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水利的特征
强调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水利文化的影响，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研究历史形态水利。
马克思关于东方地理环境与水利文化的论述，引起学术界争议。本文从中国历史水利的实情，阐发对马克思某些论述的精神实质的理解；认为应从唯物的天人关系，即环境与人类水利意识的关系，去认识中国传统水利文化的特征，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中国治水的特定因素，几千年来形成的水利文化是以能动的天人关系为主体的；中国人从谐合自然——特别是从征服自然中获取了深邃的自然哲理、社会哲理，从而也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实践推动力。
一、马克思与中国古代水利
多年来，人们运用马克思原理认识中国古代水利，常常引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的：“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1]。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论述，是他在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表述，萦回在 1853年马、恩极其澎湃的思维中。马克思6月2日的信指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6月6日复信，强调了东方的气候、土壤性质，特别在大沙漠：“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2]。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们通信的意义归纳在一起，强调了国家，公社的决定性条件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正是依靠集体劳动的水利工程，没像恩格斯在私人通信中那样，把自然地理条件说成第一位易导致误解。6月14日，马克思在写出文章后又复信恩格斯，进一步从社会形态上作了归纳与解释。
在50年代，马克思指的东方古代社会是原始社会，他们以为农村公社即原始社会。1853年的信、文都在这一认识的准备阶段。所以研究中国水利时引用这些话应是有条件的。19世纪70年代末，他们提出在农村公社之前存在着氏族公社，把前者看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形式。到90年代，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东方经过发达的奴隶制阶段，从而也就经历了封建社会。他们修正了自己以往的认识。在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还来不及对传统的东方国家作深入的剖析，对中国古代社会了解则更少一些。他们文中的“鞑靼、高原”，可能已含指西北高原，但这些地区的水利，与关中、中原仍有区别。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地区，不属于马克思说的亚洲高原的广袤沙漠。虽然灌溉导致文明；但古代中国的北方最先发展的是旱作物，它对人工灌溉的要求尚不急迫。中纬度地带，古代某些时期比现今要温暖湿润得多，更不同于撒哈拉到中亚。严格地讲，灌溉还不是中国传统水利的首要任务。传统水利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治河，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也是先民在华北平原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提。浩大的水运工程，也是传统水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灌溉和流通，而是为了维系中央集权统治。而且有人认为古西南亚实际情况，似乎全靠雨水灌溉而不存在人工灌溉，原始土地公有制在某些民族保留较久，同人工灌溉并无必然的联系。[3]
是否由于马克思他们当时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手段有限，上引的有关认识，特别是某些思路都错了呢?是不是因为后来德国学者卡尔.威特福格尔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走向了《东方专制主义》，我们就要绕过地理环境去认识古代水利呢?我不同意对所谓经典著作中某一具体认识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方法，也不同意因某人对经典进行过异端解释和阐发，乃至从政治上攻击中国，我们就撇开深刻的学术问题，在史学中设置“敏感地带”与学术禁区。
我认为：水现象、水利活动与水意识，很大程度受制于和受影响于自然环境因素与人文社会环境因素。马克思和思格斯古代东方水利的观念，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强调了这种关联。他们强调气候条件与水利的关系，强调东方举办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在国家机器中的作用，全然没有错。
万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交替；冰期和间冰期的振动，温度变化振幅可达10℃，降水差异振幅可达600毫米以上。对水利活动的影响，较明显的是千年尺度，即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气候振动的指标；可能达到±3℃和±300毫米。从水利科学的意义上说，这一变化足以使当时任何水利规划及其决策，发生量到质的变异。影响人类水利活动的气候因素，从根本上说，是天体运动造成的,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研究的发展使我们对古代灾异和水利的宏观背景研究，有可能从经验实证型，走向科学。譬如古代一些水旱振动，可能从地球轨道变化中找到相关关系（轨道参数变化，九星会聚效应—近500年来黄河几次大水——1482、1662、1761、1843，有三次出现在会聚前夕，这是偶然的吗？），也可以从太阳活动、其它行星运动、地磁极移动找到关系，地球自转率的变化与“厄尼诺现象”可能互为因果，而且明显地影响到中纬度河道形态变化。在地质环境的大变动中，水利子系统在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交叉、渗透关系中变化。
