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
二、中英文论著中的唐宋军政变革
唐宋军政变革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日文著作为中心，形成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两种解释体系。中英文著作中摆出宏观架构参与这两个阵营的论战者诚属有限，然而牵涉到变革的有关现象者不少，举其大者，有如下几个范畴：（一）作为君主私臣而与军政制度密切相关的使职的发展及武官制度变革；（二）禁兵地位的提高及相关的统兵体制的变革；（三）宋代募兵制度的评价及（四）与军政变革相关的地域纽带与人事网络。
1、与军政制度密切相关的使职的发展及武官制度变革
唐宋变革期出现专制君主为权力中心之各种新兴机构，通过对机构的私人任使，帝王之意志能由上至下畅通无阻，而各种使职的发展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76]提供了各种使职的概观，为内诸司使的研究打下基础。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77]以列表形式逐一探讨了各种使职的起源。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78]结合墓志铭和敦煌文献，对唐代各种内诸司使的活动作了补充。
唐宋之际的使职研究，素来学者均注意政治制度层面，颇为忽略其与军事系统之关系；即探讨军事发展时，亦多着重唐代府兵制度破坏后，天子禁兵如何启迪五代侍卫与殿前两亲军，从而形成宋代之三衙。赵雨乐细考唐代所谓“北司”，实不止北面禁军，亦包括各种内诸司使，构成一个完整的军政系统。氏著《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79]一书从唐代宫廷之构造出发，以探讨内诸司使之权力来源；其中夹城及飞龙厩，尤为其最早获得的权力支柱。随着君主移居大明宫后，内诸司因应着大明宫建筑群而展布，成为固定而恒常的宦官组织，发展出飞龙、军器、弓箭等禁卫意味浓厚的内诸司使，及环绕着草诏、传旨过程之翰林使、枢密使和宣徽使。进入五代，君主大量起用藩阀时期的心腹将校出任内诸司使，执行宫廷内外诸种军政任务。随着北宋逐步实现统一，朝廷遂将往日具亲从意味的内诸司使阶官化，又发展出对应的官品计算方法及与之挂钩的差遣制度，实现中央集权。最后横行、诸司正副及三班官制的形成标志着君主私臣构成官僚层过程的完成。同氏著《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80]集中讨论了内诸司使之等级形成，亦贯彻了同样观点。同氏在《唐代北衙机构的形态再折——判官押衙等衍生》[81]认为内诸司使下设的押衙、判官、推官等名目其实来自于藩镇僚佐体系，标志着中央权力核心日益脱离律令制度，而走向与天子私兵军政混同的路向。
此后涉及内诸司使的著作有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82]及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83]，探索使职在汉魏的起源，唐代使职的数量、类别及其僚佐，认为使职的出现是唐代官制本身不完善所致。刘后滨《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84]从政治制度的整体变革探讨了使职与传统六部职权的冲突。李锦绣在新近出版的《唐代财政史》下卷[85]对内库、琼林、大盈库、染坊、文思等各种理财的诸司使逐项考索，并论述了庄宅使、内园使、总监使、如京使、牛羊使、营幕使、尚食使、酒坊使、十六王宅使、五坊使、内八作使、武德使、毡、毯坊使及采造使等与财政有关的使职的渊源。
对于个别使职的研究，以枢密使最受学者重视。枢密院作为最高层的决策机构的使职，其起源及职权演变可追溯至唐末，尤以五代为其重要发展时期。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86]一文考察枢密院职权于五代的演变，认为枢密院于五代正向着新相制演变，然而，周世宗及宋初中书省功能的恢复，使枢密新相制夭折。宋初之所谓分割相权，其实是削枢密之权，复中书之任，而非分割中书之权的开始。董恩林《五代枢密院考述》[87]不认为枢密使是新相制，从法律地位而言，它始终不过是内诸司使之列，是皇帝私臣，地位不能超过宰相。杜文玉《论五代枢密使》[88]认为五代枢密使集将相于一身，在人事任免权、财政权、军令权、司法终审权、进奏宣诏及册立后储等方面均抑制了皇权，与皇权相持。李鸿滨《五代枢密使（院）研究》[89]勾画了枢密使的职掌，并追溯了其制度化的过程。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90]及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91]追溯了唐代枢密使的建置始末、职权、得势原因，戴文特别提到其与神策军中尉之关系。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92]指出宣徽使凭着密迩宫掖的地位，逐步夺取外廷的权力，而成为与枢密使可堪比拟的使职。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93]详尽地论述枢密院的组织架构、官属任用，枢密使官衔变动、任期、职掌、与中书省六部之关系，内部运作和人事任用。此书千余页，大量运用了量化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很多枢密使的人名、任期和职衔变动都作了详尽考订。梁氏认为枢密院的特殊地位显示宋代非常重视军政。
