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二、蒙古西征与世界文明

　　在13—14世纪兴起的跨越欧亚的蒙古军事帝国，对东西世界各大文明的影响是无以伦比的。由于种种原因，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各界深入的分析。对这问题的深入和详尽的研究，不是一篇文章甚或一本书所能承担的。在此，仅就其若干重要论题略作析述，并指出以西方为主的一些偏见。

　　在18世纪欧人环球航行以前，所谓“世界”大概以欧亚两洲大陆为主。欧亚之间，则为崇山峻岭(世界屋脊)与大漠孤烟间的游牧(包括农牧)民族。贯通欧亚的交通主干为丝路(故欧西又称中国为丝国Seri— ca)。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二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接了欧亚东西，对世界文明的演变有极深巨的影响。第一次是公元前2—1世纪，汉击匈奴，匈奴西迁数千里，因而威胁到在罗马帝国边境的蛮族纷纷迁徙，导致罗马帝国覆灭，欧洲中世纪封建大分裂时代的开始。二次是13世纪蒙古人西征，对阿拉伯和回教世界以及西欧封建势力的打击，引致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展。

　　关于在3—4世纪进入罗马史籍记录的“匈氏”(Huns)是否就是中国史籍所记的西迁的“匈奴”人，在西方一直争议不断。美国加州大学的满真·贺芬教授尽毕生之力研究此问题，身后由其同侪门人整理其遗稿编成之《匈氏的世界>>(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r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从大量传统文献，语言学和考古研究的论据上，他否定“匈氏”为“匈奴”，而可能是“突厥”的血胤；但所论未免过偏。因为自汉武帝出击匈奴，宣帝时五单于争立，后分南北单于。至宣帝末元帝初郅支单于西走康居七千里。其后再经历了三四百年，“匈氏”(Huns)始出现于罗马史籍；在这三四百年间，西迁的匈奴族群在地域上经历了整个亚欧边陲，和无数在中亚中东的游牧、农牧民族接触交往融合。其文化(包括满真·贺芬所研究的墓葬、武器、马具、发型、肤色等)与原来在东北亚的“匈奴人”有所不同，是当然的事，不足以否定其祖先原自“匈奴”。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些“匈氏”是否就是“匈奴人”，但在公元前1世纪开始数百年来匈奴族群的西迁，直接或间接引起了亚欧间的民族大迁徙，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覆灭和欧洲封建割据状况的主要动力，是不容否定的。[26]

　　（一）西方的论议：“黄祸”与“黄福”

　　关于l3一l4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史家们更是见解不一。最著名也是最荒唐的是所谓“黄祸论”。[27]蒙古西征对欧洲的冲击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但直接受到此冲击的是欧亚之间的中间地带(回教与阿拉伯人地域)，极西只到东欧的西陲，并未侵入西欧地区；但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大受震惊，而有“黄祸将临”的想法和传说，是情有可原的。实际上，蒙古在公元1235—1241年西征，仅及维也纳边境，蒙军统帅拔都即因大汗窝阔台去世而东还，铁蹄未践西欧。反而是西征所及，对当时钳制和威胁着西欧的阿拉伯和回教势力，却有很大的打击；西欧基督教的所谓“十字军东征”，长期徒劳无功，屡屡失败，反而是由蒙古西征代为完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不但如此，蒙古人带来的或从阿拉伯和回教人处转移过来的科技和人文知识，是其后西欧“文艺复兴”的先河；而蒙古人带来的中国火药火器科技，更是日后西欧君主们倚仗为打击封建割据领主们的“金城堡垒”的致命工具，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因而得以实现。历史事实是：蒙古西征以后百余年，西欧(尤其是靠近蒙古西征军力所及的维也纳和意大利北部)便开始了现代化的先河“文艺复兴”。因此，蒙古人西征，对欧洲不但不是“黄祸”，而且是天大的“黄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蒙古军亦横扫南北，直指南洋，唯独不及日本岛国；而在近代，日本与西欧同为现代化早期最有成效的地区。从宏观事实而言，岂偶然哉？下面大略论列当代史学界对这问题的讨论所受到欧西史学与“东方主义”误导的种切。   

