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南方陂湖塘堰的发展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三编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编　水网圩田和挡潮工程技术的发展

第三章　陂湖塘堰

　　山丘高亢地区，地表水易流失，干旱是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而一降大雨，又易发生山洪，毁坏农田和房屋。因此需要修建蓄水工程，拦蓄水流，达到滞洪和灌溉农田的目的。陂湖塘堰是南方山丘地区农田水利的主要工程形式，有利用环山抱洼的有利地形，修筑长堤，围成陂湖的；有在平地凿池，或在谷口及高地水所汇归处筑堤成塘，就地潴蓄径流的；有在山谷和溪流上筑堰坝，拦引水流的。唐宋元时期南方开发加快，旧有的陂湖塘堰工程大多得到改建和扩建，并新建了许多大、中、小型陂湖塘堰工程，工程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并对陂塘修筑管理技术经验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第一节　南方陂湖塘堰的发展

　　我国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山丘地区的面积约占南方总面积的75％左右。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开发进一步加快，山地被开垦成水平梯田，蓄水种稻，适于丘陵山地的陂湖塘堰灌溉工程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淮南和江南地区，努力对原有的陂湖重加建设，改进完善工程设施，扩大水利综合效益，同时新建了许多中小型塘堰工程。陂塘工程还大步推进到岭南地区。到元代时，塘堰工程在南方业已普及。

一、淮南陂塘水利的整治

　　（一）淮南社会经济发展与陂塘水利

　　淮南地区在隋唐以前，陂塘水利已甚发达，兴建有不少规模颇大、效益卓著的工程。唐代中叶之后，淮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常与江浙并提。史称：“赋之所出，江淮居多。”[1]“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2]由于淮南的农业生产关系到国家的赋税收入，为此政府大力在淮南设置屯田，屯区皆设于陂湖水利基础较好的地方。如“上元中（公元760～761年），于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古射阳湖置洪泽屯，寿州（今安徽寿县）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3]。北宋时期，政府所需的漕粮主要依靠江淮以南地区供给。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南六路上供漕米达620万石，其中两浙路、淮南路各占150万石，可见淮南经济地位的重要，其中不少粮食是由芍陂、白水塘等灌区供给的。南宋初，淮南水利因战乱一度衰败。但“淮西为建康之屏蔽”[4]，故而又在淮南设置屯田。“募兵耕垦闲田”，田畴高原处旧有的陂塘，“官给钱米，以浚治之”[5]。以后乾道间，知庐州赵善俊又“复芍陂、七门堰、农政用修”[6]。两宋时期淮南仍是农产丰饶之地。元代，淮南陂湖灌区列为全国的重要屯田区。至元二十一年（公元l284年）在芍陂立屯开耕，派兵2000人，布种2000石，得粳糯25000石。第二年又增屯田军2000人，至元二十三年正式在安丰县（今安徽寿县南）立屯田万户府，屯户达l4800多户，屯田利用芍陂，“可溉田万余顷”。同年在白水塘、黄家疃等处立洪泽屯田万户府，有户15994名，田35312顷多。L¨其间芍陂、洪泽屯田“岁得米数十万斛”[8]。芍陂、洪泽屯至元末还存在。大规模的屯田维护了淮南陂湖水利的良好效益，工程不断得到整治改进。

　　另外，淮南有些陂湖水利的整治与运河需要陂塘水接济有关。如扬州五塘在中唐以后作用日益重要，除扩大灌溉面积外，还接济扬州运河漕运用水，成为运河的水柜。这一举措与长江潮势的变化有关。唐代开元之前长江潮水能内入邗沟，北至邵伯堰。后来受长江三角洲迅速向海域推进，瓜洲（在今江苏扬州市南）与北岸相靠的影响，长江主泓南徙，大历以后，潮水不再通扬州郭内，扬州上下恒苦水涩，于是邗沟运河开始借塘水济运，为此大修扬州五塘，增加设施，调度塘水人运河，陂塘工程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二）淮南陂塘水利的整治

