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应未迟——讲述大家的故事（二）
邸永君 笔名朝天，号太史堂主。1957年5月生于河北固安，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得主。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1913-2007）
邓之诚先生（1887-1960）
洪煨莲先生（1893-1980）
吴雷川校长（前清翰林）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
演讲人：邸永君
时 间：6月14日
地 点：中央民族大学中主楼会议室
值此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以王钟翰先生门内弟子与再传弟子身份，共聚于此，回顾先生谆谆教诲，总结学术贡献，体会心路历程，机会难得，大有意义。受诸位之托，由我作主题发言，不禁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现稍加梳理，拟就四个方面分别展示，以示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自此无从聆教诲
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
2007年12月12日凌晨，一颗坚强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吾师钟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近两年之后，走完了94年漫长坎坷而又辉煌充实的人生历程。早上八点半，定宜庄大师姐伴随着抽泣，将噩耗告知于我。透过那沙哑的声音，我已深深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悲痛与伤感。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尽管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仍然难以接受。我至今仍然觉得，先生不会离去，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评古论今，眉飞色舞，手势连连。最是文人无本领，既不能减轻先生之病痛，留住先生之生命；又不能为其家人伸出援手，分担悲苦。只能将所思所感汇之成文，聊表区区哀惋之念。
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门，我曾与先生共处十又三载。先生长我44岁，应属祖父辈分，且在学界有泰斗之誉，而令我感受最深者，却是先生的平民情结。每次拜访，先生均要亲自迎送，赠书皆题以“永君同学兄指正”，辄令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究其原由，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向无依凭，完全靠个人努力，艰难跋涉，步步为营，久之便形成了为人低调、温良恭俭的处世风格。岂不知，“苦大仇深”、历尽坎坷之辈，一旦得势，颇不乏居高临下、气指颐使者，具体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先生能将谦逊美德保持终身，当属难能可贵，使我等有幸沐浴美好人性之光辉。
先生那一代学人，成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早年入私塾读经，国学功底深厚；继而就读于教会学校，西学训练严格。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成就了那一代学人之卓尔不群。先生出身农家，离乡背井，漂泊在外，投师就学，师徒父子的古老情结深刻影响着他的行事为人。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洪煨莲、邓之诚二位先生之门，成为洪、邓二位大师的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深情厚谊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含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先生过人之处当首推对诸多传统理念之恪守，谨遵师命，勤而力行。先生原本兴趣宽博，视野开阔。曾撰写并发表《〈游仙窟〉作者考》便是明证。而自洪师定其研究领域于清史后，先生便谨记于心，发奋努力，力求于清史满族史领域与日人折冲，悠悠七十余载，未曾少懈。其研究之深广，考证之精详，今世学者难有其匹，却不曾有一文偏离清史及相关领域。如此听话的弟子，至今已鲜见于域中矣。不仅如此，先生亦继承二位先师遗泽，并发扬光大，使学脉绵延，薪火相传。洪师以学术战略家之胸怀与气度，注重结合弟子特长、兴趣，为其确定研究方向：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先秦，瞿同祖研究秦汉，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钟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钟翰先生得先师成法，于清史满族史领域精心运筹，遣将布局。确定定宜庄（满族）研究八旗驻防，姚念慈研究八旗制政体，刘小萌研究满族之部落与国家形态，达力扎布（蒙古族）研究漠南蒙古，赵令志（满族）研究旗地，祁美琴（蒙古族）研究内务府，杨海英（来自浙江）研究清初东南士绅，邸永君研究翰林院，柏桦研究县官，李德龙（就职于图书馆，颇善书法篆刻）研究《苗蛮图》，江桥（满文专业出身）研究《清文鉴》，余梓东（民族学出身）研究民族政策，姚安（就职于天坛）研究祭祀制度，张晶晶研究钦差大臣等，诸论文涉及清史、满族史、清代蒙古史等多个领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从朝廷到民间，从文本到档案，星汉灿烂，荦荦大端。上述论文之陆续完成与出版，大大深化拓展了学界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认识，也体现出先生的缜密思维、博大胸襟与宽阔视野。