关于其他使职，宁志新《唐代的闲厩使》[94]表列了唐代34个先后担任闲厩使的官员，强调唐代御马的重要性导致此职成为常置，并论述了闲厩使与飞龙使的关系。赵雨乐又在《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95]一文中强调随着翰林学士院的政治角色日趋重要，宦官为确保草诏、宣制的合法化过程中紧握权力，乃力图将翰林学士院置于内廷诸司的监控系统内，遂产生专门使职。
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强化，其运用亲随的将校侦查臣民的细事，就成为自然结果。程民生《北宋的探事机构皇城司》[96]认为皇城司的出现反映君主集权的意图，并勾画出北宋一朝皇城司的兴衰。赵雨乐《从武德司到皇城司——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97]认为武德司与皇城司是不同的机构，但职责渐趋接近。由于前者的亲从性较强，宋代出于粉饰私人政治的需要，遂改武德司为皇城司。
唐宋变革期的军政形态再不如中世时期强调贵族血源关系，乃是以帝王由亲从将校建立权力核心，私人任命的意味很浓。赵雨乐认为最能标志这项特征者，就是这时期由承旨、殿直和供奉官所组成的三班官制。所著《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98]一书追溯唐末以来三班官由内廷宦官系统兴起，到五代扩展成多等级武官制的趋势。他讨论了三班官由基层上迁的途径，说明五代三班官由原来具有军职与使职之多重性格，发展至专向使职转迁之历程。随着宋初逐步趋向统一，三班官制亦改变为纯粹寄禄的官制，与差遣类目逐步挂钩，其过往的亲从性亦为止消失。相反，在三班官贱职化的观念下，其为专制君主耳目的角色，亦渐次为新兴监察机关如走马承受所取代。阎沁恒《宋代走马承受公事考》[99]认为宋代君主为掌握军事情报的需要，乃设立走马承受公事为耳目，传递军令，察访敌情，奏报战果，监视军队，对边事的影响力十分重大。
宋代君主既用各种方法将提拔的亲随将官融入官僚体制，因而出现三班使臣的贱职化，是一项整体的趋势。至于在军政体系中，以文臣参与军事是否较任用武臣为可靠，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所谓“重文轻武”现象，虽曾被提高到“国策”的水平来探讨，但严格的研究著作其实不多。在史实上，这项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等问题，都不像“强干弱枝”和“先南后北”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答案。何况“轻武”是长期“重文”的后果；还是一方面崇文，另一方面有意图地抑武，好像也欠缺深入讨论。过往对于“重文轻武”的讨论，据笔者限于条件和水平所作的不完全归纳，大致有下列几种了解。第一种主张认为宋代“强干弱枝”、“重文轻武”二大国策有内在联系，核心在于“收兵权”。可是在讨论具体史实时，史家仍偏重前者而对后者则匆匆带过，如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100]。然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兵权”政策，以“强干弱枝”概念已可收摄，“收兵权”可能只是为了皇室和中央政府的安全，并非必然在普遍意义上“轻武”，如要扩大解释为一种普遍压抑武将的开国政策，则与史实不尽符合，如郭进控西山一事，至少反映出宋太祖对部分武将相当信任。另一种观点标明北宋曾经以崇儒或右文政策加强其统治，如王云海《宋太宗的右文政策》[101]；而Thomas H.C. Lee 的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102]从科举制立论，提出宋代文官单轨制的上升途径，有关论述并见其著《宋代教育散论》[103]。这种看法能落实到具体制度来解释“崇儒”或“右文”的政策，但对于“轻武”则欠缺同样分量的讨论。第三种看法基本上不否定宋代有“重文轻武”政策，但同时认为武官也属于统治阶级，作用不容低估。代表作品有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104]。刘氏的论述以南宋期间的例证为主，但其指出朝廷给予武官的种种特权值得注意，并在引言中呼吁展开有关研究，则具有宏观意义。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105]认为从军也是社会流动的上升阶梯。最后，第四种看法，认为宋初统治者的立意是不使武将如唐末五代时专横，并引用文臣以行文治，只是使文、武各安其位，不是刻意打击或贬抑武人。罗球庆《北宋兵制研究》[106]和 John Richard Labadie 的Ruler and Soldiers: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ca. 1060）[107]可谓其代表。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108]亦认为宋代只是轻视武官，但对于军政业务本身却给予高度重视。