　　这一时期对芍陂、扬州五塘及白水塘等都着力进行了整治。

　　芍陂是淮南大地上最早建成的陂塘工程。隋代高祖时，赵轨任寿州总管长史，对芍陂加以修治。《隋书》卷七三《赵轨传》载：“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轨于是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赵轨将原有的5个水门增加到36个，说明灌区的灌排沟渠分布更密，灌排调节更为方便了。这些水门多分布在西、北及东北堤上。芍陂地势南面和东面高，西北和北面低，水门的这种布置易于引排。见下页图3-3-1-1。唐代芍陂“陂径百里，灌田万顷”[9]，灌溉面积比隋代增加一倍。芍陂此时周长达224里[10]。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宰相元载又开永乐渠，引水灌溉高原田[11]，扩大了芍陂灌区的灌溉面积。

　　宋代芍陂仍是“窦堤为三十六门”[12]。宋真宗时灌溉面积一度减少。这是因上游山区开发后，水土流失加重，芍陂渐被泥沙淤积，“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坏田，辄盗决”[13]。当时地方官员坚决处理盗陂为田者，塞堤岸决口，恢复灌溉效益。宋仁宗明道中（公元ll333年），张旨知安丰县，“浚淖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为斗门，溉田数万顷；外筑堤，以备水患”[l4]，对芍陂进行全面整治。其疏引渠、修斗门、外筑堤的统筹治理方法，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宋神宗时大兴水利，也修治芍陂，“引汉泉灌田万顷”[15]。水源方面有了扩大。南宋初年（公元1145年左右）又“复芍陂，七门堰”[16]。芍陂灌田仍达万顷[17]。

　　元代，对芍陂水利的作用很为看重，一直在灌区设屯开垦种稻，芍陂灌溉效益显著。

图3-3-1-1　芍陂三十六门及灌溉网示意图（据嘉靖《寿州志》记载绘制）

　　扬州五塘即陈公、句城、小新、上雷、下雷等五座陂塘的总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扬州一带济运的蓄水陂塘有34个，其中以陈公等五塘的规模最巨，作用最大。中唐以后，为确保南北漕运的畅通和扬州一带的灌溉用水，颇重视五塘水利的修治。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乃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百姓获其利”[18]。这时五塘的作用主要是灌溉农田。中唐之后，扬州运河常苦水少，于是疏太子港（泰子沟），引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之水以入漕河，但仍未彻底改变水浅的状况。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大加修治，“浚渠蜀岗，疏句城湖、爱敬陂（即陈公塘），起堤贯城，以通大舟”[19]。据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20]，杜亚把爱敬陂堤岸增高，新建斗门一所，于是蓄水增加，既引水济运，又使原来灌溉不到的“夹堤高印田，因得灌溉”[21]。之后贞元中，杜佑任淮南节度使，“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22]。唐代时五塘的灌溉和济运效益均大。

　　宋代运河缺水情况更加严重，故更依赖五塘济运，多次进行修筑。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ll34年）为防金兵侵扰，使运河不为敌所用，撤毁了真扬堰闸和陈公塘闸。淳熙九年（1182年）淮南运判钱冲之大修陈公塘，恢复并改进了陂塘工程设施。开禧二年（公元l206年）总辖唐璟率所部决陈公塘水以御金人。嘉定四年（公元l211年）修复塘堤232丈，沿西湫故道浚渠20里[23]。这一时期五塘即使遭到部分破坏，因济运需要，仍能修复，并重视平时的管理维修。

　　白水塘亦称白水陂，在今江苏宝应县西南85里，阔30里，周250里，三国时曹魏邓艾所筑，并与西面的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24]。当时白水塘东筑有石鳖城，故称其屯区为石鳖屯。白水塘灌区范围很大，西起今之老子山，东至白马湖，南迄三河闸，北达灌溉总渠。东晋、南朝都在此经营屯田，刘宋元嘉末尝决此塘以灌北魏军。隋大业末破釜塘坏，水北人淮，于是相连的白水塘亦涸。唐代证圣中（公元695年）复修治白水塘及其北面的羡塘，设置屯田。上元中（公元760～761年）“于楚州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3]。洪泽屯的范围很大，包括射阳湖（亦称射陂）、洪泽浦（隋炀帝时把破釜塘改名为洪泽浦）、白水塘等灌区。《新唐书·地理志五》载，长庆中（公元821～824年）又修白水塘，兴屯田，征发青、徐、扬三州民夫大规模进行灌区建设，在宝应县西南40里开徐州泾、青州泾，西南50里开太府（指扬州）泾，县北四里开竹子泾，在淮阴县南95里开堂梨泾，完善渠系工程。

