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涉及到三个层面：经济的、生态的和政治的。
先来看看经济层面，这将是本文最为关切的问题。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利润实现危机——无法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即无法以利润形式实现从工人的劳动中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新自由主义最初可被看作是通过攻击劳工、抛弃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凯恩斯主义共识”（相对高的社会福利开支、强大的工会团体以及劳资合作）的方式来解决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一种尝试。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在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里，利润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终得到了恢复。
然而，资本主义在恢复利润方面的成功——部分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却由于低工资和低投入而引发了一场潜在的利润实现危机。工资的大幅下降限制了消费，迫使工人求助于增加借贷。而对有形资本投入的急剧减少则是与赌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的，利润被引入金融资产的投机之中。在过去的20年间，尽管经济基本状况弱化，但美国经济的快速金融化借助各种财富效应以及债务信贷刺激了需求的提升。不过，靠债务带动的增长最终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从2007年夏天开始，这一解决方案也瓦解了，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系统性危机，堪比经济大萧条——要不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缓和了这场经济衰退的严重性的话。现在，随着债务累累的金融机制的崩溃，并不清楚这些国家政策如何才能够克服这场利润实现危机。
其次考虑一下生态层面。恢复经济的各项努力一直集中在用高消费来维持增长和就业。总以为用神奇的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效，就能继续像以前那样的消费。但现如今，增长的各种生态制约在科学上已得到了确认，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复到以往那些手段了。为了保护环境，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是零或低于、等于“环境生产力”的增长率。然而要使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期望，就必须确保较高的就业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而后者显然是同资本主义矛盾的。
最后，目前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在危机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失业率和不平等的增加，如同20年前东欧的转型危机一样，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不满。因此，存在着实施激进改革的空间，但左翼尚未对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
下文将把讨论重点集中在欧洲（西欧和东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不过，鉴于经济危机不可能与同时发生的环境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完全分开，因此，最后在提及各种可能的政治反应时，将会重新述及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其他层面。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积累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中的流行做法是撤消对劳动力、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管制。促成这种撤消管制的是原苏联和东欧的转型，转型开辟了各种新市场，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减轻了西方福利国家维持劳动公众体面生活的压力。
结果正如劳动力在全球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长期下降所显示的那样，劳工的议价能力出现显著下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这种全球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藏匿在其背后的则是如下这个事实，即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的各种高额补偿也是被包括在“工资总收入”内的。由于这些阶层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因此收入的阶级基础的偷换，要比数据所显示的更具有欺骗性。
劳工力量在此期间的不断下降使得利润幅度得到了不断提升，从而促成了利润率的恢复。新自由主义时代也为跨国公司——尤其是金融业的跨国公司——带来了较高的全球利润。
金融业利润在很多方面取代了实体生产利润。随着金融业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厂商的投资行为越来越受到股东价值取向的影响。管理行为也发生了从“维持和再投资”到“精简和再分配”的转变。各种薪酬方案都建立在短期盈利能力的基础上，管理的目标转向了股东利益。金融市场的不受管制和投资者的压力，催生了一种主张购买资产而非创造资产的偏见。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大多数努力都偏向于维持对动荡金融市场的信心。
解除对市场的各种管制，主要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因此，利润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较高的利润并未自动地转化为较高的投资。尽管许多国家实现了较高的利润率并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商业环境，但经济增长率却远远低于各自的历史趋势。在一个解除管制的金融环境里，让资本家放弃期短利高的金融投机选择而参与长期的、不可更改的和不确定的实体投资，那是不合理的。
