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
三、东蒙的定居游牧
从清中叶农业北扩开始，一些蒙古人就开始走向定居，这中间存在一种半游牧的过渡类型。牧民在转向半游牧时，一般地采取定居游牧的方式。现在的定居定牧是1984年以后随着草畜承包制的全面实行而产生的，以前还有一个定居游牧阶段。这种定居游牧首先在接近农区半农区的地区出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已经存在，但扩展过程很慢。1949年以后，半游牧和定居游牧快速推广。总之，蒙民的定居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清初到1949年是第一阶段。部分蒙民从清初就实行农业，由游牧逐步过渡到定居游牧或定居定牧。但北部大多数游牧区仍在游牧。最有特色的是第二阶段。这是集体化下的定居游牧时期，定居游牧在所有的牧区推广。这一阶段从1950年代起到1980年代结束。[1]第三阶段是1984年以后，一个政策导致游牧完全消失。以下所述主要是第二阶段东部地区的定居游牧。
（一）定居游牧的推广
1951年，中共内蒙古分局提出要在有条件地区逐步推广定居游牧。1953年，中央也提倡定居游牧。当时政府的政策思考似乎是在生活与生产的矛盾中做出的，并无现代的那种生态意识。政务院就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区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时指出：“各地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也有一部分是定居和定居游牧区。定居与游牧各有好处与缺点。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原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来说极为不利。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则可以兼有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一部分（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老弱小孩）在定居的地方建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的条件下，逐步将牧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2]领导者一开始就知道要保护牲畜和草原，而且认识到移动不能享受固定生活的带来的教育、卫生、商业和食品的便利。故定居成为政府任务，但定居游牧涉及到许多设施建设，像建圈搭棚、打草和盖房等，个体经济难以快速完成。所以，集体化体制建立以前，定居游牧推广很慢。
1950年左右实行纯游牧的地区是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的牧区，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东蒙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和中西部的伊克昭盟大体已经处于定居游牧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定居游牧，各地的速度有所不同。靠近农区、半农区的牧区，定居游牧已经存在。这些地区的对策是建立轮牧制度，完善定居游牧；在纯游牧区，则集中划定冬春营地，在冬、春季节实行定居。[3]定居游牧不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基层社会运行的生产与制度体系，没有基层社会，生产安排难以完成。许多地区由于制度未完善，草场没有划分。1950年代中后期，游牧区开始形成集体化制度，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加强。定居游牧不再是一种推荐的方式，而是一种应该执行的决定了。195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牧区安于现状、满足于游牧生产方式的保守思想，要求从水利、饲料基地等基本建设入手推行定居，争取1～2年内在游牧区基本上实现定居。在已经定居和半定居的地区，要求进一步划分牧场，划区轮牧。1959年，随着牧区、半牧区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定居游牧开始进入全面规划阶段。