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九章 人、物流与蒙古社会

二、草原物流

　　物流与人流一样，同样也可以改变社会。农区商业以集市、店铺和半流动性的摊位为中心，相对固定，只有摊贩相对流动，活动范围也不大。草原地区牧人和商人几乎都处于流动状态。商人的移动长达几千公里，牧民的流动方圆几十或几百公里，双方的交易建立在流动的基础上。成吉思汗时代，蒙人更多的是与阿拉伯人做生意，忽必烈一统天下之后，亚洲范围内的商业网络畅通，但时间很短。到明代，蒙汉以长城为界对峙，边关贸易的商业辐射能力十分有限，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清中叶。这一时期内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相对封闭，双边贸易只在边缘城市定期进行，基本上就是茶马贸易。顺治、康熙年间，政府仍禁止商人直接进入草原，草原的商品交易在蒙古王公组织下进行。秋冬之间，王公所派官员带领队伍，集合牛羊，到指定的边缘城市与汉人进行物物交换。从草原到边缘城市，少则几十天，长则三四个月。对于一般牧民而言，这是相当不便的。只养几十头牲畜的蒙古人，如何能赶着几头牛羊随队伍长途跋涉呢?在组织商队时，王公不仅让牧民上缴牲畜和毛皮，还要让他们出人力、畜力为商队驮运货物，因而加重了牧民的负担，牧民最后得到的生活用品也很少，远不如与拨子商交换方便。[1]物流方向是清王朝→蒙古王公→蒙民。清王朝通过控制商人、王公和交易地点，间接地控制了草原和蒙古族牧民。所以，这种双边贸易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控制少数民族的方法之一就是物品控制。拉铁摩尔认为，明清政府利用蒙人对货物的欲望通过物流间接地控制蒙古政权，同时掠夺蒙古的牲畜。[2]

　　（一）边缘城市及其推移

　　北方政局稳定之后，清政府才放松蒙古草原的商业控制，拨子商号逐渐兴起。拨子商又叫行商，这种商业形态世界各地都有。在非洲和中亚地区，流动的驼帮支持着世界商业联系。在海路贸易未大规模开始以前，驼帮几乎是联系古代世界的纽带。单独的驼队很难自我生存，因为这不单是驼队，而是一系列店铺和各种购销网点的协作。拨子商的驼队扩展到外蒙甚至更远的地方，购货网点也遍及中国内地，有一整套收购系统和销货系统。拨子商的活动形式是人、骆驼、车、货物和牲畜，这些东西几乎全部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也是一种有层次的结构流动。中枢点在农牧交错区的边缘城市，拨子商在那里设立店铺，从全国采购货物，并以此为基地向草原供货，派出拨子队伍。拨子商在草原采购的牲畜也在这些城市附近向内地分散。

　　伴随着近代的农业开垦，东蒙农牧分界线北移，拨子出发地点也在不断变化。旧市场中心不断消失，新集散地不断形成。在东蒙的西半部，明代双边贸易的通商城市分布于长城沿线，当时的情况可见图9.1。东蒙的商业城市东起张家口，西到山海关，这是一条城市带。清中叶以后，农牧交错带北移，归化城成为内蒙最大的边缘城市。归化已在长城以外，它成为通往外蒙的拨子商的主要基地。在东蒙，早期的基地在朝阳、法库门和昌图一线，这是18世纪农业扩展的北限。20世纪以后，随着北部农牧交错区的形成，[3]北部城市逐步成为边缘城市，且在商业上起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南部城市倒是相对地不重要了。最典型的是郑家屯。1869年左右，郑家屯还是一个蒙古小村落，以后逐步有牛马集市，部分牛马在此向外输送。它处于1750～1876年农业开发的前沿上。此后郑家屯逐步成为东部农业区货物入蒙的通道，营口、锦州和新民屯的货物在此集中。同治初年，拨子商就在那里活动。他们春天携货而来，从这里分散到蒙古各旗，同时将买到的牲畜又集中到这里育肥。秋天以后，牛马肥壮，由此向满洲农业区输送。由于郑家屯附近可以集散大量的牧草和精料，又有大量的牧地，为商人育肥牲畜并等待交易时机提供了方便之地。这一时期郑家屯的商业中心地位日见确立，附近地区的物流逐步向此集中。[4]第二个城市是通辽即白音太来，它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农业前沿上。光绪二十八年，洮南一带农业开发，白音太来成为农牧交错区的前沿城镇。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西札萨克图旗设立军事基地，利用拨子商为他们提供军需，洮南的商队因此开始发展。日俄战争后，此地的商号控制了呼伦贝尔一带的牲畜贸易，呼盟草原的牲畜在此集散并运到黑龙江。从清初到民国，拨子商基地不断北扩。清中叶在建民、朝阳、昌图、农安等地形成了第一批拨子商集散地。林西和经棚很早就因外蒙的商路成为通商城市，但当时那里的农业并不明显，后期有农业推进但其地因生态条件的缘故成为农业的北限，故一直是边缘城市。民国时期，赤峰、小库仑依旧是中心城市，而前沿城市则在多伦诺尔、经棚、林西、大板上、开鲁、白音太来和郑家屯一线上，此情况可见图9．1。在前推的过程中，那些先前的城市并没有彻底衰弱下去，因为这些城市往往是通往前方后起边缘城市的通道，因而维持了部分的繁荣。小库仑在1925年左右发到蒙地的拨子每年有200～300组，但部分的拨子从朝阳而来。[5]这些城市往往在失去前沿城市的位置以后，又成为农区中心城市。在察哈尔省，清末及民国时期这一过程特别明显。随着农业的扩展和游牧业的后退，对蒙贸易城市次递向前推移，前期的对蒙贸易的中继市场成了农区农产品的集散市场。另外，随着草原地区的彻底放开，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店铺和定期集市，但它们还不能与前沿城市相提并论。总之，传统时代的对蒙集散市场的推移几乎完全与农业带的推移有关，倒是近代铁路的修建使这种依赖于农业扩展的状况有所变化，因为铁路可以将供货基地直接推到草原地区。东清、满铁、京奉、四洮铁道线的完善，使草原城市可以直接成为拨子商的前缘城市。满洲里和海拉尔就是这样的商业中心。由于铁路的作用，到外蒙的物流大量地集中到东蒙，[6]苏联革命后才受到了限制。在哈拉哈，1925年左右仍有去多伦诺尔和锦州方向的拨子商，他们与当地的俄国商人形成竞争。[7]

