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内容摘要】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全国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市场；规模；空间结构
【作者简介】李伯重，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10．4．5—14
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全国市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界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否有全国市场”的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争议，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全国市场”，迄今为止，并未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换言之，参加争论的各位学者，都是依照自己个人的理解来判断明清中国是否已有一个全国市场。但是，如果对“什么是全国市场”这个核心概念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无法深人讨论中国是否有全国市场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确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全国市场”的定义，由此出发进行研究。
本文所讨论的全国市场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英文中为national market。在国内，早先有人将此术语直译为“民族市场”，但这个“民族市场”的术语后来被大多数学者抛弃，原因是在欧洲，“全国市场”的出现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重要历史现象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故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全国市场可称为民族市场；而在中国，情况非常不同，因此把“民族市场”这个具有特定的欧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国来，当然是不恰当的。尔后，又有学者把national market等同于“国内市场”domestic mnarket）。但“国内市场”是与国外市场相对而言；同时，国内市场并不一定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一些分散的区域市场，故英文中亦可用复数（domestic mar kets）。这里讨论的“全国市场”（national market）是一个全国性的整合的市场，也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统一的国内市场”。
虽然学者对于中国全国市场的规模和结构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但事实上这些意见也很含糊，而且对于为什么他们心目中的全国市场是依照他们所说的方式建构的，没有人做出解释。在此，根据近年来学界关于清代中期国内长途贸易的研究，重新估计全国市场的规模。同时，我使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经济巨区（eeonomic macroregion）的理论，重构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的全国市场，尽管施氏自己并未将此理论用于全国市场的研究中。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的规模与空间结构，特别注意这个市场的中心。
一、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的规模
一个全国市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国国内长途贸易的规模。在这里，我们将通过对长途贸易中主要商品量的分析，来推测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规模的大小。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已到达了很大的规模。现把吴承明关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国内贸易、长途贸易和对外贸易中七种主要商品的贸易额的估计列于下（表1和表2）。
吴氏总结说：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上述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1】这个比例尽管比过去一般想象的要大，但是似乎并不很高，由此可以推出下列结论：长途贸易的相当规模并不很大。
吴承明是第一位对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全国总产量和主要商品数量进行估计的学者。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为尔后学界对明清市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吴氏后来也发现其过去所作的估计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1）以往的估计有明显的低估倾向；（2）这些估计未将许多重要商品包括在内。
为了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吴承明参考吴慧对1840年中国贸易的估计，并对原有的估计作了一些修正。吴慧的估计包括了更多的商品种类，并对这些商品的贸易额作了新的计算【2】。虽然除了粮食的商品额外，吴慧关于相关商品的贸易额的估计与吴承明的估计颇为接近。但是由于吴慧对粮食的商品值的估计比吴承明的高得多，同时吴慧估计中还包括了更多的商品种类，因此他对国内贸易贸易总额的估计也大大高于吴承明的估计。【3】吴承明后来采纳了吴慧的估计，把国内贸易总额由原先的3亿两修正为5亿两，比原先的估计高出40％。【4】
由于吴慧的著作一直未刊出，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其估计的，但是他的估计中似乎也存在与吴承明的估计相同的问题。这里，我们仍然以吴承明的估计为基础，进行补充和修正。
首先，吴承明的估计存在低估的倾向，这可见于以下方面：
（1）吴氏自己已指出他以往对1840年中国长途贸易中的粮食总量的估计（3000万石）可能过低。【5】之所以过低，是因为他在作上述估计时，未将一些规模较大的跨省粮食贸易计人。【6】其他学者对清代长途贸易中的粮食的数量的估计，都大大高于吴氏。例如．郭松义估计在十八世纪后期，长途贸易（即跨省）中的粮食为4350万—5450万石，此外还有中途（即省内）贸易中的粮食300万石。【7】邓亦兵则估计十八世纪后期沿内河水道贸易的粮食总量为6200万石。【8】如果我们接受郭氏的估计，将长途贸易中的粮食以中数5000万石计，则将比吴氏的估计高出40％。
