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论坛”编者按:该文写作于2008年,刊登于《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中。吴老晚年十分关注“全要素分析法”的应用,今年去世前仍在联系有关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986年10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丹尼森(E.D.Denisin)来北京,在计委研究所演讲他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当时我就想这种方法能否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回来见到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同志,他们说现在国家统计局虽己采用国民账户(SNA)核算体系,但所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做出全要素分析,只能用索洛(R.M.Solow)的余值法求得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又听参加投入产出试点区的同志说,较小区域的要素分析比较容易,但不少项目要靠估计。最近见到试图用全要素分析法研究近代荣家企业发展史的青年学者,认为有些要素凭老辈经营者的“经验数据”还是可取的。

  丹尼森曾对不同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做过三次系统分析,又对欧洲八国和日本做过同样分析。我先将他对美国所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分析的结果列表如下,再讨论它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可行性。

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分析

增长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A)要素投入 1.90
劳动投入 1.34
资本投入 0.56
(B)技术进步 1.02
知识增进 0.66
资源配置改善 0.23
规模效益 0.26
其他 -0.13
国民收入增长(年率) 2.92%

  表中(A)要素投入指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投入量;(B)技术进步指这两种要素的生产率(劳动-产出比、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在20世纪初,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略相等,(A)(B)各占50%。以后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大,到世纪末,(B)约占70%, (A)约占30%。

  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土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丹尼森等现代增长论者是分析企业(包括农业企业)生产,把土地并入资本要素,或假定土地投入不变。研究中国经济史就不能这样。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史主要就是土地制度史和土地利用史,直到今天,土地承包制还是重要问题,农业还没有企业化。因而必须建立一套土地要素的分析方法。这并不很难,因为土地投入(播种面积)和土地生产率(亩产)都是可以计量的,并有人研究过。

  (A)中,资本投入、建筑、设备、存货等都是按金额计,只适当计入折旧就行了。劳动投入则需兼顾人力资本理论。丹尼森用了三个子目:(1)就业量;(2)就业者受教育程度;(3)每周工时的变动和就业者年龄、性别的变动,本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是负值。

  (B)技术进步。丹尼森用了四个子目:(l)知识增进,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研发设计等。这项贡献最大,但却是无法计量的,只能用余值法,即在(B)的贡献中减除其他三目的贡献。(2)资源配置改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可由市场自动优化,这里的“改善”实指两件事:一是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劳动;二是非农业的不付酬的家庭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转入企业劳动;两事都提高生产率。(3)规模效益,实指市场扩大,节约交易成本,包括企业内部的节约和企业外部的节约。这种节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无法计量的,只好求助于“专家意见”或“经验推论”。(4)其他,包括“立法环境”(国防、保安等)、人为环境(生态、罢工等)以及自然灾害等。这些都不能计量,不过丹尼森认为这些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可设定一个常值(负数),或免计。

  丹尼森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受到后起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挑战。结构主义对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代之以结构变迁模式,而结构变迁是不能用传统的市场均衡理论来解释的。这在历史研究上就直接与以诺斯(D.C.North)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冲突。新制度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改进、规模效益等都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即明确产权,改进组织结构。这种理论在我国颇受重视,因我国正在进行制度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希望从历史经验得到教益。诺斯还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史中引进国家和意识形态两个要素。他说在历史上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意识形态是执行制度的节约手段,它可约束“搭便车”等行为。而在我国,国家不仅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还直接经营经济实体,至今都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起主导作用。在中国,道德、伦理、义利观等,不仅对人们行为起约束作用,还是推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

  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个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不能纳入丹尼森模型。在新古典的市场均衡理论中,把制度看成是已定的、不变的存在,像地理环境、自然环境那样,排除在模型之外。这在静态或短时间分析中是可以的,而在历史研究、哪怕是当代史的研究中,都不行“全要素”分析必须在丹尼森的模型之外另立制度等专项。那么,怎样来分析这些不计量的制度要素呢?

  我想,可以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论史学方法。布氏的总体论是结构论,总体由部分(研究领域)组成,他的部分中就有国家史、文化史,有地理环境、自然环境。总体论的数学(哲学)命题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之和”。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各部分的关系及其变迁,尤其是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及其变迁。仿此,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

  这种结构关系有因果关系、双向关系、辩证关系,错综复杂。研究它们要用逻辑思维,用归纳法、推理法,分析、综合,又都要有史料证实。逻辑分析能全面观察,分析层次,揭露实质。其实,那种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的好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己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于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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