　　五代时淮南被南唐据有。公元953年楚州刺史田敬洙请修白水塘溉田以实边，因执行机构奉行不得法，夺民田为屯，扰乱民众，工程未全部完成。宋代多次修治白水塘，南宋时还引水灌溉吁眙一带的屯田。元代初期也导白水塘水灌溉民田[25]。至元二十三年（公元l286年），立洪泽南北三屯，设万户府以统之，共有农田35312顷[26]，引白水塘等灌溉，效益甚大。

　　另外，唐代后期在扬州高邮县（今江苏高邮市），也筑有堤塘灌溉工程。《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载，元和（公元806～820年）中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27]。另据地方志记载，唐时高邮还有茅塘、盘塘、柘塘、裴公塘、麻塘等陂塘，都是李吉甫所筑[28]。以后黄河夺淮后，淮河人海受阻，淮水东侵人于高邮，一些陂塘汇为巨浸，估计富人和固本等塘在现今的高邮湖中。

　　宋代淮南的小型陂塘兴修也多。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五载，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淮东修治陂塘沟堰l 700余所。又仪征县，宋代“官塘无虑数十，合境私塘凡二百四十”[29]，陂塘水利甚是发达。

二、江南陂湖水利的修治和发展

　　江南丘陵和高亢平原，开发历史悠久，筑有众多的陂湖以蓄水灌溉。唐宋元时期，由于江南经济在全国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重视兴办农田水利，陂湖水利工程得到较多的发展。

　　唐代时对一些重要的陂湖，如丹阳练湖、句容赤山湖、杭州西湖、余杭南北湖、郧县的广德湖和东钱湖等都加以改建，又新建宣城德政陂、南陵大农陂和永丰陂、赣中盱水上的千金陂等，扩大了水利效益，工程技术上多有进步。宋代，尤其是南宋之后，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很快，耕地渐感不足，人们除与水争田，修筑围田、柜田、涂田、沙田和架田外，另一条途径是变山为田，修筑梯田种稻，为此适应于山丘区灌溉的小型陂塘堰坝得以广泛发展。

　　（一）重要陂湖工程的修治活动

　　丹阳练湖创建于西晋末，湖周40里。唐代时练湖济运功能日渐重要，这与长江水流的变化有关。因江南运河镇江至常州段地势高昂，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水流易泄难蓄。该段水源主要引自长江江潮，并靠在运河中段置拦河堰坝蓄水平水。唐代中叶后长江潮位低落，京口运河水源难于引取，故得依靠练湖作为水柜济运，于是多次进行整治维护。早在唐初时，练湖因经过300多年的运行，湖床已淤积抬高，强家大族乘机占湖为田。在练湖中筑一横埂，长14里，“开渎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侵垦湖面达“一百一十五顷”[30]。其湖未隔断以前，春夏时湖中蓄水灌溉田苗；运河水干浅，又得湖水接济；若霖雨泛溢，即开渎泄水，通流入江。围垦以后，由于湖泊面积缩小，调蓄功能削弱，致使“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阳、延陵（治今丹阳西南延陵镇）、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淹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溉灌”[30]。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韦损任润州刺史，对练湖进行全面整治，“浚阜成溪，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湖周从原来的40里扩为80里。在修缮塘岸，扩大库容的基础上，“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堵均品，河渠通流”[31]。这次整修练湖后，形成了一个由湖堤、斗门、函闸等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工程体系，工程效益大为提高，集灌溉、济运、蓄洪等多种功能，统一进行调度。当时定有严格的维修管理制度，不准垦湖为田，“盗决者罪比杀人”[32]。

　　唐末战乱，练湖无人管理逐渐废弛，南唐昇元元年（公元937年）丹阳知县吕延祯奏修练湖堤岸斗门，筑塞破缺堤岸，筑堰捺断毁坏的斗门，昇元五年又建成新斗门，于是练湖得废而修复[33]。

　　宋元以后“镇江运河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来往，其舟楫莫不由此”[34]。因此练湖的浚治次数增多，大的浚治活动宋代有九次，元代四次。然而因湖泊淤积加重，管理时紧时松，盗湖为田不断，练湖逐渐趋向湮塞萎缩。发展到清末，大部被垦辟成田[35]。