呼伦贝尔草甸草原划分了四季牧场，锡林郭勒典型草原实行冬春、夏、秋三季牧场；中西部荒漠草原地区只分为冬、夏二季草场。1960年代初，内蒙的定居牧户已占到牧业总户数的79％，像锡盟这样的纯游牧区已实现定居游牧。1965年左右，内蒙古牧区基本上放弃了几千年以来的纯游牧，[4]“逐水草而居”游牧方式被彻底改变。定居游牧在各地的实施差异很大：一方面，总是有一部分牧户愿意呆在蒙古包里，不愿意在冬季草场长期定居；另一方面，定居的质量不一样，定居建筑也不一样。所以，以后各地陆续完善定居游牧。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蓝旗、白旗和黄旗，1960年左右有74％牧民已经定居，但由于定居分布不合理，需要重新整顿。[5]
（二）权力空间
东蒙游牧程度最高的地区当属呼伦贝尔。政府推广定居游牧时，有一些人已经定居，主要是一部分俄国侨民。他们定居于铁道两旁和额尔古纳地区。其畜牧业是相对近代化的欧式集约畜牧业，夏秋两季在居住区附近放牧，夏天割草、贮草，冬天把干草拉到家里，饲养牲畜过冬。索伦族和陈巴尔虎旗也有一些定居游牧的，冬天在冬营地定居，春、夏、秋以蒙古包游牧，夏季打草。大多数新巴尔虎蒙古人仍处于纯游牧阶段。1952年，一些人在冬营地固定居住。冬营地生产在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了由巴嘎或苏木领导下的“过冬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新右旗组织了317个过冬互助小组，每个小组有3～5户，参加小组的牧户有29户是冬天不游牧的定居户，其中有5户因牲畜过少而不移动。[6]1953年过冬时，呼盟各旗根据情况单独组织一批牧户定居过冬。总共组织了牧民3，051户，定居点93处。在这些定居点上，政府组织饲料供应，其中包括从农区运豆饼和夏季组织牧民打定居于草。同时，有计划地分配草场资源，但冬季所能够饲养的牲畜只占8％。[7]
定居游牧者有的住土房子，有的住蒙古包。在阿鲁科尔沁旗的巴拉都塔恰，1939年左右全部用蒙古包生活，但却是定居游牧的。两户固定居住，其余的人轮换冬、夏营地，夏季移动到村北60多里地的地方，青壮年外出放牧，老人孩子留在原地。村附近的牧民基本上定居游牧，村庄往往由土房子、固定蒙古包和蒙古包组成。冬营地上的驻营地点基本不发生变化，每户的营盘一般已经很秃，有埋炉烧饭的痕迹，别人不能轻易在这种地方驻营。[8]克什克腾纯牧区相对固定的冬营盘是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1949年以前住蒙古包，睡潮湿地，不用固定营盘。推广定居游牧后相对固定了营盘，包里建上了火炕，有了火炕就不会轻易迁移。老牧民对1961年的调查人员说，睡火炕是1949年以后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火炕采暖效率很好，若晚间烧火后，盖上烟囱口，火炕可以一夜不凉，在蒙古包内开会或人稍多时，则有过热感觉，得脱去外衣。”[9]火炕防潮湿，利于健康。为了防潮和防湿，其他三季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的改进。以前有人铺牛皮，但牛皮不能解决防潮问题，于是又在牛皮上铺上一层苇子防潮。有的人架设木床，或是铺木地板，材料都很贵。通风条件也有了改善，岗更大队的蒙古包有了玻璃窗。这种蒙古包与房子和固定包相比，受烟气的影响比较大，内部环境很差，在阴天下雨不能开窗之时，烟气弥漫于包内，有害于人身健康。由于烟熏，蒙古包的毡子只能用3～5年。新毡子要用50斤羊毛织成，成本很高。[10]
冬营地的蒙古包不但设火炕，而且为了固定地牧养牲畜，附近还有牲畜棚圈、幼畜暖棚，这些设施加强了冬营地上的生产活动。克什克腾的冬营盘居所是精心选择的，选择好了以后不轻易发生变化。许多营盘选在丘陵低地的沙窝子里，一个地点往往集中了3～4个固定包。第三大队的冬季居民点位于四围是山的平坦低地上，地势开阔。1961年左右，新建的一处定居点只有6户，既有传统蒙古包，又有定居时代的院子和棚圈，体现了定居游牧初级阶段的特色。每个蒙古包周围用树枝围成一个院子，蒙古包在院子内，院子后面是牲畜的棚圈、幼畜的暖棚和储草栏。各户的院子彼此相连，远看形成一家。院子前面堆着牛粪，做冬天的燃料。由于生产和生活已联成一片，每户的固定空间并不大。夏天沿河岸搭包居住，因是暂时居住，不会有院子。岗更大队的各小队大多沿河布置，比较自由。有的蒙古包沿河排成一排，更多的则是分散布局，少者相隔3～4米，多者100米以上。经常使用的蒙古包仍保持着过去时代小巧玲珑的特色，便于携带、拆盖，可以在牧场中任意选地暂住。这一地区曾推广过一段土房子定居，效果不大，文化上的差异使一般蒙古人不喜欢盖房子。