中国古代水利以华北水利为代表，它是黄土农业水利；在威特福格尔（近翻译为魏特夫）把灌溉与中华帝国联系起来后不久，小仓正平、增渊龙夫、天野元之助等就提出了疑义，认为古代治水首先是为了防水害，不是为了灌溉。特别是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批评了灌溉是古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水利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治河，洪水灾害是影响古代水利—农业社会经济的关键。这不仅由于是黄土农业，更因为量早的农业开发在黄河下游，在洪水不时光顾的低洼地区。这也是古代水利以大禹治水为精神支柱的原因。周魁一曾对大禹治水传说的自然依托及治水对中国第一个国家机器形成的促进作用，作过阐述[4]。以排水治河为中心的大禹治水，成为四千年来全民族水利活动的某种原动力。如果马克思他们有充分的资料，借以研究了中国水利史，他们一定会得出比1853年深刻与广泛得多的结论，而且会更加肯定地理（自然与人文）环境作用的。
二、古代灌溉水利与环境关系案例
封建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灌溉的水利需要几乎与治河除害并列起来，撇开社会因素，地理环境仍在这儿活跃地起作用。西门豹治邺引漳，在魏国变法改革之时；邺城位于太行山前，是魏人东南而下，称雄于东方的战略据点，漳水出山，大量黄土泥沙沉积，冲积扇坡度较大，发展灌溉较易排水。邺西河道稳定，河床比降较陡，引水方便。这些都是有利的地理条件。邺东河道游荡，易出现水灾，漳水也有防洪的需求。而在公元前548至423年，中原处于干旱时期，前422至366年，偏涝[5]。引漳工程正处于旱涝变化的转折阶段。西门豹为改革大潮所驱，又对自然环境有所考虑。
郑国渠的兴建，是黄土水利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成为黄土农业说的反挑战。传统史学过多地渲染了韩、秦斗争对郑国渠的促进作用。姚汉源认为“疲秦”说只是吕不韦获罪后秦国官方施加的罪名[6]。吕不韦曾经商关东，熟知中原水利，引进中原技术开发水利相对落后的关中，是顺理成章的。对关中来说，地貌土质及泾河的水沙，显然是郑国开渠的重要环境背景。在泾、洛下游，为古三门湖环境遗存下的一片盐碱沮洳地带，秦国需求扩大关中耕地，引泾淤灌，改造了这一地区，泽卤之地四万顷。传统的雨水农业，已满足不了秦国称霸关东统一全国的需要，特别是在郑国修渠时（秦始皇元年），华北处于长达70年（前270—201年）的偏旱时期[5]，包括关中平原在内的广义中原地区，年降水平均偏少3.8%（前269至228年）。长年征战与长期枯旱，驱使吕不韦加强大后方农业基地的水利灌溉工程。实际上兴郑国渠未能被“疲”，而是攻韩不止。兴工的十多年中，秦军一直从左翼用兵攻打黄河沿线及河内，到前234年直取韩都，四年后灭韩。关中水利的兴盛促进了秦国东征。
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标志了封建地主阶级开创的农业文明生气勃勃的时代，象征着统一的需要和统一的实现。都江堰是司马错论伐蜀而后灭楚，统一中国战略的必然。灵渠则成了大一统的尾声。宗法地主农业经济正统的水利事业，无论是治河还是运河，还是灌溉，归根结底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大一统，维护农耕经济的。
三、黄河治理的自然、人文环境背景
黄河的治理始终贯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大禹时代的治水，将无人工分野的水系区划，通过疏导、排水，使每一水系归颇为一，最后，百川归大海。同时，出现了文明组织的国家机器.当然，水系一统，并非概括了史前治水的全貌，根据实际自然形势，还有“禹厮二渠”，也还有“播为九河”，允许水分流入海。春秋战国，中原出现各自为政的水利工事，局部的堤防，同时也水系网河相联。正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秦皇才可能东临碣石，刻石纪功“决通川防，移去险阻”，第一次有了统一的黄河大堤；以堤防将黄河固定为一，一直是统一的中国治河的重要方略，延续至今。西汉在局部时段不得不面临河水支分的自然局面，同时尽力维护理想中固若金汤的金堤。汉末改道，王莽可能有免去元城老家黄灾的狭隘需要，更有改制的心理需求。只是到东汉王朝巩固下来，大一统的黄河才在新的河道统一的堤防标准下稳定下来，而且相对稳定了八百年。北宋黄河一次次改道北流，一次次挽回，既反映出地理形势的宏观背景不可抗拒，又反映出治水心态的莫衷一是和守旧。之后南下夺淮，是黄河失控泛流的时代，女真、蒙古贵族似乎一下子并未理解稳定黄河与大一统在封建统治中的神圣意义；但他们仍被中原文化同化，元朝的终结几乎与贾鲁治河，大河归一同时出现。宋明理学成熟时，也结束了分流局面，强调以堤防治河，而且作为治河顶峰的潘季驯、靳辅的方略及战术，一直贯穿到清末。尽管治河史上有种种不同意见，而治河的大一统，始终占到主导地位。这不啻是黄河自然哲学的一种反映，又与传统文化神秘地相联。
治河的学术之争，始终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文化中心。汉代关并的“水猥”说、冯竣的“分疏”说、张戎的“水力冲沙”说，还有贾让的上策，更多地反映出治河中人与自然谐合的倾向；瓠子、东郡堵口的成功、传统的筑堤方略、贾让的中策、下策、“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包括齐人延年的改道主张，强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趋向。改道说又与谐合自然相通。许商、王横循九河改道的主张，韩牧开河分流以迎合复古改制需要，又融人为与人文/自然为一。王景治河的成功，是征服自然的成功，但又离不开自然的巨大身影。两汉之际天人感应、谶纬说反映到治河上，则表现了无所作为的另一倾向，上面分析的天体科学作用，当时还认识不到。明初黄河任其分流，受制于护陵保运，并非体现天人谐合，而万恭采用“以河治河’，从利用自然始，发展到潘季驯“束水攻沙”堤防治河，走到了封建社会人类征服自然追求的顶点，局限于科技水平，潘氏竟深信如此泥沙“自难垫河”的。
