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三、蒙古西征对俄罗斯的影响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俄国和西方学者对蒙古西征及其“金帐汗国”对俄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整体文明变化的影响，有比较详尽的研究分析。这些原因包括：

　　(1)蒙古西征对当时俄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辅(Kiev)的致命打击，和对其北面的莫斯科大公的兴起成为今日俄国(和前此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定居在俄境南部及东南部的蒙古族群，其后成为苏联的成员和苏联解体后俄国境内或沿边的半独立或独立政体的种种演变，都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其重要性是相当明确的。

　　(2)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流血革命和新政权合理化，把大量前此鲜为人所知的关于莫斯科大公在13—15世纪时对蒙古汗国奴颜婢膝的黑资料大量公布。后来新政权稳定后，对帝俄旧传统的态度亦改变了，因而力图收回这些“黑材料”，但其中不少已经流传到了西方。⑩   

　　(3)1928—1990年间，西方学术界对当时视为大敌的苏联强烈关注，特别着眼于其专制独裁本质的历史文化与民粹渊源——由苏联追索到帝俄，由帝俄追索到莫斯科大公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这和1950—1980年间西方学者把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源追索至秦汉的大一统帝国，和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源追索到儒学孔学的倾向相似。

　　这些研著可大略综述如下：

　　(i)在公元1223年蒙古远征俄境以前，俄境较高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基辅。其原因有不同的析述。从经济立场着眼，基辅地区是当时俄境内外的貂皮(包括其他皮制品)与农林产品相互流通交易的地带，商业与城市建构有高水平的发展；从民族文化视野着眼，基辅地区是斯拉夫族群与非斯拉夫族群交接乃至杂处的地域，因而是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中心。公元1038—1054年，在位的“基辅明主”雅罗斯拉夫王公(Yaroslav，the Wise)，便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斯拉夫人的混血种。

　　(ii)但基辅的地域环境也有对其不利的因素——常发的受到当时横跨东南欧与中东地带的突厥帝国的不稳定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政治上更为明确。为了应对这境况，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王公遗诏分封属下所有王子在俄境各据一城及其周边地区(有类西周的封建与春秋时期的“国”与“野”——当时俄境很多原野尚属无主地区)，并冀望他们互助合作，忠于“共主”基辅(有类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周室”)。这显示出俄境“封建”体系和西周与春秋时代的“封建”体系相似的地方，但时间上比西周晚了两千多年。西周封建体系在中华中原大地维持了三四百年相对稳定的政局，[49]但基辅王公分封王子的措施不到百年便成为战国纷争的局面。在公元1169年和1182年，基辅曾两度为俄罗斯的王子们联合其他蛮族所攻掠。[50]

　　(iii)在这些封建王子中，地处俄罗斯广大北境的罗斯托夫(Rostov)和瓦拉德摩尔(Vladimire)之间的斗争冲突尤为激烈(有点类似春秋最初期的鲁郑之争)。由于俄罗斯的广阔北境多为无主地带，此二强相争，使得渔人得利——地处莫斯科旷野一小堡的中下贵族(Boyars，有如西周时的卿士？)，日渐兴起，成为日后的莫斯科大公。而在瓦拉德摩尔的王子瓦斯窝罗德(Vsevolod，1176—1215)则篡号自称为王公(Grand Princess，这原是基辅领主独一无二的尊号)。[51]

