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其发展趋势

　　粮食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前期粮食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导商品，这也是清代前期商品流通的一个特点。商品流通的范围、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粮食运输的状况，所以对粮食运输量的估计，必然有助于深入研究清代前期商品流通的规模、市场状况，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等问题。

　　许多学者曾就清代粮食运输问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广泛的探讨，估计尽可能多的粮食运路的运输量，力求估算总体数值。粮食运输采用水运为主，陆运为辅，水陆联运的形式。在全国内陆、周边、沿海地区都有粮食运输，这就需要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形式的粮食运输量，进行研究和估计。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内陆水运量进行研究。粮食包括稻米、麦、粟米、豆类、高梁等品种。由于史料的限制，也把豆饼计算在内。讨论的范围限于民间粮食运输，不涉及漕粮、军粮及官方采买。由于缺乏系统、全面的资料，这项工作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尽管如此，本文尽可能从可以找到的间接、零散的数值中，去乌瞰全国范围在一定时期内粮食运输量的变化趋势。希望这种变化趋势的描述能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清代前期还没有具体记载长期粮食运输量的史料。日本学者加藤繁开始采用山海关粮税值，返向推导粮食过关量。[1]利用户部管辖的如：浒墅、淮安、扬州、夔关、芜湖、临清等常关税收资料，计算粮食过关量。这就为估计粮食运输量找到一种尽管不完善，但不失为实际可行的好方法。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并考虑影响粮税收入的诸多因素，尽可能接近实际地估算。此外，我们考虑到还有许多运道，并未通过常关，所以，又用过往船只数量来估算，或可补充前人的计算结果。当然，还有众多的车、担陆运量，则限于史料难以估计。因此，本文估计的数值也还只是清代前期粮食运输量的最低值。

　　长途运输，水运比陆运总是更为方便，更为便宜，所以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粮食运输多采用水运，舟楫不通之处，方用车载兽驮，自然形成以水运为主，以陆运为辅，互为补充的水陆联运粮食运输网。可以通舟行船的河流是水路运输的基本条件。

　　 清代前期分布于内陆的江河水系，能够通船载粮的主要有长江、西江、闽江、淮河、黄河、海河、滦河等水系和运河。以下分别对各水系和运河的粮食运输量进行考察。

　　（1）长江水系

　　长江干线是主要运路，流经四川、湖北、江西、安徽，由江苏境内入海。除了江苏之外，其他省区都或多或少有余粮沿长江运输。分布在沿江各省的支流也是粮食航道。上游金沙江及其支流牛栏江、车洪江，雍乾年间修复开通，流经云南、四川；嘉陵江连接四川、陕西、甘肃，中江、涪江、渠江、涪陵江、大宁河等都分布在四川省内，也是四川省的粮运航道。中游北岸的汉水及其支流分布于湖北、陕西、河南，这三省都有粮食沿汉水运输。其他支流清江、金水、沮漳河、滠水、倒水、举水、浠水、均可通船，[2]是湖北省的粮运道。中游南岸连接洞庭湖的有湘江、沅江、资江、澧江分支，流经湖南、贵州。湘江与资江、沅江与澧江之间又分别有支流相通。湖南是产粮区，粮食通过以上四江，向北、南、西方向运输。湖北江陵长江南岸，有支流虎渡河，南通澧州观音港，“舟楫络绎”。[3]中下游江西境内，流入鄱阳湖的赣江及其支流武阳水、锦江、鄱江，可达长江；赣江支流章水、贡水等，向南、东南可达广东、福建；流入鄱阳湖的昌江、乐安江直通安徽徽州。江西粮食沿以上河流外输。长江在安徽境内的支流泥汉河，青戈江是粮运道。安徽粮食沿此路下运。长江下游与运河交汇后入海。

　　川粮外运量。长江沿岸设立的，对粮食计石征税的关有夔州关和芜湖关。川粮大部分经夔关外运。夔关粮食通过量，实际上也是大部分川粮外运量。

　　夔关乾隆十九至四十五年粮税数值，参阅表1。

表1：乾隆年间夔州关粮税（单位：两）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十九年*	24873	二十八年*	28331	三十七年**	26623	四十六年	———
二十年*	25011	二十九年*	26118	三十八年**	27808	四十七年*	26915
二十一年**	25078	三十年**	19341	三十九年*	26071	四十八年*	26918
二十二年**	20873	三十一年**	23024	四十年*	27103	————	———
二十三年***	25777	三十二年**	27548	四十一年*	26078	五十七年***	28141
二十四年***	27932	三十三年**	26600	四十二年*	26079	五十八年***	26955
二十五年***	27154	三十四年**	26689	四十三年*	26943	————	———
二十六年*	27158	三十五年***	27553	四十四年*	26691	六十年***	28156
二十七年*	28124	三十六年**	26628	四十五年***	26691	—	—

　　资料来源：*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钞档。

　　由于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三十年粮税最少，二十八年粮税最多，减去最低和最高数，每年平均粮税26248两。粮食税率每石征银四分，米豆杂粮相同，[4]折合粮食66万石。“川省斗斛较之仓斗每石约大七斗”，[5]合标准石112万石。