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不断下降和实际工资的停滞不前始终是一场利润实现危机的一个潜在根源。只有对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形成了足够的有效需求，利润才又可能得以实现。然而，鉴于来自利润收入的开支要相对低于来自工资收入的开支（1美元从工人转到资本家手里，总的消费开支就会减少），劳动者购买力的下降对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进一步抑制了投资，因为投资取决于对产品的需求。
各种金融创新似乎为利润实现危机提供了一项短期的解决办法：债务带动的消费增长。当然，要是没有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那么这种债务带动的增长模式将是不必要的。在美国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家庭债务急剧增加。抵押贷款债务的增加和房价的上涨是相辅相成的。增值的住房财富又用来充当更多债务的抵押品，而靠贷款得来的资金随后则刺激了消费和增长，从而维持了高利润率。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尽管低于20世纪60年代，但却为一次长期“扩张”奠定了基础，这一扩张的特征是有利润却没有投资，有增长却没有就业，而金融脆弱性则不断加剧。举债消费虽说也许能刺激增长，但欠债总是要还的。由于债务水平较高，经济体在信贷市场上面临潜在冲击的这种脆弱性也随之增加了。
撤消金融市场监管以及由此产生的在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债务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方面的各种创新，推动了这种债务带动增长模式。银行资本的数量原本是有限的，但这些创新——与银行的“放款加转售”模式相结合——却成倍地增加了银行可放信贷的数量。银行家所赚取的各种收入（补贴、奖金）、银行收取的佣金、首席执行官的高额报酬（因银行利润较高），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佣金，这一切都成了负面诱因——养成短视习惯，无视这种银行模式的各种风险。即便次贷市场的拖欠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不被看作是一大问题。这些贷款大多以享有较高信用评级的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形式出售给了其他投资者，一旦发生拖欠，这些房子就可能被收回。但只要房价不断上涨，这对债权人而言仍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
但这种银行模式是极其危险的，是一枚必定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次贷市场的危机最终引爆了这枚炸弹。先是债务抵押债券市场，接着是银行同业市场，最终则是全球范围内整个信贷市场陷入崩溃。
为何这枚炸弹拖了那么久才爆炸，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各种预期的内在演化（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随着债务带动增长模式带来了较高的短期增长和利润，滋生并激励了乐观主义心态。于是，各种风险愈发被低估，甚至包括那些开始持保守立场的人士。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有些人即便看到了这样的风险，但他们要想保住自己作为经纪人、银行家或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也不得不采取冒险的立场。就在2007年7月经济大崩溃之前的几周，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曾说过：“当音乐停下时，就流动性而言，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但只要音乐仍在继续，你就必须起身跳舞。我们现在依旧在跳舞。”当冲击到来时，信贷紧缩和债务带动增长模式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不难想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能对最终扼杀总需求的这种不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做出应对的话，那么一场危机原本可能已被避免了。不过，对全球决策过程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全球权势精英是不会同意这一解决方案的。他们都指望“软借贷”能在不触及分配的情况下消除泡沫。
债务带动的消费模式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GDP的6％。这个赤字是靠诸如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诸如中国和韩国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的盈余来融资的。在德国和日本，由于工资水平降低，才能使经常项目盈余以及资本随之外流至美国，这就抑制了国内消费并助长了出口，这又是分配危机的一个结果。
在诸如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里，亚洲和拉美危机的经验教训促成了一项政策，即积累外汇储备，防范资本投机性外流。在这里，国际层面的不平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性和波动性的威胁，这些国家将经常项目盈余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而不是为本国的发展计划融资。
在欧洲，德国推行强有力的工资节制措施造成了西欧内部以及东欧与西欧之间的进一步失衡。在西欧，由于缺乏综合性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在诸如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造成了生产成本（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与生产率脱钩）的上涨。因此，德国、奥地利、荷兰和芬兰保持较高的经常项目盈余，而欧盟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则不断增加。由于从欧洲跨国公司的国际供应商那里大量进口以及这些外国投资者享有着高额利润，东欧较低的工资水平也没有将各国从较高的经常项目赤字中解救出来。