　　从图9.1中还可以看出，从归化城起，城市对草原牧区形成了重重推进的商业包围圈。从西到东依次为归化城、多伦诺尔、经棚、林西、大板上、开鲁、通辽、郑家屯、洮南、齐齐哈尔、满洲里和海拉尔，这是最前沿的城市。这些边缘城市之后，是热河、赤峰、乌丹城、小库仑等以前的边缘城市，它们大部分已经退居二线。每个边缘城市都有其商业辐射范围，有的城市辐射到整个蒙古草原甚至更远。归化城也是这样的城市，最大的拨子商云集于此，辐射范围不仅包括达整个蒙古草原，还远达新疆、中亚和俄国等地。但许多东部的小城镇，一般的辐射范围只有附近的几个旗县。[8]商圈和辐射范围经常变化。抗战前外蒙古的独立对归化城商业打击很大，辐射范围自然减少。东部铁道修建以后，也形成了几个外向型通道。例如，大连→哈尔滨→海拉尔→桑贝子，或由海拉尔→满洲里→好鲁习亚。一些从天津或北京来的货物也可以从张家口转到海拉尔，再从海拉尔向外蒙或俄国流动。这一网络的中心点是海拉尔和满洲里，[9]其活力也在外蒙独立后受到影响。对东蒙牧区的商圈主要有4个。第一个系统以洮南→王爷庙为中心，这里的拨子直接在东、西乌珠穆沁旗一带活动；第二个在通辽和开鲁一带，这是半农半牧区的商圈，中心是郑家屯；第三个是以林西—经棚为根据地的商圈，此一带的拨子进入牧区，在西乌珠穆沁旗和贝子庙一带活动；第四个是通过经棚进人中部蒙古牧区，拨子商大约在浩奇特和东阿巴嗄旗一带。[10]郑家屯拨子的路线是达尔汉→东、西札鲁特旗→图什业图旗→博王旗。洮南拨子的路线是图什业图→札萨克图→苏鄂公旗—郭尔罗斯地方。从原来的边缘城市出发的拨子反到有更远的路程。赤峰和乌丹城的拨子线路是巴林→阿尔科尔沁旗和敖汉旗→西翁牛特旗→乌珠穆沁旗，小库仑拨子的路线大致为奈曼旗—喀尔喀左翼旗→札鲁特→阿尔科尔沁旗→东、西札鲁特→乌珠穆沁→敖汉旗→宾图王旗→博王旗。[11]

　　这些中继城市不单与拨子商打交道，随着交通的发达，拨子商愈来愈直接与到城里买粮买货的蒙人打交道。这些边缘城市附近的蒙古人一年有1～2次将牲畜赶到城内的集散市场将牲畜委托出卖，同时买回自己的货物。在郑家屯，蒙人将牲畜赶到牛马店，到栈店住宿，到杂货铺选货。在郑家屯、洮南、白音太拉、开鲁、林西和赤峰等地，蒙民与店铺一般进行现货买卖，而在其背后的小库仑、乌舟城和赤峰等地，则通过委托和信用买卖。[12]不进城的蒙人只好从拨子商那里以牲畜易货物。每个拨子商也有其固定的市场范围。随着牧区内集市的兴起，牧民也可以从集市那里买到货物，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也有在市镇上的。民国时期大板上的开市日为6月7日到8日，市南边的牧地被临时开辟为场地，巴林、翁牛特和阿尔科尔沁等地的蒙人向这个地方汇集。大板上的集市拨子商云集，但在一般小定期市上拨子商是不多的，以当地小行商为主。随着农业的北扩和铁道运输的兴起，近代拨子商的运输半径愈来愈小。农业开垦使许多货物来自近处，铁道网的建立使原来长距离的拨子商的采购基地失去其存在价值。[13]在张家口至外蒙的通道上，长距离出拨子的中断最为明显，经棚是张家口至外蒙通道上的重要城市。1933年左右的货流已经基本上以本地货为主，外地货流中10％来自北京一张家口一多伦通道，赤峰和开鲁等地的物流也有9％。[14]

　　（二）向北的通道与运输动力

　　按流动干枝和商业辐射网络分析，拨子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大资金商号，它们的流动线路主要在主干道路上，目标是外蒙的主要城市，不过多在内蒙与牧民打交道。它们的资金大，其销售网络也主要在外蒙。在归化城，商人将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三大号称为大外路，其他的拨子商称为小外路。[15]大商号的网络几乎遍及整个欧亚大陆。以清末的万利号为例，“总号在天津，分号则在库仑、奇台、归化、宁夏、宣化、承德、锦州、张家口、包头镇、乌里雅苏台，分行则在北平、上海、恰克图及俄国之莫斯科、乌丁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处”。[16]这些商号的拨子往往是长途跋涉，远距离行商，大商号最常走的路线为张家口一库仑。第二种拨子商资金量少，主要在内蒙草原牧区经商，在草原有固定的店铺，与牧民有着长期的关系。与第一种拨子商相比，他们进货渠道较短，往往直接从边缘城市进货，他们更愿意在草原上跑。[17]张家口尽管不是直接的边缘城市，但在近代却是整个蒙古和西北地区的拨子汇流点，两种拨子都很多。第一种拨子主要走外蒙，第二种则以内蒙草原的各条线路为多。外蒙古独立以前，张家口的商家以千万计。在张家口到外蒙城市库仑之间，第一种拨子商的贸易额每年达几千万两。1917～1918年之间，整个张家口的进出口贸易额达3亿元。外蒙古独立后，贸易额下降到1亿。可以推断，清末张家口的大多数拨子商属于第一种。外蒙古的贸易衰弱以后，他们的经营主要集中在锡盟和察哈尔盟一带。[18]

　　第一种拨子在外蒙那里是王公的座上客，第二种拨子在内蒙通过辛苦经营才可以有固定的店铺。蒙旗一般允许拨子商以蒙古包形式流动，只有时间久、信誉强的商号，得到王公的认可后才可以建店。乌珠穆沁旗长期实行封闭政策，民国时期仍不准商人在王府附近建固定铺面。1927年左右，王府周围只有两户北京商人在扎蒙古包经商。巴哈儿庙附近有一个拨子经营长达30年，1927年左右才得到许可建一个简单的存放货物的土房子。[19]第二种商人要经常与第一种拨子商建立关系，他们的进货渠道往往来源于第一种拨子商。第三种拨子的规模更小，专门收购某种牲畜。如采购马匹的称马拨子，此外还有羊拨子、牛拨子和皮拨子等。乌珠穆沁旗产马，多有马拨子活动。阿尔科尔沁旗和巴林旗产牛，多有牛拨子。一些拨子往来于牧区，在各蒙古部落、王府和庙宇之间贩点货物和牲畜，以地方杂货铺为基础，进行定期不定期地活动，被称为土拨子。[20]清代中期，粮食由拨子商经营。到近代，随着边缘城市周围农民的增加，他们亲自贩粮。到1920年代，哲盟边缘城市出售粮食的农民己经形成人潮，出售的地点是集市、车店、粮商和粮店。[21]