　　(iv)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蒙古人向俄境的三次征战(公元l223，1237，1238—1240)，似是摧枯拉朽，所向无敌了。公元1223年，蒙古军攻击俄域东邻的普罗夫泽汗(Polovtse)，由于此汗与俄国西南部的加力西亚王子(Galicia)有姻亲关系，加力西亚王子组合了部分俄域王子救援普罗夫泽汗。蒙古派出使者要求他们停止此举，但俄人杀了此使者。这对蒙古汗国而言，是不可轻恕的罪恶，双方交战结果，俄罗斯联军大败，其中七位王子和七十位贵族领主被俘后，在蒙军庆功酒宴上以残酷方法被活活“板压”而死。这次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境外。但事件并未了结。公元1237年12月至l238年2月蒙军西征俄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俄国东北地区，先后“占领”了里亚山(Riazan)、莫斯科河瓦拉德摩尔等广大地域，这只能用“望风披靡”来形容了。这些地区地广人稀，其贵族领主们根基很浅，无法整合作出有力的抵抗，但也因此而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比较起来，在公元1238～1240年，蒙古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征伐以基辅为中心的俄国东南部和南部；基辅一城在抵抗了一星期时间后，在公元1240年12月6日沦陷而被屠城。这地域不如以瓦拉德摩尔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北境广大，但蒙古军却花了近十倍的征战时间才能克服。可能由于战争的激烈，也可能因为当地强烈反抗的立场，此地区因而受到极大的残害。[52]罗马公教“方济各”教团僧侣帕拉诺·加尔比尼Piano Garpini)在数年后路经此地时记述说：

　　我们路经此地，但见平原上遍地头颅枯骨。此地曾经是人口众多的大城，但现在已空无一物。只有不到二百间房屋尚存，住户都是极卑贱的奴隶。[53]

　　俄国史学都一致认为蒙军对俄国南部的打击远远甚于北境。因为在公元1238年蒙军横扫俄罗斯北境后不到两年时光，此地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即能在公元1240年组成大军与其西境来犯的立陶宛人作战了。足见其元气并未受到重创。自此以后，俄罗斯北境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后的莫斯科大公便取代了基辅而成为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4]

　　(v)俄国北部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莫斯科大公的兴起不但与其在蒙军西征时对蒙军的不抵抗态度有关，更与他们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下对蒙军奴颜屈膝的降顺行为有关。蒙军征服俄域后，虽建立了金帐汗，但其主力大部分撤回亚洲，留下的军队能否有效占领俄域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有效地统治俄域了。据俄国史学家的估计，如果当时俄境的贵族们群起反抗，大概在被征服后不到四十年时间，便可把蒙军驱出全境了。在公元l270年(蒙军征服俄域40年后)无论金帐汗的蒙军变得如何衰弱和分裂，俄境的王子们都决心领导人民顺从蒙军的统治。在公元1362—1380年蒙军已完全失去了对俄域的控制力；在公元1380年第一次俄人起义抗击蒙军而获得全胜；但一旦蒙军重整旗鼓，俄国的王子们便立刻降服并再次接受蒙人统治了一百多年，直到1482年在俄境的蒙古金帐汗彻底消失为止。因此，蒙古金帐汗在俄境的失利以至消失，完全是由于其自身的衰落，而与俄人的反抗无关。[55]

　　当时俄地各王子都要携带贡品礼物亲赴金帐汗所在地朝拜，接受封号(Yarlyk)。史载，公元l250年俄地的车尼哥夫(Chemigov)T子迈克在朝拜金帐汗所时，因为不肯向蒙古成吉思汗的神主跪拜，便立即被处死。而在他之前到来朝拜的加力西亚(Galicia)王子丹尼罗曼诺维奇(Danial Romanovich)．贝l]受到蒙古汗大量的赏赐并加大其封地。这位王子对蒙古汗王奴颜卑顺的行为可想而知。因此大多的俄境王子们都争相向汗王屈膝求宠，其中尤其以瓦拉德摩尔王公为最甚。[56]