　　欧西史学家关于蒙古人西征对西欧的正面有利的影响，多有隐讳；但其投射意态，却表现在他们关于蒙军西征对欧亚中间地带的影响的论述。西方史家一般认为蒙古人西征对欧亚之间的中东地带，包括印度北部，有很多正面的影响：(1)蒙古人对宗教的容忍多元的态度和政策，对此地区的极端强烈排他的狂热宗教信仰传统有所缓和；(2)蒙古人的风俗(非宗教性)的政治权力和法律观念，对此地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和宗教原旨法律传统有所冲淡与中和；(3)蒙古人超部落的中央集权政制(尤其是军事体制)对此地区的多民族部落政治和社会体制有所提升(由部族而超向地域性的“封建”)。这些论析，主要是以西方文化原旨的或现实的价值观点为出发点的。所述各点对中东地带人民实际本身而言，足可批判讨论的问题。[28]例如，在一套美国出版畅销数十年的英文本的两册共1419页的《世界文明史》的第14章“拜占庭文明”(公元l054—1453)中，只说“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领域内有很多斯拉夫人和蒙古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入侵[的史实]很难处理”，“此等蒙古人从俄罗斯在亚洲的高原地带进入欧洲；他们是牧人，带有其生活方式特性的猛烈精力和好战习俗；他们进入多瑙河后，便强力进入拜占庭帝国；部分蒙古人与斯拉夫人混合，建立了现代的保加利和亚塞尔国族”。第l5—16章“中世纪晚期”(公元1050—1350)中更无一字提到其时的蒙古西征和蒙古汗国。这是很含混的隐讳之辞了。[29]

　　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蒙古人西征以后，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与回教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比对西欧而言，大大减弱了。而前此则是阿拉伯与回教势力占了绝大的优势，不但在实体文明上，在天文、数学、医药、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上均领先于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欧。阿拉伯人的海外航行和商业，在唐宋两代而言，即比西欧先进了五六百年。蒙古西征以后，14世纪末至l5世纪初，西欧的文化力量才开始逐渐压倒了中东回教和阿拉伯人。[30]因此，蒙古人西征是促进西欧(乃至全西方)现代化的最早、最整体的动力，是可以确定的(除了忘恩负义不肯正视这事实的西方人)。

　　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新编的《人文史》撰写“蒙古帝国”专章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沙格大连·比拉(Shagdaryn Bira)，在《蒙古帝国》章，“The Mogol Empire”(UNESCO, History of Humanity，VoL．Ⅳ， Ch．30)，把蒙古西征说成是野蛮残酷，无一是处：

　　公元l219—1224年，成吉思汗成功地以军事行动征服了苦互利森(Khwarizm传统译为花刺子模)沙王(shah，或应称大领主)阿拉哈甸穆罕默德的大帝国。其时此帝国已因内乱内争而开始衰落。结果是此帝国属下的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布伽哈拉(Bukhara)、鸟尔建芝(Urgench)、奥图拉(Utrar，otrar)、尼沙普尔(Nishapur)、马尔鸟(Marw)等等，均为蒙古军占领。所有重大的文化中心均成为废墟，所有民众悉被屠杀。城市如巴罗克希(Balkhi)和撒拉伊古鲁古拉(Shahr-i Ghulshula，又名巴母颜Bamyan)完全被毁。[31]

　　很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编者在此章之末，加上按语，云：

　　此章打字稿交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文史》编委会分发给各编委后，编委Halil Inacik提出异议并作出案语。登录如下：蒙古帝国[西征]把中国的科技传到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中国的丝绸运到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使得意大利能够发展其丝绸纺织工业；而[欧洲与亚洲]贸易的路线也由印度洋和红海转移到安娜托里亚海(Anatoha)和黑海，案语后并引西文有关名著，W．Heyd，Geschichte des Levantechandels im Mittelalter，1879，法文译本，F． Raynaud e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欧西]中世纪商业发展史，(1885—1886)，2 vols．为证。[32]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前后数任总裁的序言，该组织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伊始，即以20多年时间筹备编撰此《人文史》为其主要任务，并在20／21世纪之交金禧纪念之际，新编一《人文史》 fUNESC0，History of Huinanity)；这是此组织之核心工作。各册书中，专章之撰写人均是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或相关的会员国提名，并经有关会员国认可而任命。这在学术上固然很慎重，在国际政治上亦有很高的敏感度。联合国各会员国在这本史书中分占篇幅的分配即是一棘手问题；[33]而此书之20世纪专册一直还未能编成，更显示了其在国际政治上敏感疑虑的处境。在这情况之下，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沙格大连·比拉的言述便更是可异了。至于书中由编委提出异议，作出案语附印在文后，更是极为罕见。   

