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四章 畜群与人群

　　在人与草原的关系中，人主要是借着畜群对草原产生影响。不同的畜种对草原有不同的影响，马和牛因为食草方式不同，对草地的损坏程度不同。不同的牲畜数量对草原的破坏程度更是明显不同。畜群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有许多反映到社会关系上，正是社会关系中草原与畜群的联系构成了蒙古社会的基本特色。

一、畜群结构

　　畜群结构指畜群内畜种比例和同种牲畜的年龄分布和牝牡比例。内蒙古东部雨量丰富，水草丰美，牛、马占畜群的比重较大；西部干旱荒漠，山羊和骆驼比重大。这是维持生存型的经济长期适应和选择的结果。维生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现代畜牧业为市场而生产，传统的维生畜牧业为生存而生产。这种生产只是简单地满足生存，同时在自己的圈子内，满足传统文化和社会的需求。婚姻联系是最重要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畜群起到了娉礼的作用。畜群与阶层有关，也与其他许多社会关系有关，还与他们所接触的汉移民有关。当他们接近汉人区时，他们的畜群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汉人农业，通过牲畜与汉人产生自给的、非市场联系。当进入到市场交易之后，畜群结构便会受市场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骆驼还是“沙漠之舟”，荒漠地带普遍重视养驼。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交通发展之故，养驼骤然减少。优质细羊毛的用途增大和价格的上涨使绵羊的比重愈来愈大。当畜群像现在这样主要为满足商品生产而表现其特点时，称为商品型畜群；如果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自给，这是维生型畜群。商品型畜群以羊为多，维生型各种皆有；商品型中牝、仔畜比重高，维生型公、阉畜比重高；商品型畜群年龄低，维生型年龄长；商品型增长率高，维持型增长率低。与市场结合程度高的牧民，多采取商品型；与市场结合度小的，多采取维生型。草原的生态负载量大，自给有余，多采取商品型；反之，则采取维生型。较早对畜群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底哈尔和安德逊，[1]他们用很多的数据对中东游牧区的畜群规模、畜群的结构、繁殖率、产量、游牧民的食物需求等因子做了动态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游牧条件下的高牝和低产量并不是单纯技术落后的结果，而是生态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

　　（一）规模与特征

　　长期以来，游牧民努力地追求一个较大的畜群规模，但总是失败。除了灾害的原因外，畜群中母畜比例不高、长龄牲畜较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蒙民因袭传统，畜群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游牧地区的母畜比例只有45％左右，公阉畜比例较大，阉畜中还保留了大量的老头羊、寿星牛，占了大量的饲草和人力，繁殖成活率只有45％～55％，出栏率只有10％～12％，肉产量很低。呼伦贝尔等地每百公顷草地产肉最多只有186公斤。[2]游牧民之所以选择这种结构，除了技术限制外，传统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也制约其选择。新巴尔虎左、

　　右旗1992年的自宰自食率仍达11％，商品率只有22％。既然是自宰自食，对牲畜好坏也就不太讲究了。[3]牧民长期以来以畜群多少为富裕和荣耀的标志，既然为了面子，老畜、弱畜都可以充数。

　　多大的规模是一个维生规模，各地不一。呼伦贝尔和乌珠穆沁纯游牧地带的普通户有牛10～30头，羊和山羊达100～500头，马为1～2头，马在此只是放牧工具。[4]在察哈尔省，由于干旱的原因，游牧规模比较小。东苏尼特旗平均每个蒙古包拥有牛17.2头，马16.8头，羊为77.6头。在半农半牧区，牧地减少分散，每个蒙古包所拥有的牲畜数大大减少，平均只有牛4头，马0.8头，羊12.5头。[5]这些地区一个蒙古包已经构不成一个规模牧群，多个蒙古包联合放牧才构成一个牧群。这种牧群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简单的维生结构，由于所有者众多，管理者很难根据市场需求对畜群结构进行调整。在乌拉尔山北麓、阴山南麓之草原地区，民国时期处于农牧交错带状态。牧群“羊以五百为一群，牛以五十为一群，马以一百为一群。每群以一、二人牧放之。逐水草而牧，牧场一月一易”。[6]各地条件不同，群的规模也有差异，马最多达到500头，500头的马群需要的牧丁2～3人。[7]在东蒙，古代每户有羊80头、牛60头、马70头，骆驼10头为一“沟”。[8]这一“沟”估计是一个家庭在一定地域的维生规模。在呼伦贝尔，一个大人3名、小孩2名的蒙人家庭，其基本生活费为1，000元，需要牛100头、马100头、绵羊1，000头。[9]在锡林郭勒盟，牧民可以种粮食自给，一个中等家庭在拥有牛40头、马80头、羊100头的状态下，才能略有赢余。另外，牧民在一般游牧规模下之所以出现贫困，原因在于蒙古的上层王公和喇嘛太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10]