（2）吴氏估计关东海运到上海的豆、麦为1000万官石（或苏石），【9】而据我的估计，从东北和华北运到江南的麦、豆和水果，合计约为2500万官石，其中豆达2000万石。【10】由于有些学者可能会怀疑此数过高，我在此作一简单讨论。
几乎所有第一手史料都说十九世纪初期经海路输入上海的北方豆、麦为1000万石。但要注意的是这是关东石，如折算为官石（苏石），则为2500万石。【11】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东北（关东）的大豆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将此作为北方（东北、山东和苏、皖二省北部）经海路输入江南的全部豆货的总数的话，【12】则是很可能达到的。【13】除了转口江南外，东北的大豆也有直接输往闽、广的。【14】
（3）吴氏估计清代中期山东每年外运的棉布为数十万匹，【15】但许檀的研究表明其数高达300万—500万匹。【16】
其次，除了表1和表2中所列出的7种商品之外，还有一些在跨地区长途贸易中非常重要的商品未被包括在内。这些商品包括金属、瓷器、木材、肥料、烟草、蔗糖、煤、棉花等。
（1）铁、铜、瓷器：依照吴承明的估计，十九世纪初期长途贸易中的铁、铜和瓷器的价值分别为600万两、100万两和450万两，总计为1150万两。【16】
（2）木材：依照戴一峰的研究，鸦片战争前仅只从福州输往中国其他地区的福建木材，每年达到900万银元（大约650万两）。【17】但这只是当时国内木材长途贸易的一小部分，因为福建在木材生产和输出方面远远不及中国西南地区。【18】范毅军指出木材和稻米、棉花、丝货一同成为长江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他并估计在十八世纪，在通过长江沿线各税关的贸易的总量中，木材贸易占五分之一以上，或者说占中国长途贸易总量的6．6％。【19】邓亦兵没有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竹木贸易量进行估计，但是从她的文章中所使用的史料可以看到跨地区的竹木贸易的规模非常大。其中每年通过芜湖工关和龙江关并上税的木材，其数就各达数百万根，年征税额达14万两左右。【20】在十九世纪初期，木材也是东北地区向北京和天津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仅盛京、高丽沟地方，就有2万余人从事“砍伐树木售卖之事”【21】。所砍伐的木材主要输往京津。【22】
（3）蔗糖：在十九世纪初期，台湾的蔗糖年产量大约在8400万—8800万斤之间。广东和四川是仅次于台湾的产糖地区，其年产量也很大，尽管无法确知其数字。【23】这些糖绝大部分运销中国其他地方，【24】价值可能达到每年数千万两。【25】
（4）烟草：据嘉道时记载，湖南衡阳所产衡烟多由西商经营，“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贷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夕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26】。“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清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又紫阳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27】。山东济宁“业此（烟草）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28】。此外，福建、广东、浙江、四川、甘肃也是重要烟产区。【29】因此，在十九世纪初期，长途贸易中的烟草的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万两。
（5）煤：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煤贸易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30】仅只是从山东南部峄县沿着大运河北运的煤，每年即达数十万石，商人也因此而致巨富。【31】
（6）豆：在清代中叶，豆货贸易是最大的国内贸易之一。费正清估计1844年有价值1000万银元（约合700万两）的货物通过沙船从东北运到上海。【32】但是这个估计可能太低，因为仅只是其中豆与麦的价值就已大大超过此数。按照我的计算，每年从东北和华北沿海路输入上海的豆为2200万石，麦为300万石。【33】依照此时的价格，【34】300万石麦价值500万两，2200万石豆价值2200万两。因此，豆、麦价值合计为2700万两。
（7）棉花：吴承明估计进入市场中的棉花数量，是依据“有20％的织布农户自己不种棉、须得从市场上购买所用的棉花”这一假定来推算出来的。由于大多数购买发生在地方小市场内，因此吴承明没有对长途贸易中的棉花数量做出估计。但是邓亦兵新近的研究指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棉花的跨地区贸易很昌盛。棉花被从河北和河南运到山西与陕西，从山东和河南运到江南，从河南运到长江中下游，从江南运到福建和广东，从陕西运到四川，甚至从新疆运到甘肃。【35】这些贸易中，有一些规模很大。【36】因此进入长途贸易的棉花的价值，每年达到数百万两。
总之，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得到十九世纪初期中国长途贸易总额到底有多大的结论，但是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确信如果所有进入长途贸易的货物合计，其总值将比表3中的数字大得多。长途贸易在国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比吴承明估计的25％要更高。【37】我认为这个比重可能达到30％-40％。【38】有些学者可能认为这个估计过高，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长途贸易在国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肯定比以往的估计要高得多。【39】
二、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的空间结构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区域市场与一个经济区是等同的，因为二者都以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为基础。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水运系统对于地区的功能整合极为重要。因此区域市场和经济区的空间结构都同样具有施氏所指出的许多共同特征。【40】
从结构上来看，清代中国的一个经济区通常由一个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和围绕着这个核心区的边缘区组成，这些边缘区的人口随着它们与核心区的距离的增加而递减。核心区不仅入口稠密，而且也是主要经济资源的集中地，是连接各主要城市的贸易干线以及涵盖边缘区的贸易网络的中心。同样地，一个区域市场也由一个中心和其最大的商业腹地组成。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中心就相当于前述核心区，而腹地则相当于前述边缘区。
全国市场情况与此相类。全国市场的空间结构也由一个中心及其最大商业腹地组成。该中心是主要贸易干线的集中地，通过这些干线连接该地区内主要城市以及覆盖边缘区的贸易网络。