近年学者开始以互动的角度来观察唐宋变革期的文武关系。曾瑞龙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109]认为宋初三朝逐步将各种军官纳入官僚化体系是防止暴力扩散的重要政策，而军人政治的结束也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然而宋人只知防范军人暴政，却没有预计到文臣知军事之后同样发生分化，部分文臣如王韶、孙路，及有文官背景的武臣，如种谔，均热衷于对西夏及青唐发动战争，也要为11世纪末战争周期的到来负上部分责任。布朗大学方震华的博士论文 Power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A.D.875－1063）[110]认为，由中唐至宋初文武臣僚各自建立其身分认同及专业地位，惟经过武人专政的五代，宋人倾向以财帛换取和平，而文臣亦开始排挤武将，此种猜疑的状况一直维持到王朝衰亡。以上两篇论文有些部分已溢出本文讨论范围之外，但总括来说，对唐宋变革期文武关系的不同观点，目前仍有进一步整合的需要。
2、禁军地位的提高及其常备军化
随着天子权威日隆，禁兵的角色大为提高，也出现中央从地方军队中汲收军事建制，加强禁军的现象，神策军即为一例。据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提要》[111]，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此书笔者未见）一书较有系统地论述了神策军的建置与发展，内外神策军的组织结构、兵源与职任、训谏及此军与中晚唐政治之关系。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112]除综述较受关注的北衙系统的六军和飞龙兵外，也概括介绍了在十二卫没落后继起的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等南衙系统的军事力量。薛平栓《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113]从城市人口成长的社会侧面观察唐代禁军，指出商人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及规避赋役等需要混迹禁军导致削弱其战斗力。曾我部静雄《关于中国军队的编制名称——都与指挥》[114]指出，唐末禁军及五代的军队多有“都”的编制，后来又为称“指挥”的单位所取代。赵雨乐《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动试析》[115]关注到唐末中央政府如何从地方兵制中汲取管理概念，将都这种一千人的编制单位移植到禁军系统中。他认为都这种较小的单位，多为藩镇结合乡里人而成的兵制基础，如忠武八都及杭州八都，皆为在这种基础上构建的军事力量。神策五十四都的组成标志着唐代禁军编制精神的重大转变，既承认中央募兵素质日形下降的现实，亦亲历藩镇兵自主性和亲从性的实战优点。
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一书考察五代禁军的演变过程，如何由唐末六军之衰退逐步演变、过渡至宋代的侍卫马军、侍卫步军、殿前司三衙系统。对于五代禁军在政权递嬗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张氏认为是与五代时内外兵力的变化情况关系甚深。早在后梁之时，中央禁军的力量已压倒了方镇军力，这种情况一直发展，造成禁军的地位在中央政争中日形重要，也促使他们的日益骄惰，遂出现周世宗整顿禁军之举。不过张氏认为周世宗对禁兵、方镇两大祸害，亦未能予以有力的治理措施。关于宋代的兵制改革，则是对五代兵制演变的总结。齐勇锋《五代禁军初探》[116]一文，开宗明义指出五代禁军上承晚唐藩镇兵制之余绪，下开宋代禁军之先河，反映了唐代军制向宋代军制的过渡。他强调在整个五代禁军发展的脉络而言，禁军不断地兼并方镇军队，最终将全国武装悉数中央化，而禁军内部亦不断进行分化、改造，遂有侍卫亲军、殿前军的出现。齐勇锋在《后周的军制改革》[117]中，不赞同张其凡认为对于周世宗整军的作用“不可评价过高”。齐氏反而批评过往的研究只集中强调宋初军制改革，对后周不够重视。
