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序

 序二

宋兆麟

　　1996年冬。傣学专家高立士同志来京，出席全国性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水利灌溉的专著，这个题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们交谈很久，就写作方法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对傣族水利制度的兴趣，始于1962年。记得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民族调查工作，1961年赴内蒙古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族狩猎文化。196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制片厂与云南民族研究所合作拍摄《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我认为机会来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领导的支持下，又赴西双版纳从事历史调查，搜集傣族文物。这项工作得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及广大干部的支持，其中也包括高立士同志。当时他主持景洪县委宣传部的工作，被聘为《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科教影片摄制顾问组副组长，我们经常向他请示工作，他也给予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如期完成，在当地搜集近万件傣族文物。

　　在当时草拟的《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文物展览》提纲上，有一单元就是讲《发达的灌溉农业》，其中涉及水利的展品有：景洪水利分布模型、议事庭修水利命令、水沟界石、分水竹筒、分水器、水车、景洪水利分配清册等。

　　这些资料是很珍贵的，当时本想在北京举办一个有关展览，且制作、布展了陈列面积达800多平方米。但是由于不久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就撤了下来，只留下一种遗憾。但我研究傣族历史文化的心气犹存，只是其他课题接二连三袭来，研究傣族文化的志向一直未酬。现在好了，有高立士同志花几年时间，把西双版纳的水利制度整理出来，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我拜读了高立士同志的初稿，看到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文章论述有力，情节生动，作者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基本把西双版纳傣族的水利灌溉制度勾画出来，从水利制度侧面剖析了傣族的农奴制社会。

　　研究傣族历史，分析傣族社会，过去往往是外民族知识分子从事，懂其语言，深入调查，把自己傣族化，还是可以出大成就的，如马曜、缪鸾和先生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以及刀国栋的傣族专著，都是成功之作，闪耀着学术的火花。在学术界都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有些人，包括本人在内，尽管主观积极努力，但不懂傣话、不识傣文，调查时间短，有些是走马观花，大大限制了我们对傣族历史的认识，虽然手头资料不少，研究工作则难以深化，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民族学界决不是个别的例子。

　　高立士同志出身于白族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十几岁起就到西双版纳工作，在寺院与佛爷和尚、去农村与傣族群众均能打成一片，既重视向傣族农民群众调查学习，也重视向傣族上层有识之士调查学习，学讲傣话、学识傣文，学习傣族传统文化。由于工作关系，他又参加了建国后当地傣族社会的各项变革，对内情知之甚多、甚详，是傣族现代社会巨变的知情人、见证人。更为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后，他又从一个实际工作者调入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从事傣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毫无疑问，他的介入，为傣族研究带来了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一书，就是高立士同志献给学术界的佳作。

　　众所周知，直到建国前后，西双版纳还保留了傣族农奴制度，尽管它是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傣族“召片领”相当于王，议事庭相当于“召片领”的最高行政机构，其中的份地制相当于西周的井田制，而统一管理水利则是议事庭的职权之一，这正是东方土地制度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国家的权力有灌溉的治理作为物质基础之一”(卷1第631页)。又进一步分析说：“像水一类东西，在它归一个所有者所有。表现为土地附属物的限度内，我们是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的”(卷3第303页)。统一管理水利，科学的管理灌溉，正是古代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特点。到过西双版纳的人都体会到，当地河流纵横，雨水很多，并不缺水，但是当地属亚热带地区，分雨季和旱季，每年雨量都集中于七八月，雨季未到之前正是春耕季节，没有水利是无法耕作的。因此，当地的稻作农业必须仰仗于人工修筑的水利工程，而且工程浩大，这不是个体农民所能胜任的，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由有权威的“召片领”及其行政机构——议事庭来推行，于是形成一系列水利管理措施、法律和设施，以及种种信仰、礼仪。

　　高立土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一书，正是以自己的亲身所见和多年研究的成果。把水利灌溉作为切入点。去剖析一个神秘的傣族社会，又可以印证东方古代社会的奥秘。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对版纳的农业建设也有一定借鉴。因此，必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云南是民族学的宝库，也是民族学人才辈出的地方，其中不少学者，或为我师，或为我友，对我的治学都给予很多帮助，我是铭记在心的，并且永远向他们学习，也为他们的成就而高兴。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力作问世。

1998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