　　句容的赤山塘，位于县西南30里，利用山间洼地筑成。创建于三国孙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唐代进行了大修。麟德中（公元664～665年）句容县令杨延嘉增修赤山湖故堤。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县令王昕复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噗，开田万顷”[36]。工程完工后，樊殉撰有《绛岩湖记》[37]，称经此次修筑后，“开田万顷，赡户九乡，洎成奥区，颇无凶岁”。斗门可控制湖水入东西两湫（水沟），及入秦淮河水量，修建后效益不错。南唐保大中（公元943—957年）发生侵耕湖田的诉讼问题，州司特派人丈量，得湖周为l22里96步，当时制定湖规十一条，对用水管水、维修管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还建斗门三所，以控制湖水的蓄放，其时湖水可浇湖水上元、句容两县的临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阳、临淮、福祚、甘棠等九乡农田千余顷[38]。

　　宋初对赤山湖又进行整修，置造斗门三所，修筑湖埂和百冈堰，通过斗门、百冈堰配合调度，控制蓄泄。之后，建隆、乾德、开宝年间多次重申湖规，严格检查执行情况，赏罚分明，赤山湖继续发挥巨大的效益。明清以后因淤积严重湖面才逐渐缩小。

　　杭州西湖位于杭州城西山麓之下，是利用古泻湖筑堤形成的一座人工湖泊。水源来自湖西诸山溪涧水及泉水。唐代，由于杭州成陆年代不长，地近江海，故“水泉咸苦”，居民生活不便。大历时李泌为杭州刺史。作六井，引西湖水入城供民用，于是“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39]。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自居易任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40]。西湖的规模此时基本确定，通过修筑一系列的工程设施，将原来只供城市用水的湖泊，改造为具有综合作用的人工水库，特别是开始引水灌溉大面积的农田，这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用很大。

　　五代钱氏建都杭州，重视西湖的管理维护，“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32]。湖泊功能发挥良好。但到宋代建立后，未能坚持开浚制度，湖淤浅涸，葑草丛生，湮塞过半，严重影响了湖泊供水、灌溉、济运等作用的发挥。元祐中（公元l086～1093年），知杭州苏轼奏开浚西湖[41]，积葑草为堤，横跨南北两山，长30里，人称为“苏公堤”。这是西湖工程建设上一个较大的变化，此举既浚了湖淤，又建了湖中堤路，方便了行人。之后设立开湖司负责经常的开葑撩浅工作，南宋时有数百兵士专门从事浚湖工作[32]。此时期西湖水利达到极盛。

　　元明清时西湖的地位仍很重要，多次进行清淤等大修活动。现在的西湖已无供水和灌田效益，成了驰名世界的游览胜地。

　　余杭南湖位于余杭县治南，筑于东汉熹平二年（公元l73年），后堙废。唐代宝历中（公元825～827年）县令归珧固故迹重修，有隔堤把全湖分为上、下两部分。又于县北三里开成北湖，引天目山苕溪诸水潴积起来，周回60里，溉田千余顷[11]。宋初南湖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工程设施保持完好，宣和、绍熙时曾进行过大修。以后随着天目山区的开发，水土流失加剧，南湖淤积严重，豪民乘机占湖为田。嘉靖后期南上湖被“民间占据无余”，南下湖只剩下“三分之二”的湖面。北湖也于明代湮废。见下页图3-3-1-2。

图3-3-1-2　余杭南湖与北湖位置示意图（采自《太湖水利史稿》）

　　鄞县广德湖，位于今宁波市西12里，原名鸎脰湖，是利用沼泽洼地筑堤围成的人工陂湖。咸丰《鄞县志》载广德湖四址为：南对青垫、夹塘、俞家宅一带，西枕林村、凤岙市，北界高桥、石塘，东界新庄一带。南宋曾巩《广德湖记》（《元丰类稿》卷一九）说：“湖之兴其在梁、齐之际。”它山堰未筑前，它是鄞西平原的主要灌溉水利工程。唐代大历八年（公元773年），郧县（今浙江宁波市南）令储仙舟进行大规模修治，因惠德于民，故改称为“广德湖”，溉田400顷。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刺史任侗进行增修，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又加以整修，灌溉农田增至800顷，还能引水注入北面的漕渠。北宋时多次修治，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节度使钱亿集民夫万人浚修，除保证灌溉外，还将水引入宁波城中，潴于日、月两湖，供居民用水，时环湖周长12871丈。天禧二年，郡守李夷庚“正湖界，起堤十八里限之”[42]。熙宁元年（公元l068年）由知县张峋主持的一次施工，规模最大，增筑环湖大堤9134丈，“其广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广倍于旧，而高倍于旧三之二”[43]。建有碶（水闸）九座，埭（堰）20处，溉田增至2000顷，此时广德湖水利达到极盛。王廷秀《水利记》[43]称：“西南乡之田所恃者广德一湖，环百里周以堤塘，植榆柳以为固，四面为斗门碶闸。方春，山之水泛涨时，皆聚于此，溢则泄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则令佐躬亲相视，开斗门而注之。湖高田下，势如建瓴，阅日可浃。虽甚旱亢，决不过一二，而稻已成熟矣。”所起的水利作用巨大。