西欧经济萎靡不振
虽然这场危机源于美国，但对欧洲的影响始终很大，部分是由于美国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规模较大和速度较快。据2010年3月的《经合组织经济展望》所显示，2009年，美国的GDP下降了2.6%，而欧元区下降了4％，英国则下降4.9%。英国正在经受一场较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和家庭债务。欧元区内部的前景也是相当不同的。德国和意大利的GDP在2009年下降了5%，而法国只下降了2.6％。
西欧的欧盟成员国也有着不同的脆弱性根源。由于出口市场萎缩，德国正遭受着新重商主义战略——增长基于工资水平不升反降的出口市场之上——所带来的灾祸：国内需求长期停滞不前。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如今看来是有害的，因为金融投资者正在要求提高利率，以此作为购买这些国家政府债券的交换条件。这甚至使欧元的稳定都成了问题。
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也限制了其应对这些冲击的能力。鉴于银行在东欧过度扩张，奥地利正在支付高额息差。爱尔兰有着超比例的庞大银行业，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而西班牙也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建筑业的萎缩，预计它们都将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之中，而逆转的能力则相当有限。
随着这场危机爆发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实行减薪，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从2010年开始断然下调实际工资。特别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在欧盟和金融市场的打压之下，正在被迫大幅削减实际工资来提升各自的竞争力，以此作为一项全面休克疗法的一部分。失业率在急剧而持续地增加，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扩大可能使工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劳工议价能力的大幅下降。
日本的例子表明，在一次通货紧缩危机（或者一次持久的经济衰退）的初期，劳工的收入份额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略有增加，但随着经济的衰退和通缩的持续，甚至连名义工资也开始下降。例如，日本的工资份额在1992－2007年间下降了8.9%。
在东欧，工资的下降也将进一步对西欧的提薪带来了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而且影响对于不同的劳工群体也将是不同的。临时工人首先失去工作，而较熟练工人则会被保留。可是，在汽车、五金和金融等行业的一些技术工人已受到了影响。此外，政府未来对社会开支的削减也将不对称地影响到劳工群体，给妇女的无偿家务工作造成额外负担。
2009年，英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大幅度增加，而且当时就预计2010年的失业率还会进一步增加。爱尔兰和西班牙出现了特别高的失业率增幅。总体而言，相比发展中国家，许多西欧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财政能力更好地经受住了这种冲击。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支持，长期的经济衰退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这些经济体也许已经触底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也许无法“爬起来”，而且也不排除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东欧经济放缓
现在看来，早先有关东欧与西欧脱钩的乐观论调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欧的根本问题是过度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当这种流入因这场危机而逆转时，灾难就会尾随而至。因此，东欧的新兴市场已受到信贷崩溃、资本外流以及货币危机的严重影响。在经受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冲击和10年的重建之后，这些国家再一次面临融入全球市场的种种代价。
这场危机与通常的繁荣－萧条周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虽然它发端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但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各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而且将会变得更加严重。而这样的信贷紧缩也是全球性的，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在典型萧条和货币贬值之后出现资金流入。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而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这是繁荣－萧条周期的一个常见结果，而这场危机却只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效果，却没有任何刺激需求的正面效果。主要以外币支付的债务带动消费和家庭债务的增长幅度，已经使得这场危机变得更为严重，而且要是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的话，债务负担也将会进一步增加，从而加深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全球需求放缓，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减少，有价证券投资外流，汇款收缩以及信贷崩溃，所有这些正在影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但积累起来的不平衡程度将决定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影响深度。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要比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更容易遭受经济损失。不过即便是后者，也正在遭受全球需求放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少之痛。