钟翰先生治学之另一特色，乃秉承其导师邓之诚先生家法，注重行文质量，结构严整，字斟句酌。邓师为清翰林总督邓公廷桢曾孙，承家学渊源且天资聪颖、功力深厚，著文风格遵清代桐城派而有所更张。其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钟翰先生得邓师真传，遣词行文造诣甚高，绝不止于文从句顺，而是崇尚行云流水。因我本人原本最喜古诗词，亦偏爱韵文骈赋，写史学论文总觉无从发挥，一度深感压抑。先生对我“拽文”之习不但不予打压，反而十分鼓励，重申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遗训，强调学者想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长期为我的习作修改润正，并授以诀窍与机宜，使我得窥门径，深受鼓舞。先生嘱我，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奥妙在乎此也。但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须在严谨精炼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且一定要发挥有致，否则难免过犹不及，以末伤本，反招诟病。十三年间，我经常向先生请教作文之法，受益良多，写作风格已悄然改变，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饮水思源，皆先生点拨教化之功也。
先生与两位恩师之过从，实令人感动。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邓、洪二师身陷囹圄，家属生活无着。先生毅然弃学赴天津从商，以薪俸资助二师家庭达数年之久。邓师仙逝后，应家人之请，先生为恩师撰写碑文并书丹，且长期保管《五石斋日记》手稿；先生对洪师一往情深，终生不渝。以诚实忠厚，赢得最高信任，被托付将私人藏书赠予国家。先生谨遵师命，完成了这一遗愿。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洪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逡巡良久，不忍离去。深情厚谊，令人感佩至深。2007年12月19日，先生葬礼在八宝山举行，我们众弟子为先生守灵。待众人离去后，我们含泪簇拥到先生遗体前行礼。姚念慈师兄问我，你准备行什么礼？我说，不管别人，我是要行跪拜礼，他说他也准备这样做。当我们走到先生跟前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为先生叩首，悲泪纵横，哭声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上一次含泪下跪，是为送别我的父亲。而此番长跪，乃情理之中，不跪则难表对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而遗憾终生。先生也受得起这一跪，因为他对恩师也曾如此做过，且对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多年以来，先生对弟子一视同仁，垂爱有加，一向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诸位同门收获各异，感触不同，正可反映出先生因材施教之深意。然而，自此无从聆教诲，彷徨惆怅、痛苦失落之情，则有共鸣共识，实难与外人道也。
满眼寒云忆吾师
体大思精，誉满士林；海内同侪，尊为山斗。循循善诱，成就者多；门人廿余，情若父子。
记得先生葬礼结束后，同门学友与先生亲朋故旧共进午餐。在这次下午3点才得以举行的餐会上，每位弟子依次发言，以表达对先生的追念。我曾自认为与先生感情至深，情若父子，也的确在先生晚年陪侍左右，无话不谈。但或许是我心硬似铁，或许是情深未至，在追忆与先生的交往时，我没有掉泪，更难感动别人。而令我至今铭记于心的，是师弟李德龙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他谈道：“我在历史系当副主任时，有一次先生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德龙啊，你基础这么好，怎么不读博士？’我说工作太忙，顾不上，也没想好读哪段，读谁的。先生说道：‘我看你是块好材料，不读博士可惜了。你要是不嫌弃我老朽，就读我的吧。我别的忙帮不上，这个忙我帮定了！’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当即答应。入先生之门，我得到的不仅是学历和学识上的提高，更从先生的治学为人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教益，懂得了今后应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我家在京郊密云，家里房间宽敞。有一次我跟先生说，我父亲想请先生来家里做客。先生当时就兴高采烈，慨然应允。先生农家子弟出身，到家后，他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高兴得到处乱转，和我父亲拉着手并坐聊天，就像久别的兄弟。那以后，我父亲有一次很郑重地对我说：‘德龙啊，我和你老师都属牛，他还大我一轮，那么大的教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那么远来咱家看我，还把我当做兄弟。从今以后，你要像孝敬我一样孝敬你老师，不然我不高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会理发，而先生那么大岁数，理发还要去理发店排队，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从那以后，我一个月给先生推一次头，然后帮着他洗干净。先生也就不再去理发店，叫我理发已是习以为常。可先生最后住院那大半年，我杂事太多，加上出国，就没顾上。先生追悼会那天早晨，我带着几个研究生去接灵，见到了没整容之前先生的遗容。脸上还贴着固定输氧管的胶布，白发有半尺多长，稀疏凌乱。我当时便痛哭失声。到八宝山后，我看着整容师把先生的长发修短，歉疚之情一直在心里翻腾。就能为先生干这一件事，最后还没干好，我对不起先生啊。”几次竟致哽咽，泣不成声。我们听着他的诉说，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后来听德龙说，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老父就大发雷霆，连声训斥：“不像话，你太不像话！”