　　人类学家根据畜群结构推断游牧业的发展阶段。史米特（Wilhelm Schmidt）认为，中亚地区游牧业的原发性畜群结构中马的比重很大。阿尔泰山古代突厥语地区的游牧业以马群放牧为主，故其游牧业是原发的；中西部蒙古族游牧业中牛的比重很大，故其为次生的畜群结构。古老的游牧业重视养马，因马在战争中的作用比其他牲畜更大。和平时期，马的作用明显不如牛。在伏尔加河的喀尔玛克（kalmuks）蒙古那里，农业开始于19世纪中叶，畜群结构的变化特点表现为马的比重下降，羊的比重稳定，牛的比重上升。1827年，马、牛、羊分别占18％、16％和66％，1917年则各占8％、28％和64％。克里达（Krader）同样认为东蒙与中蒙的畜群结构差异正因受农业影响的程度的不同有关。哲里木盟的农业历史长，牛马比重较大。鄂尔多斯养羊多，因养羊过程中的接羔、剪毛等工序需要特别多的劳动力，且集中在春夏之季。这时正值农业劳动的高峰，结果只能是牧业排斥农业或农业排斥牧业。在鄂尔多斯，没有东蒙南部那样较深程度的农业影响，牧民保持着原始游牧业的特色。鄂尔多斯牧民坚持养羊，成功排斥了农业影响。[11]克里达的判断并不全面。畜群结构本身也受生态条件的决定，东蒙地区的草原产草量多，牛马的饲养量也大，西部地区干旱，牲畜负载量小，一般只养小牲畜和骆驼。

　　农业对大牲畜的偏好的确影响到了畜种结构，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便凸现出来。在察哈尔，汉移民需要役畜，有钱农民一般先买役畜，并且首选买驴，稍充裕的农民买母牛，再好一点的买阉牛，很富时才买牝马和骡马。骡马的生产力最高，价格也最贵。蒙人地带的牛、马价格比汉人区略低一点。汉人区牛的价格在30～50元，蒙古地带在20～40元；汉人区马价格为40～70元，游牧地带为20～50元。[12]价格拉动必然会使两地的牲畜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市场对羊的种群影响更大。铁路的修建使内蒙的羊皮可以很快地运输到天津出口。国际市场对优质羊皮的需求，大大地改变了游牧民对畜群的选择。羊羔皮走俏，平绥线1936年和1937年在包头、绥远、张家口和宣化4地共输出羊羔皮71万张，绵羊皮只有22万张，蒙人将羊羔大量屠杀以致羊群萎缩。[13]

表4.1　1919年东蒙各盟牲畜数量（单位：万头）

地区	马	牛	羊	马∶牛∶羊（%）
呼伦贝尔	21.00	19.00	120.00	12∶18∶71
哲里森盟	45.00	58.50	4.65	42∶54∶4
卓索图盟	3.5	5.30	2.50	31∶47∶22
昭乌达盟	14.85	27.50	45.90	20∶30∶50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修志编史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在东蒙，半农半牧区的畜群结构偏于牛、马，而北部呼伦贝尔草原的畜群结构偏重于养羊。从表4.1就可以看出，半农半牧区哲里木盟和卓索图盟的养羊比重已经低于养牛或养马的数量，而北部的纯游牧地区——呼伦贝尔地区，其养羊的比重远超过其他地区。因为羊是游牧民最主要依赖牲畜，其作用远大于其他牲畜。

　　表4.2是中蒙农牧区的畜群结构对比。察哈尔牧区养羊比重仍比半农半牧区高得多，绥远蒙旗多已汉化，畜群结构并无多大差异，牧区养羊只稍占优势，农区的优势在猪和驴骡的饲养方面。至于牛与马，由于市场的影响，农区与牧区结构已经趋同。绥远汉人区羊的比重也很大，汉人到内蒙后也养羊，且由于汉人畜牧业集约化水平高，羊比重反而大。另一项有关锡盟、乌盟、伊盟和察盟游牧区的牲畜统计与临近察南、晋北及巴颜搭拉盟半农半牧区的统计比较表明，游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养牛数量百分比分别为12.2％和10.6％；养马百分比分别为15.9％和9％；羊和山羊为71.3％和77.9％；骆驼为0.6％和2.5％。[14]偏西部更出现了结构趋同现象。

