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引浊放淤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 引浊放淤
我国北方不少河流的含沙量很高，它们多发源或流经于黄土高原。由于黄土质地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极易遭到水流的侵蚀和分割，暴雨时期，大量泥沙被冲人河流之中。如著名的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的泥沙流向下游，黄河陕县段河水终年平均含沙量达37．7公斤／立方米，平均每年有16亿吨泥沙被送往下游，海河也是一条多沙的河流，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区的永定河、漳河和滹沱河。此外，黄土区的一些山谷水含沙量也相当高。
我国古代人民在开发北方多沙河流水利时，注意同时用水和用沙，水沙并重。黄河、海河流域兴修的灌渠，自先秦以来都是“且溉且粪”，用水灌溉，用泥沙施肥和改良土壤。一些地区不仅用浑水淤灌，还开发以用泥沙为主的农田放淤，到北宋熙宁期间在当时政治形势的推动下，发展成空前规模的放淤主潮，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技术经验。这种开发利用多沙河流的水土资源，变洪害为洪福，用淤泥造田的技术，在世界水利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第一节 引浊放淤的发展历史
一、北宋熙宁以前的引浊放淤
放淤，又称淤田及引洪漫地，是将多泥沙的洪流，引入低洼荒地和瘠薄盐碱地使泥沙沉积、淤填的一种水利技术，兼有造田、肥田和改良土壤的作用。
人工放淤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传先秦时陕西富平赵老峪已实行引洪漫地了，距今2300年。万历《富平县志·水利》记载，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后，奖励耕战，水利工程渐有兴修，赵老峪引洪漫地即大致开始施行，经过多年漫淤，把原来“地土高燥”的穷乡僻壤，变成“土润而腴”的肥沃良田。到公元前230年，秦灭楚之后，秦始皇把赵老峪洪漫地赐给有功的大将王翦，“流曲大川为方百里，秦王翦美田千顷之地”。据调查，赵老峪洪漫区最初主要在顺阳河下游的流曲、美原一带，元、明时移向西北上游地区，规模更大。现在洪漫的方法是将赵老峪河床作为洪漫总于渠，旁分支渠24条，引洪口计37个，在各引水口前修筑有砂石导洪堤。田间工程主要是筑埂修埝，田块大小不等，一般认为十亩一块较好。洪水引入田块后，让洪水落淤。每年平均漫水深度0．3米，平均落淤厚度0．06米[1]。另外陕西的定边八里河、礼泉赵镇等也是古老的引洪漫区。
早期利用河淤在《管子·轻重乙》中有反映，称“河淤诸侯，亩钟之国”。应指战国时诸侯国利用河水淤灌和放淤，土地变得肥沃的现象。
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辨土》说：“下田则尽其汙。”下田应指低而瘠薄的田地，“汙”指积水、浑水。此句既有低田要尽量将积水排除之意，还有努力进行放淤，“以洼为突”，改良土壤之意，这是另一种“尽其汙”的方法。又《吕氏春秋·乐成》记载魏襄王时史起在邺地引漳灌溉事，“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在盐碱严重的低地种稻，也会采用放淤和淤灌的措施。
战国后期，秦国在关中平原修建了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汉书·沟洫志》称：“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唐代颜师古注释说：“注，引也。阏，读与淤同。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咸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亦进行了放淤改良盐碱地的工作。
汉代武帝时穿渠引汾水和黄河淤溉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汾阴（今万荣县西南）、蒲坂（今永济县西南）地区的“河壖弃地”，改茭牧地为农田五千顷（《汉书·沟洫志》）。这河壩地实为低下地，所以要进行改土，当时兴修渠道主要是引洪漫滩淤田。
唐代，实行引汴水放淤有较大发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记载“熙宁中，初行淤田法”时，他“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下泽即沼泽地，通过放淤，淤高了地面，改良了土质，民众大为获利。汴渠两岸开斗门淤灌农田的记载，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甲乙）判》中也有反映。文中说：“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船不通，请筑塞两岸斗门。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为此成为一件需要判决的事情。