　　由于清代税制不健全，不完善，给税官贪污和商人漏税造成机会。一般来说，贪污漏税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皇帝有意给官员一些占润机会；官员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贪污是必然的，廉政是不可能的。商人偷漏税款也是必然的。而且商人与官员勾结起来漏税，更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因此，在用粮税返向推导粮食过关量时，需要对贪污漏税估计一个比例。据冯桂芬说：“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6]清政府规定，漏税罚银，一半赏给巡获人役，一半存充公用。由此可知，实际纳税四十石，官员贪污四十石，商人偷漏二十石，六十石是四十石的一倍半。这里假设贪污漏税额占已收粮税的150％，[7]上述112万石的修正值为280万石，取整为300万石。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川粮外运“常年动计数百万石。”[8]如果考虑到川粮还要运往云南、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乾隆时期川粮外运年平均至少在300万石以上。雍正四年川粮“每岁运至汉口发粜者不下数百万石”，[9]雍正九年“每岁不下百十万石”，[10]说明雍正年间川粮外运年平均已在百万石以上。嘉庆元年爆发了白莲教农民战争，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长达九年。一般说，战争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对粮食生产、运输的影响，远比短时期的自然灾害破坏力大，经济复苏也需较长时间。这次战争严重影响了以上五省的粮食运输。川粮外运从嘉庆以后，呈下降趋势。道光年间四川人口增加速度快，粮食外运也会减少，估计嘉道年间，川粮外运量都不会超过乾隆时期的水平。

　　湖南粮食外运量，未见史料记载。据全汉升估计，雍正十二年从汉口运往江浙的米约有1000万石。[11]雍正九年川粮外运量不下百十万石，估计150万石。湖北产稻区不多，但单产量与湖南相差不多，也有外运米。[12]假定50万石。湘米外运量为800万石。包世臣在嘉庆三年十月说：“今春二麦大熟，汉口近在隔江，存粮不下二千万石。”[13]这话可以说明三点：第一，白莲教农民战争已经持续三年，汉口存粮当是乾隆后期储存的。第二，既然是存粮，稻就多以谷形式储存，当然也会有储存米的，二千万石中有一部分是米谷不分，估计折米在1000－1500万石。第三，湖北产麦豆杂粮；四川、湖南也有一部分豆麦向汉口运输；陕西、河南也有豆麦杂粮运向汉口。这样汉口存粮中当有一部分是豆麦杂粮。假设乾隆时期汉口外运粮食为1300万石，其中川粮占300万石；湖南乾隆时期比雍正时期余粮减少，但考虑到豆麦杂粮的运量，仍估计湖南粮食占800万石。剩下200万石是湖北、陕西、河南运往汉口的粮量。

　　湖北与陕西粮食对流量，一条运路是沿汉水，从襄阳运往陕南汉中地区。汉水从顺康年间就有粮船往来。乾隆中期以前，粮食流向从襄阳溯汉水运往汉中。中期以后，汉中地区农业发展，水稻盛行于河谷平原，山区杂粮也很多。[14]到乾隆四十三年，汉中粮食顺汉水返销襄阳、汉口。[15]嘉庆中后期，汉中粮食“岁下襄阳”。[16]道光时人口增加，外运量减少。“汉水至汉中城，可行百斛钜舟。”[17]这里假设每船平均载量200石，假定有船500只，一年往返4次，可运粮40万石。另一运路，沿汉水，从襄阳到小江口，再沿支流丹水到陕西龙驹寨，然后陆运商州、西安。据乾隆《商州续志》记载，每月由襄阳到龙驹寨的民船约二百只。[18]一年2400只。“襄阳至小江口多民船，大者可载百数十石，入小江口概用扒河船，闸用鳅子船，载可二十石，递减而过徐家店仅八九石。”[19]这里平均载量15石，每年往返4次，估计一年运量14万石。汉水支流唐白河，是湖北与河南不同粮食品种对流的运道，如果考虑唐白河的运量，乾隆年间汉水运量当在54万石以上。此前运量为上升曲线，此后运量是下降趋势。由于这些粮食大部分运往汉口，所以其数当在前述汉口存粮外运量中。

　　芜湖关“米麦例不征税”。[20]粮税实际是豆税。乾隆年间豆税数值，参阅表２。

表2：乾隆年间芜湖关豆税（单位：两）

年份	豆税	年份	豆税
七年**	66083	十四年**	75448
八年**	116521	十五年*	88851
九年**	93021	十六年*	89337
十年**	79890	十七年*	63806

　　资料来源同表1。

　　表中七至十年是免税值，[21]这里略去不计。十七年湖广产豆地区受灾，豆税减少。[22]减去十七年数值，平均每年豆税84545两。豆税率“绿豆每担税五分。黄豆黑豆每担各税四分五厘，每担各合重一百五十斤。碗豆蚕豆每担各税四分。”[23]这里用5分、4分计算，平均每年豆粮过关量169－211万石。贪污漏税用150％折算，修正值为423－528万石。由于芜湖关豆粮通过量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粮食外输量是重复的，所以不计入长江水系总运量中。