也有一部分人盖子房子实现了定居定牧，达里诺尔人民公社有9个牧业大队，第三大队第一小队实行了定居，定居点盖了土房子，其他大队都实行定居游牧。老弱牲畜和部分人员留在冬营地的居所，其余的人外出走“敖特尔”。第三大队第一小队之所以很快实现定居定牧，因他们是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对土房子适应。图3.3是当时土房子的结构。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将37户排在一起，户与户相连，像内地的村庄一样，妨碍了生产。因为各户庭院小，牲畜进出乱群。出场也不便，出场地点离居民点100里左右。领导片面地强调集中，才导致了这种后果。定居点内的房子也不能集中，也要求一个大的间隔空间。按当时牧民的意见，30～50米的间隔是合适的。另外，当时兴建的定居点还有一点反传统的味道，就是在地形平坦的地方建定居点，平坦对牧民不一定好，因无天然的屏障挡风，背靠坡地就好一点。[11]
在中部干旱草原地带，定居更早一些，但政府领导下的定居游牧仍在1950年代有开展的空间。据绥远省畜牧局对四子王旗第三努图克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表明，比较愿意盖房子的是靠近农区的一些牧户。这些人长期受农业文化影响，愿意定居。他们愿意接受政府发放的贷款支持。三区第一嘎查第一阿拉坦（村）的一个新房子主人——赦老四（蒙人）和他的爱人通过对蒙古包和土房子的对比认识到：“住包夏天闷热，冬天寒冷，过去蒙民多得腰腿痛，就是因为住包的关系。”“做一个包的毡子需羊毛300斤到500斤，每斤羊毛一万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合新版人民币一元），就需300万元，并且三五年就要换毡子。若盖一间土房，只需百余万元。且一间土房能住十几年，每年抹一次泥就行了，住土房是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赦老四一家定居历史很长，以前在农区也有房子。他们是在没有政府贷款的情况下卖了农区的住房来牧区盖新房的。[12]大规模地推广定居不但要靠国家提供贷款，还要提供材料。因为内蒙许多地区没有森林，也没有木材，完全要依靠国家从外地调拨。1960年，西乌珠穆沁旗的巴彦宝力格公社计划全部定居，“未定居户有727户，建设22个定居点，共建筑房屋1，449间。由于木材运输力不足，木材供应工作赶不上去。”最后，只能在3个大队建253间房子。[13]
游牧时代的王公随牧民移动，尽管中央政府对王公有权力关系，但由于距离太远，联系较少，权力基本上不能达到草原牧民。既使是王公与牧民，联系也有限。政治权力为牧民所能提供的服务也少，因为产生联系的成本太大。清代的“佐领”只是在清初才发挥作用，后期牧民甚至很难与佐领产生联系。牧民是散居游牧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游牧地带也可以有许多个佐领的牧民。民国时期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佐领的范围开始固定，旗以下的草原界限也开始划分。由于政治的需要，定居游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正是定居游牧为政府的权力深入基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基层社会完全被控制和掌握起来，随时可以参加各种运动特别是救灾运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定居点为蒙古牧民提供服务，特别是日常邮政服务、商业服务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定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牧区的面貌，提高牧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定居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开会、传达指示，发动群众，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形式，如果没有定居配合，靠骑马串蒙古包，很难开展。人民公社作为当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有定居点依托。公社定居点“在性质上是全社各项活动的中心据点。除了公社办公所在地之外，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建立一些社营的工业企业、全社性的高一级学校、商店及文化卫生机构等。”随着定居的发展，生产大队定居点也开始发展起来，大队办公室、小学校、供销部、缝衣店、保健站及配种站等建筑物都依附于大队定居点建立起来。生产队定居点是一般居民定居点，有统一的大棚圈和畜栏，一般10～20户左右形成一个聚落。另外，浩特（2～3户牧户形成的放牧单位）和畜群点也有固定的生产设施。[14]