　　拨子商每年分两次出拨子。第一次在春季1～2月，发货到草原，5月份归回。另一次是在秋季，7～8月份发货，11月份归市。深入草原的拨子，多者几十辆车，少者几辆。到牧区后分散，各自追随着牧民的游牧轨迹，或在各集市上游动。一个拨子由掌柜的、伙计、大师傅、苦力等组成。小者3～4人，多者一般达10人以上。他们蒙古包和家具一应俱全，形成一种流动的生活。[22]他们下草原时不做零售，一直向内地行进，沿途在他们长期结纳的知己家里落脚。到达目的地后，支搭帐篷卖货。附近的蒙人一听说某个拨子来了，都纷纷汇集到拨子停留点，购其所需。[23]从张家口到库仑的路线上，驼队几乎总是络绎不绝。因为炎热之故，亚洲中部商队多以单峰驼为运输动力。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双峰驼较多。骆驼在冬天使役后，春季处于疲劳和瘦弱状态，要休整到秋天。如果在夏季使役，骆驼的抵抗力最差，会因疲惫而倒下。放牧时与使役时的营养及代谢状态不一样，为使骆驼很快地进入使役状态，使用前必须进行训练。用绳子将它们拴在木栓上，经历10～14日的饥饿，每隔3天给一点水，使骆驼适于旅行。队伍出发时，每个骆驼的鼻子上都穿孔插一木棍并系上鼻绳，后面骆驼的鼻绳系于前面骆驼的尾巴上，整个骆驼队排成一线。在蒙古草原上，喀尔喀的骆驼最强壮，负载能力最强。每小时行4～4.5公里，每日行25～40公里。在饲料、水和道路状况都很好的条件下，可以连续行走1个月，然后停下休息8～12日。当骆驼在商路上倒下时，拨子商一般便卸下货物，分给其他骆驼，原来的骆驼则任其自生自灭。如果骆驼自己吃草后恢复健康，后来的商队会把它带走。根据惯例，一般将骆驼又送还给原拨子商。[24]外蒙的驼队需要穿越戈壁沙漠，从东蒙去的商道是卜奎（齐齐哈尔）→呼伦贝尔→东车臣，沿途都有牧场和补给站。清代的一些大商号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大盛魁发外蒙的常备骆驼队达1，500～2，000峰之多。[25]水草的补给也像官道上的驿站补给一样，有定期的水草补给站。从张家口到库仑，地下水充足的地方每5～10里就有水井和水槽。[26]许多骆驼队由个体单独经营，受雇于商号。在归化城，清末有的驼户拥有上千头骆驼，也有的只有3～5头骆驼。到运输季节，他们要互相搭伴揽活。[27]归化城的驼户为汉人，呼伦贝尔的养骆驼者的多为俄国人，蒙人养骆驻无论在那里似乎不多。呼盟的骆驼冬季在野外放牧，或作一些短途运输，在海拉尔附近用骆驼运燕麦和其他商品。[28]驼队一般昼息夜行，白天埋锅做饭，用蒙古包宿营，夜晚出发。外国观察者在热河发现从北京到外蒙古的驼队，过长城后都是昼停夜行，[29]夜行比夜宿的危险性要小。短距离下草原一般不用骆驼队，只用牛车，只在沙漠地带用骆驼。[30]在洮南一带，商人用牛车和蒙古包往来于牧民家庭。[31]与内地的大车相比，牛车体形小，重量轻，构造简单，载重量一般300斤左右，适合在沙地行走。在农牧交错区，道路状况稍好，牛车的形式稍有不同，载重量达600斤左右。多者30～40辆，小者4～5辆甚至1～2辆。到外蒙去的车队多者可达300辆左右。[32]呼伦贝尔也有马车。冬季结冰以后，这些马车往来于额尔古纳河沿岸各店铺之间。行远路仍用骆驼。从呼伦贝尔到外蒙的桑贝尔、库仑或到内蒙乌珠穆沁，一般用骆驼。[33]20世纪初，汽车也开始在呼伦贝尔草原出现。从满洲里到库仑，汽车需7～10日，运费高达每磅16～17元；骆运或马车需15～20日，运费为每磅5～6元，只及汽车的1／3。牛车费用仅为每磅2～3元，但时间却需要20～25日。在满洲里和海拉尔，前往外蒙的牛车主要由汉商发出。一辆汽车的成本与一支20～30头的骆队差不多。俄人有汽车，但俄人发往外蒙的货也以骆运为多。[34]

　　向北运输的物流是有季节波动的，原因在于路况。蒙古草原上冬天是商业的高峰，因结冰期间交通条件好。春天化冻，道路泥泞，运输减少。在郭尔罗斯，夏季降雨，泥泞的道路甚至使车轮陷没。在拨子的基地城市伯都纳，夏日几乎难有什么运输。冬季是马贼活动的高峰，他们在白昼发起攻击，商号为了利润不得不雇佣镖局，镖局的人也多是马贼出身。[35]郑家屯到伯都纳的沿路地带是一个蒙满混杂地区。一到冬天，运输流量增加，旅店陆续开业；到了夏季，则车辆稀少，大半旅店停业。由于只在半年营业，加上各处马贼活动频繁，许多房屋呈破败状态。商业波动也与农业周期有关，在农牧交错地带，农民因夏忙而无暇运输，大车停于院内。一到冬闲，他们开始参与运输，受雇加入冬季的出拨子队伍，为行商提供大车和劳动力。[36]

　　（三）牲畜的南流

　　向北运动的是货物、牛车和和骆驼，向南运动的是畜群。清代牲畜的流向集中到张家口、热河等城市，由此再向华北输送。满洲开发以后，牲畜流向开始部分地转向东北，1930年以后这种趋势愈加强烈。东北的拓荒者也需要大量的耕牛和牲畜，不但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旗等旗成为东北牲畜的供应地，外蒙、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甚至察哈尔盟的牲畜也向东北方向转运，东部的几个火车站也愈来愈成为牲畜的集散中心。外蒙国境线关闭以后，牲畜的东北向流动因外流的减少而增加。集散市场一般在赤峰、洮南和通辽等地。就其转运的过程而言，一般是先集中到边缘城市的牲畜店，然后转送内地。蒙人对商品的需求有一定规律。他们的消费高峰在阴历正月，这阶段天天吃喝玩乐，对酒、茶和其他日用品需求量很大，拨子商要及时供货。牲畜出手期是在秋末迁入冬营地之前，他们需要将应卖的牲畜卖掉，要不然会增加冬季的负担。[37]拨子商这时就要及时地收购牲畜。拨子商一般春天载货去，购皮毛归；秋天载货去，赶牲畜归。夏购皮毛秋购马，秋末冬初买牛。12月左右，拨子商把商品销售完了，雇蒙人将牲畜赶着，将毛皮载于车上或驮于牛背上，向边缘集散市场出发。归途中他们仍与沿途蒙人打交道，利用多年的信誉劝蒙古人让他们代销牲畜。[38]