石垒《五代的兵制》[118]认为，五代的藩镇已不能如唐时割据一方甚至颠覆朝廷，因其时中央与藩镇兵力的对比已发生了变化，且方镇支郡军政长吏领兵及除授之权皆逐步为中央所收回，故即使方镇叛命，其属州亦多不从，自然易被敉平。王骞武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一书着眼于五代君主如朱温、李存勖皆以节镇而成跃登为皇帝，因为自身的经验及便利，遂将节度使的体制放射为中央体制，故皇帝不过是最大或最强的节度使，而禁军即由方镇兵转化而成，究实质不过是皇帝的私兵、牙兵而已。虽然历来多称颂宋太祖能够消弭唐末以来的兵祸，奠定赵家天下长治久安的局面，然而这样的论述却每将“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之举混为一事，又认为宋太祖罢藩镇乃以极大力量为之者。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119]一文，意欲辩正“杯酒释兵权”实指罢宿将典禁兵，而并不等于罢方镇。至于罢藩镇一事，其实自唐末五代，方镇兵力而日弱，相反，中央兵力日强，宋太祖之成功罢藩镇，不过是乘其趋势之便，而不需要旋乾转坤之力。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120]形容杯酒释兵权及罢藩镇等政策为“强本弱末”，并认为此种政策影响南宋收三大将兵权，方镇的力量自唐末已日受削弱，而宋初一些削弱地方兵力的措施，已见于五代，如禁军屯戍地方，由诸道选募骁勇以为禁军，移易方镇，分割方镇地盘与支郡直隶于中央，堕废城湟，将州县用人权收归中央，以及收回地方财政等等措置，均为宋朝的先导，并为宋朝所承袭及沿用。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121]亦认为五代的削藩措置成效显著。
至于宋人笔记中盛传的“杯酒释兵权”一事曾否发生过，学界中尚有歧见，徐规、方建新《“杯酒释兵权”说献疑》[122]认为杯酒释兵权一事的记载来自宋人笔记，不必视为实有；柳立言《“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123]加以反驳，又引起下一轮讨论，分别有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124]；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125]及柳立言《敬答徐规先生再论“杯酒释兵权”》[126]。
自唐代中叶至宋代，地方统兵之制，由节度使演变为都部署、钤辖、都监、监押的新制，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127]对此一演变过程做出探讨，指出都监、监押、都监押、部署、都部署皆起于中唐，为五代所承用。而宋代州置部署之制即于五代时已基本形成，经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都部署路之制亦已大体形成。此文重点在于指出宋代都监、监押、都监押、部署、都部署等制度取代了唐代刺史、节度使统兵的制度，并为此后的安抚使制度做了准备。同氏著《宋代安抚使考》[128]亦贯彻了同样观点。
罗球庆《北宋兵制研究》[129]是对北宋统兵体制作出全方位研究的重要论著。罗氏对于宋初以禁军作正规部队使用持较正面的评价。然而，他认为在削藩的工作及边患的影响下，北宋兵制受到动摇，并出现了文臣渐掌兵柄，乡兵、藩兵受到重用的趋势。待至真宗之时，禁军战斗力日减，冗兵问题也开始出现，北宋兵制便开始受到破坏。罗氏认为宋初兵制本来颇为完善，其后士兵趋于骄惰，是制度破坏的结果；甚至北宋由积弱走向灭亡，也是“强干弱枝”政策得不到贯彻所导致。林瑞翰《宋代兵制初探》[130]亦讨论了枢密使统兵、三衙管军、及更戍法等制度。
王曾瑜《北宋兵制初探》[131]为第一部宋代兵制的专著。对于宋代中央军政系统，王氏以“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做出解说。其特色方面，枢密院侵夺了兵部之权，其长官基本上以文臣担任，贯彻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精神。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而宋廷一方面削弱三衙统兵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扩及全国，使全国之兵皆为天子之兵。王氏还讨论了宋军的装备和战术特色。
外国学者方面，Edmund w\Worthy 在其博士论文 The Founding of Sung China, 950-1000: Integrative Changes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132]中，指宋太祖立国，惩五代之弊，重整禁军将领的权力架构，意在移除对帝位构成潜在威胁的禁军将领；削去方镇军力，杜绝节度使举兵犯上的可能。其目标在建立权力集中、相互制衡的架构，使禁军之间、中央军与地方军队之间相互牵制，不能作乱。此外，更戍法的实施，枢密院与三衙的并立，三衙自身的制约皆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强化中央权威、巩固君权的企图。同氏“Imperial Balance of the Military Power Equation in Early Sung China”[133]一文也贯彻了同样观点。