先生和师母于2008年8月合葬于万安公墓。选好墓址后，经协商，墓碑基座上镌刻先生手书一帧，由我建议并经先生家属首肯，选取先生题词“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出自《论语》，又被明清之交著名学术大师顾炎武所强力提倡，先生生前一直以此为座右铭。碑阳之文由先生家属提供，碑阴之文由众弟子起草。德龙师弟因隶书上乘，应邀为碑阳之文书丹。他凝神静气，力运毫端，将真挚情感融入笔墨，出色完成了这一使命。众弟子将撰写碑阴之文之重任委之于我。我诚惶诚恐，冥思苦想，以207字，将先生一生辉煌浓缩升华，以垂永久。文曰：
师姓王氏，讳钟翰，祖籍湖南东安。十龄就傅，后赴雅礼，嗣入燕大，从邓文如、洪煨莲诸师游。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传邓师学，字斟句酌，行云流水；遵洪师命，专攻清史，毕生不渝。而立年撰《清世宗夺嫡考实》，崭露头角；不惑岁掌中央民院教席，授业终身。其间校勘史籍，枣梨《列传》；发微辩难，裘集五《考》；体大思精，誉满士林；海内同侪，尊为山斗。循循善诱，成就者多；门人廿余，情若父子。性喜豪饮，弗逊太白；兰馨鹤寿，远胜湘绮。
师母讳荫松，姓涂氏。贤淑敦厚，相执偕老；大爱无垠，子弟怀之。有子楚云，女湘云、应云，孙禾。皆自强自立，湘云守其学。
戊子春日众弟子叩述
日月如梭，转眼先生周年忌辰已到，门内弟子前往灵前祭扫。北京的冬天，虽已不似几十年前那样寒冷，但毕竟是阳气沉潜、万物归藏之季节。迎面的寒风仍然强劲，秃树枯枝之上，映衬低云朵朵；残阳昏然无力，听任万物凋零。平心而论，我们这一代学人，缺少的不是展示才华的机遇，而是才华本身，而最缺乏的不仅是学识，更是教养。先生手书座右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乃是治疗我们这一代学识缺乏症和道德矮化症的一剂良方。但痼疾绝非常药所能根除也。记得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看待名利。他经常讲，不计小利，才能得大利；不务虚名，才能得实名。由此看来，先生也是儒家信徒，并不轻看名利。因为名利一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的直接动力，而先生与凡人的不同之处是境界高远，不为小利虚名而折腰。而我却难改志大才疏的个性特征，浮躁起伏的精神状态，不要说达到“计天下利”、“求万世名”的高远境界，即使是先生所讲“大利”与“实名”，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尽管有所克制，但仍未能尽弃小利与虚名。每思及此，愧疚之情便难以名状。
碑前幽径徘徊久
古往今来，无数学子尤其是细族寒士，多仰仗恩师提携而脱颖而出，又将所学授予弟子，使学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脉络清晰，斑斑可考。
转眼又是一年，先生忌辰已至，心中思绪难平。来到钟翰先生墓前，拂去碑上尘埃，徘徊良久，浮想联翩。传统时代，素以天地君亲师为五尊。天地乃冥冥造化，大象无形，无所不在却又无从把握；而君乃最高统治者，对常人而言，遥不可及，敬而远之即可；得为依凭者，亲、师二尊而已。而亲人乃前生修来，不可选择与更换。家学渊源虽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传承之重要一途，然可遇不可求，远不如师徒授受选择空间为大。业师常为欣赏后学资质而收为弟子；弟子亦多因倾慕前辈德才而投拜业师，双向互动，故而最具主观能动性。古往今来，无数学子尤其是细族寒士，多仰仗恩师提携而脱颖而出，又将所学授予弟子，使学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脉络清晰，斑斑可考。其与当今学界所云之学术谱系异曲同工，大体近之。的确，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谱系的建构，学术大师的出现，必以学术谱系为依托，其与学术之传承、积累、发展息息相关，而积累、传承是发展不可或缺之前提甚至关键。其实，中国学术历来重传承、尊师道，久之便形成了道统、文统与学统。至清代，对传统学术影响最大的桐城古文派横空出世，影响深远，其以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一系为道统；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直至明代归有光一系为文统；不难体味出遥尊心仪之特质，而学统则更加清晰醇正，秩序井然。如孔子与曾子、周子与二程等便是。桐城三祖之方苞、刘大櫆与姚鼐；形成义理、考据、辞章之成法。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姚莹与梅曾亮承之，至曾国藩继姚莹“经济”之学，致力于“桐城中兴”，与“孔门四科”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古今辉映，相得益彰。后有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与薛福成继续弘道，直至马其昶，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广义而言，师承应包括两个方面。就当今而论，一是读研读博选择导师，但另一方面，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师承，所谓私淑弟子，就是指心目中的师承。这种私淑关系，使学者择师于空间上扩大，于时间上拉长，对学者日后成长影响甚大。因从偶像崇拜角度而言，早年崇拜谁，认同谁，将来就最有可能成为谁。志向高远，不一定皆得高远，但志向不高远，则必定不能高远，这是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人生定律。所以，学术谱系对学者一生影响力绝不可低估，包括导师、导师之导师和对他产生过学术影响的学者。这种关系既有个体的学术传授，也有整体的学术训练也就是学者当时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与规范。理出上述学术关系的链条，便是个人学术谱系。一般而言，学术谱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学者自我认定之学术脉络与思想来源；二是他人以某学者之学术履历为依据，客观确定其学术渊源与群体归属，包括学者在学校里接受的基本教育，受到的各种学术影响，尤重视学术传统熏陶等因素。