汇款数量的减少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和汽车行业危险的专业化——尤其在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也已证明是重大风险。由于多样化的市场和庞大的国内经济，而且贸易量在GDP中的占比较低，波兰是唯一处于经济停滞而不是经济衰退的国家。无论斯洛伐克还是斯洛文尼亚，通过采用欧元这种方式都已避开了货币市场的动荡。但它们的问题是将永久性地丧失国际竞争力，因为其竞争对手正在纷纷使各自的货币贬值。
有人认为，通过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种消灭赤字的主要融资渠道，东欧各国在经常项目赤字上就不会遇到瓶颈，这种想法显然是一个神话。诚然，外国直接投资的势头仍然要比其他资本流入方式更为强劲，但在2009年第一季度，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0％－80％，跌至2001 2002年间的水平。虽说由于经济放缓导致进口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也正在下降，但外国直接投资为赤字融资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参与融资，而且也造成了各种经常项目赤字。该地区平均利润汇出率一直为70％，而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已大体相当于或者少于被汇出的利润。
东欧所出现的情况与东亚和拉美危机所表现出的情况具有一大区别，那就是东欧国家有赖于在该地区具有长期战略的发达国家银行。然而，鉴于整个信贷市场的紧缩，发达国家银行维持该地区信贷的能力如今已被耗尽了。西欧国家自身的举债需求也为有限的全球资金创造了竞争性的投资机会。东欧货币贬值，加之经济衰退，将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并进一步影响到西欧国家银行派驻东欧分支机构的决策。
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的货币是与欧元挂钩的，一旦它们无法维持盯住汇率，那就会发生更大的贬值，并在该地区引发进一步的传染效应。例如，由于害怕贷款违约率走高，瑞典设在波罗的海国家的银行以及奥地利设在保加利亚的银行正在与东道国政府一起尽力维护盯住汇率并避免贬值。当地政府也力挺盯住汇率。然而，在现有政策框架下维持估值过高的固定汇率，将会以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为代价，这将造成真正的贬值。应对机制看来就是大规模减薪，如同拉脱维亚那样。
随着货币危机之后而来的是胡乱贬值的各种后果，这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分配后果，在亚洲和拉美危机期间，情形就是这样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只是买入较少的外币，那么进口就变得更加昂贵。如果经济依赖进口，那么货币贬值反过来将导致通货膨胀。与富人相比，工人为这种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迄今为止，折旧率一直是适度的，而通货膨胀因通货紧缩环境和商品价格下降而被得以抑制。不过，两者在未来可能都会变得更加严重。在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内，失业人数已明显增加了，增幅最厉害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在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和捷克，实际工资已经下降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所实施的紧缩计划将进一步加剧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各种压力。
在东欧各经济体中，GDP、就业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记录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令人震惊的：先是转型造成的一次衰退，随后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增长和工资上的收益也不引人注目。就业率充其量是停滞不前的，在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匈牙利甚至是下降的，实际工资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是驻足不前的，而在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甚至是下降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总体上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在罗马尼亚，即使实际工资的增长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它从未赶上生产率的提高。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说得过去的资产负债表。
倒行逆施的政策响应
所有发达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拯救行动对这场危机作出了反应。货币政策工具被调动起来；确立了以担保私人存款、国家注资银行，甚至收归国有和购买“有毒资产”为形式的金融拯救一揽子计划；启动了以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开支、补贴消费者（减税和税收转移）、刺激企业（企业减税和行业补贴）为形式的各种财政拯救一揽子计划。美国财政刺激的规模是最大的——即使仍不足以满足需要——而欧洲的各种努力在规模上则小得多（就GDP占比而言）。
总的来说，财政措施始终是相对不足的。在32个国家里，2009年的经济刺激开支只相当于GDP的1.7％，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2％。各项一揽子拯救计划均建立在较乐观的预测之上，而金融措施的数量10倍于财政措施。在爱尔兰，财政政策其实是收紧的。此外，某些金融措施可能是极危险的：购买风险很大的美国银行金融工具（德国），过度承受东欧违约的可能性（奥地利和瑞典）；对那些获得公共资金却仍不放贷的银行缺乏任何处罚措施。
财政一揽子计划的构成也是成问题的：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总开支仅有3％用于就业上，只有10.8％用于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转移支付上，l 5％用于基础设施上。