John Richard Labadie在其博士论文Rulers and Soldiers: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in Northern Sung China（960-1060）中讨论了宋代的军事制度，指出宋初统治者为了解决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军人专权的弊端，遂从“体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s）和“个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两方面入手进行改革。所谓“体制”指对军权的分割、将领的任用及升降黜陟，以及忠君思想的教育等措置。“个人关系”则是君主透过私人关系联系自身与将领，以私谊使将领甘心听命，为国出力而不生二心。
当禁军成为北宋王朝的正规军之后，就必须维持一定数量留屯地方，遂产生了驻泊、屯驻、就粮三种禁军。对于“就粮禁军”，王曾瑜在《宋朝兵制初探》中以之等同地方禁军，是留在地方上，不再回到开封的禁军。其应始于真宗之时，最初置于陕西、河东、河北三边之地。而它的出现，使禁军由原先的中央军分裂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然而，姜锡东《宋代就粮军简析》[134]认为“就粮禁军”最早出现于太祖太宗两朝，在真宗朝开始增多，其主因在于首都的财政、漕运问题。而且，“就粮禁军”也有由地方厢军升格的，或由老弱病残的禁军改编的，更有从地方上直接招募组成的。
至于厢军，是由各地藩镇旧兵与杂役新军合并建置的，大部分来自招募，其次是以罪犯充当。厢兵负责杂役、后勤，不负责作战任务，亦不担当屯戍角色。葛金芳《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135]认为，宋代之时，强制性力役不易征发，遂编组厢军专任力役。厢军的积极作用在于他们减轻了一些小农的力役负担。但是，厢军既为役作部队，不免因为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而呈同步膨胀的趋势，结果还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北宋的厢军制度》[136]中，张德宗认为厢兵的出现是北宋军事制度集权的表现。然而厢兵数量庞大，却没有战斗能力，很难说是善制。养病之费，最终还是转嫁于农民身上。
宋代的弓箭手在真宗朝开始受到运用，而其大收效用之时是仁宗朝的宋夏战争。殷崇浩《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137]、魏天安《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考实》[138]、李清凌《试论北宋的弓箭手屯田》[139]三文皆对北宋弓箭手做出探讨。而魏天安一文尤为驳正殷崇浩而作。大要而言，北宋弓箭手为屯田、保毅、县邑三类，而保毅源于后周，为宋所承用。程民生《略论宋代西北乡兵》指乡兵的本质是劳役，但因其有报酬，所以与差役、夫役不同，与政府的经济关系是双向的，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较强。
蕃兵在宋初已出现，但其活动频密的时段在北宋中叶，故不少史家将之作为唐宋变革期们现象来观察。重要论文有顾吉辰《宋代蕃官制度考述》[140]；安国楼《论北宋蕃兵制》[141]。江天健《北宋蕃兵》[142]认为蕃兵活动地域有逐渐增大之趋势，组织亦日渐严密，显示蕃汉关系日趋密切。
3、北宋募兵制度的评价
自中唐中叶以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是庶民对政府人身依附关系一大变化。政府不再仰赖具有国家部曲意味的府兵，而透过财帛从民间招募。唐代从府兵制度瓦解走向募兵之途，有关论著甚多，然而这项转变发生在安史之乱前只能算是唐宋军政变革的前奏。而且经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143]及黄永年《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144]的论述，从征兵走向募兵的过渡期有进一步向初唐上推的趋势，此点当另文探讨。
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145]认为唐末五代的私兵部曲，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私兵部曲而展开，下启宋元明清国家部曲性质的募佣兵制。谷氏强调自唐末五代所实行的，不是募兵制，而是以私兵召募形式为主的募佣兵制。所谓募佣兵制，是与自由募兵制有别的。在募佣兵制下，士兵的应募并非纯为自愿，他们的依附性和强制性是很强的。例如黥面，即是强制性的表现。而以财募兵，尤显示当中的卖佣性质。朱瑞熙《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146]也指出刺字是征募强制成分的见证。