虽然施坚雅强调清代中国的经济巨区是自给自足的，但是他也指出有一个正出现的中国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江南（长江三角洲）是中心，而通过有效的水路与长江下游各地的核心相联系，使得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起到一种半边缘的中间作用，中国本部的其他部分则在更大的体系中成为边缘区。【41】范毅军在其以通过跨地区贸易体现出来的区域整合水平为基础时论长途贸易的重要性的示意图中，标示出了三个带状圆弧。第一个圆弧是长江下游，该地区构成核心圆弧，而江南则为圆心。第二个圆弧是那些有较高密度的运输与商业的地区，包括华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中国余下的部分，包括长江上游、云贵、岭南、东北和西北，为第三个圆弧，这些地区相对而言与长途贸易比较疏远。【42】很明显，尽管存在一些差异，这个示意图与施坚雅的示意图颇为类似。
如前所述，长江水系、大运河和沿海是三条主要水路，构成了中国水运系统的主干；而中国的国内长途贸易也正是集中在这三条水路经过的地区。因此，中国全国市场也就以这三条水路为基础，呈现出一种三叉形的枝状空间结构。换言之，商业腹地并不一定以同心圆的方式环绕着这个市场的中心。从功能上来说，第一层商业腹地包括直接与这三条水路相邻的地区，第二层腹地包括可以通过其他大小水道进入这三条水路的地区，而第三层腹地则为那些仅只有陆运的地区。对于这个结构来说，是否有水运比距离的远近更为重要。【43】因此，如果我们以江南为核心，那么长江中游的环洞庭湖地区就可以视为第一层腹地，而闽浙赣边区尽管很接近江南，但仅能视为第二层腹地。
资料来源：Fun,I-Chun,Long 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dissertation,1992.
尽管有这些差别，这两种结构在主要方面仍然颇为相似。一般而言，一个全国市场的中心与该国的经济核心区相当，而全国市场的腹地则与边缘区相当。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全国市场的中心应当是经济上最为发达而且在水运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地区。在明清中国，仅有一个地区——江南——同时具有这两个特点。由于苏州是江南的中心，因此苏州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全国市场的中心。
（一）作为中国经济核心区的江南
正如施坚雅所总结的那样，主要由于其关键位置，长江下游的外部贸易对内部贸易的比例高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自然资源以及长期投资政策也有利于长江下游地区。在十九世纪，长江下游的入门密度和城市化水平也高居中国各地之首。【44】由于江南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区，因此当然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
具体而言，江南地区有以下特点：不仅拥有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45】而且拥有全国最大城市苏州、大城市南京、杭州以及中等城市松江、上海、湖州、常州等。由于这个地区拥有足够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使得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此都能获得正常利润，因此它也成为大多数大宗商品的长途贸易的终点。这些大宗商品包括长江上游和中游的粮食和木材，云南的铜，华北的棉花，华北与东北的豆货，华南和台湾的蔗糖，等等。
江南地区因为处于前述的三条主要水路的交叉处，因此在中国水运网中也处于中心地位。随着水运的发展，上海、南京、乍浦和杭州都成为了中国内河航运和海运的重要港口。其中，上海发展最快，在鸦片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从一个地区港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据估计，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每年大约有53000—54000艘大型沙船出入上海港，总吞吐量超过300万吨，相当于中国沙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二。【46】江南在全国水运系统中的这种中心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这个水运网与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贸易。
（二）作为中国全国市场中心的苏州
区域或者全国市场中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其最大商业腹地提供商品批发和其他服务。由于江南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的全国市场的核心，许多长途贸易终点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也集中于江南。这些市场包括最大的稻米和木材市场（苏州）、最大的豆货市场和麦市场（上海）、最大的棉布市场（苏州和松江）、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苏州、杭州、南京）和最大的生丝市场（南浔、双林、乌青、菱湖）。【47】最能代表江南在全国商业中的这种中心地位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在1840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的米价变化方面，苏州和中国五个“经济巨区”之间的米价变化系数的相关性程度最为明显。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江南米价不仅影响到区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且也影响到全国市场上的供求关系。【48】
也正是因为在全国市场中的这种中心地位，江南能够将全国商人吸引至此。【49】在所谓“十大商帮”中，有四个（徽州商人、宁波商人、龙游商人和洞庭商人）把江南作为自己业务的根据地，尽管其中只有洞庭商人是江南本地商人。其他六个商帮的商人也在江南大力经营。他们建立的会馆增加迅速，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已遍布江南大小城市乃至许多市镇。江南会馆的密度，远高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50】
此外，江南在全国市场中的这种中心位置，也可从江南在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见之。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主要金融机构是钱庄（银号、汇兑庄、钱号等），而江南钱庄之多，甲于天下。【51】在江南，许多钱庄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但是附近的宁波商人和绍兴商人也在金融方面很活跃，特别是在上海更是如此。【52】