　　另一例证是，蒙军在征服基辅地区三四年后(公元1245)即下令“括户”(调查户口)，但在较早征服的俄罗斯北境却在公元l257年才进行“括户”，而且效果不佳。原因是：在俄罗斯北境，蒙人的统治完全靠降顺的俄人王子领主们代为执行，无庸蒙军躬亲。而基辅地区的王公贵族则由于强烈反抗蒙军而被大量杀戮，因此要蒙军亲自调查户口以征收税粮(按：这和本文下节论蒙军征服南宋后在中国南方的理算钩考可相比对)。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俄境的二百多年间，这些俄国王子贵族，都屈身为蒙汗的爪牙，作为其“收税代理人”Tax Collectors)，并常追随蒙军作战，镇压自己的人民。其中以瓦拉德摩尔王子为尤甚。因此他受到蒙汗的特殊恩宠，领土与势力大大增加，并取得原为基辅王公独有的最尊荣的“王公”(Grand Prince)尊号。其后，莫斯科大公也尽心尽力对蒙汗卑顺求宠，甚而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瓦拉德摩尔王公的地位，成为日后帝俄的沙皇世家。“莫斯科这名字在公元1147年才出现于俄国史籍；一直到1248年还只是俄境中的一小堡，多年来都没有一位王子惠顾。”这小小堡主最后却成为俄国的统一大帝。因此“早期俄国的史家大都认为莫斯科的兴起与俄国的统一，主要是由于蒙军的影响作用”。一位早期的俄史专家更指出：“奇怪的是，为何许多与莫斯科作对的俄境王子都被蒙古金帐汗无故杀戮？”答案是：“莫斯科王子历来都是对蒙古汗王最奴颜屈膝的，因而取得了瓦拉德摩尔的王权大位。”其后莫斯科王子必然成为瓦拉德摩尔的王公，二者合为一体。到现今，一般人大多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有瓦拉德摩尔的名号了。[57]

　　和前此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他众多的俄境王子们不同的是：莫斯科王公在羽毛丰满后，对日益衰落的蒙古汗国渐渐违逆。开始是把替蒙汗征敛的税收部分私自吞没据为己有，因而大大增加了莫斯科的财力(按：这也滋长了莫斯科市民的影响力，成为俄国市民经济与中间阶级的先驱)。后来在蒙军力量大大衰退的时候，莫斯科王公更进行武装反叛，并最后在公元l480年的一战，把蒙军砌底击破而成为俄罗斯的解放者与统一者了。[58]

　　导致瓦拉德摩尔与莫斯科长期对蒙汗屈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扩展势力过程中和其西面的特夫尔(Tver)领主不断发生冲突；后者联结了境外西邻的立陶宛为援。但立陶宛亦有时遣使者以厚礼与蒙汗联结，形成对立的二方争相向蒙汗求宠的局面。但多方争宠时，不免有所失误。在公元l382年即因信使失误——莫斯科信使赴金帐汗所时，汗王已受到立陶宛的要求而离开汗廷带领蒙古大军出发，替立陶宛攻陷了莫斯科；公元1408年，蒙军更横扫瓦拉德摩尔全境，所到残破。不过最后还是瓦拉德摩尔(莫斯科)获得蒙汗的特别宠爱。在这种多角多方角斗(不但包括俄境诸王子们的内斗，也包括蒙军的内部分裂)之下，莫斯科的市民逐渐发挥了一些独立的影响作用，和俄境勇于内斗而怯于抗蒙的王公王子贵族们相对比，便成为平民或中间阶层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了——在l5—16世纪史籍中，莫斯科市民群体常成为一独立于俄罗斯封建领主间的势力。[59]

　　上述史实和观点，多取材自美国保罗·哈里逊·丝乐芬教授(Paul Harrison Silfen)<<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视野面向史》(The Influence of the Mongols on Russia：A Dimensional History,Exposition Press，New York，1974)。此书取材极广，视野多元，综合了前此对俄罗斯史的数十种重要论著而分析其视野和立场。但由于兼重史实与史论(史观)——兼述兼评(此书副标题为“视野面向史”，Dimensional History)，因而述与评之间系统比较杂乱，旨指不免含糊。其叙述的史料史实大多直接展示出蒙古西征与金帐汗对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和其后的帝俄沙皇的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反映了帝俄政权的专制独裁腐朽的历史根源(按：西文“political despotism”一词，指的不只是“专制独裁”，而是带有欺善怕恶，对上逢迎，对下压迫的隐喻义)。不过作者为了强调其史观立场的客观公正，书中叙事里不时加入一些相反的论点，因而显得论述芜杂了(如上文所述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对蒙军曲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要应对其西面的特夫尔王子和境外西邻的立陶宛的威胁，而不是本性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