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杀虎口在中原与蒙古经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杀虎口是西部中原与蒙古经济联系的重要陆路纽带，特别在商品流通方面，作用不可缺少。正是由于这种商品流转的拉动，使杀虎口与归化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民族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且兼及新疆地区的经济，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这种经济联系，仍处在资源、日用消费品贸易的低水平阶段，经济发展也有局限性。这种状况对现今该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清代前期；杀虎口；归化城
前人对杀虎口已有研究[1]，本文准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杀虎口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分析、探讨。
一、杀虎口是西部中原与蒙古经济联系的重要陆路纽带
明代隆庆五年，政府在北方三镇设立马市共四处，即宣化府张家口；大同新平堡及得胜堡；山西水泉营。马市主要与北方民族地区的人民进行贸易，每年一次，有官市和私市，官市似只有马匹交易，私市交易马、骡、驴、牛、羊。以后，又陆续设立了多处沿边市场。其中大同守口堡是大市，此外还有助马、宁虏、杀胡、云石、迎恩、灭胡、老营等处，均为小市。“小市则为近边夷人而设，每月一市或二市”，交易“布帛米豆等物”，民族地区的人民“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绢、绸、布、针线等物互市”。[2]清代初期，除张家口、杀胡口（即杀虎口）两处保留下来外，其他各处市场都不存在了。这说明张家口、杀虎口所处位置，商品流通、交易情况，比其他市场的作用更大，更适合汉蒙民族经济交流。
清代顺治年间，杀虎口章京马呈祥称：“自顺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止征过税银，并前任交下税银八十三两零，二项通共三万五千二两三钱零。”[3]顺治七年，政府在杀虎口设“满官笔帖式收税。”[4]这说明顺治七年杀虎口已经成为税关了。有人认为：杀虎口“设立于清顺治十八年”，似有误。[5]
杀虎口位于西部中原与蒙古交界地方，明代设有马市楼一处，“下设闇门四层，门洞低狭，只可单奇行旅，徒步出入。”闇门之西，有一道大河，流出口外，入黄河。万历年间，“于河上接连边墙，建立万全桥一座，计十九洞。”万全桥之东中门，建立大楼一座。“康熙五年间，因暴雨水涨，将万全桥东边六洞半，并大楼一座，连边墙坝，共冲倒六十余丈，万全桥下前后遂致沙泥淤塞，水不归桥下，而移向冲决之河口，流出口外。”康熙三十三年间，因驻军建营房，砍大青山木植，“以闇门狭小，难以拉运，车辆遂于倒缺之处，辟立木栏杆，计宽一丈二尺，以过往来。”随之，鄂尔多斯等处之蒙古人民，贸易驼马牛羊，驮运货物，“亦从此出入，商旅称便。”这里就是收税所，征收税银。[6]每年十月，当地下大雪，“口外蒙古并无货贩来者，内地商人亦被阻隔，往来甚少，是以钱粮不曾多得”。但入春以后，“一应物价日贱，蒙古与商人出入行走者甚多，所得税银除完正项钱粮外，”还有赢余。[7]地方官虽申请修万全桥，但未能如愿，因此，杀虎口实际只是陆路通道。
从杀虎口向北，有陆路与归化城相连，“商旅贸易云集于此。外藩蒙古往来进贡，络绎不绝”。以后归化城逐渐发展成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8]山西北“边墙一带，旧设堡门四十三处。其杀虎等三十五口俱已开通”，“以便农民商贾贩运出入。”后来又准开通宁鲁口，“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9]
从归化城出发，还有三条商路可通新疆古城。[10] “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古城】销售。”[11]另外，从归化城沿大青山后边，走蒙古草原，也可到乌鲁木齐。“大青山后地方，为蒙古商民贸易往来必由之路。”[12]这些道路连接了蒙古和新疆，因此，杀虎口处于清代前期全国交通网络中，是与西北民族贸易的一条重要渠道。
二、杀虎口在西部民族经济贸易中的作用
在北部边疆有杀虎口与张家口两个税关，有人认为，张家口的定额不如杀虎口多，且杀虎口有道路与恰克图相通。[13]那么这两个口岸实际的商品流通量如何呢？以下将两关的定额数量进行比较，可见一斑。参见表1
表1：杀虎口[14]与张家口[15]税收定额数量比较表[16]（单位：两）
| 年代 | 顺治18 | 康熙2 | 康熙16 | 雍正元 | 乾隆 | 嘉庆4 | 道光21 |
