新山认为元代杭州旅游业得到了继续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元代杭州的景区建设和维护继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众多，海外游客进一步增加。[81]
贸易经济唐晔认为宋政府采取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一系列措施对国内耕牛贸易进行了干预，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耕牛贸易，为保证小农维持再生产和社会的基本稳定提供了必要前提。[82]魏华仙认为宋政府在节日习俗、节日消费风气等方面起了有益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扮演了消费者、经营者、决策者、组织者等多重角色。[83]杜建录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的榷场机构设置、交易货物、商税征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84]陈国灿认为南宋农村集市贸易的兴盛，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的一种自我调节，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85]吕友者试图从旅游业、参与群体、市场机制与海外贸易网络形成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临安书画市场的繁荣原因。[86]张洁认为政府的介入和管理成为宋代象牙贸易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87]张崟、任仲书认为宋代商标的使用，既维护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也有利于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88]石瑞丽认为宋代的招标投标是政府与投标人之间的经济行为。招标投标制度的程序非常规范，大致可分为招标、投标、评标和定标四个环节。[89]杨卉青认为宋代中介牙人制度的完备成为宋代契约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90]
朱文慧、范立舟认为入宋以后的广西少战乱，社会较为安定。农业、手工业、坑冶业、商业都比前代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经济发展特点为广西在宋代展开对外贸易提供了条件。[91]裴一、璞唐、春生认为宋廷在四川设置完备的市马机构，并对贸易规格、流程诸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四川市马民族繁多，马匹种类、良莠亦各异。[92]朱文慧认为宋代广南西路的对外贸易进入其地区发展史上的繁盛时期。[93]杨永兵认为宋代买扑盐业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向社会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商品——食盐。[94]秦开凤认为巨大的需求量使墨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市场化的前提下，宋代墨的价格差异悬殊，这与产品质量、供求关系及消费偏好有关。[95]夏时华认为宋代外来香药大量供应、香药知识文化积淀、上层社会富裕的经济条件、奢侈的生活习惯等共同促进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96]温月娜从宋代从事行滥贸易商人的特征、政治经济因素和社会风气分析其盛行的原因。[97]朱文慧、王元林认为南宋广南西路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尤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为其典型代表。[98]吴海涛认为宋元时期的战乱，淮河流域原本正常的商贸往来变为非正常商贸，借此可看出当时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盛衰轨迹。[99]刘政认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100]
赵永春、厉永平认为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是在女真与辽朝朝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既向辽朝朝贡又向高丽朝贡的性质。[101]李建钢、王越认为宋元时期中日间贸易往来以民间的私人贸易为主要形式，规模空前。[102]黄晓宏认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一度繁荣，陶器贸易遍及亚、非、欧、美、澳等各大洲。[103]刘文波认为宋元时期泉州无论是农业经济、工商经济，还是民众的观念习俗，都发生明显的转变，促使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104]周霞认为山东半岛是元朝与高丽进行官方、民间商业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105]陈少丰认为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与其在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106]谢筱婷认为元代回回商人主导的珠宝玉石贸易，一方面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又丰富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107]
财政刘云认为宋代的户帖是产税文书，也是宋代赋役推排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不是纳税通知书，其使用范围较广，涵盖了民田、官田、寺观产业以及房屋与宅地等。[108]耿振东对北宋士人对轻重学说中的“利出一孔”论重新作出阐释，对其垄断、抑商等特性结合北宋现实作出完善与修正，且提出了更合理的“权商贾”理论。轻重学说没有受到南宋士人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会子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为政府理财的轻重敛散之术。[109]董春林认为北宋167年间，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110]
王晓龙、贾秋莹认为从征收经总制钱到政府购买，再到检查财务账籍，提刑司在宋代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管理等环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刑司财权的增加，促进了地方财权的分化和互相监督，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111]王红信认为提点刑狱司参与了宋朝一部分财政的管理。对封桩、无额上供、经总制钱物、常平广惠之入具有拘催和管理的权限。[112]吴业国认为北宋徽宗时期讲议司的两次设置，体现了徽宗的理想和蔡京的施政抱负，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之形成的大批财务官僚，对南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13]张洪新认为宋代县级赋税征收是在县级长官、佐官、各案公吏、各色乡役通力协作下完成的。乡司在宋代县级赋税征收过程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文书、账簿体系等。[114]钟行明探讨了元代漕运管理机构的设置过程、官员设置及运作，并分析了漕运管理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其原因。[115]