表4.2　察绥两省蒙人与汉人地带的畜群结构[1936年（单位：千头）

地区	牛	马	驴骡	羊	猪	骆驼	马∶牛∶羊（%）
察哈尔县治区	81	74	56	308	115	1	12∶13∶17
察哈尔蒙旗区	200	157	—	1455	—	11	8∶10∶76
绥远县治区	118	46	52	1259	249	45	3∶7∶75
绥远蒙旗区	170	110	—	2250	—	40	4∶7∶87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4-5页。

　　近代农业也明显地影响到游牧民的羊群组成，特别是绵羊和山羊的比例。绵羊要求较好的草原条件，牧草优良，地势平坦。而山羊可以在较陡峭的山区丘陵地带放牧。农业的扩展所侵占的牧地往往就是原来的优良草原，游牧民的羊群被驱至山坡，故羊群中山羊的比重会增长。如果游牧民北移，汉移民也只能在山坡地带放羊，仍以山羊为多。在近代牲畜大移动中，由于羊易感病，容易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察哈尔地区原来适应绵羊饲养的草地不少，在农垦的压力下，畜群北移，进入新地区不适应，引起绵羊寄生虫病的流行。[15]

　　畜群构成体现了畜牧业管理的水平，成年牲畜和幼年牲畜比例要适当，牲畜中牡、牝和阉类的比重要适当。呼伦贝尔盟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的畜群结构特征如表4.3所示。可以看出，母畜的数量远远高于公畜和阉畜。从牧人自给的程度看，乳汁作为食物远比肉食重要。赵翼在木兰曾问一个懂汉语的蒙人关于蒙古“膻肉酪浆”之俗，蒙古人回答说：“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持牛马乳。”[16]食物的层次决定了牧群结构上的差异。在呼伦贝尔地区，贫者牝畜多，幼畜多，阉畜少。富者阉畜和牡畜较多。[17]阉畜和牡畜用于肉食和出卖，贫户牲畜少，主要供自家消费，故奶畜占优。

表4.3　牲畜群的结构[1936年]

项目	种类	牛群	马群	绵羊群	骆驼
成畜	牡（%）	1.73	13.0	1.39	3.12
	阉（%）	34.30	14.0	18.52	26.74
	牝（%）	31.15	40.00	51.21	43.36
幼畜	3岁（%）	15.82	20.00	—	14.25
	2岁（%）	17.0	13.00	28.88	12.53

　　资料来源：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满铁铁道总局，第84-85页。包括2岁以下。

　　2．马与骆驼

　　蒙古马身材矮小，喜寒耐湿，主要分布于东部草原地带，羊草草原和针茅草原特别适合牧马，呼伦贝尔的马群达千头。[18]养马也与种植业结合的水平有关。临河县是荒漠草原中的灌溉农业区，有丰富的秸秆饲料，1960年代马的密度为每万亩28.5匹，同是荒漠草原的苏尼特右旗只有其一半。[19]马群结构各地不同。中蒙牧区1935年的一份观察表明，马群中1岁驹和2岁驹占29％。[20]呼伦贝尔1926年一份调查表明，为保持2％成畜出售，1岁驹和2岁驹要占到38％。[21]东部草原地区偏于商品型畜群结构，而西部偏于维生型结构。在外蒙地区，马匹增长率在1924年到1935年间变化很大。1932年的增长率达19.5％，1930年只有0.5％，一般在2％～9％左右。[22]低增长率与多牡少仔有关。表4.4中可以看出，仔畜比重只有10％左右，外蒙的马群更偏向维生型结构。

表4.4　外蒙地区马群的结构（%）[1920年]

年度	仔畜	牝		牡
		4岁	5岁以上	4岁	5岁以上
1925	11.9	14.5	26.9	15.1	31.6
1926	8.9	15.5	27.7	15.2	32.8
1927	9.4	15.3	28.4	14.7	32.2
1928	10.5	15.8	27.2	14.7	31.8
1929	9.1	42.9		48.0
1930	11.4	41.4		47.2