北宋承唐末五代之余绪行募兵制，颇受史家诟病。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的关系》[147]指出募兵是北宋积贫、积弱的根源。他更认为北宋朝廷供养四方失职犷悍之徒，含有分化阶级矛盾的意图。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认为从征兵演变为募兵，使军队专业化、职业化，应有利于军队素质的提高。而且，宋代兵制在相当程度上使农民免除兵役，厢兵也部分地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劳役。但其弊端在于维持一支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致使宋朝需要担负庞大的军费，形成所谓积贫的局面，并转而加重人民负担。此外，在招募制下，也造成兵多而滥的结果，成为宋代军力积弱的原因之一。
程民生《论北宋骄兵的特点及影响》[148]一文指出宋代之所以出现骄兵是因为宋朝只管削弱统军将领的权力，造成了将领对士兵管制放松，士兵骄悍、骄惰之风因而形成。《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矛盾》[149]认为宋代招兵不使为了强兵，而是为了消弭内乱，是守内政策的体现。正因为募兵的来源是“失职犷悍”之人，是流民、罪犯，流品繁杂，宋军需要面对管理的困难。募兵既是职业兵，宋政府必须为豢养大量军士及其家人而支付庞大的费用，结果是巨大的财政负担。而透过优厚的物质利益以笼络军心，却又造成了军士只追求物质的给予而“量钱出战”的现象，军队的战斗力、军法、军纪也受到削弱。其结论是宋代的募兵制造成了士兵对内敢骄，对外不可用的局面。在另一篇题为《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150]的论文中，程民生剖析了宋代募兵制之所以能够广泛推行，并得到确立，主因是宋代的商品的发达为募兵制提供了物质基础。程氏承认募兵制较府兵制先进，因为它造就了军队的专业化，有利于长期集中训练和战斗质素的提高，可及时调用，以应付频仍的外患。
张德宗《北宋的养病政策》[151]抨击北宋养病之策，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对社会生产予以坏影响。在壮健农民养在军中，使之一直脱离农业生产，由生产者转为寄生者。游彪《论宋代军队的剩员》[152]从剩员的问题入手，指剩员是募兵制的产物，以安置军中的老弱病残。剩员制推行的好处是使雇佣军老有所养，从而削弱他们的潜在反抗因素，稳定社会秩序，军队的战斗力也因为裁汰老弱为剩员而提到改善和提高。其弊处却是大量钱财被耗费于豢养剩员，加深了冗兵、冗食的危机。同氏《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153]则指出，宋廷对逃亡士兵处罚严苛的一面。
对于宋代后勤供应的研究，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154]是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全书旨在探讨宋代的军事后勤制度，范围包括粮草、军服、营舍、兵器制造、军械、马政。从宋朝军用物资保障的研究中，可归纳出一些特色：军用物资的供给完全由国家提供，与以往历代由士卒与国家共同承担的方式不同（如府兵制）。这是与募兵制的施行相配合的。宋朝在为其军队提高物资保障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后勤与军队之支持关系极为脆弱，突出表现为物资供给不足，质量粗劣，供应迟滞等等缺点。其结果不仅影响军人的正常生活和训练，还影响军事行动的结果，造成军事失利。而宋代战马的贫乏更决定了宋军不敌北宋骑兵劲旅。可以说，史继刚的研究是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探讨宋代军事之积弱。
4、与军政变革有关的地域纽带与人事网络
在唐宋军政变革的过程中，有几个牵涉地域纽带及人事网络的课题不可忽略，一是地域化的军事网络如何形成；二是仿真血源关系，即假父子、义兄弟的结合如何构成具有内聚力的军团性格；三是藩镇幕府的关系如何正规化为一种君臣关系。
首先是地域化的军事网络，而唐末五代最具地域化色彩的军事网络莫过于藩镇。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对藩镇与中央关系作了详尽阐述。Dennis C. Twichett 之 “Varied Pattern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155],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 in Late T’ang”[156]及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157]指出藩镇动乱的多面性与藩镇类型的多样性，张氏并对有关各项制度作了考析。此后有关藩镇动乱性质的散篇中文论著甚多，不能具录；以下撷出其中牵涉地域纽带的有关论著。