王红花探讨了宋代淮盐生产中，在兴复盐课、大秤斤重、对亭户生活的安恤、提供资金支持、兴修水利、严格实行盐官制度等方面得到的政策扶持。[116]王丽丽认为宋代私盐泛滥的原因主要有苛重的封建剥削、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以及经济利益的驱使。[117]李三谋认为金朝对河东盐（解盐）的管理，初期多循辽之旧规，其后多仿宋制。盐课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18]吴树国认为蔡京茶法改革脱胎于贴射法的母体，体现了贴射法的制度精神，并在贴射法的再造和突破中，最终确立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专卖的制度走向。[119]杨印民认为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120]
吴树国认为杂税在宋代经历了多税种的杂变之赋、单一性杂税及与新杂税并存三个阶段。[121]姚轩鸽认为王安石财税变法的流产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财税变法挑战了财税治理的终极目的，无视人道自由原则，违背了平等人权原则。[122]姚轩鸽认为西夏王朝的横征暴敛是其专制本性的必然逻辑，背离捐税终极目的就成为一切专制捐税制与生俱来的宿命。[123]顾寅森认为元代北方民户并非只纳丁税，而是或纳丁税或纳地税（只纳一种）。并对丁税税额进行了考订。[124]陈广恩认为“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125]
货币金融宋香川认为宋代的货币流通明显地表现为货币的沉淀、货币在各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和货币总量的季节性变化等三个特点。[126]陈雍、熊燕军认为北宋“钱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铜钱的价格低于自身内在价值。[127]杨惠玲、尚明瑞认为宋元时期藏区除在与中原交界的藏汉杂居地区商品交换中使用钱币外，藏区主要通行粮食、牛马牲畜、布匹、盐等实物货币和金、银等金属货币。[128]
王海宝认为宋代铜钱外流现象十分猖獗，四川处于宋朝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接壤，北宋政府将该地区作为铁钱行用区，以隔断铜钱的外流通道。[129]李小萍试图从宋代的入中制度、专卖市舶制度、税收制度、上供制度等国家财政问题的角度入手，对南京出土金银铤的来源、出土地点、铸造机构、货币性质等问题加以重新审视。[130]左平指出不仅徽宗时期，而且太宗、神宗、高宗、孝宗时期都曾铸造和流通夹锡钱。[131]毛宏跃分析了交钞产生、流通、消亡的原因以及对金朝的影响。[132]
李文艳、苏志龙认为南宋纸币的造伪与禁伪是南宋经济史上的重要一页。[133]方洁认为元代制定的钞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流通。[134]周爱萍认为元代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较为完备的纸币反假法律条文，严惩印造、变造纸币。[135]
人口吴松弟认为宋代乃至元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长，凡经济发达区域都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而不发达区域的人口密度都比较低。在这种人口-经济模式的控制下，发达地区因人力的易得和低廉、不发达地区因经济文化水平较低，都不利于节省或替代劳动力的装置的发明与推广，因此中国未能像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那样在生产领域广泛使用水力和风力驱动的机器。[136]
郭志安、张春生认为北宋时期，地处黄河下游沿岸的河北地区，在黄河水灾的不断影响下，长期呈现出一种人口大量外迁的局面，给北宋河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促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137]刘倩认为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极大推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138]龙登高认为移民的技能、资本在城镇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工商服务业，在农村进入土地交易与租佃市场，移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与开拓意识，都促进了南宋江南各类市场的发展。[139]王宝平认为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移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140]
社会阶层高立迎认为宋代婚姻商品化的直接受益者是女性，使其在娘家有了更多的财产继承权，在婆家享有了更多的家庭参与权甚至管理权，这些权益还得到了法律的保障。[141]战秀梅认为宋代普通家庭的妇女广泛参与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活动。[142]范梦从宋代下层妇女教育、职业生活、公共生活三个方面评价宋代妇女的历史地位问题。[143]崔碧茹以寡妻和寡母为例，分析了宋代官方和社会对这两种不同身份女性在家庭财政处分权方面的不同要求，以及这种差别背后的社会原因。[144]李娜认为在经济生活中，西夏妇女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拥有特殊的经济权力。[145]王水根、吕永认为妾通过遗嘱方式来继承夫产或参与夫家财产的分割在宋代明显增多。除此而外，现实中妾还可以通过独立劳动、夫赠等其他途径拥有和处置私产。[146]郭琳考察宋代女使在人身权、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方面的真实待遇。[147]宋立恒认为金代奴婢问题关系到对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对学界已讨论的五个问题作了新的阐释。[148]
胡成华认为在南宋赣南的乡村社会中，地主豪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与民众、官府的关系极其复杂。[149]王新英对金代石刻刻工的镌名用意、称谓、身份构成及作业方式等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考述。[150]
环境史程佩考证了北宋以前及北宋时期黄河流域植被破坏的情况和由水土流失加剧导致的河沙的加速淤积，揭示出当时黄河屡决屡泛的根本原因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151]郭志安等认为北宋时期除了大量的湖泊被淤填或冲毁外，黄河水患的频繁发生，也对河北境内的水道运输造成了严重损毁，并导致河北境内的水文环境进一步恶化。[152]
金勇强认为北宋西北地区的屯田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153]张田芳认为宋夏对峙秦陇地区被推到了战争的最前沿，宋廷在此大修堡寨进行防御，由经济型的利用转成军事掠夺式的砍伐，并使这一带的生态系统惨遭破坏。[154]
张雨潇、张略钊认为宋代以降，北方气候日趋寒冷，这一气候变化进程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155]武玉环认为金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其鲜明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特点，并且呈现出灾害越来越频繁、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和数灾并发的规律性特征，而且还表现出逐步蔓延、不断扩大的趋势。[156]
孙冬虎探讨了元代大都地区关于行道树与经济林的种植和保护、皇家苑囿内的动植物保护、禁猎区的设置与动物保护等涉及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157]
荒政、社会救济方世勇介绍了辽朝防治水灾的政府职能设置以及灾前防御、灾时赈济、灾后安抚方面的措施，并认为认为辽朝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灾荒赈恤体系。[158]李华瑞认为北宋的救荒措施及仓廪制度集汉唐以来之大成。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159]李华瑞认为宋代“劝分”救荒，经历了一个由自愿到强制的过程。[160]郭文佳认为宋代用于灾害救助的资金主要有常平钱米、三司与户部资金、内藏库、朝廷封桩钱物、上供米和军粮以及地方的省仓等，它们是宋代灾害救助的主要资金来源。[161]张福运认为为提高救灾成效，宋代有识之士提出及时与就地赈济的减灾思想，但因宋代资源的匮乏与政府支付能力的局限，制约了荒政思想的发挥。[162]张维对宋代地震以及官方的赈济政策做了探讨。[163]王楠认为祈雨给宋代统治者带来的诸多政治利益，更使其对之趋之若鹜。[164]武玉环认为金朝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重农思想、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165]武玉环认为金代的防灾救灾措施，对于预防自然灾害、抗灾救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66]