　　江西粮食外输量，据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初四日郎廷极奏报：四十八年正月至四十九年五月，南昌府及外府牙行共卖过商米七十八万石，[24]估计一年卖米59万石。康熙时期江西人口二百十二万，嘉庆时二千四百万，增长十倍以上，粮食外输不会增加如此之多。假设增长六倍，一年354万石，取整350万石。假设芜湖关豆粮中，江西占100万石。乾隆时期江西向北运输，包括运往安徽南部的量，估计平均每年450万石。陈支平据冯桂芬说：“闻往岁以楚米接济江浙实数不过三四千万石。”[25]估计江西向北外输900万石。[26]据巡抚奏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八日至年底，浒墅关到粮量，包括部分谷折米共483万石。[27]每天过关量16000石，旧历一年352天，共运550万石。贪污漏税占150％，修正值1375万石，取整1400万石。一般来说，文献中统称江楚运往下江的稻为米，实际上有的商人运的是米；有的商人运的是谷，只是过关纳税时，才谷折米征收，所以统称米，并不一定都是米，还有谷。如果冯氏所说是米谷不分的情况，折米当在二千万石左右，沿途卸卖，或向北运输一部分，到苏州时剩下1400万石也是有可能的。同理，江西外运900万石，若是米谷不分，折米也在450万石左右。

　　安徽南部粮食外输量，据张忠民估计，乾隆时期年均运往崇明50万石。[28]参酌芜湖关豆粮通过量，估计乾隆时期安徽南部粮食外输量，年均达100万石。

　　以上长江水系粮食运输量，由四川（300万石），湖南（800万石），湖北等省（200万石），江西（450万石），安徽（100万石）外输量之和组成，估计乾隆时期年均至少在1850万石以上。顺治时期国内战争未平息，长江水系运输受到阻碍，康熙时各产粮区余粮外输，到雍正后期外输量明显增加，所以在乾隆以前，长江水系粮食运输量是上升曲线。嘉庆年间长达九年的战争，影响了长江水系的粮食运输。道光时，各省人口增加，产粮区粮食外运量也受到影响，所以乾隆之后，长江水系粮食运输量是呈下降趋势。

　　（2）西江水系

　　西江及其上游支流，分布在产粮区广西省，沿这些运路，广西粮食集中起来，分别向广东、贵州和本省其他地区运输。西江下游流经广东省，与北江、东江合流后入海。沿西江运往广东的粮食量，陈春声、[29]叶显恩、[30]徐晓望、[31]罗一星[32]都是相同量的估计，乾隆时期年均300万石。本文亦采此说。湖南粮食运往广东，主要水路有二：一由湘江上游转入分布在广西的西江水系达广东；一由湘江支流耒水，经郴州陆运宜章，从宜章水运广东。前者运量实际已计入西江运输量，后者中经陆运，运量当不会太多。北江及其支流，向北经陆路与江西章水相通，沿此路江西粮食运往广东。因为此运路与沿贡水，江西粮食运往福建情况相似，参酌贡水运量（参见韩江水系），估计乾隆年间沿北江输入广东的江西粮食量，年均10万石。前述沿耒水，经郴州陆运宜章，再从宜章水运广东的湖南粮食量，因为运路状况相似，也参酌贡水运量，估计年均10万石。因此，乾隆时期西江水系粮食运输量，估计年均至少在320万石以上，因为还有运往贵州等地的运量未计。

　　（3）韩江水系

　　韩江上游分布在福建汀州府，称鄞江。鄞江流经长汀，在这里有陆路通江西瑞金，瑞金在贡水边，这样江西粮食沿此路运往福建长汀。韩江下游及其支流分布在广东东部，在潮州府澄海县境入海。沿贡水中经陆路运入鄞江的粮食量，据民国《上杭县志》卷三十六，杂录记载，光绪年间“每日江贩来米八九百担不等……江贩之米，近日运至下坝、罗塘、新铺一带河道，直达嘉应大埔，每日千余担或数百担不等。”假设乾隆与光绪时的情况相同。乾隆时由大庚过梅岭“每担百斤为率。”[33]据江西粮商吴中孚记载，乾隆时斤与石的换算法：“称（原十五斤，今二十斤或三十斤）、钧（二称）、石（二钧）。”[34]每石合160斤或240斤，用160斤折算，平均每日950担，合594石。旧历一年352天，假设有200天运粮，运量平均12万石，取整为10万石。与王业健估计的江西运福建粮食年均10万石相差不多。[35]此外，韩江下游及其支流还有一定的运量无法估计，因此，乾隆年间韩江水系粮食运输量，估计平均至少在10万石以上。

　　（4）闽江水系

　　闽江及其支流分布在福建省内。上游支流浦溪，在浦城有陆路与浙江相通，据王业健估计，浙江粮食运往福建有10万石。闽江上游流经的建宁、邵武、延平三府都有余粮，沿闽江水系下运福州，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报：“溪河水亦充足，米船赴省者，源源不绝。”[36]因缺少船数记载，无法估计运量。不过，乾隆年间闽江水系粮食运输量，估计年均至少在10万石以上，还是有依据的。

　　（5）淮河水系

　　淮河及其上游支流潢河、曲河、灌水、史河，分布在北方产粮区河南省南部，光州、固始的稻米，沿此路运往江浙。[37]淮河及其中游支流颍河、肥河、涡河、浍河分布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河南北舞镇、周家口集二个粮食集散地的豆麦杂粮；[38]开封、归德二府的豆麦杂粮；以及安徽北部的粮食，都沿此路运往江南。[39]淮河下游经洪泽湖，一路经清河与运河交汇后，从江苏北部入海；另二路经高邮入运河。前一路经淮安关；后二路经扬州关，下达浒墅关。还有睢水，经河南永城、安徽宿州、泗州，入洪泽湖，汇入淮河水系，永城的豆麦沿此路运往江南。[40]

