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
【内容提要】“口述史”或“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就其科学性质来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口述史学的出现对于民俗学而言，既是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支持，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与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将有力地强化民俗学视点的民间文本调查与研究，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
没有科学、规范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田野调查技术手段，就难以采制出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没有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作依据、论据，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命题或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尤其是民俗史研究，则务必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关 键 词】口述史学；田野调查；民俗学；民俗史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
一、作为“新史学”的口述史学的性质与方法论
几年前，有文章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1】其实，未必尽然。“其鲜明的社会性”自不待言，但民俗学却决非与口述史学一样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由于这也是关系这两门学科由来历史正本清源的问题，所以权且借为由头略作简述。
“民俗学”这个术语，早在1846年即由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首创；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会， 1878年10月创建于英国的伦敦。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先驱学者E·B·泰勒，更是早在1871年出版的学术巨著《原始文化》一书中【2】，就把民俗纳入了“文化”的范畴。著名的英国女民俗学家C·S·博尔尼的《民俗学手册》【3】，在1914年已经出版了增订本，并于20年代末就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注意。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陆知识界关注民族精神和民间文化的思潮并试图进行系统地解释，则是当时民俗学赖以产生的主要学术背景。
尽管“口述研究的起源及其它口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较之于其它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4】，也仅仅是就其传统而言，并非这门学科的实在形成。“口述史学”是二十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被视为“史学革命”的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崛起而涌现的诸如心智史学方法、新政治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新史学方法之一。具体言之，口述史学正式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创建于1948年。口述史学的创始人A·内文斯教授在1938年出版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里，率先提出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1948年，其创建的美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口述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被学界所公认的口述史学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
可见，民俗学比口述史学大约早出现了200年。当然也就不会是同一时代的学术背景下的产物了。
关于所谓“口述史”和“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有人简洁地指出，是“对有关某个个体之过去的口述证词的记录与解释”，或是“通过对当事人的面对面的访谈来重构历史”【5】。在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是这样表述的：“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即口述史可以是以文字形式所反映的口述历史，但必须有录音作依据。……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6】
我认为，现代所谓的“口述史”或“口述史学”（Oral history），简言之，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就其科学性质来讲，我认为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口述史”和“口述史学”这种科学方法论所注重的并非仅仅是文字记录文本，更注重或强调的是以音像记录文本作为“首要的、必需的”实证，其文字记录文本是建立在音像记录基础上的资料。所以说，“口述史学”这种科学方法是以现代音像技术作为支撑的历史科学。正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而“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在50年代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该学科的发展仍处于筹建阶段，另一方面，音像技术尚未普及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缘由”。【7】
二、民俗学的研究文本与方法论
就形式而言，“口述史”与世界各国都十分丰富而又生生不息的“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比较相近。事实上，除却现代音像技术的支持的文本之后而单纯的文字记录或追述，“口述史”很可能就“还原”或说之“回归”为“口头传说”了。世界各民族文化史上的各种民间口头文学，如谚语、谜语、歌谣、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等，以其所能透析、折射或印证的历史文化而论，则可谓非现代“口述史学”性质的、传统的、原生态的“口述史料”。
在中华本土堪与西方这种发端于“新史学”的“口述史学”相媲美的，当属学术史和政治史上的“采风”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学术的、文学的，同时也是具有政治色彩的，甚至一度曾引起现实的功利性需要而被设置为一种政治制度。汉代应劭《风俗通义·序》提出的“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的论点，正是以史为鉴、从考察社会生活实际而提出来的。在此之前，古代的先哲们业已认识到民俗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特别作用。例如，《诗·周南·关雎序》谈到的“美教化，移风俗”；《荀子》说的“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乐论》说的“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等等。此后，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感慨道：“风俗，天下之大事也”，“教化安慢，风俗安可忽”。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亦进言说：“国之长短在风俗”。王安石不止上书宋神宗要“变风俗，立法度”，还在《风俗》这篇专论中谈到，要使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的关键是端正风俗，“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如何“美教化，移风俗”、“辨风正俗”，首先当然是要通过采风来了解风俗。