公社定居点的建筑与内地不同。内地有很好的街道，机关、学校等建筑整齐划一，牧区公社各单位则往往分散。达里诺尔人民公社的定居点从1956年开始逐步形成，有办公房、宿舍、住宅、食堂兼礼堂、卫生院，还有一些小的加工厂，如奶粉厂、毡类毛皮类加工厂、粮食及铁木加工厂等。总体上分散布置，建筑物之间有大量草地。在这个定居点的东北角，有一个牧民定居点，明显是刚建成的，砖瓦房整齐划一，共有37户牧民。这样一个牧业定居点作为公社驻地的附属，是政治的产物。这个定居点要为政治中心提供一些劳动和商业的服务。作为回报，这种定居点的牧民可以更多地享受公社中心各机构所能提供的各种教育和文化资源。[15]
公社定居点完善以后，1960年以后的重点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定居点建设。各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地区愿意以大队为核心，将全大队的家庭集中居住；有的地区则以生产队为核心定居。锡盟1960年以后实行“大队为基础，以小队为基点”进行安置。在西乌珠穆沁旗，许多地区就是以大队为基点进行定居。当时许多牧户反映是“过于集中”，[16]但一个大队的人集中在一起，才能进行政治运动。定居游牧的过程中，大队部是固定的，有的固定于冬营地，有的固定于其他营地。大队是定居游牧和划分草场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即使公社有权划分，具体移场行动的执行单位仍是大队。
（三）景观空间
定居点的生态景观空间是多样的。核心的部分是人居空间，最近的外围是庭院畜牧业空间包括许多畜栏，再外围是林业和农业的空间，最外围则是纯草原空间。每一个定居点，基本上都以相同的景观要素组合向外扩散。以克什克腾旗的黑山头定居点为例，这个定居点是达里诺尔人民公社附近的一个定居点，其生态空间见图3.4。1961年的定居环境明显分割为人类生活、种植业、饲养畜牧业和游牧业四大部分。在人居环境部分，老年人和小孩子生活安定，“妇女摆脱了常年睡在潮湿的地下，健康大有改进，生育能力大大提高”。牧区一个房子可以住十几年，但并不是所有的土房子在废弃后马上进人草原的物质循环，现在仍处处可见这种废弃的旧房子，如同草原上没有处理的垃圾。内地农村的弃房马上就会被拆，弃土当作肥料进入农业生态循环。作为燃料的牛粪堆在院子外，牛粪堆可在1～2年内用完。第二个生态空间是种植业，主要是菜园，在房子后面。蒙人有一些从半农半牧区迁来，会种菜。后期有了农业，种饲料。最重要的是庭院内的畜牧业空间，由棚圈和畜圈组成，饲养牲畜。畜栏尽管比较简单，总比纯游牧时代要复杂且固定。游牧时期圈羊的哈莎是活动的，定居后的棚圈中有用土垒的墙。另外还有其他设备。当时只作了简单的分类饲养，有养牛犊的地方、有挤奶的地方和草堆。但在纯游牧业时期，除了简单的畜圈以外，并无畜草储备。[17]有的牧户在冬营结束后，全部撤离，冬营地不住人。这时，他们的棚圈很难保存到明年，草原上燃料紧缺，其他人会来拆掉有用的木料作烧柴。
从图3．4中还可以看出，定居点外围并不是除了草原什么也没有，不远处还有蹦蹦房。这是一种类似蒙古包的建筑，但不像蒙古包那样具备移动性，是将蒙古包下部和柳芭抹泥，成为固定式蒙古包。这种临时性居住场所并不舒服，但很适用，也可以很快废弃，也可以不住人放些其他物品。在定居游牧发展的集体化时代，由于牧场已经划分，牧民的活动范围相当固定。除了冬营地固定房屋外，其他地点不一定全用移动性蒙古包，也可以住蹦蹦房那样的临时居住点。还有窝棚，类似于内地看瓜人住的房子，两面坡，屋面直接入地，夏天异常闷热。也有的窝棚墙体用柳笆围成长方形，里外抹泥，像一个方盒子。还有一种叫马架子的土木结构，山墙向南，外门开在山墙上，体积很小，也是一种临时性居住点。[18]这些建筑都有很强的临时性，用不了几年就会废弃。定居游牧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可以消除移动蒙古包，用冬营地的长年土房子再外加其他临时建筑来代替。定居游牧时代的营盘有固定营盘、辅助营盘和临时性营盘，临时营盘就是移动蒙古包和逐水草而居，这是定居游牧时期夏季走场的方式。冬营地的营盘为固定营盘，“固定营盘上有家畜过冬用的棚圈，作为接羔的营盘，往往还有暖棚设备，有贮备的干草和其他饲料。老弱病畜和其他的半舍饲或舍饲家畜也在固定营盘上饲养”。而辅助营盘在“固定营盘的四周，供家畜初冬天气不太冷的时期使用，或供肥育畜在春季使用。辅助营盘也设有简单的棚圈，也贮存一些干草和饲料供给家畜在天气突变遇暴风雪时补饲”[19]。那些固定式蒙古包和窝棚之类的建筑，往往是做这种辅助营盘之用。