　　淮河中游设有凤阳关，大税口设在正阳，征收船料，不收粮税。凤阳关税乾隆十年以前“皆系十一、二万至十七、八百万余两不等。”[41]平均每年14.5万两。以下各年税值，参阅表３。

表3：凤阳关税值（单位：万两）

年份	税值	年份	税值	年份	税值
乾隆十七年	22.4	道光五年	10.2	十三年	10.7
十八年	19.8	六年	11.4	十四年	10.7
十九年	21.5	七年	12.7	十五年	10.7
二十年	18.4	八年	12.9	十六年	11.6
四十四年*	10.1	九年	12.5	十七年	10.8
四十五年*	17.5	十年	12.3	十八年	10.8
四十六年*	20.1	十一年	11.7	十九年	10.0
四十七年*	13.7	十二年	10.8	二十年	10.7

　　资料来源：*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其他均自钞档。

　　表中十七到二十年平均20.5万两；四十四至四十七年平均15.3万两；道光五至二十年中，减去八年十九年数值，平均11.5万两。假设粮税占50％，[42]另据后期文献记载：“米豆居十之七八”。[43]本文估计占50％。凤阳关粮税率，每豫斛石“合三分一厘一毫”。“豫斛三百石即准斛五百石。”[44]豫斛一石约等于标准石1.7石。贪污漏税用150％折算。以上各级数值分别折粮，乾隆十年以前990万石；十七至二十年1400万石；四十四至四十七年1045万石；道光五至十十年786万石。由此估计乾隆时期淮河水系粮食运输量，平均每年在1100万石左右。淮河水系粮食运输量变化趋势，用图1表示。

　　如图示，淮河水系粮食运输量的变化趋势，与长江水系粮食运输量的变化相同，从乾隆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6）黄河水系

　　在清代，黄河能否通舟运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康熙时，玄烨巡历西北，“自横城舟行，顺黄河下流，历人所未经行之河套，直达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45]雍正、乾隆时，也多次派人勘查。据调查结果，从湖滩河朔至山西吉州之埽上，也是陕西宜川大跌哨，可以顺水逆水行舟。[46]此后河段至吉州七狼窝不能行舟。河南陕州至孟津段也难行舟。除此之外，其他河段顺水逆水皆可行船。黄河下游与运河交汇后，在江苏北部入海。黄河上游处于高寒地区，有六个月可以通航，中下游有十个月可以通航。

　　黄河支流渭水、汾水，分别流经陕西、山西。渭水上游宝鸡以西，淤塞不能行船，宝鸡以东至郿县“一百四十余里，水落之时重载难行。郿县以东，河深水平，重船无阻，可以挽运。”[47]汾水经雍正年间疏通，陕西粮船由河津沿汾水，可达绛州、平阳、汾州等地。[48]分布在河南省的支流洛水及其支流伊水，“水深河宽，有船往来。”[49]

　　黄河中游粮食运输量，包括从归化托克托下运量和陕西运山西粮食量。据乔光烈《最乐堂文集》卷一，记载：“载米每船可数百石”，“停船百余，载粮万余石”。这是记述乾隆某年晋商从归化购粮，舟运陕、山两省的情况。假设有船100只，载量300石，一年运2次，估计每年平均运粮6万石。由于运路难行，中经陆运，不能过高估计。另一路由归化托克托“木筏装载，由黄河而下，至永宁之碛口，复陆运，经乡宁至孝〔义〕。”[50]然后陆运汾阳、介休。山西北部三府、省会太原都靠归化粮，考虑到这些因素，估计从归化托克托下运量，乾隆年间平均每年10万石。陕西运往山西粮食量，据乾隆八年陕西巡抚称，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日一个月内，“运往出境者已不下二十万石”。[51]这是高峰时期运量，乾隆年间平均每年估计在60万石以上。

　　黄河下游粮船，一般经淮安关运往江南。在淮安关，由黄河来船称西河船；淮河来船称南河船；运河来船称北河船。以下用西河粮船通过淮安关的数量，估计黄河下游运输量。乾隆三十五、三十六年，西河粮船过关分别为7950只和6550只。[52]据道光六年淮安关监督奏称，雇用西河船1627只，装粮74万余石。[53]平均每船载量455石。乾隆三十五、三十六年平均每年运粮330万石。嘉庆至道光年间西河粮船过关量，参阅表４。

表4：西河粮船过淮安关数量（单位：只）

年份	船数	年份	船数
嘉庆二十四年**	2648	道光六年***	1495
二十五年**	705	七年***	1515
道光元年**	1163	八年***	1405
二年**	1073	九年***	1462
三年**	1200+	十年***	1520
四年	—	十一年***	912
五年	—	十二年***	471

　　资料来源：同表1。

　　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三年数中，去掉二十四年最高值和二十五年最低值，平均每年1145只，运粮52万石。道光六至十二年数中，去掉十年最高值和十二年最低值，平均每年1358只，运粮62万石。从以上三组数值中可以看出，乾隆以后黄河粮食运输量明显减少。嘉庆元年以后，黄河下游年年决口，河床日淤日高，已有不得不北徒的趋势，由此粮食运量也明显下降。到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由山东利津境入海为止，黄河下游航运就基本废弃了。考虑到上游兰州至宁夏粮食对流量缺乏记载，黄河水系粮食运输量，乾隆时年均估计在400万石以上。