由于江南是中国全国市场的核心区，因此江南的“高水平中心地”（high—level ccntral place）也可视为全国的“高水平中心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州府城是1850年以前中国唯一的一个在经济中心地位方面可以超越其所在“经济巨区”的腹地的大都市，以及为什么苏州高踞全国经济之上的原因。苏州不仅是江南最大的城市，而巳也是江南商业、工业和文化的中心。这种地位使得苏州也成为中国经济和全国市场的中心。
苏州所拥有的这种独特地位，也为当时到中国考察的西方目击者的观察所证实。1845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Idgren6）使团来华，其中有丝织业代表耶德（Isidore Hedde）。他游历苏州之后，称它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并说：“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53】正是由于苏州具有这样的地位，太平天国以后，取代苏州而成为江南中心城市的上海，同时也高踞与近代中国发展中的全国市场之上。【54】这并非巧合。
（三）苏州vs汉口：中国全国市场的最高中心和次级中心
有些学者可能会质疑苏州在全国市场中占有的这种中心地位，因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一些其他城市也起着主要商业中心的作用。在这些城市中，汉口又最为重要。
早在明末，汉口就已十分繁华，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人清之后，汉门发展更为迅速。康熙时刘献庭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55】在这“四聚”中，北京虽是首都，但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不如其他三个城市。佛山的商业主要为岭南地区和海外贸易服务，因此其商业腹地远比汉口和苏小。汉口位于长江和长江的两大支流——汉水与湘江——的交汇点，号称“九省通衢”，在长江流域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与苏州相比，汉门有几个重大弱点：第一，汉口远离南北大通道大运河和海路，使得它难以在东部贸易中占有中心地位；其次，从长江贸易来说，汉口位于长江中游，顺流航行较易而逆流航行较难，因此就那些体积大而单位价值低的货品而言，汉口可以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产品输往长江下游的贸易中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却很难在长江下游产品输往长江上游和中游的贸易中有很大作为；第三，汉口位于中国的发展中地带而远离发达地带，这使得它难以成为金融和服务的中心。这些弱点，使得汉口不可能像苏州那样成为全国市场的最高中心，而只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次级中心。《大清一统志》说汉门“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56】。这个说法是很恰当的。
此外，与苏州相比，汉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苏州位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江南，周围有众多的城市（包括像南京、杭州、上海、乍浦乃至宁波、扬州等著名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它们有发达的商业和服务，彼此之间有便利的水运系统和完善的交通设施相连接，因此这些城市为苏州分担商业职能。通过分工，苏州在商业上的作用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工业方面，苏州也处于同样的地位，即把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生产分散到附近城镇，而将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的生产集中到城内。【57】汉口则不然，附近没有较大的城市，正如刘献庭所指出的那样：“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58】换言之，汉口可以说是一片平原上的唯一高山，而苏州则是一片高原的顶峰。这种情况，使得汉口的商业腹地，要远远小于苏州。
当然，汉门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这里我们可以把“天下四聚”中的汉口以及佛山（实际上应当是广州一佛山地区）和北京作为全国市场的次级中心。它们都是巨大的跨地区市场的中心。在这些次级中心之下，还有一些各省省会城市和其他一些重要城镇如临清、重庆、营口、景德镇、樟树镇等，可以视为全国市场的第三级中心。再往下，则是地方市场的中心，主要包括府县治所城市等。因此，中国的全国市场在结构上分为多层次，具有高度的等级性，而苏州则高踞其上，成为全国市场的最高中心。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个重要性可从中国经济在这三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见之。与过去的普遍看法相反，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中经历了迅速的成长。【59】导致这个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是所谓的“斯密动力”（thc Smithian dynamics），而这种动力只有在一个市场中才能很好运作【60】。市场规模越大，整合程度越高，这个动力的运作就越好。因此，在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中，这个动力能够发挥到极致。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在西方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经济何以表现十分良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近代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被置于一种从欧洲经验得出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的到来被视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变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从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上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欧洲中心史观误导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真相的认识。因此，如果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破除这种史观，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历空。
注释：