| 杀虎口 | 13000 | 10000 | 9000 | 10920 | 16919 | 32334 | 32333 |
| 张家口 | 10000 | 6000 | 12000 | 20000 | 20000 | 60561 | 60561 |
据表所示，顺治与康熙年早期，杀虎口定额比张家口数量多，这可能是因为明末通过杀虎口与边疆民族贸易的商品数量比张家口大。但从康熙中叶开始，张家口的定额不断增加，到嘉庆四年重新规定盈余税银数目时，杀虎口为一万五千四百一十四两，张家口为四万五百六十一两，杀虎口约少二万五千余两。道光时，杀虎口定额几乎比张家口少一半。嘉庆、道光年间，两关实际征收税银情况与定额基本一样[17]。估计康熙中叶以后，开通恰克图与俄罗斯贸易，通过张家口的商品量增加，税收定额也随之增加。张家口“全凭恰克图进口货物，灰鼠皮张纳课最多。”[18]从史料记载看，恰克图进口的俄罗斯商品并未通过杀虎口。一般来说，定额的大小与实际商品流通量的多少是一致的，从中可见，杀虎口税收量比张家口税收量小，所以通过杀虎口流向北方民族地区的商品量，也不如张家口的流量大。
以上比较只是从客观上说明两关的实际商品流通量，但这并不是否认杀虎口的经济作用。如前述，杀虎口主要是与归化城、新疆等地商品贸易的重要关口，特别是对归化城经济的发展，杀虎口有十分显著作用。
由于杀虎口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与归化城的商品经济有必然联系。
首先是木材。大青山属归化城地方，位于黄河中游北岸，产松木、柏木。康熙三十八年，政府批准商人在大青山等处采木，经河宝营输税后，入内地贩卖。[19]雍正五年规定，“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解部，每年以七千二百两为定额”。[20]乾隆时，“木植砍伐堆积山厂，春秋二季，水贩进山购买，由黄河运至河保营交税发卖；或从陆路驮往归化城，并进杀虎口交税发卖”。[21]乾隆四年，“归化城落地木税以四百四十六两为定额，合杀虎口监督征收。”[22]这样杀虎口的木税为七千六百四十六两，只从定额数字看，杀虎口的木税定额，比北方七工关多。[23]但是，乾隆十三年杀虎口实收木税银约二千五两。[24]到乾隆二十五年，“大青山无木可伐”，也就没有木材税收入了。其木税定额的数量，从杀虎口所收其他商品税的盈余银两中抵补，（即户部所属税）[25]所以至乾隆时期，杀虎口的木材流量，就不如潘桃口等北方工关的运量了。
其次是商品流通。早在清初杀虎口就已经开征商品流通税了，归化城的商品流通税由杀虎口监督兼管。归化城得杀虎口之优势，不断发展，“生聚日繁，商贾云集。附近蒙古地方亦种烟叶、杂粮，造成油、酒、烟等项，已成行市。并口外土产之皮张、杂货，俱有应征税课，向系杀虎口监督兼管。”[26]于是乾隆二十六年，政府在归化城“设立总局收税”，附近绥远城、和林格尔、托克托城、萨拉齐、西包头等处，蒙古民人贸易，抽收四项牲畜税钱。[27]至此，归化城的商品经济已经独立出来了。乾隆三十二年，政府又规定“杀虎口监督经征归化城四项牲畜，并烧酒、烟、油、皮张等税。”[28]当时“凡由内地贩去一切茶布杂货，既在杀虎口完过税银，入归化城新设栅口，及货落铺店零星发卖，概免重复征收。惟归化城土产烟油酒皮张等物，及由内地贩来茶布等货，如有出归化城打成驼驮，前往各处及后山蒙古地方贸易者，俱于出栅时”，按归化城税则纳税。[29]由此可见，乾隆年间之前，通过杀虎口的商品大部分都流入归化城及其附近地区了，乾隆之后，杀虎口流通的商品，仍然占归化城商品的相当部分，所以说归化城的商品经济发展与杀虎口有必然联系并不过分。同时，还可以从两地流通的商品基本一样来说明。参见表2。
表2：通过杀虎口的主要商品名称
| 成衣 | 各类皮衣、羢褂、毡褂、油衣、故衣、帽、带绦、皮裤、女裙、襪、毛襪套、毛緾腿片、靴鞋 |
| 衣料 | 缎、绸、纱、绫、绢、氆氇褐子、羢、布、棉絮缨线、皮张、毡毯、布帛氊羢皮张翠饰 |
| 食物、饮料 | 芝麻；粉面；麦面；盐、茶、酒、烟、荤味（鱼吓鸡蛋）蔬菜（各色干菜）、作料、果品（各色干果、水果）、蜜、庶糖 |
| 器具 | 铜铁器（农铁器、针、各种腰刀、铜器、铁锅、铁杓、剪子、铜顶针、镰刀、大铁锹、铁火炉、马镫等）；竹木器（铁瓦大车、牛车、小车、小木柜、木锹、木盘、大小算盘、桌、木桶、木斗、木碗等）；磁器、油漆器、皮革器、象牙器、荆条器（簸罗、筐、汲水柳斗）；杂草器（草蓆、苕帚） |
| 杂货 | 药材、颜料、杂料、香料、纸类、杂色纸货、杂色珍玩、铜铅钢铁杂货、烧料杂货、草木竹子杂货、零星杂货（山货） |
| 牲畜 | 骆驼、马、牛、羊、骡、驴 |
资料来源[30]