在中国古代史上，《诗经》、《乐府》、《方言》、《山海经》等，都是出于采风的硕果。周秦之际，朝廷每于秋季派出一些使者乘坐一种轻便小车至各地采辑民歌、童谣与方言，作为考察风俗民情的材料。这也就是《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由来。对于这一背景，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里交代得尤为清楚：“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考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话正，凡九千字。”这是关于《方言》成书背景始末记载最早也最全面的一份史料。稍后，晋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卷十《光贤女士总赞》中提供了一节重要佐证：“考八方之风雅，通九洲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而且，《华阳国志》的这一记载，比《风俗通义序》更为明确地阐明《方言》之作，在于“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显然，采风、采集“方言”，在先秦时代是出于“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的统治需要的一项政治制度。再如《礼记·王制篇》的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明大师陈师以观民风”，亦属此类。此后的《汉书·食货志》亦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起音律，以闻于天子”，也属于这样制度化了的采风活动。
在古代文学和史学的主流经典中，《楚辞》和《史记》所采用的有些事例，便出自古代采风所得文本。战国时期楚大夫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楚辞篇章里，融进了大量的从民间采集来的传说故事，如今这些借助楚辞所保存下来的资料，业已成为研究古史、研究民族文化史弥足珍贵的历史文本。近人梁启超关注到了口述史料的重要。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第四章《说史料》，讨论“现存之实迹”和“传述之口碑”时谈到，现实发生的众多事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为此，梁启超又举司马迁著《史记》采用口碑史料之证，云：“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8】司马迁从20多岁起就先后游历、访问过浙江、江西、山东、湖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风。因而在其所著历史经典著作《史记》的有关部分之中，杂揉了一些上古民间传说之类的“野史”，便不足为怪了。例如，《五帝本纪》中的轩辕、炎帝、蚩尤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夏本纪》里面的记述的鲧和禹治水的传说，《殷本纪》记述的简狄取吞玄鸟堕卵而怀孕生契的传说，《周本纪》中的姜原履巨人之迹得孕生子传说，等等。
从一定程度而言，如若除掉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典籍中出自采风所得文本的内容，文学史和历史都将会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事实证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献、越古远越稀少的文字史料，与古代口碑史料的合璧，才是构建和复原历史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依据。这种“三合一”，缺一不可。
可以说，中外民俗学史大都显示着一种几乎是共同的发展轨迹，就是说，各国的民俗学大都是从收集、考察民间口头文学升华而来。民间口头文学是民俗学研究的当然的、也是最主要的文本之一。从历史学而言，那民间口头文学是民间口碑文献。在这点上，民俗学亦不例外。作为现代科学的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方法，首先仍然是采风，亦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所谓的“田野调查”。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部被许多学科视为经典的论著，正是以其长期地深入到北美易洛魁人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所得资料与切身的感悟作为坚实的立论基础，加之严谨的科学思考的结晶。
对于民俗学而言，其研究文本主要为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各种文献。除业已公认并熟知的那些经典性文献之外，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利用的文献，例如《目前集》等四种（明·佚名等）、《俚言解》（明·陈士元）、《墨娥小录》（明·佚名）、《（增定）雅俗稽言》（明·张存绅）、《通俗编》（清·翟灏）、《证俗文》（清·郝懿行）、《俚俗集》（清·福申）、《土风录》（清·顾禄）、《里语征实》（清·唐训方）、《壹是纪始》（清·魏崧）、《谈征》（清·外方山人[西厓]），以及《清俗纪闻》（ [日]中川子信编述，以600余幅白描图录为主）等。这些，已经包括在我正在编选的《雅俗轩选辑民俗语言文化珍稀文献128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史学理论文库》里面，从唐代以来直至民初的古近代文献中初选了大约50余种珍稀文献。
第二个方面，是田野调查所得的文本。田野调查，既包括历时性的，同时也有共时性的。钟敬文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前言（原题为《写在前面》）语重心长地指出，当今中国的民俗学“缺少田野作业”。他认为，“中国典籍丰富，又有考据传统，因此，考据便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大特色。但中国民俗学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首先，从数量上看，与文本研究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其结果，自然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和人们对民俗事项的整体把握。其次，由于搜集者多半是热心民俗但又缺少学术训练的民间人士，他们所关注的是文本本身，而对相关语境则缺少起码关注，所以在搜集质量上便不能不打上许多折扣。田野作业的欠缺，不但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使民俗学研究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而只能在文本之中徘徊”【9】。而国内许多民俗学研究生限于经费等因素的困扰，一些需要实证文本论据支持的毕业论文，由于不能进行田野调查而空泛、淡薄，缺乏必要的实证论据，也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田野作业机会和条件，每天乃至每时每刻都有众多的难以数计的珍稀口碑文献在不断地消亡。时下，国际语言学界纷纷提出抢救濒危语言。我要说，民间隐语行话也是一种亟待抢救的、濒危的特殊的民间语言文化。2001年，当我奔赴淮河流域古镇临淮关镇进行淮河流域民间隐语行话田野调查时，当地的一位渔民兄弟十分遗憾地告诉我说，镇上一位能说各种行当隐语行话的老渔民，刚刚在我到达那里的十多天前去世了。闻之，令人不禁扼腕而叹。
基于对上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文本的科学需要，也就相应地形成了民俗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方法论，即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