　　然而，自北宋初起，已有盗广德湖为田的现象，“废湖”和“保湖”之争不断。到政和七年（公元11l7年）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楼异经理废全湖为田720顷，“募民佃租，岁入米仅二万石”[43]。从此，能灌溉鄞西平原约一半农田面积的广百里的广德湖就从大地上消失了，其灌区遂改用它山堰之水。

　　东钱湖，又称万全湖，唐代又称西湖①。宋时称东湖，因在县治之东；其湖承钱埭水，又号钱湖。湖在今宁波市东南15公里，是利用天然泻湖改造而成的人工水库。

　　宁波东南的鄞东平原，地势平衍。其东南山丘环绕，未修建工程前，山凹洼地蓄水不多，处于“山高于田，田高于海，水有所泄，每岁不苦水而苦旱”的状况，干旱威胁大于水涝灾害，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宋人说：“筑为长短塘，受涧谷之水七十有二。”[44]形成人工蓄水库，供农田灌溉。据说西晋时已存在，有灌溉之利。[45]唐代有了修筑工程的明确记载，《新唐书·地理志五》郧县下载：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今陆南金开广之。又地方志记载，天宝三年，陆南金相度形势，增修湖堤，扩大湖面，共废田121200多亩，湖周长达80里，灌溉鄞东平原农田50万亩[46]。湖的规模、工程设施经这次修筑后基本确定，工程很有特色，效益显著。

　　北宋时继续完善工程设施。如天禧元年（公元l017年）郡守李夷庚重修，整治环湖堤塘，浚治东钱湖。庆历八年（公元l048年）郧县令王安石主持勘定湖界，以保护东钱湖不被围垦。嘉祐间（公元l056～1063年）修建莫枝、钱堰、大堰、梅湖四碶，闸门为砌石结构。治平元年（公元l064年）重修方家塘、高湫塘、梅湖塘、栗木塘、平水堰塘和钱堰塘，推算六塘共长2419米。北宋时工程设施修筑得更加牢固，开闭管理方便。

　　南宋时，东钱湖因淤积湖盆抬高，葑草蔓生，政府组织了多次的除葑清淤活动，这时清淤已成为决定东钱湖存亡的重要措施。直到元代至顺中还有浚湖除葑活动。  

　　皖南丘陵地区唐代后开发加快，为此兴修了不少灌溉陂堰工程，如宣州修建有德政、大农、永丰陂等灌溉工程。德政陂位于宣城县东南16里，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由宣州观察使陈少游主持建造。陂坝建在宣城县东南鸡公岭下，水阳江在此分为东西两支，至老鹊垱复合为一，德政陂的坝建在东支上[47]，灌田20000亩。此坝明、清时还有扩建工程。大农陂位于南陵县治东南20里，始建年代不详。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陵县令范传真因废陂重修。唐人韦瓘《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称：“有废陂曰大农，积岁不理，荒梗幽扈，邱隰遁形，空规残状。”范令横截青弋江筑石堰一座，堰长300步，“泄流引洫，臂发三港，支分脉散，泽人大田”。所筑的引水渠长60余里，溉田千顷。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又在南陵县东南60里，大农陂下游，设置永丰陂[48]。两宋时期，两陂都大修过，大农陂灌田50000万亩，永丰陂灌田30000亩。元、明以后，大农、永丰二陂相继湮废。  

　　赣中一带的地貌以丘陵盆地为主，唐代开发加快，陂塘灌溉工程兴修渐多。《新唐书》卷一九七《韦丹传》记载，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韦丹在南昌开陂塘598所，灌溉农田l2000顷。唐代还在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市）盱水上修筑了千金陂等一系列陂塘。据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49]称：盱水流经府城东南，“至孔家渡，地平衍，土疏恶”，正流堙塞，支港排水不及，横溢农田。上元中（公元675年）遏支港建华陂，以滞洪蓄水灌溉。大历（公元766～779年）中刺史颜真卿又筑土塍陂。贞元（公元785～805年）中刺史戴叔伦继筑冷泉陂，并立均水法，解决争水灌溉的矛盾。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刺史李渤浚冷泉陂，又在其上横截盱水置千金陂，陂南北长l25丈，解决了盱水危害问题，千金陂还与冷泉陂联合运用，各灌田数千顷。