　　相对比较，代表西方基督教、由英国宗教文化大师克里士多夫·多荪主编的宗教成份很重的《基督教国度之建立者》《丛书》中的《蒙古使节》一书，[34]描述蒙古西征在中东、俄罗斯和东欧地带作出的祸害时，虽然说：

　　整个东方世界从高丽到匈牙利都被其(蒙古军)推倒而上下颠翻，被这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祸所改变。(页vii)……此时回教的前景是从未有过如此的黑暗。在印度大地以西的所有回教苏丹们全部被毁灭。……在公元1259年，叙利亚的二京城亚勒婆(Aleppo)和大马士革也陷落了……只有埃及尚全。(页ⅩⅩⅤ一ⅩⅩⅥ)[35]

　　但提到西欧时，却说：

　　在公元1257年秋，当蒙古大军毁灭了亚撒斯在历史上固若金城无人能破的强大基地而进入米索不达美亚地带，这降临在回教的大灾祸，却大大有利于基督教人民。他们(基督教人民)群起庆贺在公元1258年二月[回民]巴格达的陷落和亚八西地回教加里法的毁灭，说这是回教数百年来迫害[基督教人民]的报应。

　　当时西欧人幸灾乐祸的心态在此表露无余。

　　上引沙格大连·比拉叙述蒙古西征对中古回教地区的残害的语气十分值得注意。[36]以比拉的身份，他应该不会过度宣扬蒙古西征的负面残暴行为。但受到这残暴行为的苦果的不是西欧人，而是西欧人的死敌——回教与阿拉伯地区。

　　比对之下，蒙古西征在军事上对西欧真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了。拔都西征接近中欧名都维也纳，即于公元1241年因汗主(太宗窝阔台Ogodai)之死而东返。据近年西方史学家的分析，事不止此：

　　公元l241年，蒙古十五万大军，进入今日波兰及匈牙利区域。其时西欧基督教各地领主极度震惊……他们长期以来[自相残杀]，门户洞开，没有一支整合的军队可与蒙古军阵上对抗。但蒙古大军却突然而去，这对西欧许多基督徒而言，是一神恩神迹。蒙古军此举，传统上认为是由于窝阔台汗的逝世，蒙古西征主师拔都要回本土参与新大汗的选立。后来史学家否定此说。因为拔都并未回到大汗之都和乐和林，而只是把大军调回俄罗斯东部地域，继而建立金帐汗国。更重要的是，此后乃至四大汗国成立以后，蒙古人仍可以随时再次入侵西欧，但却并不作此举。现代很多学者们认为蒙古人未进入西欧基督国度，是因为西欧没有足够的草原，以满足供养原野游牧人的马队与牲口，他们I蒙古人]认为高山深林遍布的欧洲，不值得大花力气去征服。[37]

　　这解释也很怪异。真正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西欧当时的文化水平过低，是野蛮人眼中“更野蛮的野蛮人”，不值得蒙军去征服罢(参下文关于蒙军对俄罗斯北境的征战的析述)。

　　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基督教国度对蒙古汗国的交好态度。“西欧与蒙古交往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古拉丁文的记录。在这些文献中，看不到任何西欧对蒙古人和亚洲的影响”。[38]这关涉到了这些史料的不加虚饰的实录本质，但也反映了一更重要的问题：这时期中、蒙、欧乃至东、西文明水平的对比。当时西欧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中东和蒙古，更不要说和宋代文明比较了，因而西欧不可能对蒙古人和亚洲的文化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关于西欧与蒙古大汗的交往关系，众所周知的是约在公元1298—1299年间完成的马可波罗的《游记》。《游记》中对东方世界“金玉满堂”、“珠宝遍地”的记述，引起了西欧朝野上下开展海外航行的动机。当时自西欧向东航行到亚洲的海道，每每遭遇到敌对的阻力(阿拉伯人、回教徒、和与阿拉伯人或回教徒结好的当地势力——西欧人眼中的海盗)，这导致了哥伦布、亚美利哥等人为了避开回教徒和阿拉伯人的势力而从大西洋西向航行，因而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是大众周知的知识，但却因此而常为治史专家所忽略。《游记》对东方的物质文化、政治、经济、民风习俗都有描写，但对在世界文化上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汉字)和日后西方来华传教土们所特别注重的孔子和儒学，一字不提。因此不少研究者怀疑马可波罗其实并未到过中国，《游记》所述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的传言。此事今已难作考断。无论此《游记》所述为马可波罗所亲眼目睹，抑或只是道路传言，这都显示出当时欧洲人所关注的是物质财富，无关乎学术哲思精神文化。这也反映出了l3—14世纪时欧洲的文明水平——除了宗教信仰’以外，物质生活相当贫乏，更不要说学术哲思等高阶次的文化了。[39]