北宋真宗时期，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李防“凿府西障口为斗门，泄汴水淤旁田数百亩，民甚利之”[2]。这发生在熙宁变法前六七十年，可见唐宋时引洪水淤田是常采用的方法。
山西省中部分布有一系列的断陷盆地，汾河从中穿过。中部断陷盆地的东西两侧，均为黄土山地丘陵。众多的山地和黄土高原切割后形成纵横交错的沟壑，大雨时期从山地中流出的川谷水含沙量皆很高。山西古代人民有利用川谷水放淤，变害为利的传统，发展到北宋时，已积累了较完整的经验，在不少地方进行大面积的放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载程师孟言：“臣昔提点河东刑狱兼河渠事，本路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绛州正乎县（今山西新绛县）南董村旁有马壁谷水，劝诱民得钱八百缗，买地开渠，淤浚田五百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淤灌），皆成沃壤。凡土州二十六县，共兴修田四千二百余顷，并修复旧田五千八百余顷，计万八千余顷。嘉祐五年毕功，攒成《水利图经》二卷，付州县遵行。”通过开渠筑堰，汛期引多泥沙的川谷水漫地，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河东新旧淤田达180万亩之多。这些放淤的技术经验为熙宁时大规模淤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熙宁变法与北方大规模放淤高潮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当时国家的经济处于人不敷出的困境。土地大量兼并，“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农民在沉重的赋税、徭役及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大量逃亡，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尤以北方地区为甚。而宋政府又养着庞大的冗官和冗兵，每年还要向辽和西夏缴纳数目可观的“岁币”。为了缓和矛盾，发展生产，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于是在熙宁期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其内容主要是“理财整军”。理财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修其水土之利”。通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直接增加国家财富。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宋政府颁布了《农田水利条约》，自是“四方争言水利”[3]。农田水利建设形成热潮，特别是北方的放淤活动规模空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北宋前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一直不景气。河北平原北面与契丹接壤，战备重于生产，丁壮半数服兵役和劳役，土地被监牧所占畜养战马。加上河道失修，洪水泛滥于中原大地，造成大片的盐碱荒地。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太常博士陈靖说：“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人者，又十无五六。”[4]之后虽多次劝民垦种，但“汝、颍、陈、蔡、许、涫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5]。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监察御史何郯言：“河北一路，除沧、滨出盐外，其深、冀、邢、沼等十数州，地多碱卤，不可耕殖，民惟以煮小盐为业，衣食赋税皆出于此。”[6]北方生产呈现一片衰退的景象，政府给养仰赖东南漕运。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在《农田水利条约》的鼓励下，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五月日侯叔献言：“汴河岁漕东南六百万斛，浮江溯淮更数千里……夫以数百万之众而仰给东南千里之外，此未为策之得也。臣伏思之，汴河两岸沃壤千里j而夹河之间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此遗利之最大者也。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最宜稻田，欲望于汴河南岸稍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二十六陂水以灌之，则环畿甸间岁可以得谷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7]这一意见被朝廷采纳，他和杨汲被任为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引汴水灌溉和放淤。于是大规模放淤活动就此拉开帷幕。这一活动由政府组织进行，集思广益，能较充分地调动人力，使原来存在于民间的放淤技术，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发展。
