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润物细无声——周振甫先生琐忆

 

周振甫先生

钱锺书信

周先生题诗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周振甫先生,大多是从一本薄薄的小书《诗词例话》开始的。《诗词例话》于1979年修订再版,那一年我刚进大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读到的最好的古典诗词入门书。幸运的是,1983年我分配到中华工作,1985年进入文学编辑室,竟然有机会与周先生成为同事。在知道分配到中华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中华的工作场景和那些令人敬重的编辑形象,周先生是与我所想象的老编辑形象最为贴近的人,朴素、亲和,透着一股文雅之气。

    我到文学室的时候,周先生已不每天到局上班,而是一周两次,仍承担编辑任务,叶瑛遗稿《文史通义校注》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就是周先生这段时间完成的。周先生的办公桌在隔壁的副总经理室,不跟文学室同事一起办公。但是周先生的信箱,一个旧书柜的中间抽屉,就在我的身后,周先生有很多的信,所以每次来局,他必先到我们办公室来。起初,我是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常被安排协助周先生做一些事情;后来我逐步承担起编辑室的领导工作,自然与周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周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和《文心雕龙今译》重排本,以及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诗经译注》等,都是1989年周先生正式退休后,由文学编辑室承担出版的。

    周先生80岁以后还经常独自坐公交车来局,每次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之下,他才肯让书局派车送他回家。一次周先生患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编辑室派我陪周先生去公安医院,到医院后,周先生借故把我和司机支应回局,让我们中午再去医院接,但他看完病却直接乘公交回家,到家才电话告诉我们不必再接。除了他不时来局,我们也经常去幸福一村看望他。周先生的住所很简陋,南窗下一张老式书桌,前后都是满柜的书,周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记得2000年2月,周先生90岁生日,那一天我们和沈锡麟先生等先到亮马河畔的花卉市场,订制了一个插满99朵红玫瑰的花篮,又与傅璇琮、熊国祯先生和文学室、汉学室及人事处的同事一起去为周先生祝寿,拥挤的房间里充满了喜庆。

    1980年代的中华,充溢着一种求知向学的风气。书局在礼堂开设古汉语班,由盛冬铃、陈抗、柴剑虹三位先生每周讲授王力《古代汉语》,参加者不仅有新进局的编辑、校对,还有在其他岗位包括读者服务部的年轻人。当时的团支部办了一张油印小报,记得周先生就曾将文章交油印小报发表。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每次有新著出版,他必签名送给编辑室每一位同事一册。我获得的第一本赠书是光明版的《文论漫笔》,后来是上古版《李商隐选集》、上教版《文章风格例话》,等等。周先生每次签名格式基本相同:某某同志  指正  振甫。娟秀的小字,一如他的为人。周先生是学者型编辑的代表,那时候,中华的老辈编辑如杨伯峻、王文锦、赵守俨,都有专精绝学。先后主管我们文学室的程毅中、傅璇琮先生,他们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有重大的影响。书局提倡结合工作进行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室里的同事们都经常有作品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动力,仍宛然在身。前辈的指引,同事的砥砺,自己的努力,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获益。

    1987年夏,景桐和一兵兄分别从东北师大、吉大毕业入局,几位同事都爱好书法,每天中午文学室大屋就成了书法课堂,大家一起临帖习字。大多数时候是用旧报纸,偶尔也买来宣纸,仿古宣、瓦当联,语言室的刘宗汉兄有时也来助兴,大家轮番上阵,一笔落下,喝彩声起。有两次周先生来,正遇到我们聚众写字,在我们的请求下,也为我们现场挥毫。周先生平常写字用钢笔,字迹小而内敛,毛笔书法我只见过他为《诗林广记》、《竹坡诗话》等那一套诗话系列的题签。周先生现场用毛笔书写,直立悬腕,运转自如,一连数幅,一气呵成,绝无八秩老人的羸弱。前几年我在王湜华先生的《音谷谈往录》中,看到周先生1947年的一幅设色山水“云山无尽”,才知道周先生早年也曾耽于翰墨,功力非浅。周先生每次都是默写旧作诗词,我得到的两幅,一幅为《寄叶丈圣陶先生乐山》,另一幅为《题钱默存先生管锥编》:

    高文何绮数谁能,谈艺今居最上层。

    已探骊珠游八极,更添神智耀千灯。

    九州论学应难继,异域怜才倘有朋。

    试听萧韶奏鸣凤,起看华夏正中兴。

    下一次再来局,周先生带了他的印章,是他的平湖同乡、海上篆刻大家陈巨来所刻,我们一一钤盖在周先生的墨宝上。

    围绕着《谈艺录》和《管锥编》这两部学术巨著,周先生与钱锺书先生数十年交谊的种种佳话,已广为人知。钱先生《管锥编》序说:

    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1975年,受钱先生之请,周振甫先生成为《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1977年,《管锥编》正式交付中华,周先生又一次进行了全面的审读加工,与《谈艺录》一样,周先生为《管锥编》逐一拟订了小标题,留下了数万字的审稿记录。审稿意见的第一条就是针对钱先生序中的表彰之辞,请他酌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先生在行侧批注说:“如蒲牢之鲸铿,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份书稿档案,就为之动容,由此体会到“为人作嫁”的深意。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逝世,我特别从书稿档案中选取了两篇关于《管锥编》的选题、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书品》杂志(1999年第1期)。这两份报告均出自周振甫先生之手,是有关《管锥编》出版过程的最早档案记录。第一份《建议接受出版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即出版《管锥编》的选题报告,写于1977年10月24日,编辑部于次日即做出决定,同意立即联系接受出版,并要求“从审稿、发稿直到排印出书都作为重点书予以优先考虑”。第二份《〈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写于1977年12月1日,是周先生在审读完《管锥编》第一批原稿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个部分后,所写的总体意见。作为《管锥编》的最早读者,周先生对此书的价值做出了敏锐而准确的评价,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逝世,我又将陆续整理的《〈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后面所附38页具体意见,交《书品》连载发表(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这一份记录,除了少量有关编辑技术处理的内容外,绝大多数是具体问题的学术性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对于周先生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钱先生都有认真的批注,短者数字,长则百言。阅读这些文字,好像是在聆听两位智者的对谈,娓娓之中,周先生的周详入微,钱先生的渊博风趣,如在眼前。后来,应复旦中文系傅杰兄之约,这份整理稿的全本,刊登于上海三联版的《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集(2002年),广为人知。另外书稿档案所存周先生1983年所写《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也经我整理发表于《中国诗学》第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于宏先生等集数年之力,对这些笔谈记录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其成果即将以专书形式出版,成为世界学术界所珍视的一份学术遗产,令人欣慰。

    除了《谈艺录》、《管锥编》,周先生晚年花功夫做的另一部书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钱基博先生是周先生在无锡国专的老师,《中国文学史》是作者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授课讲义,其中明代部分用商务旧刊本《明代文学》代替,清代部分“文革”中被毁,故附录两篇论文《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集别录》以弥补缺憾。此书由石声淮、钱钟霞夫妇和彭祖年、吴忠匡先生搜集整理,周先生负责联系出版及编辑工作。此书责任编辑仍由周先生担任,但由我协助周先生发稿和读校,周先生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原稿论述欠周之处多有补苴罅漏。为此周先生曾亲携修改后的原稿,送呈钱锺书先生,钱先生通看了全部修改稿,表示认可。1993年3月,《中国文学史》即将付印,涉及合约及稿费处置,钱先生致函表示由周先生全权处理,原函如下(杨绛先生代笔):

    先君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之编辑整理工作,全出周振甫先生之力,我适大病,未效丝毫。特授权周振甫先生为此书订约甲方。所有稿酬,归其全权支配。

    钱锺书(朱文印)

    三月十六日于北京医院

    签约及出版前后,周先生又为稿酬分配、样书寄送等琐事,屡屡与我们函商,一一交待。下面是周先生6月3日给我的信,迻录如下,以见一斑。

    徐俊同志:

    《中国文学史》的稿费事,请您注意一下。钱先生不受稿费,他在授权书上,要我处理。稿费请寄与钱钟霞同志的子女,即汇给武昌华中村14号石声淮,邮编430061,石是钟霞同志的丈夫,说明由他分给四个子女。

    又《中国文学史》末了,有三篇后记,这三篇《后记》的稿费,倘已包括在版税内,是否从版税中支付,请您与中华商量一下。三篇《后记》的作者可否赠书,或在作者赠书中支付,请决定。作者之一吴忠匡,通讯处为哈尔滨师大家属宿舍和兴路7号3楼1室,邮编150080。

    又《中国文学史》原稿,由彭祖年寄来。彭说,原稿在钟霞府上的,被红卫兵烧了。原稿在彭和同学手上的,在文革中毁了。彭和同学多方寻访,访到严学宭家有一部,是他爱人用心保藏的。因此彭要送一部书给严,还要给他和两位寻访的朋友,一共四部书,寄武昌华中村62号彭祖年,邮编430061。又《中国文学史》清代的《读清人文集叙录》,是托济南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王绍曾从图书馆中借《光华半月刊》来复制的,也想送一部给他。邮编250100。一共赠书五部。不知本书赠作者继承人几部,倘系十部,似可送钱先生五部,余五部即作为赠书。

    多多费神,即请

    大安

    周振甫上

    6/3

    付印前,我曾就封面题签事与周先生商量,周先生表示他和钱先生都不便题签,最后才由我集王羲之字,交王增寅先生设计装帧。

    回忆与周先生交往的点滴琐事,有一个镜头始终萦绕眼前,1997年8月周先生作为“东方之子”,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先生用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对这个回答,人们甚至会以为答非所问,但当我们去了解周先生从开明书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这五六十年的编辑人生,再看那些经过他编辑出版的著作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再看他留下来的一份份精细的审读报告和编辑记录,也许就不难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了。令我深有所感的是,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而这种职业品格,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文化企业来说,无论她走多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附识:本文为周振甫先生百年冥诞而作。明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周先生是对书局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者,谨以此文表示一份敬意。)

徐 俊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10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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