归化城税则中显示，流通的商品与杀虎口的商品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归化城没有金锡器，增加了猪税、油酒铺房税、蒙古族驼马牛羊税和本城油酒税。这是因为归化城的商品除了经杀虎口运来之外，还有“关东等处发来商货，从草地行走，未经杀虎口征税者，俱为口外土产，归化城按则抽收。”另外，“若货物运抵归化城以后，商贩车载驮运，又贩往他处售卖者，则无论土产与外来货物，均于出栅时按则收税。” [31]这正充分表明，杀虎口在归化城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商品流通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两地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
三、杀虎口对西部民族经济贸易的影响
杀虎口除了对归化城及附近地区的经济作用外，对本地区的经济也有一定影响。表2所示，通过杀虎口的商品，以人们日常生活吃、穿、用为主，更细的划分包括粮食有芝麻、粉面、麦面。茶有六安茶、湖广茶。酒，有烧酒。烟有海烟、黄烟。荤味有鱼、吓、鸡蛋，及各色干菜、各色干果、水果等。服饰类以皮衣为主，包括貂皮褂、银鼠皮褂、灰鼠皮褂、狼皮褂、豹皮褂、猞狸狲皮褂、野猫皮褂、貉子皮褂、羔羊皮袄、羔羊皮褂、野羊皮褂、獭猴皮褂、大羊皮袄、和大羊皮褂为主，还有羢褂、毡褂、油衣、布故衣，兼及帽、带、包头、皮裤、女裙、襪、毛襪套、毛緾腿片和靴鞋等。金锡铜铅钢铁杂货有锡箔、钢条、熟、生铁、金箔、红杂铜、倭铅。烧料杂货有琉璃、琉璃棋子、琉璃数珠。草木竹子杂货有蒿子、竹货、麻、栈板、黄栌木、板、橼子、木枋、山木、数珠、菩提子等。
只从这些名称中，不能看出其商品的档次高低，这里以通过崇文门的商品名称，进行比较。参见表3。
表3：通过崇文门的主要商品名称[32]
| 成衣 | 新貂皮袄、豹皮袄、猞猁皮袄褂。羊皮女褂、羊皮半身袄、狐狸袄、狐皮袄褂、貉子皮袄、狼皮袄、天马皮袄褂、银鼠皮袄褂、飞鼠皮袄褂、羔皮袍、灰鼠皮袄、狗皮袄、小狐皮袄、貉子皮袄、羔皮褂、獭皮袄、狐蹄袄、猫皮袄、鼠皮褂、羊皮一口钟、狗皮裤。此外，还有多种布衣、汗衫。 |
| 衣料 | 衣料有缎锦：羽缎、大红粧、花织锦、倭缎、各色宋缎。绸：阔机绸、潮绸、通海绸、丝绸、女儿绸、宫绸、线绸、潞州大绸、泽绸、宁绸、茧绸、潞州小绸、绵绸、旺长绸等。绫：绫机、杭州白绫、苏州重白绫、上湖白绫、乌绫、汴绫、荆州绫、苏州轻白绫、次湖白绫等。罗：秋罗、苏秋罗、湖州秋罗等。纱：大红绉、大红纱杭纱漳纱等。绢：衢州双丝绢、福建线绢、荆州绢、福建双熟绢、绍兴萧绢、黄石绢、德清各色绢、苏州乾折绢、易州官绢等。布有青红串布、大串布、青蓝粗布、印花布、白粗布、西洋布、斜文布、大布、青中布、青平机布、蓝平机布、白平机布、夏布、葛布、青三梭布、苧麻布、飞花布等。 |
| 食物、饮料 | 粮食种类有洋米、沙米、高粱、小米、葛仙米、江米等。茶有茶糕、女儿茶、松茶、普洱茶、武彝茶、六安茶、天池茶、安花茶、叶茶、峝茶、细茶、粗茶、香茶。酒有烧酒、麻姑酒、易州酒、绍兴酒、薏仁酒、苏州酒、金华酒、南京罈酒、豆酒、瓶酒、淮安豆酒、羊羔酒、红毛酒、潞酒、玉露酒。烟有烟丝、烟叶、鼻烟等。荤味有鲍螺、乾鹿、海参、鱼翅、鱼松、鱼肚等。 |
| 器具 | 器具类有玉器、骨器、银母器、香器、藤棕草器、裱褙装饰用物等。 |
| 杂货 | 各种纸张有西洋金笺纸、药材有南药材、颜料有香料、杂色珍玩有钟、表等。 |
| 牲畜 | 牛、猪、羊 |
成衣 新貂皮袄、豹皮袄、猞猁皮袄褂。羊皮女褂、羊皮半身袄、狐狸袄、狐皮袄褂、貉子皮袄、狼皮袄、天马皮袄褂、银鼠皮袄褂、飞鼠皮袄褂、羔皮袍、灰鼠皮袄、狗皮袄、小狐皮袄、貉子皮袄、羔皮褂、獭皮袄、狐蹄袄、猫皮袄、鼠皮褂、羊皮一口钟、狗皮裤。此外，还有多种布衣、汗衫。
衣料 衣料有缎锦：羽缎、大红粧、花织锦、倭缎、各色宋缎。绸：阔机绸、潮绸、通海绸、丝绸、女儿绸、宫绸、线绸、潞州大绸、泽绸、宁绸、茧绸、潞州小绸、绵绸、旺长绸等。绫：绫机、杭州白绫、苏州重白绫、上湖白绫、乌绫、汴绫、荆州绫、苏州轻白绫、次湖白绫等。罗：秋罗、苏秋罗、湖州秋罗等。纱：大红绉、大红纱杭纱漳纱等。绢：衢州双丝绢、福建线绢、荆州绢、福建双熟绢、绍兴萧绢、黄石绢、德清各色绢、苏州乾折绢、易州官绢等。布有青红串布、大串布、青蓝粗布、印花布、白粗布、西洋布、斜文布、大布、青中布、青平机布、蓝平机布、白平机布、夏布、葛布、青三梭布、苧麻布、飞花布等。
食物、饮料 粮食种类有洋米、沙米、高粱、小米、葛仙米、江米等。茶有茶糕、女儿茶、松茶、普洱茶、武彝茶、六安茶、天池茶、安花茶、叶茶、峝茶、细茶、粗茶、香茶。酒有烧酒、麻姑酒、易州酒、绍兴酒、薏仁酒、苏州酒、金华酒、南京罈酒、豆酒、瓶酒、淮安豆酒、羊羔酒、红毛酒、潞酒、玉露酒。烟有烟丝、烟叶、鼻烟等。荤味有鲍螺、乾鹿、海参、鱼翅、鱼松、鱼肚等。
器具 器具类有玉器、骨器、银母器、香器、藤棕草器、裱褙装饰用物等。
杂货 各种纸张有西洋金笺纸、药材有南药材、颜料有香料、杂色珍玩有钟、表等。
牲畜 牛、猪、羊
通过表2与表3的商品名称比较，可以看出，杀虎口很少有像崇文门流通的衣服、食物、器具、杂货等方面多种多样的商品，更没有如荤味鲍螺、乾鹿、海参、鱼翅、鱼松、鱼肚；多种茶、酒、烟等高档消费品。只是由于有民族贸易，通过杀虎口的牲畜种类比崇文门多，这也是杀虎口商品中的一大特色。总之，通过杀虎口的商品品种单一，从侧面反映出，杀虎口的商品档次较低，与当时周边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