　　（7）海河水系

　　海河分布在直隶省内，下游经天津入海。其支流子牙河与永定河之间，有大小六十余条河流，分别汇于东西二淀。西淀亦称白洋淀。雍正三年经允祥奏请疏通。乾隆五年又进一步开通航道，形成以白洋淀为中心的海河水系。子牙河、淀河、清河、永定河舟楫相通。子牙河“为滹、滏会流之下游，由献县、河间入大城县境，经杨家庄、王家口、庄儿头等处，循隔淀堤汇入天津之三岔河，向来舟楫通行。”[54]滏水“流入直属各州县，……凡广平、顺德、正定、河间诸郡之米盐刍豆，无不藉以转输。”[55]广平府永年县农民“舟载粟豆至天津。”[56]淀河流经保定府，“天津一带商民重载，由淀河一水直达，挽输甚便。”[57]据1956年统计，天津、保定之间有船1620艘，载重总量2万余吨。保定港历年吞吐量在26万吨左右。[58]保定县是直隶省会，人口多，粮食运量当比较多。按20石合1吨计算，[59]保定港历年吞吐量520万石。考虑到经济的发展，清代前期商品流通量不会有如此之多，这里估计乾隆时期海河水系粮食运输量，平均每年150万石，占1956年保定港吞吐量的四分之一强。乾隆以前海河水系粮食运量呈上升趋势，乾隆之后似无明显变化。

　　（8）滦河水系

　　滦河发源于蒙古地区，流经四旗、喀喇河屯、热河等产粮区，再经永平、滦州从乐亭县境内入海。除四旗境内河段不通航外，自喀喇河屯，经热河船可直达乐亭。每年四、五、八、九月可以通航。据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滦河上有民船六、七百号，每船可载米十四、五石，航行约600余里。[60]假设每船每月往返2次，一年可运粮８万石，取整10万石。乾隆年间滦河水系粮食运输量，估计年均在10万石左右。

　　（9）运河

　　运河贯通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天津至临清段，有卫河汇入。卫河流经河南、直隶、山东，三省粮食沿卫河运往临清。在江苏境内，黄河、淮河、长江分别与运河交汇，还有与运河平行流通的串场河、射阳河、盐运河，也都有支流与运河相通，这些河流都是粮食运道。在浙江境内，钱塘江、富春江及其支流也与运河相通，组成浙江省内运粮道。沿运河从北到南设立的征收粮税的常关有，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四关，以下通过对四关粮税的反向推导，估计运河粮食运输量。

　　临清关粮食通过量。据康熙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称，五十五年六月至十二月，豫东二省运往直隶粮食66.7万石。同期豫东二省奏报为73.6万石。二项之差为沿途出卖数，其中东省数内包括海运量。[61]由于奏折中未指出海运数量，而海运量在康熙年间也不大，故略去不计。一般来说，上半年的运量当小于下半年的运量，假定少20万石。临清关康熙后期的年均通过量为128万石，取整130万石。

　　临清关乾隆时期的粮税值，参阅表5。

表5：乾隆年间临清关粮税（单位：两）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二年**	35881	九年***	52971
三年**	27000	十年***	25985
四年**	25000	—	—
五年**	16000	十六年*	17340
六年	—	十七年*	20612
七年	—	十八年*	17900
八年**	47314	十九年*	18697

　　资料来源：同表1。

　　表中二年、八至十年粮税是免税值，故略去不计。三至五年平均粮税22667两。十六至十九年平均数为18637两。雍正六年山东巡抚奏准，临清关改梁头丈尺纳钞为签量计石征收，杂粮每石纳粮银一分一厘，米麦每石纳银二分二厘，载入乾隆《钦定户部则列》成为税率。贪污漏税用150％折算。以上二组粮税分别折粮，三至五年258－515万石；十六至十九年212－423万石，二组数值合并取整为210－520万石。临清关乾隆年间平均每年粮食通过量，估计在350万石左右。[62]明代的这种规定是否延续至清代，不得而知。清代税则规定了不同商品的税率。就粮食来说，不仅单独列出，而且分别为不同品种的粮食规定税率。一般来说，凡是以粮税为主的关，税官在奏报中都将粮税与货税分开说明，不统称货物。其次，据康熙癸已进士甘汝来说：“各省原无米谷税例”。[63]另据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岳浚奏称，临关“向来止照梁头丈尺纳钞。”[64]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四年，“每年缺银自数千余两至二万余两不等。”[65]道光元年至九年每年都缺额。[66]总税收不足额，粮税自然会比以往少，粮食通过量也不多。临清关粮食通过量，康熙后期达到130万石；雍正时期至乾隆是上升趋势；乾隆以后是下降趋势。

　　运河临清关以北的运量，等于从天津溯流至临清的秫粱“数万石”，与经临清关向北运输的粮食量之和，减去沿途卸卖量。由于通过临清关的粮食绝大部分是向北运输的，故向南运量暂略去不计。又由于沿途卸卖数万石，与从天津下运数万石抵销。这样，运河临清以北河段的运输量，乾隆时期平均每年估计为350万石。