除了一揽子计划的规模之外，欧盟的一大问题便是缺乏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缺乏一项有助于消除欧盟各国间差异的政策。2009年，欧盟委员会要求各国实施一项规模等于GDP2％的刺激计划，但因欧盟内部的各种分歧而未获得实施。金融投机者在2010年提高了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债券的风险评估度，这表明意见不一是欧盟的主要致命伤。更糟糕的是，市场参与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推动财政纪律，以防止主权债务违约和未来的通货膨胀。
总之，没有人去深究这场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过分强调低利率，而对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争辩却很少。这意味着改革是不充分的，对金融机构（这场危机的主要责任承担者）提出的实际要求甚少。虽然一揽子拯救计划的代价是很清楚的，但却未尝试让责任人和富人为此付出代价。在英国，对银行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征税只触及不平等问题的一角。看不到针对这场危机主要根源的各项政策，也没见亲资本的收入分配体系有何转变。至于全球失衡，重点多放在美国过度消费或中国的低工资以及人民币被低估上，而不是放在德国的工资倾销和国内消费不足上。
即便在要求削减预算的呼声出现之前，也很难给这些政策贴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真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将是扶植一项广泛的计划，通过公共倡议及为私营部门提供各种激励措施来刺激投资，对金融体系重新实施监管，以及在国际上推行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鉴于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精英统治者不会自愿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即使回到管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需要劳动者付出巨大的组织努力，从而影响阶级力量的根本性转变。没有这样的转变，适度扩张的反危机政策是短命的，而大规模削减预算则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东欧，欧盟的关注重点受到了西欧跨国公司尤其是银行利益的影响，被限于维持货币稳定而不是维持就业和收入。欧盟尽管以一定的财力来防止西欧企业的大崩溃，但实际上却将东欧各经济体的问题推卸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来这是十分正常的。面对资本外流的压力，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都已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所表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比起针对德国这类西欧国家的政策，附加了更多的限制性。针对波兰设立的无条件信用额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唯一新工具。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都已被迫接受强烈亲周期的财政政策。财政纪律依旧是规范，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成了处方的一部分。在拉脱维亚，公共部门的工资已被削减了23.7％，养老金被削减了10%。再加上增值税税率由18％升至21％，这些都是拉脱维亚政府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中第二批贷款而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削减了20%，社会福利资金也遭到削减。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的辩论中，丝毫也未提及为避免投机性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而实施管制。
一项替代方案
民众对政府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表示极为不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虽然降低了包括治理或国有化中“集体”机制在内的任何替代性政策方案的合法性，但却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自柏林墙倒塌以来首次证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生态上和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和不可持续的。虽然将民众的不满引向一种可持续的、平等的、民主的、参与的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替代之路是不平坦的，但人们现在拥有了各种有利的条件。很显然，高额利润并不会带来投资或更多的就业机会；增长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减少，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易于遭受系统性危机。然而，要制定替代性政策方案，重要的是要强调是什么造成了这场危机。这不仅仅是一场市场监管不当的危机。它是一场分配不均的危机，而且应该追究劳工继续受苦的原因。一切恢复如常并不是一个选项。
为此，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解决就业、分配和生态可持续性这些紧迫问题。
第一，财政政策必须以一项公共就业方案和一项分配政策为中心。应该加强对诸如教育、育儿、养老、保健、社区和社会服务这些劳动密集性服务的公共支出，以及对公共基础设施和绿色投资上的公共支出。这些也是经济被重新引向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领域。这类服务如今或者是以非常低的工资，或者由家庭妇女无偿提供。它们其实应该由政府或者非赢利组织来提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矫正性别差异。