　　一般情况下，拨子商并不亲自赶送牲畜，而是让专业人员赶送。草原各地往往都有特定的牲畜集合地点和赶送路径。在东新巴尔虎旗，外移的牲畜主要集中在甘珠尔庙和乌尔逊河流域的4个地点，购买时时间在夏、秋两季，冬天输送的较少。赶送路径有7条，基本上以河流和湖泊为停留地点，因牲畜需要饮水。一条路线上一般有6～7个停留地点。冬季输送时可以走旱路，往往经过大的塔拉（草原），因冬季牲畜需舔雪。[39]所雇佣的赶送人员往往是蒙人，赶送时雁行或平行，速度不能很快，因要维持牲畜的膘情。[40]蒙人也自己亲自赶牲畜到附近的市场出售。但蒙人赶送的畜群往往较大，如在近处则较小。以牛群而论，多者500头，少者200300头。一个骑马者可以管理50～60头。夏季的马群每日不超过50～60里，冬季达100里。[41]在山区，拨子商的马群多为每群30～50头，牛每群为70～100头；在平原，马每群为l00头，牛每群100150头。马群100头配马夫5名，牛群100头配牧人3名。每日行走6～7个小时，马群一天行走100里左右，牛群约40里。从草原北部到南部农牧交错区边缘城市，上千里的路程很普遍，故赶送时间往往达几十天。对牧工而言，不但赶送不同的牲畜有不同的工价，在不同的线路上因道路和道路上的环境不同也有不同的工价。赶送讲究时机和技术，不然会造成牲畜死亡。最佳赶牲口时机是阴历八九月，其次十至十二月。春天和初夏时节草原道路因化冻、降雨而泥泞，行走困难。七八月份在晚上行走，牧人要让牲畜在朝夕凉爽时充分放牧吃草，昼间全部休息。秋季行走在白天，日盛时要让牲畜吃草休息。春天是农区的农忙高峰，市场需求旺盛，但这种需求规律与牧区的节律相悖，因许多牲畜适于秋末和冬季行走。所以，农区要与牧区相适应，各地市场适应是不一样的。在开鲁，市场的需求腹地是东北地区，春耕农忙重要，大牲畜集中在三至五月份集散。春天草枯，马匹还瘦，尽管赶送不易，但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商人仍在春天赶送。在通辽，农区相对地服从于牧区，秋天有很多牲畜的集散，气候和牧草都适合马队行走。林西也是这样，牲畜的集散高峰在八至十二月份。因为春天草少，牲畜弱瘦，到晚夏和秋后，牲畜集散市场才出现交易的高峰。[42]

　　在归化城，从外蒙六七月份赶回的羊或马称之为“热羊”或“热马”。这阶段正当夏季炎热，赶路不易。冬天赶回的马或羊称为“冬马”或“冬羊”。拨子商把牲畜赶至边缘城市的牧场后，随时将牲畜出售。拨子商根据草原各处的信息和他们在草原和当地牧场所存的牲畜，及时地根据季节、行情给出价格。内地的商人在合适的季节及时赶到，归化城的内地马客八月份到，先到养马场看马，成交后往将马打上烙印，赶到一定的地点临时放牧，然后雇赶马的人离场上路。[43]瓦格勒估计每年从张家口发出的马匹数量就有25，000匹。马50～80匹一群，由马贩控制，马群只吃路上的草，十分瘦弱。到内地后，马贩子在各役畜市场卖马，也下乡到村庄卖马，鲁西乡村到处可以看到这种马群和马贩子，马贩子只给马很少一点饲料。[44]绥远和察哈尔养牛最多，通过归化城向内地运牛，河北、山东和山西是役牛的主要消费地。[45]运羊的方法也是赶送。以大盛魁为例，每年的赶羊人员从归化城出发，到外蒙赶羊。大盛魁在外蒙的前、后营即雅里乌苏台和科布多购羊。商号办事人员下到各旗、各苏木时，非常风光，各旗王公也争相讨好这些大商号。收账时办事人员和蒙古官员座在上边，一般牧民在下边为他们献哈达，让他们住上等的蒙古包，吃烤全羊。牧民们赶着牲畜交给商号验收，收账人员看着牲畜一个个地往前拉，收账人说“行”，办事人员即打上烙印，烙印一般标志出产地，如“戈壁”“杭盖”等。收羊后工人将羊赶到商号在外蒙的牧场，等归化城赶牲畜的人员一到，就开始长途跋涉。在利润的趋动下，拨子商使现代人难以置信的长途行走成为可能。仅大盛魁一家从外蒙赶运的羊和马达十几万至二十几万之多。羊群经过沙漠、草原、山地，历经3～5个月，仍能保持着非常好的膘情和毛色，这绝对是传统技术的经典之作。赶羊的工人都有一套父子相传或师徒相传的技术。以数羊为例，他们几个人合作，有记大数的，有报小数的，上千只羊基本上能够点清。赶羊时，几千里不掉队。一顶羊房子一般为15，000只羊左右，分成十几群，两个人赶运，一群羊长达2里，各群约相距20～30里。前头有掉的羊，随即会加入后面的队伍。最末一群的赶羊人技术高，能收齐前面丢失的羊，在基本不漏的情况下慢慢赶到目的地。他们和羊群白天行走，夜晚在固定的底窝——以前羊群休息过的地方休息。底窝由于长久积累，有厚厚的羊粪，夜晚发暖，羊过夜时不易生病。终点是拨子商的归化城放牧场，大盛魁的牧场在召河。在外蒙，羊集中到科布多要行1，500多里，从科布多赶至归化城要行4，500里，共6，000里。途中经过68个台站，可谓历尽艰辛。这条赶送之路被称之为“营路”。如果加上从归化到北京的路程，可达8，000里了。在清代，拨子商雇的工人有时也与沿途居民在水草上发生争执。但在清政府的调解下，双方都能遵守习惯规定。蒙人在遇到赶送牲畜的队伍时，要避开营路，避不开时先客商后牧民地饮畜。在戈壁滩上，蒙人要等到过路牲畜群饮完之后，才能饮畜。羊群到达归化城附近的牧场后，放牧人像蒙人一样不断地按季节在各场间移牧。外蒙归回的羊群，一般先要分群，大的、肥的集中在一起，这种羊可以随时卖出；小的、瘦的集中在一起，加以补饲。拨子商在冬天也宰杀部分羊将羊肉冷冻，然后用车运送京城。[46]从外蒙到京城，赶送距离几达万里，甚是壮观。后期的一些活动远不如此。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从新疆那里引进了一些细毛种羊，畜牧厅组织了“万里赶羊”计划。实际上只是从新疆的种羊场赶羊步行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装火车运到内蒙。[47]而传统时代这上百万只羊要穿过戈壁沙漠赶送，而且几乎每年都如此行走。