清代前期杀虎口周边地区，“民皆为农，农皆受田”[33]，以农业为主，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经济特点。也正是因为农业比口外民族地区发展水平高，所以外输农业成为主业，对归化城附近地区、鄂尔多斯蒙古、及新疆等民族地区农业经济都起到主要作用。山西省大同、朔平、宁武等郡的农民，多到北部蒙古地区垦种、贸易，“每岁粜卖粮食，置办农具”，[34]都要出入杀虎及各堡门口，这从杀虎口流通的生产工具就可以看出来，生产工具有铜铁器（包括农铁器、针、各种腰刀、铜器、铁锅、铁杓、剪子、铜顶针、镰刀、大铁锹、铁火炉、马镫等）；竹木器（包括铁瓦大车、牛车、小车、小木柜、木锹、木盘、大小算盘、桌、木桶、木斗、木碗等）；磁器、油漆器、皮革器、荆条器（包括簸罗、筐、汲水柳斗）；杂草器（包括草蓆、苕帚）等。[35]农民不仅在那里定居，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经济，而且从内地向蒙古地区运销农具、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再将收获的粮食运回内地发卖。据乾隆元年山西巡抚奏报，“自开杀虎口，迄今数十年，商贾农工，趋负贸易内地民人，难以数计。”[36]除了农民自行外出务农外，政府亦动用行政力量，在蒙古地区驻军，开垦土地，种粮自给。乾隆四年，山西巡抚奏报称：“采买粮石，分贮归化、绥远、托克托三城，以备平粜。查三城自移驻官兵，招民垦种以来，生聚日繁，需用粮石，已倍于昔。”[37]一般来说，蒙古、新疆地区的农业要比内地落后，所以内地人民外出从事农业生产，自然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通过杀虎口向归化城，再由归化城向新疆、鄂尔多斯蒙古地区，输入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无疑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至于商品贸易方面，因为民族地区牲畜种类多，返向内地进口牲畜比较频繁，经杀虎口输入的牲畜，对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起到一定作用。内地人民除了“肩担背负，携带箕筐笤帚鞋袜麦曲等物”外，[38]“各属市廛所贸易者，牛、羊当畜而外，物不多见。”因为“朔平五属地皆边塞，无山泽之产，惟右玉杀虎一口通道北藩，为牛、羊、驼、马、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市廛之民，不专以力田为业，往往资山林川泽之产，贸迁有无，趋利逐末。”[39]可见，杀虎口及其县镇以资源性商品贸易为主，兼及农副产品油、酒、茶等。这类过境商品对杀虎口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起作用有限。
杀虎口历史经济发展的轨迹，对今天经济开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今杀虎口所属右玉县，仍然以农业为主，但已经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如无公害、无污染、纯天然绿色产品，特别是燕麦、荞麦、糜黍、豆类、土豆等特产小杂粮，在全国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消费者青睐。更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依托原有的自然资源，发展现代化农业，注意开拓木业、牲畜业、畜产品加工业和小杂粮加工业。杀虎口处于历史交通要道上，利用这种交通优势，充分发挥已有的和新建的道路，发展与民族地区的贸易，保护、开发杀虎口等附近地区的旅游资源，一方面让古老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还要保护原有资源，杀虎口及县域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注释：
[1]燕红忠、丰若非《清代民族贸易的个案研究—对杀虎口监督一封奏折的几点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刘建生、张朋、张新龙《浅析西口在北路贸易中的历史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4期。【以下简称燕文、刘文】
[2]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载《明代经济》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