为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长期绿色投资的需求构成；没有活跃的公共投资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关于私营部门的就业，重要的是要避免“成本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劳动者和失业者不应该被迫支付因全球资本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发生的那些费用。一个例子就是某些公司利用这场危机来实施其长期的裁员策略，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利用“短工”的规定来驯服失业——政府的转移支付抵消了因雇主强行缩短工时而损失的部分工资。一种替代性的做法将是通过冻结解雇并推行最低工资标准等法律措施来使雇主支付这些费用。在那些能够派发股息并支付高管薪资的企业，合乎逻辑的做法将是禁止裁员。如果这种冻结解雇会使某些企业破产的话，那么在公共信贷的支持之下，这些企业在工人的管理下是能够起死回生的。过去10年间，作为倒闭企业工人生存的一项策略，这种情况在阿根廷是很常见的，这些企业常常在拖欠工资和未发遣散费的情况下就关了门。截至2007年，阿根廷共有1万人受雇于自我管理的企业里。在诸如汽车工业等部门，由于处在大规模裁员的威胁之下，就应考虑社会化和重组。在汽车业，重心有可能转向生产公共交通车辆，而劳动力则逐步转向新的创新部门。
各种刺激、就业一揽子计划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应该从累进所得税和财富税、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率、继承税和金融交易税那里获得资金。这将使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土和机构为这场危机承担费用，进而避免未来在社会支出、教育、卫生、儿童和老人护理上的预算遭削减。
退税和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各种补助，或者延长失业救助金，这些已经成为典型的短期解决方案，但却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生活总体恶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不增加工资的政策只会加剧需求不足问题，并在未来形成一种低工资水平。为了消除这场危机的根源，经济政策必须首先解决分配危机。由于向上的工资调整，工作时间肯定会大幅度缩短（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行）。过去的高额利润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所以这些利润的接受者如今就必须付出代价。
这不仅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关键办法，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办法：可持续发展需要发达国家实行经济的零增长或低增长，因此充分就业只能通过缩短工时才能实现。劳动大众的收入损失可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而得到补偿。缩短工时将有助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因为劳动者有了参与决策所需要的时间。
其次，重新设计金融业是紧迫的。监管虽然很重要，但仍不够，通过各种创新，各金融机构具备了一种令人惊异的避免监管的能力。这场危机表明大型私人银行正在利用“大得倒不得”的有利条件。然而，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符合社会需求的大量新投资——例如能源部门的融资。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公共金融部门，不只是国有的，而且是集体所有的，工人和其他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所有的决策。这种公有资金必须拥有完全透明的帐户。只有这样，才能推行顺应社会所期望的金融法规：全面监管所有金融机构，决策者承担完全责任，抑制周期性的资本要求，以及消灭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
再者，金融机构公有化揭示了经济部门的关键性问题，即社会对私营部门不能放任不管。这场经济危机已显示，金融和住房是公有化的明确候选对象。能源危机也表明能源部门和替代能源投资也需要公有化。私人养老基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私人对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提供也证明，社会服务太重要了，不能由基于谋利动机的私人来管理。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参与性的公共讨论应该涉及其他部门，因为它们的公有化将会产生更平等和有效的结果。这些建议并不意味着赞美公共部门本身，而是呼吁利益相关者（工人、消费者以及地区代表）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经济模式内部参与和控制决策机制。
最后，西欧如何或者是否支持东南欧安然渡过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欧盟的政治信誉而言将是至关重要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肯定是重点投资于区域发展的公共项目。欧盟层面的公共投资是靠欧盟的累进税提供融资的，必须在经济重建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全球性危机爆发后已变得更清楚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资本帐户开放带来了动荡和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因此，让欧元留在目前欧元区各国里也许是切合实际的，而在东欧，坚持保留估值过高的盯住汇率就意味着忽视汇率重大调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贬值这一灾难性风险只能通过控制资本、控制货币贬值以及控制价格才能被克服。
可是，这些举措如果不是仅仅用来治标的话，那么就必须成为向新社会过渡的一部分。“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拯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采取这些切实可行措施的应有目标，不只是缓解目前这场危机中大多数人的境况，而且是发起一场旨在建立一个集体社会的“漫长革命”。
周岳峰 译，原载《环球视野》第388期，摘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