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四、统治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上述蒙古西征对中东(花刺子模、回教与阿拉伯地区)、西欧和俄罗斯各地文明所引致的各个不同的实际影响(非价值型的判断)，可见：

　　(i)蒙军的一贯作风是，其征战所过各处，对当地人的态度，与当地人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密切相关：抵抗强烈的地区，多受到残酷的打击(屠城杀戮)，如中东回教地区和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南境；相反，对蒙古表示友好(如西欧)或降顺的地区(如俄罗斯北境)，则每以善意对待和大力支助与护持。

　　(ii)上述各地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和该地的文化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对蒙军的抵抗较为强烈——如中东回教阿拉伯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基辅，乃至后期的莫斯科地区人民(属于所谓“后封建”阶段，或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反之，处于部族部落与封建发展初期的地区(如13世纪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则大多对蒙军友好与降顺。同样地，蒙军对其征服的各地的态度也与该地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关：对文化水平比蒙人低或相差不远的族群，较为优遇和宽容(如当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而文化水平比蒙人高的地区，则多遭摧残破坏(如回教阿拉伯地区与俄罗斯南部)。   

　　(iii)蒙军对所征服各地人民的态度和政策，与其征服该地的时间先后有关：蒙军兴起的第一阶段是征战杀戮与掳掠驱户牲口，所过地域大多残破。但征战结束后，大军或撤离，或在当地建汗挟附驱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虽有主奴之分，但同属军事汗国的一体，没有彼我异类之分。成吉思汗以及蒙军第一次西征属于这一阶段。

　　蒙古军事汗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蒙古军事汗国已略具执政体制，大军所至，如遇强烈抵抗，则会遭到屠城式的杀戮(如俄罗斯基辅地区)；对望风而降者，则大约秋毫无犯(如俄罗斯北境)；但这些降顺族群常常被视为异己异族，生杀由己(如俄罗斯地区的各王子领主)。

　　从以上三点观察，可以解释蒙元汗国征服南宋后的一些特殊措施：

　　（1）蒙汉间的文化差异与武力对抗

　　中国南方经济力量之开发，肇端于汉末；其问六朝金粉的盛况，较诸质朴之北地民风，已成强烈对比。隋唐帝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在经济方面，倚靠南方的程度，愈益加深。唐末五代，中原干戈扰攘，而南方吴、南唐、吴越、闽、楚诸国，反而可守境自保，安享比较富裕升平的日子——中国此时的印刷业与“交钞”的使用多以南方为首，是著例。两宋时期，中国南部文明发展的水平(包括城市工商业经济)，为全球之冠，远远高于蒙古所征服的其他地区(论述见本文第二节)。

　　由于汉文化的文治传统(重文轻武情况，至两宋为最甚)，南宋抗元的行动较诸蒙军征服的其他地区可能不算是最激烈。但从公元1235年蒙宋交恶起计算，南宋抗蒙军时间长达四十年。在公元l276年蒙军人南宋都城临安后，宋帝最在福州(公元l278年)和潮州(公元l277年)，宋帝昺在广东厓山(公元1278年)，至公元l279年陆秀夫负帝滔海溺死，张世杰战至舰覆人亡，又抗战了三年。这远远长于公元1238—1240年俄罗斯南部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强力抗蒙的两年时间。比起从前在中华本土隋朝南征或北宋统一时，中国南方政体不战而降，“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情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抗蒙军者不只是落难的南宋朝廷，更多的是南方各地的义军。这些义兵的领袖或幕后支助人，都是地方有力人士。《元文类》中姚燧《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谓：“(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文天祥，挟益卫两王逃之闽广，爵人号年，东南大蠢，觊幸之徒，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数千，在在为群……请急尽歼鄂之豪杰大姓以绝祸本，……江东……有列巨室姓名百数来上，云与贼连。”这说明了当时南方的民问领袖和各地反抗军的密切关系。《胡仲子集·谢翱传》：“谢翱，建宁人也，家故赢于财。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闽，檄州郡大举勤王之师，翱倾家赀，率乡兵赴难。”安仁县世家张氏亦帅安仁义师，从谢枋得勤王，这都是具体例子。至于蔓延各地的所谓盗寇，也大多是地方民力的组合。《元史·世祖本记》：“至元三十年，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