清代种种争议之中，筑堤与分疏之争，沿袭了古来两大派的思想本义。北流与南流之争，有一个从封建迷信到去认识自然环境的过程。而分黄导淮、黄淮合流之争，治河与防河之说，宗旨都是人类控制黄河；复淮、导淮论，似有恢复古水系之含义。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古代已有不少认识与维护措施，但始终受到人文因素的干扰、决定，谐合自然受到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压抑。
中原古代水文化，说到底归结到一个“土”之上。它是黄土农业文化的水文化。五行之中，核心是土，这不是偶然的，正是传统文化的体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水利文化相对滞后于黄河发展，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但它们不完全同于中原水利文化，即发展水利，并不完全归结到“土地”之上，往往与流通、商品经济发展联系。表现出了近海的三角洲文化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象水一类东西，在它归于一个所有者所有，表现为土地附属物的限度内，我们是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的”。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水利历史的参考。近代水利科学的巨匠李仪祉先生，深谙传统水利之弊，也认为：“古代之水利工程，是附在田制上设施”，传统的运河工程，“都是为着漕粮，竟无一点工业上的关系”[7]。言简意赅，何其深刻！
四、中国古代传统水利的某些特征
中国传统水利，指的是以中国宗法的地主社会之水利为代表的，附着在宗法的、地主的、专制帝王的政治与土地制度之上，从属于宗法、地主经济的古代水利形态。从文化观念意义上，它的首要特征是宗法、地主、专制集权的国家水利。它由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规划决策、投资拨款、主持操办、董役兴工，规模较为宏大。古代的治河防洪、运河工程、灌溉水利，不论从工程量看，从经费看，还是从调动的官民力量看，在世界史上都是最宏伟的，许多工程不愧是封建文明的象征。需要补充的是，与郡县制相适应的地方水利乃至村社水利，从本质上说仍是这类型的补充。治水活动从来就是安邦定国的大事，它决定着农业经济的成败与宗法制、地主制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的存亡。从大禹王到汉武帝，从隋炀帝到宋太宗，迄至康、雍、乾三帝，象中国君王那样亲自过问、主持水利兴役，在马克思研究的东方各国，也是不多见的。重视农业水利成了考核中央、地方官吏的政绩的重要方面。《大唐六典》明确规定每年府县派官员督察溉田，“岁终，缘其功以为考课”。
其二，它与宗法地主社会区域性经济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中国近代第一个试图用马克思学说去解释中国水利史的人是冀朝鼎，他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8]。阐发的正是马克思关于东方水利的观念。从他的分析中，区域水利随着基本经济区的兴衰、转移而变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区域水利的兴衰，反过来又影响着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发展、衰败、转移。水利区域是在历史条件下形成，依赖于一定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与水系、流域环境的。
其三，它是宗法地主社会的自然经济的水利，它从属于货币投向购置地产的传统，目的为发展产品经济。而西欧一些典型的历史水利，以及清末以来中国的一些商品化水利则不同，发展水利就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其资金的积累与由来，决不单靠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拨款，而可能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金融组织，来自于国际资本，当然也来自于社会化的机构。中央集权的朝廷与农业水利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对立的关系，如河套清末垦务水利中清廷与王同春的冲突。
其四，在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水利，构成了一种特型的水利文化。治水者治国。从禹王开始，治水与治政始终是联在一起的。大规模渠灌体系取代井田制的沟洫工程，反映了土地制度变革。秦汉以后，水利机构官僚化。而防洪、水利组织往往是军事化、准军事化的，汛兵、屯田兵就是一种型式。频繁的水利活动，升华出传统水利特具有的文化意识。
这些特征作为水文化遗产，代代相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包袱与负面的影响，本文就不赘述了。
五、古代水利文化中的天人关系