　　通过淮安关的粮食量。淮安关“向来全以西北南三河来船豆石、豆饼为大宗，米麦杂货次之。”[67]税率按豆税每石征银五分计算。乾隆时期粮税值，参阅表6。

表6：乾隆年间淮安关粮税（单位：两）

年份	粮税
八年***	256870
九年***	330894
—	—
十七年*	286923
十八年*	107961

　　资料来源：同表1。

　　表中八至九年是免税值，略去不计。十七年至十八年平均粮税197442两。贪污漏税用150％折算。十七至十八年平均折粮987万石，取整1000万石。淮安关乾隆年间粮食通过量，估计年均1000万石。道光年间总税收多年不足额，[68]所以粮食通过量呈下降趋势。

　　运河临清至淮安段运量，等于临清关和淮安关粮食通过量之和，减去黄河转入运河的粮食量330万石；减去淮河经淮安关的粮食量，假设400万石；[69]再减去临清、淮安二关的重复运量，假设120万石。[70]运河临清至淮安段运量，乾隆年间估计年均500万石。

　　扬州关粮食通过量。扬州关“豆米麦芝麻每担各税二分，船重税多，远来者加二宽免。”[71]另据巡抚奏称：“扬关豆货则列，每石纳银二分，登明船重税多，又从远地来者，加二宽免征收。查向年北来外河各船俱不敢渡江，装至邵伯即发客转贩，再雇邵伯镇之船装载过关渡江。此等船只过关每豆一石完税一分，自设关以来即如此征收，由为甚久。……近年以来，北来之船渐次渡江，照例宽以八折，而邵伯船只亦复不少，”请照旧征收，被允准。[72]税率分别以二分、一分计算。乾隆年间粮税值，参阅表7。

表7：乾隆年间扬州关粮税（单位：两）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七年**	57538	十九年*	61477
八年**	37241	二十年**	29098
九年**	40925	二十一年**	22217
十年**	37625	二十二年**	23579
十六年*	65999	二十三年**	43454
十七年*	53204	二十四年**	36738
十八年*	42035	二十五年**	39214

　　资料来源：同表1。

　　表中七至十年是免税值，略去不计。十六至二十五年中减去十六年最高值和二十一年最低值，平均每年41100两。贪污漏税用150％折算，折粮514－1028万石。扬州关乾隆年间粮食通过量，估计年均在800万石左右。嘉道年间的情况与淮安关相同是下降趋势。

　　运河淮安至扬州段运量，由淮安关与扬州关粮食通过量之和，减去淮河通过扬州关粮食700万石；减去由长江转入运河，经过扬州关的运量，假设200万石；减去淮安关与扬州关粮食重复运量，假设500万石。运河淮安至扬州段 运量，乾隆年间年均400万石。

　　浒墅关粮食通过量。浒墅关税率“均令签量计石收银四分”。[73]乾隆年间粮税值，参阅表8。

表8：乾隆年间浒墅关粮税（单位：两）

年份	粮税	年份	粮税
十七年*	251440	三十八年**	290880
十八年*	188228	三十九年**	243528
—	—	—	—
二十四年**	282819	四十一年*	331596
二十五年**	240347	四十二年*	187261
—	—	—	—
三十二年**	299459	四十八年**	311258
三十三年**	262451	四十九年**	198409

　　资料来源：同表1。

　　表中每组数值平均数分别为十七至十八年219834两；二十四至二十五年261583两；三十二至三十三年280955两；三十八至三十九年267231两；四十一至四十二年259429两；四十八至四十九年254834两。贪污漏税用150％折算。每组粮税分别折粮，十七至十八年1374万石；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635万石；三十二至三十三年1756万石；三十八至三十九年1670万石；四十一至四十二年1621万石；四十八至四十九年1593万石。“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元年间，米税每年收至二十五、六万两。”[74]嘉庆九、十、十一年米税分别为13.6万两；17.6万两；7.6万两。[75]道光四年“过关客米二百八十余万石，较之上届米数不及十分之五。”豆税“向年多收银七、八万两，少亦不下四、五万两。”该年“只收豆税银六千两。”[76]据以上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元年平均税25.5万两，豆税8万两；嘉庆九至十一年平均米税12.9万两，豆税5万两；道光三至四年平均米通过量420万石，豆税2.8万两。三组数值分别折粮，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元年2094万石；嘉庆九至十一年1119万石；道光三至四年1225万石。将乾隆、嘉庆、道光各年均粮数用曲线表示，参阅图2。

　　图中所示，浒墅关粮食通过量，乾隆以后呈下降趋势。嘉庆四至二十五年的粮税，有二十个年份不足额；道光元年至十一年中，有十个年份不足额。[77]因此粮税量与图中表示的粮食过关量的曲线走向是一致的。浒墅关乾隆年间粮食通过量，估计年均在1700万石左右。

　　运河扬州至浒墅段运量。浒墅关粮食一部分来自长江，一部分来自运河，二者各占多少很难分清。这里假设乾隆时期，来自长江的粮食为1200万石，来自运河500万石。扬州关与浒墅关来自运河部分通过量之和，减去长江转入运河，经过扬州关的运量200万石；减去扬州关与浒墅关的重复量，假设500万石。运河扬州至浒墅段运量，乾隆年间平均估计600万石。