　　由上述可知，江南地区前代创建的重要陂湖，唐代皆有较大的改建活动，宋元时期又有多次修治，工程技术水平有较大进步，并重视工程的管理维修制度。

　　（二）小型塘堰的发展

　　这一时期，尤其宋以后随着丘陵山区的进一步开发，修建了不少小型陂湖塘堰工程。塘坝工程趋向小型化，这是与宋之前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江西，袁州府（治今江西宜春市）的陂塘水利北宋时已甚发达。大中祥符（公元l008～1016年）初，袁州府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合计有陂塘4453所，溉田5442.83顷，平均每所陂塘灌田l.22顷[50]。另外，清江县、新喻县和新滏县三县共有陂塘708所，抚州临川县有陂塘l02所，赣州赣县有陂277所[51]。到南宋初已出现“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的状况。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皆下诏要求江西郡县督促农户多作陂塘，“以为旱备”[52]。

　　在江东，南宋绍兴中，洪兴祖知广德军，兴修陂塘600余所[53]。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江东九州军（建康、宁国二府，徽、池、饶、信、太平五州，南康、广德二军）43县，共修陂塘沟洫22451所，灌溉农田44242顷，受益户148760户[54]。这些陂塘工程多分布于皖南山区。淳熙《新安志》卷三至卷五记载：当时徽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等六县共有陂塘2206所，堨（坝）1735所，其时青阳县有387所，泾县332所，旌德县有l44所。以上共计陂塘堰坝4794所。此外，景定《建康志》对建康城、句容县、溧水县、溧阳县的堰埭、池塘亦有记载，各县均有数十个堰埭池塘，当时山田已占农田总面积的50％～60％。

　　在浙西，仅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就修陂塘2100所[55]，塘坝主要分布于天目山区。沈璟《吴江水考》卷一载：“孝丰之坝三十七，安吉之坝三十六，武康之堰七十二。”这些堰坝虽然载于明代文献，但大部分修筑于宋元时期，它们既起灌溉山田的作用，又能潴滞洪水，减轻太湖的水患。又咸淳《临安志》卷三九记载，当地称山间平原为“大源田”，于潜县（今浙江临安西）“所藉以为民命者，惟大源田，而为田之寿脉者塘堰是也。合六乡计之，大小堰约计三百二十，捺（坝）又七十所，分并不常，而为塘者十有一焉”，共灌田49710亩。塘堰对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浙东，宋元时努力开垦山区，“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56]。所以山丘地区的塘堰工程发展很快。如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浙东路新建和维修堰闸等92处，计灌溉民田249266亩[57]。淳熙十一年，金华县兴修的塘堰湖陂达837所，溉田2000余顷[58]。

　　在多山的福建，宋代已出现地狭人稠的问题，人们大力垦山，修筑梯田种稻。方勺《泊宅编》卷三称：“其人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也兴建了众多的陂塘。据统计，北宋福建路仅莆田、兴化、仙游三县就有陂塘463所。南宋时陂塘兴修更多。淳熙《三山志》卷一六记载：闽清县诸里村落各堰小溪成陂，溉田种50000余石。按一石种十亩计，灌溉面积为50万亩。淳熙二年漳州龙溪县（今福建漳州市）修筑陂塘62所，灌田甚多[59]。福建水利先兴修于闽东沿海地区，以后逐渐向闽西山区推进，塘堰逐渐普及。

　　唐宋时期，塘堰水利工程还从江南向其余地区发展，塘堰修筑技术已传到海南岛。《宋史·河渠志六》记载：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兴修琼州（今琼山县东南）度灵塘，溉水田300余顷。

　　元代以后，南方山丘和高平原地区的小型陂湖塘堰更加发展。《王祯农书·灌溉篇》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此时农户已普遍掌握了修筑小型陂湖塘堰的技术。

注：

①唐前期郧县治在今五乡矸一带，东钱湖在县治之西，故称西湖。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县治移今宁波市，湖在县治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