[3]顺治十年七月十二日户部车克等题本，载《历史档案》1983年2期。
[4]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十八，课程三，关税。
[5]参见燕文、刘建生前引文。
[6]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石麟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1册，第455～456页。
[7]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大学士马齐等题本，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册，第481页。
[8]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石麟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1册，第455～456页。
[9]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和其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842页。
[10]参阅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方士淦：《东归日记》道光八年四月十七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2] 《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癸酉。
[13] 参见刘建生前引文。
[14]顺治十八年定额“每年一万三千两。”《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庚辰。康熙十六年，“税银九千两（原额一万三千两。康熙二年减三千两。六年减二千两。十三年减二千两。十六年增三千两。）”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十八，课程三，关税。“康熙三十五年题定，兼收右卫税银一千九百十九两九钱五分零。”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雍正元年，“一万九百十九两九钱五分四厘。”雍正元年七月各省关税额数档册，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乾隆“杀虎口正税银一万六千九百十九两。”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二，关税，税额，各关税额，铜斤水脚附。“盈余数目，由监督自行奏闻。”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二，关税，税额，关税盈余。嘉庆四年，定盈余银“一万五千四百十四两。”《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96页。正额“税银一万六千九百十九两九钱五分有奇。”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七，户部，关税。根据以上史料列表。
[15]顺治十八年，张家口定额“每年一万两。”《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庚辰。“税银一万五千两（原额一万两，康熙二年减四千两。十六年增六千两。十七年增七百六十三两零。二十四年增二千二百三十六两零。）”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十八，课程三，关税。康熙五年“定居庸关每年税额三千两。”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征榷一，考5077。张家口“原额一万两。居庸关额税三千两。康熙四十一年，题定居庸关归并张家口，共征银一万六千两。雍正元年奏准，免办各项皮张，增银四千两。”雍正朝《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乾隆年间，“张家口正税银二万两。”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二，关税，税额，各关税额，铜斤水脚附。“盈余数目，由监督自行奏闻。”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二，关税，税额，关税盈余。嘉庆四年，定盈余银“四万五百六十一两。”《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96页。正额“税银二万两。”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七，户部，关税。根据以上史料列表。