　　买羊的商人一般先在商号牧场那里看羊，看羊的人要求有相当的技术，定价后成交。除了羊商以外，买羊者还有归化城当地各种店铺，许多人在羊身上搞投机，有时归化城的店铺家家畜羊。羊商和相羊的“买头”充斥于市场。北京的羊客称京羊客，还有通州的羊客，易州、代州、忻州等地的羊客。北京的消费能力决定了京羊客最多。他们买羊后雇人将羊赶到北京，这是一种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称为“京羊路”的羊道有四条。最大一条的具体路线为：归化城→三道营→卓资山→马盖图→十八台→平地泉→狮子沟→狼窝沟→张家口→八里庄→保安滩→南口→沙河→德胜门。在张家口以外，草地多田禾少，羊群易赶，3个人可赶800只。出张家口后，草地少田地多，3个人只能合赶300只。在一边走路一面放牧的情况下，日行40～50里。在从张家口到北京的京羊路上，两旁都是庄稼，故常有纷争，羊群也常被农民挡住。同治光绪年间，有时甚至因纠纷停止了运羊，北京也因此发生了羊肉缺乏。清廷为此特意派员调查，下令到各地放宽羊路。至于羊的消费，内地农村消费能力有限，大部分羊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北京消费。清末的北京每年都要消费20～30万头羊。满人过中秋节时，以吃上两口热羊为快事。他们一般要买1只热羊，政府也赏给每个棚兵1只热羊。

　　立秋以后，羊肉馆和饭馆开始卖涮羊肉。北京市场对羊肉的品质很挑剔，说明吃羊历史之悠久。外蒙的羊个大体肥，特别受欢迎。外蒙扎哈庆一带的羊称为黑头羊，个头大，肉好吃。计毫子出产的羊肥美，脖黑身白。还有白颜子的羊，也很好。这几种羊畅销北京市场。[48]北方各地的吃法因消费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农牧交错带吃法简单，因那里的菜少调料少，羊肉价格低，涮羊肉只在锅里加上一些土豆之类的东西即可。北京的吃法则相当讲究。冬天的羊肉火锅是上流社会交往的文化场景之一。在华北乡村，大部分贫苦农民正处于蛋白质缺乏状态，能喝上一碗羊汤当属不常有的享受。无论如何，拨子商在利益驱动下，经过几千里甚至近万里的赶羊行动，改善了华北各阶层人民的营养。

    （四）商人

　　清代以来，进入蒙古草原的商人群体主要是晋商和直隶商。商人群体的地域联合固然与中国文化有关，也与塞外的环境有关。出拨子要防马贼，马贼主要在农牧交错区活动，也常到草原劫掠。为避袭击，商队往往结伴而行。晋商出发时一般3～5家或者10户左右结帮而行。到夜晚，将车辆围成椭园形，以为营卫，“镖师数人更番巡逻”。[49]当拨子找到蒙古村落停下交易时，将车队围成圈，圈上留口，圈子内设有牲畜市场和一般商品市场，商人在那里出售货物，收购牛羊。[50]防卫本身要求商人有较强的内聚性，这在传统的中国往往只有家族和同乡才具备。家族精神加上政府的草原开放，造就了18世纪以后的晋商集团。这一集团早在明代就有萌芽。洪武时期，西帮商人的活动范围已向东扩展到辽东、宣府，东蒙在其直接控制范围之内。采购商品的范围也遍及华北平原各省。山西、陕西的商人靠着地理优势，边塞贸易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尽管贸易被限在边关，许多商家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草原。牧民长期被封锁，极缺物资，走私的利润率高达十几倍。在发财的强烈愿望支持下，旅蒙商不畏大清法律和路途艰难，踏上了草原之路。为了隐蔽，他们甚至肩挑背负地深入戈壁，远走外蒙。追溯大商号的发家史，往往都与这阶段的走私有关。康熙年间，随着北部地区战争的结束，政策放宽，晋商在前辈积累的基础上，一跃成为主要商人群体。[51]他们的籍贯以山西汾州、大同、太原为主，兼及张家口、多伦和天津等地的从业为员。“其基础深，始于清康熙间，势力遍布于内外蒙古，资本雄厚，脉络贯通，实为西北商务之枢纽。”京帮是“专指北京安定门外馆客商，在库仑的所设分号，其基础始于清咸丰年间，远在西帮之后，资本亦不及西帮雄厚，其经营范围，仅限于库仑一隅五六十家而已”[52]。京帮的地缘条件比山西差，却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因蒙古王公常住北京，直隶商人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直接在北京划账。许多对蒙贸易实际上从北京开始，转经张家口进入蒙古草原。[53]通过与蒙古上层打交道，到清代中后期，直隶商人逐渐在林西、赤峰、乌丹城、锦州等地确立了立脚点。他们从那里向草原派发拨子，因为中西部全是晋商的势力范围。晋商中的大商号主要业务在外蒙，东部内蒙古的业务主要是沿着“张家口→多伦→经棚→林西”的方向发展。直隶客商在外蒙的业务少，在内蒙的扩展主要始于东清和南满铁道修成后，他们从小库仑向白音太来、郑家屯后又继续向洮南方向扩展。[54]除了与蒙古上层的关系以外，河北商人的崛起也与热河一带的山东、河北移民有关，那里的地域社会为河北商人提供了活动空间。随着移民增多，河北商人逐步分成两路：一路以赤峰为中心，由热河向北；一路通过北满进入内蒙，经锦州到小库仑，最后在郑家屯、白音太来、洮南和开鲁形成市场辐射。[55]清末和民国时期，晋商在最东北边的海拉尔和满洲里一带立住了脚。两路商人在民国时期开始了对东蒙市场的竞争。[56]在兴安岭以东，直隶商人占优势。1925年左右，由于岭东地区农业开发，他们转移到西部。山西商人倾向于在未开发地区建商铺，经营信贷。草原牧区往往都有两地的商人，且来自不同的方向。以乌珠穆沁旗和浩齐特为例，那里有来自小库仑、洮南、赤峰、乌丹城的拨子，也有来自林西、经棚和多伦方面的拨子。前者多为直隶商人，后者是山西商人。直隶商人与山西商人的比例大概是6：4。[57]

　　这些商号的从业人员不但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专业训练和良好的集体合作。从明代的店铺商人到清代的出拨子，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分工与合作。清代的晋商兴修会馆，搞行会，在外部形成合作；在内部，他们也逐步形成企业化的股份经营，并对人员进行培训。商号要求员工全面地熟悉蒙情，学会蒙语。道光年间，卜奎城（齐齐哈尔）的拨子商号不但要求员工学蒙古语，还要求学习鄂温克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许多伙计甚至会说俄语。为了做生意，他们宁愿穿蒙古袍、蒙古靴，甚至还起个蒙古名字。他们还要求员工掌握骑马、赶车、放牧等技术，学会识别诸如林区、牧区和水源等环境，甚至比蒙古人还熟悉各种草原环境。长途行走时，他们不但要忍受艰难，还要学会辨认方向，寻找水源，掌握行程进度；收购牲畜时，他们会识别牲畜，不需要称体重，一看二摸，他们便知牲畜的体重和身体状态；有些大商号还要求员工有市场调查意识，对业务范围内王公和一般牧民的俸禄、财产、牲畜种类和数量都有清楚的了解。[58]总之，要进行一系列适应草原活动的训练。作为出拨子的领导人——掌柜的，一般都是长期服务于商号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日本调查人员对一个拨子队伍的调查发现，掌柜的年纪虽然只有40多岁，在察哈尔和乌珠穆沁经商已达30年。[59]