　　宋亡，宋臣陈宜中、张世杰，挟益卫两王走闽海，表年官人，图复宋，其下倡乱从之，闽大扰。有盗万余起剑南来犯建宁。

　　《元文类》卷六三姚燧《颍川万户邸(泽，字润之)公神道碑》：

　　宋亡，陈宜中……规为兴复，幸利之徒，在在起应……屠杀长吏，劫民为兵，动万为群……以抗官兵……而兴宁之民，效恶酃盗。

　　《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云：

　　宋社既墟，顽民胥动……荷矜为兵，裂裳为旗，动万为群……大肆獗狂……经三十年，岭海始宁。

　　其抗蒙军时间长达三十年。又《元典章》卷四一载：

　　至元三十年九月，福建行省准江西等处……东接浙东温台衢婺，南濒大海，西抵湖南，北至大江，自来草贼生发去处……积年作耗……东出西没…调兵追捕，各散元住乡村，递相隐庇，无可追究。

　　在蒙元政权眼中，这些都是盗寇；对南宋遗民而言，这些都是抗蒙义军。类此的史证很多。《元文类》卷五一，卢挚《湖南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平南宋未几)衢寇蠭起，连江浙数郡逐宪臣……”。这些义兵的力量有时更压倒了占领江浙地区的所向无敌的蒙军了。

　　和上面㈤的分析对比，这显示了当时南宋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高度发展的水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激昂。

　　依据上面(i)和(ii)的分析，由于当地对蒙军的激烈抵抗，蒙军征服南宋后对中国南方各地的摧残破毁，应最为惨重。但根据上面(iii)的分析，则蒙军对南宋遗民的杀戮则反而会轻于其西征时对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地区的蛮横行径。威尼斯人(Venise)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公元1275—1297年来华，畅游南北各地；其时江南一带甫为蒙古铁骑所征服，大劫之余，宜其满目疮痍，惨不足睹矣。然而《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南方“蛮子”诸城，其富饶繁荣的情况，俨然一派升平气象。虽然此所谓繁华，乃是与当时欧陆贫困落后的状况比较而形成的印象，或许有所夸大。然不能因此抹煞其观察之真实性。

　　公元l276年南下灭宋的蒙古军队和成吉思汗征战初时的野蛮作风，有显著的分别。《新元史》卷九：“至元十二年二月，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门附官吏军民，令农者就耒，商者就涂，士庶缁黄各安本业。”又《南村辍耕录》卷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伯颜取宋，谕以曹彬不嗜杀人”，此言虽未尽可信，然元代史料中，关于伯颜“以不杀之仁，克定江南”之记述，不止一处：如《国朝文类》卷十一，阳恪《平蛮记》；卷四十，阎复文；卷五十九，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等。

　　至正间江淮兵起，蒙古在南方之政权土崩瓦解。南中国在经济上复原之迅速，令西方史学家十分诧异。[60]朱元璋削平群雄，出兵北伐攻下燕都，逐元顺帝于漠外，其所凭藉之江南地方力量，震撼全国。明太祖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南方北伐而统一全国的胜利者。种种迹象，都说明了在这时期江南经济力量的重要发展。

　　（2）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异

　　上面论述的都是经济和政治最基本的层面。本文在第二节指出的马克·尔文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经济发展在明清时期遇到的困境的论析的最大弱点，是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整体“上层结构”的特色。这些特色根源于儒学和士大夫阶层的道义精神和理想。这是韦伯(Max Weber)氏的重要论旨——文化“上层结构的精神和理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62]可惜韦伯对中国的论述受到西方对东方的“本质主义”偏见的影响有很大的误差。美国汉学家对此有深入的评析。[62]灭宋的蒙军虽一改其起初时的杀戮掳掠野蛮作风，但其征战过后的统治态度和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整体文化上层建构的发展上，都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南方。蒙军征服南宋的时间，是在其多次西征横扫阿拉伯回教地区和俄罗斯全境之后。其时蒙人已发展出本身独特的征服者文化(包括新蒙古文字)和新军事汗国体制(包括征收赋税的代理人——如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 Tax—Collectors 。这些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都是在征服南宋之前已经在中东和俄罗斯地区发展成型的。除了华北原在辽金治下的“汉人”对此有所参与外，“南人”完全被拒于局外。这些从低文化水平(蒙古部落)开始，结合次低文化(“西域”、“色目”人等)建构而成的统治文化体系，和发展至高度水平甚或进入“现代早期”的中国南方文明(尤其是儒学和士大夫所代表的精神理想)相比较，是有极大逆差的。上述南宋地区有力之士的抗元义军之举是二者间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