　　注：畜群规模在1467—1668头之间。资料来源：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66-67页。

表4.5　中部、东部之游牧区与半牧区的马群对照[1930年代]

类型	地名	骟（%）∶牝（%）∶牡（%）
游牧区	西苏尼特旗	50∶48∶2
	东苏尼特旗	51∶47∶2
	贝子庙	47∶52∶1
	东新巴尔虎	25∶58∶17
半农半牧区	张北县	58∶26∶16
	多伦	81∶12∶7
	阿尔科尔沁旗	21∶61∶18

　　资料来源：（1）”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11-114页；（2）“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う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58页；（3）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四年，第202-226页。

　　表4.5是牧区与半牧区的结构对照。中蒙半牧区马群内阉、牡比重大，纯牧区牝畜比重大；半牧区的阉畜用于农耕，纯牧区的阉畜用于商品出售。表4.5中还表明，东部牧区与半牧区差异不大，代表半牧区的阿尔科尔沁旗是一个偏牧业的地区。[23]农区和半农区马群中的马龄也有区别。在张北、多伦和塔利塞特一带的半牧区，马龄很少超过10岁；在东、西苏尼特旗，贝子庙和百灵庙等以牧为主的地区，马龄多在10～16岁之间。[24]农区的马主要为了役用，超过使役年龄的马很快会被淘汰；在纯牧区，马龄却会延长，因为纯牧区由于马的数量多，役用程度低，对马体力的要求相对低，任其自然淘汰。内蒙气候恶劣，冬春雪灾多，春季饲料缺乏，无竞争力的老畜会首先死亡，留下来的老畜往往有较强的抗灾能力。蒙古人为了追求一个较大的畜群，对高龄马也不及时处理。同时由于气候恶劣，冬春营养条件差，蒙古地区的牲畜的性成熟都较晚。在东蒙，牛、马的性成熟年龄为5岁，羊4岁，骆驼7岁。[25]由于性成熟年龄偏大，马龄自然偏大。总之，牧区的马群具有明显的维生型结构。为了马群的繁殖，牧人出卖的一般都是牡畜和阉畜，牝畜保留，用于繁殖。民国时期北部牧区的马种出现退化现象。“从前蒙古的马种，是留强剔弱的，现在蒙古人因为生活的困难，为猎取较高的价格，不得不把强者的‘势’去而出卖，而留弱者传种，因而蒙古的马产一天比一天的赢弱。”[26]由于蒙人不善经营，市场条件反而使马群失去了良好的商品型畜群特征。从出售羊羔和出售强马来看，商品经济的冲击反而使畜群维持能力出了问题。

　　骆驼具有一般牲畜所不具有的特殊生物学特征。特殊的口腔和唇部，可以采食一些坚硬并带有针刺的灌木，为其他牲畜所不及。它不但能适应剧烈的气候变化，也能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使役能力。内蒙西部和外蒙南部的荒漠地区具备饲养骆驼的优势。在阿拉善的巴音诺尔，1949年以前千头羊的户少见，千头骆驼的人家却常见。[27]就分布密度而言，西部草原条件太差，中部地区密度较高。1935年察哈尔左旗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6头，牧区的东、西苏尼特旗为每平方公里0.1头，西阿巴嗄旗每平方公里0.06头。中部地区的仔畜比重为1／3，增长率为8.5％。[28]在东、西新巴尔虎旗，分布密度达每平方公里0.1～0.2头。阉畜、种牡、种牝、和仔畜的百分比分别是25％、5％、42％和28％。从1935年到1936年，骆驼的增长率在12％～20％。[29]较高的增长率与高抵抗力与高商品率有关，因其养殖的目的主要为了出卖给旅蒙商队。外蒙古养骆驼优势明显。1930年，南戈壁达每平方公里0.79头，东戈壁为每平方公里0.49头，额鲁可汗部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3头。此三盟最多，其他地区分布较少，农业盟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0.003头。1925年到1930年的统计表明，骆驼的仔畜占畜群的9.8％～12.9％，母畜占19.8％～27.6％。1926年到1930年的年增长率为5.6％，不及内蒙。[30]