　　除了大商号以外，蒙古草原上还有两种商人。一是中小商号，他们更多地固定在某个蒙古旗、苏木活动。还有小贩，他们资本少，人数多。[60]这两种商人立足于当地，与蒙古人打交道，定期四处推销或购卖牲畜。中小行商不像小贩，他们处于大商号与小贩之间，经常作大商号的基层眼线，监视蒙古贵族的经济活动，因大商号多与蒙古贵族发生借贷关系，他们也从大商号得到可以销售的货物。他们也与小贩发生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小贩，因小贩是他们销货的下级。[61]小商贩与商号在生意上有竞争，也相互利用。商号有时愿意将存货交给小贩出售，并且暗中操纵小贩。大部分文明地区的商铺与小贩都有这种关系。在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小贩与城中店铺便有这种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的关系。[62]小贩与行商的联系一般通过边缘城市的固定店铺进行，这些固定店铺往往是些中等拨子商号的店铺。这样，做小贩的可以更方便地得到供货和信贷，他们收购的毛皮和牧畜也可以销售到这些固定店铺。[63]在呼伦贝尔草原，走蒙古包的小行商将收购的毛皮和其他畜产品存到蒙人那里，等采购到一定数量后才运走，到海拉尔或满洲里卖出。采购的牲畜也放到牧民那里寄养，付给蒙民一点报酬，等到一定时机才出售。[64]小贩也常当委托人，也就是当老客，因他们在蒙民和店铺之间有充分的联系，与各阶层打交道的机会较多。这些人的机巧程度也非一般人可比，在介绍生意时，他们与顾客和商人之间利用手势的暗号谈价格，不动15舌。[65]在许多时候，正是汉人小贩的这些行为，为蒙汉冲突填加了许多材料。当时许多有关蒙汉冲突原因分析资料中，大量关于汉人奸诈的描述大都与小贩有关。大量商贩出现在清朝后期。随着蒙地的开放，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打工者有机会进入草原，与那些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一样，他们按季节到蒙地去，便打工边作生意，自带帐篷和生活用品，没有固定店铺。他们在近边的蒙古牧区做生意，在距农牧交错边缘300～500里以内活动。商队2～3月份出发，3～5人或10人左右为一伙，赶着3～5辆牛车或5～7峰骆驼。除了要卖的商品外，他们下草原经商还带着生产工具，兼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和马鞍等物，也参加剪羊毛等牧业劳动。9～10月份，他们便将赚取的金钱换回牲畜，运到内地销售，第二年再重回蒙古做生意。这些行商规模很小，有的身背肩挑地作点生意，同时揽工干活，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小货郎。拨子商也雇佣零散行贩，为拨子商做“走草地”的服务。一些回民特别愿意从事这种行业，他们熟悉草原上各种行情，也作些买卖。

　　除了内地商人外，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也加入其中。俄国商人主要通过恰克图向内地商人购卖茶叶，并将毛皮出售给中国商人。1860年以后，俄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商人开始离开恰克图，进入到蒙古草原，在一些城市建立店铺，并通过这些店铺向草原发出拨子。[66]交易方式是物物交易，货物有俄国的，也有库仑和雅里乌苏台的。19世纪俄国商人在外蒙远不能与中国商人竞争。这些人原本是在俄国西部穷困潦倒后才到西伯利亚的，在资金与素质上并不是第一流的。另外，当时的俄国商品也难敌中国商品，其产品都是些不切实用的奢侈品，中国商品却很实用。19世纪末，俄国棉布开始稍占优势，但随着汉商贩卖英美等国的机器和布匹，俄人优势又很快消失。为了在草原上立足，俄商不但要买中国货，还要学习汉商号的组织方法。1908年俄国的亚洲银行建立以后，他们的信贷能力加强，其扩展能力才有所改变，开始在许多地区压倒汉商。[67]在呼伦贝尔草原，俄人和汉商一起到草原出拨子。汉商直接从哈尔滨、奉天和大连等地进货。俄人一般通过汉人购中国货，用牛、骆驼甚至汽车运货到草原。每到一地停留1～2日，用蒙古包陈列商品。在生活方面，汉人更能吃苦，他们吃馒头，平时向蒙古人讨一点生葱即可对付着吃饭。而俄人既使再艰苦，也要吃面包、羊肉，生活费往往是汉人的2倍，吃苦能力远比汉商逊色。[68]十月革命和1921年外蒙独立后，苏联商人又进一步借助于政治占领了外蒙市场，汉商则被禁止。但外蒙的蒙古人仍愿意用中国货，许多拨子商继续在边境上走私。[69]在呼伦贝尔，俄商最先在满洲里确立优势，抗战前的商店几乎都是俄国人的。海拉尔的俄商也占很大的比例，还有英、美、德和犹太商人在活动。[70]还有日本人，也套车在各蒙古包之间打转，2～6个月完成一个周期。[71]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通过恰克图向蒙古草原渗透，卖德国商品，买人毛皮。英美商人则通过银行进行贸易，将毛皮运往天津。1929年左右呼伦贝尔的蒙古人有3.2万人；汉人1.7万人；俄人高达2.25万人，多于汉人；日本人和其他国的人只有500人。[72]在东乌珠穆沁旗，俄国的瓦利洋行是资金势力最大的两三家商号之一。他们每年都去东西乌珠穆沁旗好几回，输入商品，输出牲畜运到天津。这个洋行不但与东乌旗的蒙古王公有关系，与沿途一带的土匪也有交情，付给他们买路钱。他们甚至用牛车和骆驼队运货，但不常用马车，因马车易成为匪徒的劫掠对象。在东乌旗，他们雇佣蒙古牧人为之临时放牧。王公与行商的关系较好，往往派牧人临时送护牲畜，商人不需付钱。[73]