三、熙宁期间大放淤的开展和分布
熙宁二年十二月在侯叔献主持下，放淤活动首先在祥符（今开封市）、中牟地区进行。翌年八月，经王安石的推荐，神宗任命侯叔献、杨汲“并权都水监丞，提举沿汴淤田”[8]，给以水利专职之权。嗣后，又先后设置“沿汴淤田司”、“都大提举淤田司”等专职机构，领导淤田事务。熙宁期间放淤的范围很大，主要有河南的开封、中牟、荥泽、阳武、睢阳（今商丘南）、陈留、酸枣（今延津西）、雍丘（今杞县）、澶州（今濮阳）；河北的沧州、泊州（今永年）、保州（今保定）、深州（今深县南）、永静军（今东光）、静安军（今深县南）、冀州（今冀县）、瀛州（今河间）；河东的河中府（今永济西）、解州（今运城西南）、绛州（今新绛）；陕西的同州（今大荔）及朝邑县（今大荔东）等地区。放淤的水源主要有黄河、汴河、漳河、洺河、沈苑河、滹沱河、胡卢河等含沙量多的河流及一些浑浊的山川水。见下页图3-4-1-1。
河南地区主要引汴水淤田。汴水是联结黄河和淮河的运河，其时从河阴县（今郑州市西北）引黄河水，经开封历陈留、雍丘（今杞县）、襄邑（今睢县）、宋城（今商丘）、下邑（今夏邑）、永城、宿州、灵璧、虹县（今泗县），在青阳
镇（今泗洪）东南人淮河。其水流的混浊程度和黄河差不多。由于汴河以黄河为原，河床易淤高。熙宁年间，开封以东，下至雍丘、襄邑，汴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9]，使得地上河引水淤田尤为方便。熙宁时为迅速改变京城开封周围地区荒芜的景况，对引汴水淤田不遗余力。放淤工作以引汴水放淤起始最早，熙宁二年十二月即开始了（修工程为放淤作准备）；历时最长，延续到熙宁十年，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六月才撤销沿汴淤田司，中止引汴放淤①。甚至连重要的漕运也可让步。如熙宁六年夏，侯叔献引汴水淤开封府界闲田，水数放之后，几乎绝流，运舟搁浅，也未追究责任[10]。熙宁八年四月，管辖京东淤田的李孝宽建议：“矾山涨水甚浊，乞开四斗门，引以淤田，权罢漕运再旬。”[11]此建议被批准实施，可见对引汴淤田的重视程度。其时引汴淤田规模很大。如熙宁三年二月中牟县曹村建水一座，可淤民田千余顷[12]。熙宁六年，因放淤后，开封以西许多“瘠土皆为良田”[13]，神宗赏赐侯叔献、杨汲淤田各10顷，以嘉奖他们主持“淤田之劳”。熙宁七年，开封府淤田5600余顷。熙宁八年张景温言：“陈留等八县咸地，可引黄、汴河水淤溉。”下诏第二年差夫兴役。熙宁十年六月，权领都水淤田程师孟、都水监丞耿琬，“引河水淤京东、西沿汴田九千余顷”。七月，“前权提点开封府界刘淑奏淤田八千七百余顷”。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言：“京东，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余顷。”[14]
河北地区所引淤田的水源较多，有黄河、漳河、滹沱河、胡卢河等。主要有程防负责淤田，规模也很大。据《宋史·河渠志五》记载，熙宁五年闰七月，“程防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熙宁六年八月，程防又请求引水淤漳河旁地，王安石认为有利，同意冬季施工。十二月，王安石派人考察程防在河北放淤的情况，查实后上奏：“得良田万顷，又淤四千余顷。”熙宁七年正月程防言：沧州“引黄河水淤田种稻”，“深州开引滹沱水淤田”。熙宁八年四月深州静安令任迪，请求等来年刈麦后，全放滹沱、胡卢两河，又引永静军（今东光县）双陵口黄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万七千余顷”。这些建议都被批准施行了。
河东地区淤田经验丰富，熙宁期间继续发展。如熙宁八年，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陆经奏，在辖境“淤官私田约二千余顷”。熙宁九年八月在程师孟的建议下，派遣都水监丞耿琬淤河东路田”[14]。
陕西地区淤田的面积不大，只在同州（治今大荔县）一带引黄河水放淤。
熙宁淤田活动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少。如熙宁七年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役夫四五十万”，工程规模颇大。据统计，仅从熙宁七年至十年的三年间，淤田司投入放淤的费用达“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15]。年平均费用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3‰[16]，同时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熙宁期间放淤的总体状况见表3-4-1-1。
注释：
①元丰二年，为改变汴河淤塞迅速的状况，兴建运口改道工程，汴河水源改引含沙量少的洛水，黄河水不再进入汴河．故中止了引汴放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