　　（三）牛群

　　民国时期数据统计表明，锡盟牛、马、羊的比例是100：21：311，[31]呼盟为100：94：645，[32]中部更重视养牛。内蒙最优良的草原——羊草草原主要分布于东部。牛对这种草地的利用程度不如马和羊，但对一些菊科、莎草科、苔属、蔷薇科和十字花科的草原却有着良好的利用能力。从浑善达克沙地往西，养牛比养马和养山羊更有利于保护沙地草原。山羊的口腔构造和采食习性对牧草破坏程度比牛大得多，马的践踏作用也比其他动物强，放牧不当的话，极易引起沙化。固定沙地连续放马2～3年便会出现沙化现象，牧羊3～4年亦可起沙，放牛却可维持5年以上。1970年代，中西部牧区的牛占54％，农牧交错区占20％，每万亩可牧用地养牛21头，半农半牧区57头，半牧区丰富的秸秆饲料对负载密度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就草原本身分析，东部典型草原区每万亩可容纳36头牛，西部荒漠地区只有6头。[33]在外蒙，中北部是优良的牧草区，中西部狭长地带是普通牧草区，南部是沙漠地带。牛和马也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北部。1934年的密度分布表明，阿拉巴嘎旗的密度最高，此部占有外蒙中北部的优良牧草地带，牛的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88头，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每平方公里2.5头。[34]

　　1．东蒙地区

　　从表4.6可以看出，牧区牛群有较大的阉畜比例和较小的牡畜比例，公牛犊一般被阉。对大部分蒙古人而言，奶食仍很重要，故有一个较大的牝畜比例。呼伦贝尔的牝牛每头每年产乳400升左右，榨乳期5～6个月；在半牧半舍饲的状况下，泌乳量稍高，为600～1，000升，榨乳期7～8个月。当时国外的乳牛每年产奶量达3，000升。[35]为了满足奶食，游牧民只好努力维持较大的牝牛比重和较大畜群规模。这种维生型结构与技术落后有关。在农耕区，牡畜比较高，因为牡畜可以耕地。纯游牧地区畜群平年的增殖率为16.7％。[36]

表4.6　东蒙地区的畜群结构[1930年代]

地区	畜群结构	户均头数
游牧区a	阉34.3%，牝31.2%，牡1.7%，仔32.8%	46
主牧副农区b	阉32.8%，牝36.2%，牡1.4%，仔28.6%	22
主牧副农区c	阉25.7%，牝44%，牡1.9%，仔28.4%	10
主农副牧区d	阉32%，牝47.3%，牡20.7%	1—5

　　a：1935年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翼旗和新巴尔虎右翼旗的调查数据；b：1937年阿鲁科尔沁旗3个村庄调查数据；c：1937年札鲁特旗6个村庄的调查数据；d：1936年扎赉特旗八个努图克的调查数据。资料来源：（1）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满铁铁道总局，第16，84页；（2）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第191-216页；（3）“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7年，第57-61页。

　　2．中部内蒙地区

　　从表4.7中可以看出，半农半牧区的察哈尔左旗，户均养牛数较少，消费量也少，却有着较高的负载密度，因半牧区有棚圈过冬，还有丰富的秸秆饲料。在察哈尔省和绥远省，蒙人畜群中阉、牝、牡、犊为25％、30％、2％、43％，汉人为30％、28％、2％、40％，[37]双方都有一个较大的仔畜比重。纯牧区比例分别为43.4％、32.6％、2.2％、21.8％，有一个较大的阉牛比例，仔牛比例较小。在中蒙，半农区与纯牧区表现出一定的商品型结构，这与察绥一带市场发达，有充分的秸秆条件和饲养条件有关。母牛泌乳期一般也为6个月左右，奶牛的日产乳量2升，每头牛每年产奶360升，中部牧区的增殖率为11.7％，[38]比东部略低。

表4.7　内蒙中部地区牛的消费情况[1935年]（密度：头/平方公里）

旗名	户有头数	户消费头数	密度
察哈尔左旗	4	0.15	2.62
西苏尼特旗	11	0.5	0.47
东苏尼特旗	17.0	0.5	0.50
西阿巴嘎旗	10	0.5	0.83

　　资料来源：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5690页。

　　3．西蒙与外蒙

　　西部蒙古植被条件不利于养牛，乌兰察布盟1939年每平方公里只有0.4头牛，只及锡盟的31％。[39]半农半牧的阿拉善的巴音诺尔公巴嗄1955年畜群中牝、牡与仔的比重分别是61％、9％和30％。[40]母畜比重甚大，主要是为了产乳。在外蒙，牛的统计主要体现在“大有角畜”这一种类中。1925年到1930年，仔畜占15.7％～18.8％，4岁以上成牝占46.9％～49.3％，4岁以上成牡占33.4％～35.9％。从1920～1930年，年均增长率2.2％。[41]这两个地区，成牝比重较高，由于商品化程度低，畜群规模小，高母畜比重只是为了更多地产奶，维生型结构明显。