　　清代学者赵翼及日人箭内亘等认为在蒙元大汗内，人分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蒙军西征带回来的西域、中东、俄罗斯各地人员)，三汉人(原在辽、金统治下的中国北方人)，四南人(南宋遗民)。掌握政权者尽属蒙古、色目二种人。汉人的政治地位已微不足道，南人则更等而下之。[63]其实“南人”一词已属过誉。在《元典章》保存了蒙古语气的“半原始文档”中，蒙古统治者一般称南人为“蛮子”，如《元典章》卷一二：

　　至大四年六月二十日御史台奏……一件老的每说蛮子田地里当(富？)户，每多书吏，每蛮予人内委用，有资那当(富)户每来往勾当里窒有碍，云南、海南、两广边远地面汉儿少，这四处书吏依先在体例委用，除那的外，别过廉访司书吏每汉人内委用，蛮子每革罢了他。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只有“蛮子”一词而不知有“南人”称谓，可见“蛮子”用语在蒙古人口里的普遍性(与此相类的是马可波罗只知南宋都城为“行在”，而不知为“临安”)。当时为世界文明水平最高的民族却沦落为被半野蛮的统治者看作是“野蛮人”的情境，实在很不堪。

　　根据史文，元代虐政为害最烈者：一为中央政府之理算，一为地方官吏之掊刻。二者大都发生在南方。《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至元(二十四年)桑葛……为丞相，凡昔盗杀臣为领部……大为计局，钩考毫厘。……鄂省已剧，浙省大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岸狱充牣，榜略百失，或阕夫三木……民不堪命。”又《元史·崔或传》：“衔命江南理算积欠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淮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近者阁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莫不愿食其肉。”    理算之制，源自上述蒙古金帐汗任用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俄境诸王子充当的“赋税征收代理人”的成例。理算又名钩考，为蒙古大汗对各分部封建部署(如俄境诸王子)的一种控制。至元十三年平宋后不断出现在南方。如：至元十三年诏检覆江淮诸路钱谷(王圻《续通考》卷二)。至元十五年江南行省等分道检覆钱谷(《新元史》卷一○)。至元十七年检覆江淮行省……钱谷(《元史》卷一一)。至元十九年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二年理算江南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钩考荆湖行省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申复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元史》卷一四)。“至元二十四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天下骚然。”(《元史·桑哥传》)至元二十五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谷(《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钱谷(《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省(《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八年钩考江南钱谷(《元史》卷一六)。

　（3）儒生士人地位的低落和精神文化的变异

　　在中国南方，充当“赋税征收代理人”的不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如俄境的王子王公)而是行径不堪的地方下级吏胥。这正是本文前面批评马克·尔文所忽视的“传统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初期——两宋时代——整体文化最重要的特质”(论析见下)。[64]蒙元入主以后，南宋的传统社会制度受到鄙弃，作为传统社会文化支柱的科举制度被废弃。向居社会领导地位之士大夫，地位一落千丈，遭受到空前未有之逆运。部分人为保全门户，不得不投身为下级吏胥。在蒙古统治之下，蒙人为掌印正官高高在上，视佐僚为奴属。而这些蒙古掌印正官，不谙汉字，批议案牍之权委多交付佐僚，而这些被视为奴属的佐僚们地位低落．批议案牍只为形式，多委诸吏胥。以故吏胥之辈结成党羽，包围长官，威吓佐僚，联结同列，在地方上横行无忌。致使一般门户人家，每以其子弟投靠吏胥集团，以为保存门户之计。《元史·世祖本纪》：“二十八年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吏，容庇门户。”《元典章》卷五七，大德十一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计……遇有公事，无问大小，悉皆奔投，嘱托关节，俗号猫儿头，又曰定门……受辱已多，致使善良为之丧志。”这种与两宋士人社会政治伦理完全悖逆的情况，发生在南宋旧都更是不比寻常。