毛汉光于《魏博二百年史论》一文中，以河北强藩魏博镇为例，阐明唐末五代职业军人的性格。文中指出魏博职业军人已实际控制魏博镇内的军政，藩帅的拥立、保位，全仗职业军人的向背，以他们的利益为大前提。职业军人的利益比较一致，即使同一职业军人集团中包含有不同的种族成员，也不见有相互排斥的现象。而魏博职业军人集团是前后一脉相承的，横切面关系是姻族相连，其特性之一是不喜远离本地，更不愿被拆散。推而论之，职业军人作为唐末五代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存在于各府各镇，魏博的牙军、银枪效节军仅是最嚣张的一群。他们为财货而战，以一己利益为依归，影响着唐末五代的政局，也影响了宋代建国的军事措置。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158]探讨了安史集团的地缘特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159]借用了地理学的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论述了定州、镇州和魏州的重要性，从地缘角度说明了这三个河朔藩镇帅府的兴起。
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160]一文以非独立型藩镇忠武军为观察对象，探讨了唐廷对陈、许如何实施有效控制，及巢乱以后这套控制措施如何失效。他指出忠武军节度使与该地区存在颇大的地缘关系，反映出军队地方化的趋向。同样，与宣武军有关的研究有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161]；黄伟虎、蔡治淮《汴宋节度辨》[162]；于式平《李勉·宣武军·汴州》[163]及于式平《唐宣武镇始末》[164]。徐州作为南北交通枢纽也吸引了学者的注意。郭殿崇《张建封幕吏考》[165]逐个考出徐州镇帅张建封的幕吏。刘建伟《唐代武宁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166]论述了徐州处于中央和叛藩之间的夹缝所造成同时具有依附和游离的特性。卢建荣《地方军事化对唐代后期淮北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冲击（780－893）》[167]引入人类学扈从主义（clientlism）的思路，认为徐州军人并不满足于扈从一途。卢氏以徐州武宁军的军官团多次发动抗争为主线，探讨安史之乱后淮北军事化和地方主义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藩镇跋扈”只是官方语言，背后隐藏的讯息是地方自治的诉求。这些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地人争取自治，另一方面是文化隔阂。武宁军屡次出境作战大量伤亡，引起军眷不安，也增强了地方主义的情绪。樊文礼《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168]则探讨了淄青由“跋扈”走向“恭顺”的历程。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169]全面地论述了唐室为孤立河朔藩镇和保护运河粮道而部署的整体战略格局，追述了义成、宣武、武宁、忠武、昭义、义武、横海等藩镇成立的由来。
冻国栋没有提及佐竹靖彦在1978年的著作，但其《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170]一文似乎得出与佐竹氏不同的见解。他根据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杭之豪杰举梃以卫乡里者八人，故立八都之号”，认为杭州八都属于典型具土团性质的乡兵，而非雇佣兵。何勇强《唐末两浙的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171]以吴越钱氏的主力部队武勇都为核心，追溯了武勇都与蔡州藩镇的渊源，并论述其归降钱鏐之后几番叛乱与淮南扬氏政权的密切关系。韩国磐《唐代宣歙镇之雄富》[172]讨论了杨行密政权兴起的物质基础。何永成《十国创业君主个案研究——杨行密》[173]认为杨行密集团地域主义很浓厚，也透过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内部关系，但不排挤来自其他地域的人士。朱祖德《唐末杨行密之据淮及其对政局的影响》[174]论述了扬行密兴起的历程及与政局的关系。任爽《南唐史》[175]及邹劲风《南唐国史》[176]除正史外运用了《九国史》及马、陆二氏的《南唐书》，综述了从杨吴到南唐的政治嬗替和军事形势。何永成《孟蜀创业集团研究》[177]也运用了和研究杨吴集团类似的方法解构了孟蜀集团。
对西北藩镇的个案探讨有傅乐成《回纥马与朔方兵》[178]、刘家驹《论唐代之朔方军》[179]；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180]；安彩凤《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181]；桂齐逊《河东军对晚唐政局的影响》[182]对河东军匡扶晚唐残局做出正面评价。黄淑雯《李克用河东集团人物分析》[183]指出李克用的部属主要由沙陀及代北人组成，并透过义儿关系强化组织纽带。章群《唐代藩将》[184]则个别探讨了李抱玉、李光颜等具有胡族血统的藩帅。伍伯常《中唐迄五代之军事传统与北宋之统一战略》[185]共20余万言，全面论述了中唐以降北方军镇之对立形势，幽州、河东、河南之三教关系，五代中央军力之发展与河朔、河东之衰落及北宋之统一战略。伍氏认为北方藩镇具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先南后北”并不是惟一战略。
