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评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倍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近，侯建新所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以下引文除标注出处外均见该书页码），为深入理解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并为解决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该书透露着作者多年来对历史、现实和理论深入探索中所凝结的浓郁的忧思与睿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一、该书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为研究对象，并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展开比较研究，着重探求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史诸多方面的关系及其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时间向度上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相差三百年以上，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难免会引起一些学者的狐疑，甚至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但是，从时代性上看，二者确实又具有某种共时性。“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即从现代化宏观发展的历史阶段讲，二者完全具有可比性”（第20页）。这正是该书在选题上的新颖和独到之处。
不过，即使一些学者认识到二者的某种共时性和可比性，真正深入展开比较研究还是使人望而却步，因为这样的视野需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理论把握，才有可能深入下去。作者分别从环境、人口和教育，土地产权关系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变迁，农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方式及市场借贷关系，农户收支核算等方面，对中英两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这样，作者从中古到近现代，从中国到西方，穿越历史的隧道，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显示了极为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穿透力，令人叹服。
二、该书对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的研究以及相应的比较研究，建立在极为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因而使该书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书中所用史料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陈翰笙先生领导进行农村调查所积累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并甄别采纳了国民政府及其他农村调查资料，从而使著者的研究具有翔实的史料基础。陈翰笙先生主持的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原始资料，是研究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利用。此外，相关的调查报告如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河北省统计局的《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1957年）》和《无锡（1929）与保定（1930）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比较》等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对这些原始文献和相关史料的整理和运用，使其研究课题具有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三、经济社会史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史学的比较分析两种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是该书在理论方法上的突出特色。这样，通过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结合，使历史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概括性和理论性，从而为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规律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在我国，经济社会史是历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之一，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目前有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齐世荣先生曾对此作过中肯的评论：“传统的史学，无论中外，都以政治史为中心。在西方，经济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已经逐渐成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我国，这个新分支正在兴起，还处于初期阶段。”（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作者运用经济社会史的基本分析方法即统计分析方法，展开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秉承前辈学者“以微观世界洞察宏观世界”（第14页）的学术传统，在运用经济社会史的统计分析方法时，体现了历史学学者可贵的严谨与科学精神。“应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必须在历史资料本身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如比较确证的调查，详细的记载和较系统的数据资料等”（第19页）。正是基于陈翰笙等先辈所积累的第一手农村调查资料及相关的电查报告，作者才着意展开了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统计分析，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规律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冀中11村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华北、华南乃至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找到了客观的坐标系，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生产力和市场化水平都有一定提高的结论，从而使人对问题的理解不仅具体而微，而且深入明了。
四、作者通过深入研究，进一步澄清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中的许多误区，如所有制误区、雇佣劳动误区和人口论误区等，使人们认识到，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量，而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极限在于社会变迁的程度。
作者首先对“所有制的神话和迷信”进行了“清算”，他认为，“所有制及其他制度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意识，也不能自行运转，它总要依赖于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总要以生产者个体及其发展水平为载体，因此，似乎很难孤立地谈论所有制的好恶”（第317页）。而雇佣劳动地位问题的“观察视野过于狭小，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不能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第323页）。至于人口问题，作者认为，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人口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它与土地等资源的比例，何谓适度，何谓超载和过剩，依据不同的时段和地区等条件，回有不同的答案。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问题”（第332—333页）。这样，作者把以往囿于生产关系和人口因素的研究误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对深入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这也是全书理论观点的精华所在。
作者在清算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中的诸多误区之后，明确提出，“个体农户的生产与消费，始终是我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认为，人们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根本依据”（第333页）。而由此出发，“明晰的产权关系，政府的有力扶植和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这三大要素是促进以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农民生产、消费、交换和投入再生产的关键环节”（第334页）。这一结论的意蕴极为深远。
综观全书，笔者感到该书是一部具有新视野、新思路的学术精品。在广阔视野中，该书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把原始资料融会一体，最终找到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历史反思，具有深刻历史启发性。该书对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该书的缺憾是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互动能力的增长涉及较少。以笔者所见，城乡互动能力的增长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应成为农村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不仅需要微观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而且需要整体研究，而这种整体研究只有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之后才能展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该书存在着某种缺憾，不如说该书为整体研究奠定了新的坚实的基础。我们期待着作者下一部精品的问世。
原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