　　关于儒生士人的处境，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郑恩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这与传统中国社会伦常更是差距太甚，有人认为不足信。但从蒙古部落传统和蒙元统治政权本质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蒙古部落和蒙元政权的行事，权力在首领手上，“一官、二吏”的排列是必然的；其次是主导蒙汗多元宗教信仰的“三僧、四道”；再次是与原始人基本生活——身体健康和生产作业有关的“五医、六工、七猎”(没有健康，没有工具，便不能行猎)；“八民”可能是汉人中的商人和农民，他们的作业和蒙古传统的渔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所交的赋税却是蒙元政权的经济基础，不能忽略。至于“九儒、十丐”，在蒙人眼里这是不事生产的无用之人；“八娼、九儒、十丐”的娼，也是有收入行业的人，从这角度看，也比儒和丐(无生产能力者)的身份高。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元代的书院。宋代书院的发展，显示了当时地方民间经济的繁荣，精神生活的提升，与儒门理学理想的发扬(这可与三四百年后在英国出现的学院colleges比美)；蒙元把书院归人地方政府管理，一般认为不失为一适当的应对方针。但从上述蒙元政权的本质来看，则不可能是这情状。蒙军初用兵，每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65]《元史·世祖本纪》虽谓至元元年八月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官田，并禁勿擅科差役。然据《元史·陈天祥传》，则至元十三年平宋以后，南方各州县官吏亦无俸禄，而由长吏从便规措。《束维子集·送帖山提举序》：“天下之士之难于司杭征也，盖制无课吏禄食，俾就食其征，则不可以责其人之不盗”。蒙元把书院归入政府管理，用意不是支持教育，而是要搜刮这些书院的田产，归入“官管官用”、“管儒食儒”之途。《谢迭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集序》：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诸道各置提举儒学二人，提单既曰大有司，设首领官、知事、令史、尤繁……曹类，啁啾相呼而谋曰我国朝……管僧食僧，管医食医……吾徒管儒，不食儒，将坐而待毙乎？摧肌刷肉于儒户，不足则括肉敲髓……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儒者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者，什九。

　　即使当时儒者士人的处境不是如此不堪，其所受到的打击也是极严峻的。《揭文安集·送也肃答尔赤序》：“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六十年而教化不兴，风俗日坏，奸宄屡作。”王圻《续通考》记“学校出身者……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童子、州县学等”，儒学只是其中一项。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云“时选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这与传统儒学，尤其宋代儒学，有天渊之别。《黄金华集·送郑生序》：“今之官于学校者……若夫县教官，率选署于就闸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铨曹，补郡文学，而与医、b、执扳者凿，满上岁乃得预流内，其阅历之勤且久如此。”这和上引“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的说法相近。    元末皇庆二年(公元l313年)十月议科举之制，计：

　　延祐二年春二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严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延祐五年春二月廷试进士护都答儿霍希贤等五十人；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鲁化宗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土捌刺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河察赤李黻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燥等九十有七人；

　　元统癸酉科同；孛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取士莫胜于斯。

　　后三年，其制遂罢。前后二十余年间，所取进士，不过五百五十一人；较之全国吏员之数，不过沧海一粟。《元史·韩镛传》：“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分之一”。又《清容集·江陵儒学教授答君墓志铭》：“国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举，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东淮西之士，亦隶南选，三岁止七十五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青阳集·梯云在记》：

　　晋地土厚气深……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间有豪杰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为俗，特不尚儒。周行郡邑之间，环数百里，数百家之聚，无有一人儒衣冠者。……比年朝廷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独晋俗坚强不轻而变。

　　又同集《两伍张氏阡表》：

　　张氏本廓阳人……徙家淮南之两伍村，子孙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民多尚勇力而事格斗，……[蒙元]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贤者，始安于农，其下则纷趋于末，以争夫鱼盐之利……故其俗益薄儒，以为不足以利已。朝廷设科以诱之，今三千年，民亦少出应诏。

　　又《杨君显民诗集序》：

　　我国初有金、宋……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

　　无论今日我们对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与士人的评价如何，蒙元统治在13—14世纪对这传统的打击是难以计量的。上文提到韦伯对中国儒学传统认知的误差和墨子刻与此对立的论析，原因在于韦伯所认知的儒学是蒙元以后西方传教士对儒学的论述，而墨子刻的论析则是蒙元以前的儒学。二者的差异，显示的正是蒙元统治对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士大夫的沉重打击。

　　回到本文第二节马克·尔文对中国近代初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分析。马克·尔文对中国整体经济从宋代革命性的开展到明清时期进入的困境，关键时期也是在蒙元时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聚合元明清史学者对这问题的集体研究《中国历史在宋元明时期的变迁论集》，对马克·尔文关于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进入困境的论点有重大修正。但结论只指出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仍然有继续发展，不过由重要的大都会分散到各地的中小城市。[66]这和本节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精英主力在蒙元时代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虚弱不振的情况，是相照应的。对这问题具有创发性的早期论著是列文荪的《儒学中国与其现代命运》。[67]在前第二节中我评析马克·尔文讨论“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的问题时，指出这些政治、社会、伦常思想和整体文化在宋、元、明时期的大异化，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困境极关重要；作为经济学者的马克·尔文忽略了这些大问题。