[16] 定额包括：正额、盈余数量。
[1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道光十年五月初九日景福奏折，见钞档。
[19]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戊午。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21]乾隆二年三月十二日杀虎口监督色楞泰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2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23] 参见燕文。
[24]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傅恒等题本，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155－27，B86781。
[25]道光四年三月初五日邱树棠奏折，见钞档。
[26]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四达、彰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9辑，第706～707页。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6，户部，关税。
[28]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山西巡抚彰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8辑，第66页。
[29]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四达、彰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9辑，第707～708页。
[30] 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六七，《杀虎口商税则例》，收入《清代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该书有乾隆四十六年奏折，说明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版本。）
[31]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户部，关税，嘉庆朝，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年。
[32]因商品繁多，这里只列出部分商品名，进行粗略比较。参见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六二，税则，崇文门商税则例。
[33]刘铭传《朔平府志》卷七，《税课》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34]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和其衷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842页。
[35]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六七，《杀虎口商税则例》，收入《清代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36]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糴二，考5161。
[37] 《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乾隆四年二月己丑。
[38]程嘉谟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八，户部，关税下，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乾隆年本。【注：该书注明是乾隆12年本，但卷四十七，户部，关税上，出现乾隆十八年字样。】
[39]刘铭传《朔平府志》卷七，《税课》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作者惠寄，该文发表在《西口文化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