其他李丽新认为契丹族对酒的生产与管理有着独特的方式，契丹族的饮酒用品同草原游牧生活息息相关，辽代酒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7]
邱志诚认为宋代农书达140多种，内容涵盖气象、农具、水利、粮食及经济作物、园艺、蚕桑、虫害防治、畜牧兽医等个方面。[168]
刚继斌认为北宋仁宗时期开封府检校库建立之后，孤幼检校才走上制度化建设的道路。[169]
宫超认为通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手段，维护了军事后勤供应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宋代军队的正常运转。[170]王玉朋指出元朝为西南地区用兵筹措军粮，采取了征用百姓将粮食调运至西南地区、在西南地区开展屯田缓解供应压力、通过赋税的转移与增收来增加西南地区税粮收入和购买粮食的本钱、采用入中法解决边粮的运输问题等四项措施。[171]
杨志刚、杨静玲认为元政府对外拓展和开放及海外贸易的繁荣等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回族科技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机会和条件。[172]
注释：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5]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6]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9]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
[11] 中华书局2010年版。
[12]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3] 《游牧封建制观点与民族文化共生现象的基本阐释——关于契丹辽朝前期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思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 《辽代辽河流域渤海人的社会状况》，《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
[15] 《宋代的经济开发与社会转型考略》，《铜仁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6] 《略述金代猛安谋克组织下契丹人的经济生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7] 《宋代契约担保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8] 《宋代湘南手工业的发展与商贸业的荣盛》，《求索》2010年第4期。
[19] 《论宋代潭州区域的社会变迁——以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为视域》，《长沙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0]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地域开发与政区沿革》，《史林》2010年第5期。
[21] 《元朝的“草原本位主义”及其影响》，《安顺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2]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23] 《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4] 《宋代麦粟种植的南下及原因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1期。
[25] 《宋代江南麦作几个问题的探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10期。
[26]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7] 《小议制约元代河南江北行省农业发展的两大因素》，《成功（教育）》2010年第8期。
[28] 《辽代的寺田及相关问题探究》，《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29] 《论北宋的田赋制度管理及法律调整》，《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30] 《从封建土地制度变迁看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1] 《北宋“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政策新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32] 《浅析北宋自耕农土地的产权问题》，《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年第9期。
[33] 《宋代官田契约租佃制及地租选择的经济学意义》，《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34]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官营榷场贸易及土地买卖政策》，《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5] 《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兰州学刊》，2010年第2期。
[36] 《从《明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土地交易制度》，《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期。
[37] 《论宋代提点刑狱司在地方“三农”事务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8] 《元代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9] 《辽朝契丹人牧养牲畜技术探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0] 《宋代监牧制度及其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1] 《浅析北宋前期官营牧马业的兴盛及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2] 《试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43] 《宋代岭南地区畜牧业简论》，《农业考古》2010年第6期。
[44] 《元代河西地区屯牧述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1期。
[45] 《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6] 《宋代民间强势力量与治水工程研究——以荆湖南、北路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10年第5期。
[47] 《元代太湖流域水利治理述论》，《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48]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的水利管理和纠纷》，《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1期