　　18—19世纪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国家的政治乃至其帝国主义与海外殖民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密切相关。中国在唐宋经济高度发展时并未向海外殖民，亦未以政府力量全面支持对外贸易，这可能与中华儒学思想乃至民族性格有关。西汉初年朝廷“重农轻商”的立场对商贾有过不利的影响，但汉武帝对经济的操控是由商贾的代表人物桑弘羊计划与推行的。其后东汉时期商业活动很显著，六朝隋唐的工商业更大有扩展；南朝虽在北方胡人军力威胁下，仍维持了其与远在东北亚的高丽的交往和建制在交趾的官府。唐宋时期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更为频繁。这些发展虽然未受到国家力量全面的支持，但和国家整体的发展是有互动关系的。这情况在蒙元以后大有改变。蒙元渡海出征日本失败，引发了严重打击中国人海外航行活动的“海禁”。钞币和汇兑是现代工商业活动重要的工具；中国交钞的发行比欧西早了数百年，唐朝中末叶时先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贾们首创，两宋时期由政府统一发行；在元代由于统治者无限地印发钞币，导致交钞大量贬值，成为废纸而告终结。这都是政府严重伤害经济发展的例证。更有害的是：蒙元民间经济的发展大多与帝国政治脱节，自生自灭，缺乏整合的力量与明确一致的方向。其中一重要因素是民间社会缺少了有力的精英领导群体。儒学士大夫受蒙元政权的严厉打击而没溺不振；商业发展也分散各地难以整合，而且大多游离在政府力量的边缘，自讨生计。本文前引马克·尔文论“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指的正是这困境：动力和力量的减弱。虽然这困境也养成了近代中国商人乃至一般民众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与情势下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能耐与特性，但这已不是正常的成长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没有全面崩盘，并且在此后明清的数百年间，仍有量的增长；这的确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力道。这并不是说在此时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一无弊病，而是说在这困境(甚至是弊病百出)的境况下，传统文化也展现出的一些难得的内在力道，或残存的根基。[68]这是我在本文第二节对马克·尔文和费正清的评论，也是本文的结语之一。   

　　结语牵涉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之遗毒的关系。历史是不断地演变的，历史学和历史主义的主旨是要在这演变中观察和理解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和在这文化中的人的真正事实。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的存在和二者密切互应的关系是事实，但历史上真正的事实是这二者与其互应是不断地演变的。孔子时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前汉时期大不相同；前汉时期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后汉魏晋时期又大不相同。[69]而凡此种切，在北宋南宋蒙元明清各时代的变异更为激烈。上述马克·尔文等的研究显示在北宋时期工商业财富的成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大地丰富了城市的市民文化生活，吸引了大量士族地主迁居入城，进一步增进了城市的财富与文化生活，并因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国城市大多为行政中心所在的治所)，和相对地减弱了地方社群(大地主与宗族)的实力；这开始从基层上消除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力量；至此大一统专制的中国政治才真正成形。[70]在两宋时期，儒学士人对中央朝廷君主专权的约制功能(此功能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时期为巅峰)由于在地方上农业经济和地主与宗族势力的减弱而有所缩退，但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教育(如私塾义学和书院)的发煌，相对地增强了文教精英们(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因此儒学士人们对朝廷君主专权尚保持了相当的约制功能。[71]但经过本文前述蒙元政权对儒学和士人的种种打击，此辈在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地位及其精神道义理念均一落千丈，明代政权之建立是中华历代汉人政权里儒学土人们参与和贡献最微薄的——方孝孺被诛十族，引起“中国读书人的种子被根灭”之叹。大一统专制独裁的中国皇权政治至此才真正名实俱全。这变异是讨论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演变时不可不谈的。[72]

　　最后，析述一下一个和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在1950—60年代，这是国内的热门论题；上文第二节提到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为其力作。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因仍其说，但改用韦伯的理论以示与马克思史观有异。依据本文所论各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应早在两宋时代。明代市民经济虽然可能较宋代发展得更为普遍，但这只是分散的量的发展，缺乏国家整体与主流社会强有力的支持，其本身亦缺少结构性的整体方向和冲刺力量，在“前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t)式的发展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这看法和很多东西方学者，包括前文讨论到的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在他前面的一些英国著作，继起的钱穆、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与费正清(John K．Fairbank)、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等，认定中国的“近代或现代文明在北宋开始”的观点是互应的。[73]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曾经于l0—13世纪时在中国萌芽，这幼芽未能开花结果，便在13一l4世纪时被摧折了。中国传统的想法——由《孟子》到《礼记·月令卜认为在春季不宜入山薪采，因为春季是植物萌芽的时间，这时薪采会伤害植物的幼芽；幼芽受到伤害，便会影响其后续的成长——这是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困境的另类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