　　值得注意的是《游记》中关于中国江南地带商贾的社会生活和心态的描述。书中记述江南商人生活富裕，家中人等自妻女至奴仆均衣着华丽丝绸，宴席上美食不胜枚举，而且十分好客，礼貌周到，令外人宾至如归。“但一听到[蒙古]骑队蹄声，他们即时脸色大变，匆忙散席，入户闭门”，这应该是实况。(下文再论)

　　（二）大众迷思与教廷使者

　　关于蒙古人与西欧的交往关系和文化对比，比较可靠的，应该是在13—14世纪百多年问罗马教廷多次派到蒙古和蒙军占领地区的使节的记录文献。但这些文献问题更多。“[蒙古西征]这一在西方乃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章节，常常为西方史学家所忽视”，“到目前(1989年)为止，关于教廷与蒙古交往的拉丁文文献，分散各地，尚未经妥善整理”。[40](这可能与上述西欧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隐讳”有关)。

　　另一原因是文献学上的：当时欧洲各民族国家尚未奠基，西方各国文字亦未成型；散处各地的封建贵族，上至领主(10rds)下至武士(warrior-vassals)，多为文盲。唯一的文字是教会僧侣使用而保存下来的拉丁文。但写在羊皮纸上的拉丁文字，常常字母脱落，文法不通，字迹不清。因此欧西近代史学(以德国为首)是由比对各种破旧的羊皮纸上的文献字迹、确定其文字、拼音、文句、文法、古义等基本“小学”(语文学Philology)32夫，来解读羊皮纸上的文字开始的；这种“小学”工作比清代的“小学通而经学明”的“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学术阶次低很多；但其工夫则是更为繁杂困难，其成就亦更为可观。⑩    这些拉丁文籍，对当时教廷派出使者的次数这最根本的记述，亦前后矛盾。能确定的是，公元1245年在里昂召开的公教大会中，由教宗Innocent lV主导的教廷决定派4个使节团至蒙古王庭。其中之·，由伽比尼之约翰比安(Giovanni del Plan di Garpini)为首，抵达上都哈剌和林参与了蒙古定宗贵由(Guyu，1246-1248在位)在公元1246年8月24日的登位大典，并于1247年11月返抵里昂市。约翰比安教士对教廷呈交的报告，为当时唯一的官方实录，在西欧广为传阅，其后并收入比韦·文荪(Vincent Beauvais)的《史志》Speculum Historiale)。另一重要的教廷文献，为在公元l253年出发的鲁卜克之威廉教士(Fri- ar William of Rubruck)领导的使节团，他留下了关于蒙军地区更为详细的叙述。[42]教廷的记录主要是有关宗教事宜。这些早期的宗教使节所产生的实质效应，和其他教廷使节们的行踪，今日已难察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l248年，“十字军东征”主帅法主路易士第九(Louis IX)在塞浦路斯忽然接到在中东的蒙古将领使者的来音，并派使者回报。由此可以推测，其他教廷派出的使节无论是否成功抵达大汗王庭，最少也接触到在中东各地区的一些蒙古军统领。而他们在对西欧和蒙军间交往所发生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曾面见蒙古定宗贵由的约翰比安。

　　和马可波罗“天方夜谭”式的记述比较，这些教会文献关于东方物质财富的关注和对学术哲思等精神文化的忽视，大约相类。不同的是这些教士们向蒙古大汗传布基督教信仰的宗教使命的执着。从其后五六百年间西方教士在东方传道的比较可靠的史实上看，这些(新旧基督教)教士传教的宗教热诚，前后如一。不同的是：