三、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和借鉴
社会史的研究，大体可分别为上古史、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历时性的”，那些每日发生的“共时性的”社会事物，在时间的推移之下随即也就变成了历史。田野作业调查的范畴，不仅仅包括亟待抢救发掘的历史性口头文献，和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有针对性的内容，同时也包括稍纵即逝的“共时性的”现实发生的口碑文献。例如，我在谈“民俗学研究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为社会进步服务”问题时说道，在社会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的今天，不应只把民俗学视点一味盯紧在乡村的“田野作业”，更应当直接关注都市民俗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及其传承扩布过程中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制衡调控功能。让民俗学研究直接为现实社会进步服务。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努力让学术贴近现实生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0】
民俗学研究一向注重社会生活中的个人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强调对个体或群体行为者的主观意图的感悟和理解。这也正是在方法论上发展和充实了一代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理解的社会学理论思想。同样还是民俗学的这种本能的（或说是固有的）理论基点，也直接影响了“新史学”、促生着口述史学的形成。口述史学不只是现代国际历史学界的一场“革命”，一场方法论的“革命”，更主要是历史学观的进步。即如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说的，“确实，从田野工作开始会有一种良好的感觉，口述史的实践经验本身就诱使人们去追问有关历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问题……探索历史学家掌握证据的不断变化的途径，从口头传说的原始显赫地位到文字文献和磁带录音的新纪元”。【11】
口述史学的出现对于民俗学而言，我认为，既是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支持，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与变革。仍如保尔·汤普逊所言，“口述史的办法也被许多学者所用，特别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口述史学家”。【12】显然，个中自然也包括着民俗学家。
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有着方法、目的、内容和形式等多方面的的关联与差异。
首先，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采风形式的相似与近缘关系。口述史学在形式上与民俗学的采风亦即田野调查相似，属于近缘关系。两者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着历史的传统渊源，即如口述史学所认为的，“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13】。口述史学对于历史科学之所以被视作一场“革命”，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被正式采纳进入“正史”作为历史实证；二是从此可以允许许许多多的平民阶层中人、民间人物、民间事象成为历史见证乃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加载史册。这也是口述史学所人为的，历史英雄和社会精英未必都出自各种上层领袖人物，也同样包括着有平民人物。口述史学同以往史学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特别关注到了平民百姓。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通常把口述史学说成“面向大众的历史学”，就在于此。
显然，在此前提下，民俗学的许多内容也将通过“口述史学”这个渠道随之进入“新史学”的视野，堂而皇之地进入所谓“正史”。事实上，任何一部没有民间社会生活史内容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
其次，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在目的、内容方面的差异。
尽管口述史学为历史科学关注下层社会生活和平民提供了新视野，而其关注范围的广泛性不能也不会排除对主流社会生活事物、人物的特别关注。这正是口述史学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在目的、内容方面的差异。例如，唐德刚教授是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学的美籍华人，他从1957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以及《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等口述史学专著，真实地记录、介绍了这些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的家世、主要经历和成就，为复原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事件提供了当事人的直接的资料。再如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口述历史项目的总统图书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自1961年起就雇佣了口述历史学家对杜鲁门总统和与之相关人员进行口述访谈，受访者包括来自于欧洲的某些领导人。每个访谈的抄本都大约从20-200页不等。到目前为止，总共已经做了500多个这类口述历史访谈。再如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完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总共500个访谈中，记录了艾森豪威尔内阁主要成员、家庭成员以及对那些与之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家们等的回忆，访谈的对象主要有总统顾问、白宫工作人员、各部部长、新闻记者、科学家、国会成员和大使等。由于这类口述史项目的人物与专题的关系，就很少把平民列为主要的访谈对象。至于民俗学则几乎把全部的视点放在中下层面人物及其日常的生活方式上面。这一点，也正是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有所区别之处。
再次，民俗学的采风比口述史学更强调现场的、实时性的“话语语境”。
民族学者巴瑞·托尔肯（Barre Toelken）在研究美洲北方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传统时注意到，“在美洲本土，一个独立于语境之外的笑话文本，几乎不能再具有完整的意义，因为正是在其语境之中，某些共享着文化价值的重要层面，通过口头讲述而得以戏剧化”【14】。显然，如果脱离讲述者讲述内容所必需的、现场的和及时性的“话语环境”，仅仅依靠单纯的面对面访谈形式的记述所获得的文本，仍然是静态的，脱离所讲述的事物的应有的具体环境的文本。非实时性的现场的那种声情并茂的实际情境，没有演示者与观众的情境交流或是观众即兴的参与，也就没有原汁原味的直观氛围，就不能认为是“全息性”的科学文本。这样的文本，在无法复原或再现原有“话语环境”、“场景”的情况下，只能视为“回忆录”性质的文本，是无奈的“抢救性”文本。而更多的现存事物的采集则应当是现场的、实时性，尽可能非常自然的调查和记述，这就是民俗学所要求的最理想也最需要的科学文本。至于一些部落群体出于自身的风俗习惯制约，“人们认为在陌生人的面前开玩笑是有失礼节之举”（如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15】，因而难以进行实时性的现场“全息”记述，除了采取必要而又可能实行的技巧之外，也只能不无遗憾地进行“一对一”式的和集体性的访谈了，亦即新史学常用的“口述史”录制了。其结果，只会是“一个独立于语境之外的文本”。