在《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186]一文中，毛汉中讨论了五代政权的构成分子，指出平民与世武吏为朱温集团中两大支柱，尤以平民为多。所谓世武吏乃是低级军官或士校。世武吏存在于各节度使、州郡府衙之中，有浓厚的地区性，而平民从军者大都是世乱所迫，以个人为单位，其间亦有结义为兄弟的。在朱温的对头——李克用的阵营中，采用了一套结合各地豪杰义士的办法，以赐姓义儿的方式组成“义儿军”，由此冲破了用人的地域及种族界限。其言“义儿军”的优点是打破以地域为单位的藩镇小股职业军团，而建立职业的机动军团。但缺点在于义儿之间会相互排斥与竞争。此外，盟誓与结义的方式亦在在可见。要之，毛氏强调以此等非体制化的方式凝聚军事力量。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认为义儿早在唐代的藩镇中已经出现，在五代十国得到充分发展，至后唐李氏父子推行最力。而义儿军是由最骁勇的士兵所组成，由勇敢善战的义儿统领。透过义儿，军阀主将与部下建立了义父子关系，使彼此更亲密，从义父方面言之，部属因着义子的关系而加强效忠。不过，这种以利相合的关系，却是对儒家传统伦理关系的反动。其结论是，五代至宋初的发展是将募兵的权力由私人过渡到国家手中，由私兵募佣制过渡到国家募佣制。去牙军，存亲军（禁军），改私财供军为国家养兵，把义父子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戴显群《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187]认为收养假子是胡族传统，也配合了宦官生理上的缺陷，随着后者擅政而蔓延。王育民《论唐末五代的牙兵》[188]认为牙兵的出现为养子制度和部曲的混合物。追本溯源，收养义子乃北方少数民族之风习，汉人受其影响而效仿之，是汉族受异族同化的表现。另外，牙兵也不过是部曲的再现，是汉人的习俗。所以，牙兵的出现实在是胡汉风俗混合的结果。来可泓《五代十国牙兵制度初探》[189]搜罗了这个阶段各种牙兵的名号并概括了其组织特点。黄清连《唐末的黄头军》[190]认为忠武、昭义、西川及杨行密政权均出现黄头军，是私兵化的趋势下对特殊军服好尚的结果。黄氏并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黄头军的服饰与边疆民族兵源有关。
在君主专制体制日益强化之下，帝王遂倾向于提拔心腹侧近的幕僚及武将来掌握军权，而后者因特殊宠遇而形成派阀，就更属此政策发展之自然结果。王庚武在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中指出五代君主多由节度使入主中央称帝，他们鉴于昔日节镇藩府制度之有效及可靠，便将之扩展、放大而成为中央的体制。因此诸使职及禁军将帅权力的盈缩，便与君臣之间的私人情谊、亲信程度息息相关。刘樊认为五代史上的每一次政变，没有一次不是以幕府为原动力，因此，以《五代的幕府》探讨五代幕僚的出身、选任、地位及影响。然其文只罗列有关史料，并未作系统性分析。而于鹤年在《读“五代的幕府”》中，批评刘樊将胥吏、幕府混而不分，定义含糊。不过，刘氏之文仍然在了解五代藩帅的幕僚在幕府以至中央的参与提供了线索。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191]及何冠环《论宋太宗朝武将的党争》[192]；《论宋太祖朝武将的党争[193]二文认为宋初二朝武将也有派系之争，尤以宋太宗藩邸形成的党派更有明显的党同伐异倾向。
中国社会中人际网络中最密切者莫过于血源关系，而唐宋变革期的将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194]搜罗了府州折氏的碑刻史料；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195]除综述折氏累世奋战的经历更剖析了折氏知州传袭的特点，经济来源，家风，婚姻，丧葬等侧面。杨家将为后世最知名的宋初将门，有关散篇论文很多，难以具录；且大多集中于英雄事迹的考述，放进变革期军事网络形成的框架论述者甚为希见。有关杨家将的专著有常征《杨家将史事考》[196]；郝树侯《杨业传》[197]。关于曹氏将门者有张其凡《庸将负盛名——略论曹彬》[198]。柳立言《宋初一个武将家族的兴起——真定曹氏》[199]；汤开建《北宋御边名将曹玮》[200]。关于种氏将门，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201]论述了种氏将门起源于宋初稳士种放，其后一直保持三代曾任文职的身分，在文武二途中游移，而其功业主要集中于军事，最终经历了一个文臣武将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