　　（五）对游牧社会的控制

　　拨子商对草原牧民的剥夺首先是价格上的剥夺。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输入商品的价格是洮南的2倍，收购牲畜和毛皮的价格却比洮南低2成左右。每年输入商品的24.8万元，商品原价14～15万元，行商的利润估计为10万元左右。输出商品的总值为25.8万元，按利润率20％计算，估计利润有5～6万。一出一入，商人利润达15～16万元，占东乌旗输出货币总量的60％左右。这样一个大剥削量的长期积累就意味着对蒙古社会的控制。[74]民国时期，草原货货交易占主导地位。在苏尼特右旗，以货易货的价格为：一块砖茶换一张羊皮，10块砖茶换一头牛，一包旱烟换一只羊，一斤糕点换3斤羊毛等。[75]在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人那里，由于牧民屡受纸币不可靠的影响，到1950年左右仍然愿意直接用牲畜到城市里直接卖掉，然后用纸币全数买入其必需品。在草原上，许多屯子根本找不到纸币，只用羊作单位进行交易。[76]但这种交易的本身需要赊账，这就大大有利于拨子商的控制。由于游牧经济的季节性，牲畜到出售时必须卖出。一般情况下，绵羊2～3年就可育肥，牛马所需要的时间稍长一点，但不及时卖出就会增加畜群的负担。卖牲畜时蒙古人可能不需要很多商品，但他们需要商品时，往往又无牲畜可卖。一出一进，形成了赊账的必要。拨子商在此基础上赚取内外差价，由于不等价交换，他们很快通过负债控制牧民。春夏之交，拨子商送货上门，将各种日用百货赊销给牧民，赊销时他们往往只将货物计入账簿，却不言明价格。到秋季去收货款实际上是去收牲畜，他们将自己的商品做成高价，把牲畜、毛皮做成低价，牧民不了解行情，只能受商人的剥削。拨子商在收购牲畜毛皮时往往以压低的价格写汇票给蒙民，牧民凭此票据以后购买商人的商品，这样进一步套牢牧民，[77]使牧人与商人长期持续地发展负债关系。当然，拨子商也不会让蒙人彻底破产而不能放牧，而是借着负债长期控制蒙人，使双方的关系长期存在下去。到清末，一些大商号都与蒙古王公结合，共同控制蒙地经济，王公也规定欠债者一定要还。由于大量的赊账，蒙人一般都欠账，也都被控制。

　　拨子商对蒙人的控制程度也是分地域的，对城市附近蒙人控制的程度小一些，因这些蒙人将牲畜直接赶到牲畜店中出售。蒙人一年只进城1～2回，这些店铺会竭力拉拢进城的蒙人，以取得进一步的信用关系。在海拉尔，福生里商号的商人在草地牧民进城时，热诚地邀请到自己的店里，像朋友一样，以至以后牧民进城办事，全权委托商号办理，这时他们便从中渔利。[78]海拉尔的牲畜占到流通牲畜总量的1／5左右，分布在海拉尔周边40～50公里以内。[79]对远处草地的牧民，拨子商直接出拨子。每个拨子的行走范围基本上是固定的，与牧民的关系也相对固定，形成了长期固定的控制关系。商号也各有其势力范围，拨子与拨子之间一般也不越界竞争。拨子商行走时，与牧人鉴定的合同。根据合同，有店铺的拨子商往往定期派遣小拨子下草原进行后续服务。[80]草原店铺也各有其相对固定的控制范围。以苏右旗为例，民国初期这里的固定店铺只有3家，这3家在张家口有总店。19世纪时3家就在这一带建造房屋经商，民国时期3家每年周转的资金达30～50万两银子。每个店铺都有10～40人不等，有牛板车10～50辆不等，还有自己的骆驼队。他们定期地下草原，学会蒙语，与蒙人相当熟悉。商人们亲自串蒙古包，形成相当固定的商业关系和行商网络。[81]日商在抗战前想尽办法要打破原有的蒙人与拨子商的固定关系，最后却发觉很难。尽管拨子商贪婪，但生意的基础是信用。拨子商能巩固信用和人情，最终使得他们能在蒙古草原站住脚。拨子商下草地扎营时，附近的蒙人一望便知道是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拨子到了。除了记账以外，拨子商也可以让蒙人到附近城市有关的商铺结算。[82]

　　对于王公贵族等权力人物，拨子商一般先送礼，并高价收购王公的牲畜，用这种方法占领市场。在东乌旗，各地的行商通过每年送礼，与蒙古当政者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各自占领了地盘。旗东北的行商来自洮南一带，林西和经棚一带的行商主要经营于南部地区。这两个地带来的行商在此展开了竞争。到1933年左右，以洮南为根据地的出拨子商队不振，俄国瓦利洋行的势力大增，后者不但在东乌旗的竞争中占上风，也在西乌旗的商业中占优势。瓦利洋行资金的根据地设在天津一带，结算能力强，每年输入蒙地的货物和从蒙地输出的货物量达2～3万元之巨。他们在北京、天津或洮南一带与蒙人进行现金结算。由于经营的规模大、档次高，他们一般只与王公贵族交易，这些王公贵族经常在内地大城市消费。这样，拨子商不但控制了蒙民，也控制了蒙古统治者。[83]在喀喇沁旗，商人给旗长、王爷和大喇嘛等人物送礼，同时还要高价收购他们的牲畜。商人以高价收购了他们的牲畜以后，往往就会在蒙古人中间宣传，吸引普通的牧民出卖他们牲畜，然后他们会利用各种方法压低价格购得牲畜。[84]

　　除了商业外，拨子商还直接通过苏鲁克制度控制蒙古社会。他们把经商或索债所得的牲畜留一部分在草原饲养，[85]用倒租的方法贷给原来的蒙人，并订立契约，这样便在寄存了牲畜的同时还获得了牲畜增殖部分的利益。这种制度缓解了因商人剥削而引起的牧人生活危机，拨子商也因此通过牲畜控制了草原，也控制了蒙人。许多蒙人完全依赖汉商贷给的牲畜才得以维持生存。[86]这种制度起源于乾隆年间，在达尔汉旗四井子和图什业图旗的高力板一带，因各户卖给拨子商的牲畜少而分散，不便管理，商人只好将牲畜仍旧归各户寄存饲养。随着拨子商在蒙地买卖的兴盛，这种产业愈来愈多。光绪三十二年，在图什业图开店的汉商达50户左右，他们从蒙古人所得的牛几乎全部寄养在蒙古人那里，只有老牛和肉牛才直接出售。在高力板，顺兴号预托的牛群数量400群，数量达10，000头。为了控制和分辨，他们在牛身上烙字。永发源商号在四子井地方预托了36群，共1，500头牛，牛身上烙“天”字。对于预托的牲畜，商号可以随时出售。如果生产状况良好，受托者可以得到部分新生的牲畜。对预托事业打击最大的是时局。日俄战争期间，人心动摇，四井子地方将近有1，000头牛丢失。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地方治安混乱，商号纷纷撤出，满铁趁机介入预托事业。他们通过蒙古王公在未开放地区预托牲畜，蒙古王公再交托给下面一般的蒙人寄放。1928年，从翁牛特旗到东图什业图旗都有牲畜预托，数量达7，500头。1929年，满铁产业部在郑家屯设立机构，专门负责此事。随着这项事业的兴盛，以后又在达尔汉设立种羊场，将优良的种羊交给蒙人饲养。在预托关系中，技术上接受日本技术人员的指导，增加的羊双方平分，蒙古人可以分得一些羊毛。[87]苏鲁克制度渗透到蒙古生活中，不再限于汉商与蒙人，蒙人与蒙人也这样进行。这种制度破坏了蒙民之间传统合作的那种纯朴关系。放牧苏鲁克牲畜时又放牧自己的畜群，领户往往会将新增的羊羔加到自己的畜群中去。在察哈尔盟中后旗，1955年有的蒙古牧民将大量的羊羔归入自己的畜群，他辩称那些羊羔都是双生的，拿到的羊羔比牧主得到的还多。在白音察干，牧主和各领户之间的羊互相顶替，产生了许多混乱。还有的领户私自将苏鲁克的牛租给附近地区的农民，引起牧场主和领户的矛盾。[88]