　　（四）羊

　　羊有极高的使用价值，不但肉食、奶食不可少，羊毛、羊皮也为日常生活所必需。拉铁摩尔认为羊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42]所以，羊一直是财富的象征。，不但是基层牧民的消费依赖，也是上层贵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与追求的目标。在内蒙，从东到西，绵羊比重逐步下降，山羊比重逐步上升。东新巴尔虎旗每平方公里绵羊和山羊分别为21头和0.4头，山羊比例为2％。[43]西阿巴嘎旗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2头，山羊占24％。[44]山羊对粗劣牧草的利用能力高于绵羊，对小灌木类有很强的利用能力。[45]故愈往西，山羊比例愈高。在内蒙中部，半牧区的山羊比重更高，见表4.8。因为适合放牧绵羊的牧地多已垦为良田，所剩的山坡丘陵，只适合山羊。半牧区至多每群100头，游牧区每群300～500头，甚至1，000头。[46]半牧区有较好的饲料条件，密度高于牧区。游牧区每平方公里1.4～4.9头，半农半牧区却达到了81.5头；牧区每户绵羊30～60头，山羊5～13头，半牧区每户绵羊10头左右，山羊5～13头。[47]在内蒙西部的阿拉善的巴音诺尔公巴嘎，1949年以前羊群以山羊为主。后期由于绵羊的经济价值高，人们饲养绵羊的积极性高，绵羊比重有所增加。1956年阿拉善旗大约有绵羊32万头，山羊31万头，绵羊超过了山羊。[48]在外蒙，绵羊集中分布于中北部优良牧草地带，每平方公里11～19头，东戈壁和阿尔喀最少，每平方公里3～4头。山羊的分布却较为平均，每平方公里大多在1～6头以内。[49]

表4.8　中部地区的山羊比重

地区类型	地点	山羊比重
游牧区	蒙人居住地带	16%
	东西苏尼特旗	15%
	西阿巴嘎旗	24%
半牧区	察南晋北	37%—40%

　　资料来源：（1）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四年，第31-64页；（2）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8页。

　　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头。[50]羊的繁殖速度快，1935年到1937年，在无大灾的条件下，东、西新巴尔虎旗绵羊增殖率为28.5％，索伦旗达到55％。[51]这里的牧民一般选择商品型结构，牝、仔比重高，这可以从表4.9中看出来。同时，从表4.10中也可以看出，半牧区也在追求畜群快速增长。

表4.9　东蒙北部游牧区的羊群结构[1936年]

调查范围	畜群结构
“满洲国”兴安北省	阉16%，牝48%，牡6%，仔30%
陈新巴尔虎旗	阉18.52%，牝51.21%特，牡1.39%，仔28.88%
洮南满洲里地带	阉和牡20%，牝32%，仔48%

　　资料来源：（1）《蒙古游牧经济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绵羊》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农业类3591；（2）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满铁铁道总局，第857109页。

表4.10　东蒙南部半农半牧区的羊群结构[1938年]

调查地点	绵羊（%）	山羊
札鲁特旗5村	阉25.7，牝44，牡1.9，仔28.4	阉14，牝51.9，牡2，仔32.1
阿尔科尔沁旗3村	阉12.2，牝53.86，牡1.84，仔32.1	阉7.41，牝56.38，牡1.17，仔35.04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四年，第217-218页。

　　在中部内蒙地区，纯牧区平均每户拥有绵羊35～65头、山羊5～13头，消费绵羊3～5头、山羊0.5～1头。半牧区每户平均绵羊10头，消费1头；山羊2头，消费0.2头；消费量约占10％。从表4.11可以看出，蒙人游牧区的牝畜和仔畜比例也较高。察哈尔省和锡林郭勒盟，平年羊群的增殖率为16.7％。[52]1933～1938年，羊群处于下降状态。原因如下：