【1】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原刊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收于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84、318-329页。
【2】吴慧的估计源自其未刊书稿《中国商业史》，兹转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附记》，收于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
【3】吴慧估计国内贸易总额为52,488万两，比吴承明的相应估计38,762万两高出35%。
【4】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附记》。吴氏总结说：“看来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商品值（不是交易值）5亿余两，大体可行。我原估3.5亿两，主要是粮食商品量估计过低了”。
【5】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附记》。
【6】例如，他忽略了山东的跨省贸易，而据许檀的研究，山东每年的跨省粮食贸易量为500万—800万石，价值500万—800万两（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刊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在这些粮食（主要为稻米）中，长江贸易中为1750万—2350万石，大运河贸易为1200万—1700万石，西江（珠江支流）贸易为400万石，沿海贸易为1000万石。
【8】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她以各榷关粮税数推算运粮额，惟均加150%作为报关之偷漏额。计乾隆时长江水系年运粮1850万石；淮河水系1100万石；西江水系320万石；运河水系2350万石；其他小河系共580万石；合计6200万石。海运未计入，而乾隆以后各水系运量下降。
【9】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我国内市场》。
【1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
【11】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Macmillan Press Ltd（Houndmills and London）and StMartin Press Inc（New York）,1998,pp.113-114；《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360页。1关东石约为2.5官石（官石即苏石）。
【12】由于道光前期大运河湮塞，山东和苏、皖两省北部运往江南的豆货改道海路南下。
【13】在上述四个主要地区中，在1931年以前山东一直是江南最大的豆、麦供应者。在1914—1918年间，山东省所产的大豆占全国总产量的1/5，而所产的麦则占全国总产量的1/8；苏北和皖北所产的大豆也比东北多（此系我用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Chicago）,1969,Tables C.8,C.13,D.5,D.15中的数字计算得出）。当时的全国大豆总产量大约7700万石（其中山东接近3000万石）。十九世纪初期的产量数字已不可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山东的产量很大，甚至可能超过1914-1918年代产量，原因是在1819-1913年的一个世纪中，山东人口从2940万增加到3840万，而耕地面积则仅由1766—1873年的12100万亩增加到1913年的12700万亩（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Tables A.5,B.12,B.14），由于人口增加远远快于耕地增加，越来越多的耕地被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因此用于种植输出大豆的耕地也肯定比十九世纪初期少。换言之，十九世纪初期山东的大豆产量和输出量，肯定大大高于二十世纪前中期。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十九世纪初期，从上述四个地区输往江南的大豆达到2000万—2500万石应当是非常可能的。
【14】许檀：《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
【16】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49页。
【17】戴一峰：《试论明清时期福建林业经济》，刊于《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按重量，1两约等于1.4银元。
【18】关于清代木材贸易的研究，见经娇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输》，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6章，戴一峰：《试论明清时期福建林业经济》，刊于《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19】I-chun Fan: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1400-1850,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Stanford）,1992,pp.212-213.
【20】邓亦兵：《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刊于《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其中“龙江关止收银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余两。芜湖关共收银七万二千六十一两零”。
【21】曹振锒等纂修：《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550页，嘉庆八年七月。
【22】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输》；邓亦兵：《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
【23】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353-356页。
【24】在1880年前后，仅只台糖，每年输出量即达1亿斤。见Fu-mei Chen & Ramon H Myers:”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mmodity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ree case studies”, i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Academia Sinica ed: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Vol 3,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Taipei）,1989.