　　从江苏沿运河输往浙江的粮食量，实际上也是运河浒墅关以下河段运量。据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浙江巡抚永贵奏称：“浙省民间粮食，虽极丰稔之年，仰藉于上游客米不下二、三百万〔石〕，均由外江过苏州之枫镇而来。”[78]这里丰稔之年运米二、三百万石，平常之年加上豆粮估计500万石。运河浒墅关以下河段运量，乾隆年间平均每年估计500万石。

　　运河乾隆年间年均运量：临清关以北段（350万石）、临清至淮安段（500万石）、淮安至扬州段（400万石）、扬州至浒墅段（600万石），浒墅关以下段（500万石）之和为2350万石。运河航运与黄河息息相关。乾隆五十年黄水盛涨，倒灌入运，自始借黄济运。黄水裹沙东下，河沙淤垫，河身日高，出现“黄河淤，运河亦淤”的状况。[79]嘉庆元年之后，黄河泥沙大量淤滞，运河河床也淤沙高积，严重影响运输，粮食运输量也不断下降。道光五年，由于运河浅阻，清政府不得不议改漕粮海运。正是在嘉道年间，商人也多改河运为海运，使沿海粮食运输量有一定增加，而运河粮食运输量在乾隆以前是上升趋势，嘉庆时期呈明显下降趋势。

结论

　　综合以上诸水系和运河的运输量：长江（1850万石）、西江（320万石）、韩江（10万石）、闽江（10万石）、淮河（1100万石）、黄河（400万石）、海河（150万石）、滦河（10万石）、运河（2350万石）粮食运输量之和为6200万石。乾隆时期内陆水运粮食量估计在6200万石以上，此前是上升趋势，以后是下降趋势。如果估计同时期，内陆和沿海粮食运输量，至少在8000万石以上。如果估计全国的粮食运输量，至少在8500万石以上。本文估计的粮食运输量比吴承明估计的全国商品粮流通量3000万石为多，主要是因为本文增加了黄、淮、海、滦等水系运量。据吴建雍研究，从东北、豫东和川、楚、赣三个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粮，每年也有3000万石左右。本文增加了两广、福建、山陕、直隶等省的运量后，数量也大多了。据吴建雍研究，从东北、豫东和川、楚、赣三个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粮，每年也有3000万石左右。本文增加了两广、福建、山陕、直隶等省的运量后，数量也大多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估计的乾隆时期内陆水运粮食量，是根据残缺不全的史料推算出来的，也难准确；但为尽可能反映粮食运输的全貌，大体只能如此了。

　　粮食运输量的变化趋势表明：乾隆时期粮食流通最发达，嘉道时期粮食流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衷退。这一趋势，也可以从各时期关税收入量的变化中略见一斑。康熙时期关税收入120万俩。雍正初期大约150万两，到后期记入赢余银两，关税增加一倍到300万两。[80]乾隆十八年，有人据奏销册统计共433万两，以后“每岁以增盈余，至乾隆六十年加至846万有奇。”[81]嘉庆十七年450万两。道光十一年，户部属下各关收入430万两。[82]尽管关税收入与实际有很大差距，但关税收入的浮动曲线走向，与本文研究的粮食运输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同时期国内沿海民间粮食运输，则是一条变化不同的曲线：康熙中期沿海粮食运输量开始增加，到嘉道时期，海运量继续上升到高峰。从整体上看，嘉道时期沿海粮食运输的发展，与内陆运河、黄河运力下降，以及各产粮区外运量的减少形成互补。因此，全国粮食运输量的总体规模，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值得提及的是，无论是长距离运输，还是短途运输；无论是水运，还是陆运，在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的商品流通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没有短途运输的集中，也就没有长途贩运；没有陆运，水运也难以完成。

　　通观清代前期粮食运输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几乎覆盖内陆十八省区。凡是能通舟的河流，包括支流和支流的支流都有粮船往来。缺乏水运之利的广大地区，用车载、牲驮、背背肩挑方式进行粮食陆运，也是随处皆有。还有本文未涉及的传统商人形成行商坐贾的组合、运输、仓贮之间的配合，都反映了粮食运输活动具有全国性。粮食市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城乡人口、以及不同经济收入阶层对粮食品种的需求；不同地区的粮食品种需求；以及自然灾害的救济等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毫无疑问，清代前期粮食运输，为全国商品流通统一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充足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加藤繁《康熙乾隆时代に於ける满州と支那本土との通商について》，载《北亚细亚学报》第２辑；译文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第141－143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

[2]参阅周兆锐《清代前期湖北省经济布局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期成额、定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55页。

[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户部，关税。

[5]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日四川布政使管承泽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840页。

[6]冯桂芬《罢关征议》，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七，户政二四。

[7]实际上用150％的比例估算，是比较低的。如：夔关雍正年间粮食外输“百数十万石”，若以100万石计算，税为40000两。雍正十三年粮税17802两，相差二倍以上。乾隆年间粮食外输“数百万石”，若以200万石计算，税为80000两，而十九至四十五年平均粮税26248两，相差三倍左右。商人漏税亦如此。嘉庆十八年，从天津装载枣等货回福建的商船，正税单“书以红枣六百十四石，黑枣八十七石。”而实际装“黑枣一百石，红枣一千八百石。”[7]偷税达2.7倍以上。有时商船绕越关口，全船货物漏税，数量也无法统计。但由于各关贪污漏税的比例不同，所以通用150％折算。