[49] 《小议元代治河》，《滁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0] 《宋代将作监构成考述》，《华中建筑》2010年第10期。
[51] 《北宋船场的质量查检和管理》，《中国船检》2010年第1期
[52] 《五代南方造纸业与北宋“开宝藏”雕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53] 《辽金时期山西刻书业繁荣的原因》，《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54] 《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代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5期。
[55] 《宋代钧窑的工艺创新》，2010年第3期。
[56] 《宋代湘南矿冶业兴衰论略》，《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7] 《略论元代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8] 《从元诗看元代酒文化》，《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9] 《论元代植棉业发展的原因及影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60] 《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61] 《论宋代城市发展及其影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62] 《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63] 《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地理学报》12
[64] 《10至14世纪中期京兆府城城市行政管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65] 《论开封在北宋时期中原城镇体系中的职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
[66] 《宋代施渚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67] 《略论南宋时期绍兴城的发展与演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68] 《南宋两浙路的市镇发展》，《史林》2010年第1期。
[69] 《试论宋代市民消费的特点》，《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14期。
[70] 《宋代瓦舍勾栏研究》，《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年第11期。
[71] 《试论南宋临安饮食业的繁荣及其原因》，《传承》2010年第24期。
[72] 《西夏驿路与驿传制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3] 《南宋马纲水运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4] 《南宋内河漕运船建造与检验》，《中国船检》2010年第7期。
[75] 《解码宋元时期的泉州古港》，《中国水运》2010年第11期。
[76] 《江苏太仓与元代海远》，《江苏商论》2010年第5期。
[77] 《辽金时期西京大同地区宗教旅游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8月。
[78] 《浅析佛教对宋代旅游的影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9] 《宋代乡村旅店业探析》，《江苏商论》2010年第1期。
[80] 《宋代杭州的节庆旅游》，《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
[81] 《试论元代杭州的旅游业》，《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3期。
[82] 《宋代政府对耕牛贸易的干预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83] 《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84] 《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85]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86] 《浅析南宋时期临安书画市场繁荣的原因》，《美与时代（下）》2010年第7期。
[87] 《宋代象牙贸易及流通过程研究》，《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88] 《宋代商标及其使用研究》，《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89] 《简述宋代招标投标制度的程序》，《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
[90] 《宋代契约中介“牙人”法律制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1] 《对外贸易视角下宋代广南西路经济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92] 《宋代四川与少数民族市马交易考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3] 《试论宋代广南西路对外贸易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94] 《宋代的买扑盐业》，《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5] 《论宋代墨的商品性消费》，《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96] 《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97] 《浅析宋代“行滥”盛行的原因》，《科教文汇（上旬刊）》2010年第10期。
[98] 《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99] 《简述宋元时期淮河流域商贸的变化》，《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00] 《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01] 《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2期
[102] 《宋元时期中日贸易的特点》，《华章》2010年第1期。
[103] 《浅谈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丝绸之路》2010年第14期。
[104] 《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变迁与海外贸易——兼析泉州古代经济发展之路》，《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05] 《元朝时期的山东半岛在与高丽海上商贸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06] 《泉州与宋代朝贡》，《沧桑》2010年第2期
[107] 《元代回回商人与西域珠宝的输入》，《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年第7期。
[108] 《税役文书与社会控制:宋代户帖制度新探》，《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09] 《轻重学说在宋代的接受与实践》，2010年第3期。
[110]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
[111] 《宋代路级机构财政职能考论——基于提点刑狱司的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12] 《宋代提刑司的财政职责》，《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