　　一是病虫害严重。羊痘和口蹄疫严重，每次灾害都造成30％～50％的毙死率，[53]一些地区还有严重的胃虫病和羊虻，成羊死亡率达10％，仔羊死亡率高达20％。[54]二是草原退化。在汉人饲养区，耕地日增，草场日减，环境条件日益恶化。三是市场导向。羊羔皮的紧俏和高价格往往会使仔羊数量下降，从而影响到羊群增长。[55]在内蒙西部，巴音诺尔公巴嘎对47户牧民的调查表明，成畜中山羊的牡、牝比例为1：46，绵羊为1：42。有的家庭有羊100头以上，也只有1只公羊。在灾害年，牧民限制牝羊受胎，避免灾害中母、羔俱亡。[56]无论东西部还是农区牧区，羊群结构大多是商品型的，羊的商品化程度远高于其他牲畜。羊的饲养周期短，自然灾害后，人们利用羊快速恢复畜群，平日牧民也尽可能地追求大群，形成了高牝比例。与内蒙相比，外蒙的仔羊比例较内蒙地区要低。这从表4.11中就可以看出来，1926年到1930年，羊年均增长率只有4.2％，远低于内蒙的速度，[57]相对而言是一种维生型结构。山羊在外蒙几乎只供牧民家庭消费，只有少量去势羊出售。[58]

表4.11　中西部游牧区的羊群结构[1930年代]

地点	绵羊群结构	山羊群结构
太仆寺左翼旗	阉31.5%，牝661.%，牡2.4%	阉31%，牝66%，牡3%
乌盟西公旗	牝畜75%
察哈尔与锡盟	仔羊占31%，成阉占5-10%

　　资料来源：（1）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第31-64页；（2）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8页；（3）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80-81页。

表4.12　外蒙地区1926—1930年期间羊群的组成

年代	山羊比重（%）	绵羊		山羊
		仔畜（%）	成畜（%）	仔畜（%）	成畜（%）
1926	16.7	24	76	26	74
1927	17.5	24	76	25	75
1928	17.5	22	78	28	72
1929	18.5	24	76	25	75
1930	20.8	26	74	27	73

　　资料来源：蒲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68-70页。

注释：

[1]Gudrun Dahl and Anders Hjort，Having Herds：Pastoral Herd Growth and House- hold Economy，University of Stockholm，1976．

[2]章祖同、刘起主编：《中国重点牧区草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50～351页。

[3]郝时远等：《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丛书》，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62～265页。

[4]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满铁铁道总局，第18～19页。

[5]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26页。

[6]陈佑诚：《安北设治局调查记》，载《蒙藏月报》，第六卷第五期，民国二十六年，第1～6页。

[7]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册，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第707页。

[8]泽田庄吉：《满蒙畜产要论》，满蒙学校出版部版，昭和八年，第5页。

[9]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满铁铁道总局，第18～19页。

[10]贺扬灵：蒙古人の家庭经济と生活。《蒙古》昭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月号，第72页。

[11]Lawre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 Turkic pastoral nomad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20,1963, pp.30,124页。

[12]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54～69、301～302页。

[13]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82、144～145页。

[14]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53～58页。

[15]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63页。

[16]（清）赵翼：《簷曝杂记》，“蒙古食酪”。

[17]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83页。

[18]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48～90页。

[19]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154～155页。

[20]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74～76页。

[21]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106-108页。

[22]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62～72页。

[23]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202～226页。

[24]“兴亚院政各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11～114页。

[25]日本蒙古旅行团：《东部内蒙古报告》，大正三年，第38～39页。

[26]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第209页。

[27]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28]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56、120～126页。

[29]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第433～452页。

[30]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70～86页。

[31]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50页。

[32]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16页。

[33]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畜牧业》，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35～36、126～129页。

[34]东亚研究所：《外蒙の自然と畜产》（未定稿），昭和十七年，第15～38页。

[35]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60页。

[36]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第450页。

[37]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49～50页。

[38]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88～99页。

[39]满铁调查部：《蒙疆北部蒙地ニ於ケル牧畜业》，昭和十四年，第8页。

[40]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7页。

[41]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68～72页。

[42]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43]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第432～435页。

[44]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50、58页。

[45]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38～120页。

[46]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31～64页。

[47]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56～118。

[48]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9页。

[49]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83～87页。

[50]《蒙古游牧经济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绵羊》。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农业类3591。

[51]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第450～451页。

[52]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8页。

[53]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81～82页。

[54]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8页。

[55]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81～82页。

[56]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9页。

[57]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第68～72页。

[58]ィ·ェフ·シュリジェンュ：《外蒙の食肉资源》，满铁经济调查会译，昭和十年，第60～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