　　(1)在13—14世纪，欧西的文明水平(包括物质财富，人文造诣，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都远远低于中东回教地区和远东的中国；其时的基督教士是以弱势求乞的心态到东方来的。这境况与l6—19世纪西方的文明水平(特别是军事力量)逐渐超前了中东与东亚，而西方教士以强势的救援心态(所谓白种人的承当，The White Man’s Burden)到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2)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欧西(乃至中东回教)和东亚人不同。东亚人们基于“人本”立场，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一切宗教都是为人而设(神道设教，救世、救人、救灾、治病、长生)，甚而带有浓厚的功利心态(信神求福，多多益善)；[43]因此在13世纪时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对教廷劝其归信上帝基督之举，能够容忍，不以为怪，也不以为不恭；在16—19世纪，中国民间相信“儒、道、耶”三尊同列，乃至三教合一者，亦多有其人。即使在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挟西方帝国主义声势，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享有特权，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仍然不少。这与西方的基督教与回教虽信仰同一的上帝，而基督新旧教更信仰同一的上帝、耶稣和《圣经》，但彼此之间却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相去实如天渊。

　　(3)至于在13一l4世纪时的罗马教廷，乃至西欧封建社会，在一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传教上却有如此自信自大的心态(包括所谓“十字军东征”)，则是人类文明史上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问题须要十分慎重详细的分析，以后再论；在本文论述上，可以指出的是：

　　(i)在近东、中东(包括印度)和欧洲地区文化传统中的狂热宗教心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很难以理性诠析：在21世纪科学倡明的当今，在此地域中基督教与回教间乃至在英国爱尔兰之基督新旧教徒间的暴力冲突，仍然归根于此宗教狂热。[44]

　　(ii)在公元15世纪以前，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对蒙古人传教的心态，显示了其对东方地区的极端无知。“在公元400～1000年间，欧洲乃是一孤立自闭的文明，在不断的战乱中，人们惟求自保活命……在这大地上，人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直接威胁着他们生存的中东回教人；除此之外，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当时在欧洲人们心中残存对东方的记忆，大多源自远古蒙昧时代流传下来，后来经过重重改写而保存在基督教的拉丁文《圣经·旧约》中关于世界各地人民的神话传说。[45]

　　西方的基督教，源自中东，对东方世界保存了不少迷思(myths)。其中一传说，谓古犹太民族的一支族远渡东土，成为西周王朝之远祖。[46]另一盛行于公元3世纪的传说，则叙述基督教圣·汤马士(St．Thomasl在印度传教，发展成东欧的“景教”(Nestorianism)和印度的大]3t(King David)。这种文化上的迷思，充分地表现在12世纪(蒙古人兴起的前夕，公元1119～ll24年，ll41～1145年间)弥漫在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上关于“约翰长老”(Prester John或Pres— byter John)的传说(这传说一直流传至l7世纪)中。在公元1165年间，一些据说是“约翰长老”的书信在欧洲广为流传。传说中“约翰长老”是一仁慈、正直、公平的基督教君主，他在东方异教蛮族间，建立了一极殷富的基督教国家，打败了最强大的异教徒(回教)国度(按：可能即上述之花刺子模)，并盼望与西欧的基督教政权(其时西欧武士割据，不足以称为国家)联系。这“约翰长老”建国何处，则说法纷纭，有说在印度，有说在北非，有说在中亚、西亚，乃至“西域地区”。又说他的儿子或孙子是印度的大卫王，在公元1141年前后打败了许多异教武力，并计划收复圣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又说他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养父”或“岳父”，后来更说他就是成吉思汗本人。其后又说他打败了蒙古人。[47]

　　当时西欧本身的低文化水平，其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欧洲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节节失败徒劳无功，蒙古帝国对欧洲基督教的死敌回教阿拉伯人的致命威胁(因而成为西欧的救星)，蒙古人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接受和容忍的态度，蒙古军对西欧的和善友好，和蒙古西征带到西方的东方(中国)的高度文化因子等等，都与这传说的日益流行息息相关。这传说充分隐示了蒙古西征对西欧来说不是“黄祸”，而是天大的“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