[113] 《讲议司与北宋晚期政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14] 《宋代县级政府赋税征收体制及其特点》，《法制与经济（下旬）》2010年第3期。
[115] 《元代漕运管理机构及其空间分布》，《建筑与文化》2010年第8期。
[116] 《试述宋代淮盐生产中的政策扶持》，《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简述宋代对淮盐生产的政策扶持》《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7] 《略论宋代社会私盐泛滥的原因及影响》，《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3期。
[118] 《金代的解盐经济》，《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19] 《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120]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21] 《宋代杂税演进考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22] 《王安石财税变法流产根本原因探析》，《阴山学刊》2010年第2期。
[123] 《西夏王朝捐税制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24] 《元代北方税粮制度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25] 《“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26] 《浅析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127] 《铜钱贬值与政府贮藏:北宋“钱荒”原因再探》，《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28] 《论宋元时期藏区通行的货币》，《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
[129] 《北宋川蜀地区铁钱盛行的原因探究》，《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30] 《南宋金银货币新发现新探索》，《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2010年版。
[131] 《宋代夹锡钱流通时期浅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32] 《金代纸币流通探析》，《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5期。
[133] 《简论南宋纸币的造伪与禁伪》，《衡水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34] 《由格尔木出土的纸币看元代钞法》，《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35] 《元代纸币的防伪》，《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36] 《从人口为主要动力看宋代经济发展的限度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
[137] 《略论黄河水患影响下北宋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38] 《从〈元丰九域志〉看北宋江南社会》，《才智》2010年第1期
[139] 《南宋江南市场的移民因素》，《浙江学刊》2010年第3期。
[140] 《试析宋代人口南迁及其对南方的影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1] 《从厚嫁风看婚姻商品化对宋代妇女地位的影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42] 《宋代妇女经济活动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43] 《宋代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44] 《宋代女性的经济活动:以地产买卖与契约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45] 《论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天盛律令〉为中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6] 《宋代妾之财产权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47] 《宋代女使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的考察》，《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48] 《关于金代奴婢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4期。
[149] 《南宋赣南的豪强与地方社会》，《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0期。
[150] 《金代石刻刻工考略》，《博物馆研究》2010年第1期。
[151] 《北宋黄河泥沙的淤积及其危害问题初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52] 《略论北宋黄河水患下的河北水环境变迁》，《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53] 《军事屯田背景下北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古今农业》2010年第1期
[154] 《浅析北宋对秦陇林业的开发》，《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期。
[155] 《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56] 《金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157] 《论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58] 《从水灾防治看辽代的赈恤机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5
[159] 《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2010年第6期。
[160] 《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61] 《论宋代政府赈灾的资金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162] 《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财经大学学》2010年第3期。
[163] 《宋代地震及官方赈济政策研究》，《四川地震》2010年第2期。
[164] 《宋代祈雨考》，《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65] 《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166] 《金代的防灾救灾措施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67] 《从考古发现看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8] 《宋代农书考论》，《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
[169] 《宋代检校制度考析──立足于法律视角的经济制度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1期
[170] 《宋代军需粮草管理中的惩罚制度探究》，《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71] 《元朝西南军粮的筹措》，《中国市场》2010年第14期。
[172] 《试探元代回回科技成就辉煌的原因》，《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