【25】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355页。又，以一条1893年的史料为基础，陈富美和马若孟估计台湾糖产值为120万两，其中80%—90%是输出。而根据一条1809年的记载，有60多艘船只从广东澄海县运载18万—24万篓蔗糖前往苏州与上海，价值100万两。又据王韬所云，十九世纪中期从汕头和台湾运往上海的蔗糖价值数百万两（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26】同治《衡阳县志》卷10。
【27】岳震川：《府志食货论》，收于贺长龄等纂《皇朝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2年。
【28】包世臣：《闸河日记》（道光九年），收于包世臣《包世臣全集》卷6，黄山书社，1989年。
【29】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353-356页；徐建青：《中国经济发展史》（明清卷·清代手工业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79-483页。
【30】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288-298页。
【3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49页。
【32】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33】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13,114。在这2200万石豆货中，约有200万石转口运到浙东和福建。
【34】十九世纪初期的豆价为1两/石（上海的到岸价格），而江南麦价通常为米价的70%（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第356页；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128），而在十九世纪头三十年的平均米价为大约2.5两/石（Yeh-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1935”）。
【35】邓亦兵：《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刊于《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36】例如，在鸦片战争前，每年从江南运往闽广的棉花达54万担，其时棉价为700-800文/担（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卷（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734页），而银、钱比价大约为1两：1000文（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收于张彬村与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印行）。因此，在十九世纪初期，棉价为0.7-0.8/担。据此，54万担棉花价值4万两。这个数字看来过低，因为据王韬所说，在十九世纪中期每年从上海运往闽广的棉花价值大约数百万两，而在1845—1846年间，从上海运往福建的棉花价值134911美元（范金民：《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7】吴承明估计1840年长途贸易额为1.3亿两，而国内贸易总额为5亿2488万两（见本文表2和表3）。因此依照吴承明的估计，长途贸易额大约占国内贸易总额的25%。
【38】这里我们可以以山东为例。在清代中国，山东是一个中等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在工商业和长途贸易方面，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省发达。但是依据许檀的研究，在十九世纪中期，跨省贸易在山东地区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33%（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391-392页）。因此就中国内地而言，30%—40%的比例是十分可能的。
【39】例如根据清代的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榷关税收入为481万两。与此相对照，地方商税仅为93万两（许檀与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换言之，榷关税为地方商税的五倍。尽管这两种税都并非实际贸易量的理想指标，但是上述差异也表现了长途贸易在国内贸易中的份量确实很大。
【40】这些特征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rue and Development”,Paper presented 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1900,Beijing,Oct26-Nov 1,1980。
【41】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rue and Development”.
【42】I-chun Fan: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1400-1850,pp.296,297.
【43】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学者在讨论海运问题时，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包世臣说：“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说也。”（包世臣：《海远南漕议》，收于《包世臣全集》卷1）魏源则说：“辽海、东吴若咫尺，朝阳暮岛如内地。”（魏源：《复魏明府询海运书》，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
【44】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rue and Development”.
【45】江南陆地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而1840年的人口约为3600万，城市化水平约为20%（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第19-22页）。
【4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85页。
【47】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152-154、161、166-170页。
【48】Yeh-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1935》.
【49】例如，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说：“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阛阓者，半行旅也。”府城的阊门一带，更是外地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说：“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184-185页）据《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翚奏：“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换言之，其中仅是聚居地南濠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但是较之在江南的徽州商人，福建商人的数量又少多了。正如明清江南谚语所说：“无徽不成镇。”
【50】详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章第2节。依照范金民的解释，公所与会馆在性质上非常相似。
【51】在十八世纪后期，苏州有150-200家钱庄，上海则有至少124家钱庄。江南其他城镇上的钱庄数量也不少。参阅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178-183、214页。
【52】在苏州，乾隆时期多达100-200家的钱庄，全部都由山西商人经营，但在上海则为要是宁波商人和绍兴商人经营钱庄（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214、230页）。
【53】Isidore Hedde:《Description Methodique des Produits Divers,1848》（见ィへテ：《万物解》，收于宫崎市定：《アシア研究》，Vol.2，京都大学出版会，1959年）。
【54】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rue and Development”.
【55】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
【5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7】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58】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
【59】关于这种观点，麦迪森作了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从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清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700年到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八倍，欧洲的两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十八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扩张了四分之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p.39）但是此并非新观点。“资本主义萌芽”学派就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前提。
【60】关于“斯密动力”的性质、特点及其对于近代经济成长的作用，见Feuerwerker Albert:《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ro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se》（Ann Arbor）,vol.5,no.4; 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ch 2。
《经济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