　　从清中叶起，拨子商开始改变草原文化。在封锁的年代，只有少数特权人物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商品供应。王公有年俸，上贡后清王朝也赏给他们汉民族消费品中的精华货品。王公给予下层一点东西，让下属为其效力。拨子商的介入让以前只有王公享受的“威望物品”，最后流入“平常白姓家”，改变了蒙古社会的基本现状。清中叶以后，“蒙古人之衣食等一切物品，大半购自内地，因而携货赴边之内地人，日积月累，迄今在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聚有数十万之众”[89]。王公为了维持形象和地位，不惜向拨子商借款进行高消费。高消费带来权威负债，使王公被商人辖制。一些王公对这种势力产生了警觉，对汉商加强了警戒，但大多数蒙旗根本挡不住物流所带来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便在强大的物流冲击下处于涣散和崩溃状态。在文化上，物流与农业文化推广一起改变了蒙古文化。蒙古人早就认同汉文化，但长期以来同化程度不高，大规模的生活同化是近代才发生的事。正是农业与物流、拨子商与农民的协同作用才对蒙古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注释：

[1]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27、31页。

[2]Lattimore Owen, Studies in front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三月，第50～66页。

[4]满铁调查课：《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第78～79页。

[5]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三月，第50～66页。

[6]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95～103页。

[7]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班，第一编，大正十五年八月，第80～81页。

[8]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98～99页。

[9]中村义人：《满洲里、海拉尔ぉ中心とする蒙古贸易调查》，昭和四年，第48～49页。

[10]细谷清：《蒙疆贸易的特异性》，载于《蒙古》，昭和十四年十月号，第82-83页。

[11]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66～67页。

[12]满铁庶务部调杏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20～21页。

[13]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112～118页。

[14]竹中吉良：《蒙古克什克腾旗（旧经棚县）经济事情》，第53～54页。

[15]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84年，第9页。

[16]徐珂编：《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客帮》。

[17]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44～47页。

[18]贺扬灵：《察绥盟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0页。

[19]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10～11页。

[20]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三月，第44～47页。

[21]王维龙：《哲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内蒙古工商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9辑，第193～194页。

[22]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44～56页。

[23]贺扬灵：《察绥盟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0、59页。

[24]瓦格勒：《中国农书》，下册，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61～663页。

[25]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132～137页。

[26]《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第162页。

[27]沈世德口述、贾汉卿整理：《归化城的驼运》，载于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文史资料，第12辑，1984年，第182～194页。

[28]西尾新六：《骆驼ニ关スル调查》，北经调查特第35号，昭和十六年，第18～19页。

[29]田丁田口关吉：《蒙古喀喇沁农业调查报告》，明治三十八年，第109页。

[30]《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第11、25页。

[31]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班），第一编，大正十五年八月，第114页。

[32]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56页。

[33]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孤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六月，第130～131页。

[34]中村义人：《满洲里、海拉尔ぉ中心とする蒙古贸易调查》，昭和四年，第33、54～60页。

[35]满铁调查课：《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第101～102页。

[36]《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第7～27、319页。

[37]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热河省管内役畜资源现态调查》，昭和十四年，第102～106、203页。

[38]贺扬灵：《察绥盟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0～59页。

[39]“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59～261页。

[40]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48页。

[41]王维龙：《哲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内蒙古工商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9辑，第190页。

[42]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热河省管内役畜资源现态调查》，昭和十四年六月，第102～167页。

[43]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84年，第110～112，140～141页。

[44]瓦格勒：《中国农书》下册，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18～585页。

[45]满铁北支事务所调查部：《北支农业要览》，昭和十三年，第125～128页。

[46]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文史资料，第12辑，1984年，第100～113页。

[47]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48]内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文史资料，第12辑，1984年12月，第104～106，136～143页。

[49]徐柯：《清稗类钞》，农商类。

[50]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69～70页。

[51]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31页。

[52]张其昀：《本国地理》，1928年，商务印书馆。转引自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39～40页。

[53]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4～5页。

[54]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班），第一编，大正十五年，第113～114页。

[55]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38～40页。

[56]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班，第一编，大正十五年八月，第113～114页。

[57]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42～45页。

[58]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110，146～147页。

[59]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11～12页。

[60]田中秀作：《东蒙古に於ける商业形态に就ぃて》，《地理と经济》，一卷一号单独印刷本。

[61]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三月，第44～47页。

[62]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译，三联书店，第60页。

[63]和竹加城、林田熏：《蒙疆の资源と经济》，富ム房，昭和十三年，第175、189页。

[64]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65]王维龙：《哲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内蒙古工商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9辑，第186页。

[66]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45～49、223页。

[67]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37～39、44页。

[68]中村义人：《满洲里、海拉尔ぉ中心とする蒙古贸易调查》，昭和四年，第58～59页。

[69]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244页。

[70]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よ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昭和四年，第32～39页。

[71]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72]中村义人：《满洲里、海拉尔ぉ中心とする蒙古贸易调查》，昭和四年，第2～5页。

[73]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八年，第245～257页。

[74]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八年，第237～243页。

[75]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80～283页。

[76]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77]卢明辉、刘衍坤著：《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第61～62页。

[78]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79]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よ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昭和四年三月，第41～42页。

[80]田中秀作：《东蒙古に於ける商业形态に就ぃて》，《地理と经济》，一卷一号单独印刷本。

[81]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80～283页。

[82]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东蒙に於ける拨子》，大正十四年，第69～77页。

[83]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热河省管内役畜资源现态调查》，昭和十四年，第201～202页。

[84]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八年，第136～243页。

[85]王维龙：《哲盟历史上的行商与蒙民自赴商埠》，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内蒙古工商史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9辑，第186页。

[86]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224页。

[87]大渡政能：《东部内蒙古地带に於ける家畜预托の惯行に就て》，《满铁调查月报》，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号，第177～188页。

[88]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畜牧处：《中后旗关于旧苏鲁克制度的调查材料》。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1—16。

[89]《大清会典》，事例，九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