[8]《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三，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是月。

[9]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克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7辑，第21页。

[10]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巡抚宪德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8辑，第417页。

[11]全汉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清中期的米粮市场与贸易》，转自王业健《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参阅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载《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13]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四，《筹楚边对》。

[14]参阅肖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15]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6辑，第293页。

[16]嘉庆《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上。

[1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道光。

[18]参阅侯甬坚《明清时期商洛山区的开发》，载《开发研究》1988年，第2期。

[19]严如煜前引书。

[20]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抚胡文伯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21]免税值反映两种情况：一方面商人运粮过关，免税值增加，另一方面税官借机虚报，以利贪污，免税值也增加。对此，乾隆皇帝也提出质疑。（参阅《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七，乾隆十年三月戊戌。）因此，免税数值中很难分清虚实，这里只好采取略去不计的办法，以下各关亦同。

[22]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抚卫哲治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第667页。

[23]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七七，税则。

[24]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辑，第616页，康熙时不征粮税，所以这种奏报数是可信的。

[25]《显志堂稿》卷十，《通道大江运米盐议》。

[26]《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65、538页；第39辑，第40、486页；第40辑，第360页。

[28]《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国内贸易》，载《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

[29]《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第45－46页，中山大学1992年。

[30]《广东航运史》第169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31]《清代前期广东福建两省的粮布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2]《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载《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3]《西江政要》卷二，《过山脚夫设定脚价》，乾隆二十三年。

[34]《商贾便览》卷四，算法，乾隆五十七年。

[35]王业健《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

[36]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528页。

[37]乾隆《光州郡志》卷二一，盐法。

[38]乾隆《郾城县志》卷一，川渠；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安徽巡抚鄂乐舜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482页。

[39]《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一，乾隆十五年八月是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349页；第32辑，第503、736页。

[40]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安徽庐凤道尤拔世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8辑，第882页。

[41]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傅恒等题本，见钞档。

[42]吴建雍据乾隆上半期，估计粮税占49.5％。《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43]《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60辑，第565、708页。

[4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四，户部，关税。

[45]《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康熙六十年九月甲午。

[46]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47]《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六，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丙申。

[48]雍正七年四月初三日工部侍郎马尔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2辑，第795页。

[49]徐珂《清稗类钞》第１册，地理类；亦见朱云锦《豫乘识小录》道光。

[50]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

[51]参阅《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52]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高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53]道光六年四月初九日文连奏折，见钞档。

[54]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814页。

[5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621页。

[56]康熙《永年县志》卷十一，风土，转自张谢《明清时期河北的集市》，载《河北商业研究》1984年，第1期。

[57]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辑，第530页。

[58]《白洋淀国土经济初步研究》，转自常征等《中国运河史》第563－56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59]参阅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章，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6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45页。

[61]《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6辑，第831页。

[62]关于临清关纳粮税问题。明代规定：商货自临清发卖者纳全税；在四外发卖者临清税六分；如系赴河西务、崇文门发卖者临清只税二分，其余至发卖地补足（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五，商税；亦见载于《士商要览》中的《天下路程图引》卷一，该书刊于明天启六年。据经济所藏胶卷本。）这说明雍正六年以前，临清关征收船料，不存在征收粮税问题。再次，据可以查找到的历年山东巡抚奏折，特别是众多不足额年份，若有只纳六分、二分的情况，则是申述缺额的重要依据，但从未见折中提及此规定。因此，临清关商货只纳六分或二分的规定，似未延续到清代。本文在估计临清关粮食通过量时，未考虑这个规定。

[63]《请除烦苛之榷税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一，户政二六，榷酤。

[6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650页。

[65]嘉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陈大文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66]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托津等题本，见钞档。

[67]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寅著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第660页。

[68]道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嘉庆二十二个年份中，有十三个年份少收；道光十一个年份中，全部少收。

[69]经凤阳关下运粮食共1100万石，一路经淮安关为400万石；二路经扬州关为700万石。

[70]运河各关之间粮食通过量的重复情况是不同的。临清与淮安二关重复量比较小。因为北方豆粮产区，绝大部分在临清以南，所以通过淮安的豆粮大部分不经临清关。而淮安、扬州、浒墅三关的重复量相比则大。因为豫东二省豆粮运销方向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所以从北向南运输豆粮，有一部分要通过二关或三关南下。豫南的稻米也有一部分要经扬州、浒墅二关。而从南向北运输的稻米中，也有一部分要经扬州、淮安二关。因此本文分别不同运段，采用估计重复量扣算的办法。当然对重复量的估计值并不很准确，只是在目前未发现史料记载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71]乾隆《钦定户部则列》卷七二，税则。

[72]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陈大受题本，见钞档。

[73]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一，户部。

[74]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张师载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75]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两江总督铁保、巡抚汪日章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76]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延隆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77]道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原题本无上奏人名〕，见钞档。

[7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144页。

[79]参阅朱契《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第151页，中华书局1962年。

[80]康熙、雍正《大清会典》，关税。

[81]昭梿《啸亭杂录》卷四，关税。

[82]道光十一年《钦定户部则列》卷三九，关税二。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