那么，民俗学该如何面对口述史学的冲击或说“挑战”呢?我以为，至少应注意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口述史学的冲击和“挑战”促使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全面更新技术手段。
民俗学传统的田野调查、采风，主要是把访谈的见闻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以此作为研究文本。其缺陷，则是难以出示所记录的文字内容全无访谈、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掺杂其中。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所记录的文本之中不掺杂进一些采风者本人的理解、感悟，甚至是拟测的成分。因为，在记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存在着访谈者的理解与思考的过程。如果对此文本再进行二次整理或加工，其斧凿之痕也就更为显然了。这样的研究文本，若提供给非亲身采风者使用，则难免再次经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理解、感悟、拟测等“加工”过程。当然，不仅民俗学如此，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也不外如此。
相反，采用现场直接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制的访谈文本，不仅可以长期保存，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更重要的是可以重现原本的场景、语境及访谈内容的过程和原貌。由于使用和传播的需要，把这些音像记录文本“转换”为文字表述文本，是必要的。不过，据此记录、整理的文字文本，由于有可复原的音像原始文本作依据，可以复查，因而其真实性、可靠性，是有保证的，可谓是一种接近原貌的文本。这种现场全景采制的可复原性，真实性，可原貌复制性，正是口述史学所看重的关键所在，是口述史学赖以成立的技术支持。
有鉴于此，民俗学研究的田野调查、采风，必须借鉴口述史学的成功经验，全面更新技术手段，别无选择。而且，还应在实践中逐渐探索更为科学、规范，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有关技术已经接近普及的今天，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记录文本，至少要有现场录音作为依据。除特定情况外，没有录音作依据的田野调查文字记录，其可信度则应大打折扣，在使用时，也应予特别声明。这一点，应成为当代民俗学的一种科学规范。
第二，口述史学的冲击和“挑战”改变了民俗学研究文本和田野调查的观念。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民间文化，应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目的。口述史学家认为，“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其关键显然在于，“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16】这一点，也是民俗学家所认同的事实。民俗学家S·汤普森便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17】。
尽管这些并非只是民俗学一个学科的历史状况，但我认为，口述史学家上述所言极是，如“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理由。在现代相关技术的支持下，使民俗学田野调查手段为其所获文本像口述史学文本那样具有“现场全景采制的可复原性，真实性，可原貌复制性”，不止是个技术手段的更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保证民俗学研究文本的可靠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是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论的一次重要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让自此之后的民俗学田野调查文本经得起客观推敲，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正是我们值得借鉴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提到的判断口述史书两个标准的第二条，“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18】。
没有科学、规范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田野调查技术手段，就难以采制出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没有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作为实证和论据，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命题或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尤其是民俗史研究，则务必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靠什么，首先是要靠科学、规范、客观真实的研究文本作依据，包括田野调查文本。
口述史学的出现，使现代史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时，由于口述史学同民俗学的种种关联和方法论的先进性，也势必促使民俗学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将有力地强化民俗学视点的民间文本调查与研究，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当然，在强调民俗学借鉴口述史学手段和理论之际，也应清醒、理性地继续肯定民俗学的文献研究方法的不容忽视，民俗史研究尤其如此。没有历史上积累的大量历史文献，同样不能还原和“复制”数千年的社会生活史。
注释：
【1】【13】【16】【17】初雪：《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管窥——性质、对象、目的、方法比较》，《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E·B·泰勒：《原始文化》，中译本，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8月版。
【3】C·S·博尔尼：《民俗学手册》，中译本，邹名诚、乐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
【4】【7】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5】均转引自高琴《民族志和口述史的内在类同》，《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
【6】【18】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第229-230页。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9月版，第43页。
【9】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3月版。这里所说的钟敬文先生的前言，在书里题为《写在前面》。
【10】载《光明日报·情况反映》2001第107期。
【11】[英]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译本，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引文见保尔·汤普逊的第一版序，第1页。
【12】[英]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译本，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89页。
【14】【15】巴瑞·托尔肯（Barre Toelken）：《美洲本土传统（北方）》，中译本，巴莫曲布嫫译，《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史学理论》，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