进入近现代以来，我国学界于学术谱系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亟须补充完善。而反观西方学界，学术谱系一直相对清晰而完整。比如美国，我们或许会认为其不过二百余年历史，但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牛津剑桥，甚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而精神源头，则是古希腊诸位先贤往圣。譬如，钟翰先生曾经就读之哈佛大学，其拉丁文校训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无疑可体现其学术脉络之久远。时至近现代，欧美、日本，人文学科发展甚快，学术谱系相当发达，学派众多，不少学派已绵延几个世纪，经久不衰。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共性，有影响的学者不仅重视学术传统的承继，同时也重视对学术谱系的认同。通过学术谱系，了解本学科、学派之构成要素与发展历程，包括经典著述和代表人物，从而融入学术群体。再靠群体的凝聚力和相互切磋、相互协作，逐步形成气候，对社会产生影响。西方学者，肯定要精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著述，奥古斯丁之著述，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之著述，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之著述，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之著述。这是学校必然要提供的基本教育过程，是学者学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作为学术谱系中人，通过基本的知识关联与学术训练、将学术传统承继并下传。即使一些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派，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亦概莫能外。由此立论，学术谱系其实与中国历史上的道统、学统与文统颇有几分相似。然而中国传统学术尽管遗产丰厚，谱系清晰，但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入，改变了中国学术之原有轨道，其后社会发展提速，震荡不已，使置身于历史传统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学者们无所适从，茫然无路。社会大动荡和诸多不可抗因素，使我们的旧谱系被击破，新谱系却未遑建立，导致左摇右摆，进退两难。究其深层次原因，实难一言蔽之。而我们这一代学人，面对如此境遇，无疑肩负着重构学术谱系、修复文脉、再建学统的历史使命，故任重而道远，不可不弘毅也。
见贤思齐应未迟
吾师高品，日月同襄；卓尔不群，弘毅无双。髫年勤勉，享誉于乡；负笈燕市，才不可当。
《中庸》有云：致广大而尽精微。先生终其一生，以才学立身，学术报国，主编皇皇巨著《中国民族史》，确立基调、设计章节、制定体例、规范行文、字字把关，标点符号亦不放过，精益求精，足以体现先生胸怀天下之广大。而于清史满族史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先后出版《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清史补考》等5部论文结集，运用一手资料，对100多个相关问题进行了精详考证，体现先生目光如炬之精微。不仅是继孟森之后又一位不存争议的清史巨擘，也无愧于当代史学大师之赞誉，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尊敬。先生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对学术的倾心投入和对兄弟民族特有的温情与敬意，是其取得成功的永恒动力与精神源泉，永远值得后昆学子仿效与怀念。
蓦然回首，感慨良多。作为民族院校的学生，我们的优势有二：一是懂得以民族史角度观察与切入，容易更加全面贴切地感知与把握历史进程之全貌；二是善于对少数民族文献之解读与运用，有助于对历史细节与真相之还原。先生是最早以民族史角度切入研究清史、注重发掘满文档案并予以充分运用的学者之一，具有开其先河的引领之功，我们只要继续深入，勤而力行，将上述优势发挥有致，就会有所收获，有所作为。当今学术风气浮躁，诱惑与干扰不断，但我们不应进退失据，而是要尽量保持冷静清醒。在此，让我们以钟翰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以共勉：“我管不住别人，但管得住我自己！”的确，洁身自好，廓清谱系；打好基础，步步为营；力戒焦躁，从我做起；见贤思齐，应未迟也。
先生对我等的再造之恩，重塑之德，即使枯肠索尽，亦难表万一。我们在此缅怀先生，绝无拥师自重之意。因为我们懂得，享受着先生带来的荣耀，同时也应承担光大师门之义务。我们定当尽力不辱使命，将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最后，我想以先生二周年忌辰之际本人所撰祭辞，作为结语：
维己丑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历2009年12月12日谷旦，弟子十三人，谨具鲜花清酌，献于恩师钟翰先生之灵曰：
吾师高品，日月同襄；卓尔不群，弘毅无双。髫年勤勉，享誉于乡；负笈燕市，才不可当。专攻清史，十载寒窗；崭露头角，名扬家邦。陷于文狱，廿载神伤；困而修德，松柏凌霜。校勘史籍，惠及四方；裘集五考，士林仰光。循循善诱；宽严有章；桃李满园，兰蕙飘香。
高年染疴，药石难搪；群医束手，弟子断肠。昊天不吊，摧我门墙；悠悠二稔，绝隔阴阳。漫漫泉路，萧萧白杨；孤坟寂静，风凄月凉。金山苍苍，玉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美酒以奠，伏惟尚飨！
《光明日报》（2011年08月01日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