“易”的思想体系，最充分地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水”的关联。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甚，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性已人格化、哲理化了。孔子认为：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水象，将人的心理与自然勾通；“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水又与伦理道德相通。荀子认为“水则载舟，水则复舟”，道出千古不灭的政理。《管子》认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从自然环境角度，从社会哲理谈到水的深刻喻义。《尚书·禹贡》从九州向黄河中心的贡赋水道，反映出神圣的大一统思想，召公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以政治文化形式体现出来。先秦时期丰富、深邃的水文化之例，是举不胜举的。这些思想，延续了二千多年，以至在当代仍在发挥作用的深入人心的文化教义，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到西汉末，朝野对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谈的特别多，并不完全是社会因素所致。西汉末洪涝，在谷永传中也有反映：“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汉哀帝罢免孔光、师丹，谈到“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河崩决，五星失行”，“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娄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决非简单的“天人感应”，也不是言辞夸张，的确汉代后期灾异群发频甚，治水特别引起关注不是偶然的。近年来，对明清小冰期的灾害异常有较多的研究，历史上还有一个类似的两汉宇宙期，即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的地象、天象、气象异常期，震灾、海浸、冰川，山崩地裂、特大水旱、河患、蝗灾、大风飞大雪严寒、瘟疫都有异常出现[9]。环境变迁的重大冲击振动，对水利活动、意识有较大作用。诚然，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人关系的水利观、灾异观，不能不穿插“天人感应”的狭隘迷信倾向。
从水利文化角度，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地有三种倾向：消极无为，人与自然协调融合，“人定胜天’。古代从大禹治水获得的精神力量是深远的，人们承认自然环境的巨大作用，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但在水利历史中，人们最崇尚的仍旧是通过自身奋斗可以战胜水旱灾害，可以去控制黄河，他们这样去想，也这样去作了。从《天问》到《农政全书》中的“人能胜天”，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从自然哲学观到社会哲学观，人们从治水获取了巨大的社会实践信心。
中国传统水利文化曾经是繁盛绚丽的。在春秋战国、在秦汉、唐宋、明清，伴随传统水利，也产生了与之对立的商品经济萌芽，运河，出乎专制统治意料之外地，促进了商品经济与市民意识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中，不难看到水文化与商品经济的神秘联蒂。但传统水利文化毕竟在中原衰落了，代之以新颖的江浙、两湖、珠江水文化。作为传统水文化起源和宗祖的中原，既有永恒的优越感，难以抑制的中心感，又不能不有一种失落感。在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中，人们不会忘记，水在古代中国成了“图腾’，水是受到自然崇拜的，从而也产生了治水的社会崇拜。
附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第145页，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第256、263页，人民出版社
[3] 孔令平《“起源”对西方史前考古学的影响》，“史前研究”， 1984，2
[4] 周魁一《先秦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及其含义的初步解释》，“水 利史研究室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
[5] 李克让等《华北平原旱涝气候》，科学出版社，1990
[6] 姚汉源《郑国修渠辩疑》，“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技出版社，1987
[7] 《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
[8]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9] 高建国 《两汉宇宙期的初步探讨》，“历史自然学进展”，海洋出版社 ，1990
后记：
此文是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之邀，参加他们主办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七五”计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论文的第二部分，草于1992年春；目的在于小结自己对于中国水利历史研习的体会，强调自然与社会环境在水利发育、演变与兴衰中的作用。参加学术讨论以后，即准备调往珠江三角洲，我对于黄河水利文化的研究基本告一段落，从古代北方传统水利的研究转向晚近的南方珠江水利，从环境影响制约水利，转而探讨人类活动影响环境、水利对环境的反馈关系。2003年底，水利部减灾中心汇集水科院减灾研究所成果，将在院学报刊载，需要水利历史探讨论文，遂将未刊的此文稿付之。
本文为提交“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复旦大学 1992）论文《地理环境与中国水利历史文化》的第二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04，第2卷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