农业愈到后期愈发展，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定居。乌兰毛都在集体化以前实行定居游牧，没有农业或只有很少一点农业。“牧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牧业生产来维持生活”。1956年共种地630晌，粮食的自给程度只有1／3。1958年大跃进，种地1，000晌以上，当时的目标是“争取本年度粮食饲料自给，并卖给国家千石粮”。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农业定居性加强，定居村屯27处，大量建棚圈，大量打草。年老的牧民不再跟着牲畜到处游动，儿童在定居点念书，妇女做家务，同时为走套包（外出用蒙古包游牧）的男子供应所需要的东西。人口10年内增长了32.1％。[20]
林业的生态空间可以单独存在，并与农业相联，多是在定居游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开始，牧民只是在土房子周围栽几棵树，锡盟牧区的植树造林一开始就在居住点附近，[21]以后逐步推广到农田边缘。在锡盟南部的农牧交错区，人民公社后期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草原生态景观——林网。林网将村庄周围的农田与草原分割开来，整齐划一，非常好看。1975年左右正值农业学大寨，各地要求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盟良种场的林带的间距是成年树高的20～25倍，达200～250米，其他地区不等。在有水利条件的地区，田、渠、路、林四配套，整齐划一。有的林带只有18～24米宽，杨柳居多，乔灌结合，迎风面是柳树，背风面是杨树。农田内按林网分割出方格田块，实行草田轮作。林网不但防止了对土壤的风蚀，也使农业产量提高。林网未建以前，翻耕后的土壤往往被风揭出犁底层，使草原既不长庄稼也不长草。林网保护了草原，也保护了生态环境。浑善达克沙漠地区长期超载，但后期基本上无灾，因为大量的造林为冬春牲畜提供了木本饲料。这一地区的树种主要是榆树，牲畜夏季吃草，秋、冬、春三季都可以吃树叶和树枝。牲畜在灌木丛中可以抗风保暖，大雪埋不住。[22]植树到后期也起到了防止东蒙科尔沁草原沙化的作用。林下庇护的牧草生长旺盛，为林带居住建筑和走场的木车提供了木材。在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夏秋营地走场放牧，冬季定居点在夏、秋时节得到了环境的保护，树木得到生长机会。“加上该大队健全了护林、护场。加强了防火制度，经过几年时间，现在冬春营地以（已）有5万亩幼林，该大队的棚杆木和木车用材达到了自给。”[23]
（四）营地重整
在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时代，无法对草原进行管理。1949年以前，定居的牧民也无力对草原进行管理，任由过牧化在村庄和居民点附近发展。1952年以后推广的定居游牧使牧民逐步走上草原管理之路，对四季营地进行了规划。任意游牧时期各季大体上有一定的范围，只要不出旗界就行，一年移动10次以上很平常。定居游牧以后，顶多只有4次，四季营地各1次，并且有了营地界线。因各公社、各大队都有各自的范围和利益。在固定营地的同时，也固定各地方的打草场。自由放牧时期，“缺乏全面规划草场，对明确划分旗、社、场界，认真实施的不够，往往产生抢牧”。定居游牧以后则有了权力的空间与界线，基层权力在地域上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人民公社化以后的确使“牧场的使用逐步走向计划利用”。但界限是否非常严格，像现今这样各家各户都有了铁丝网呢?也不是。由于雨量和气候的变化，牧民“哪好哪去”的习惯仍有一定的保留。在锡盟，1952～1953年开始就提倡定居游牧。到1960年左右，草原上仍有游牧、半游牧和定居游牧三种形式。[24]
使用草场的具体单位是大队或生产队。放牧以大队或生产队定居点为中心，不能外出很长距离。与1949年以前相比，划分后的游牧圈明显变小。以前的游牧界限是旗界，范围相当大。公社、大队固定草原界限后，四季草场范围大大地变小，以大队为单位划分的草场更小。在锡盟，“人民公社以大队划分了草场，固定了使用范围。规划了定居点棚圈建设，划定了打草场和四季放牧场。有计划地使草原休闲，植培更新”[25]。在克旗，“合作化后，合理地调剂了四季牧场，以场社为单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了放牧。解决了过去争夺牧场纠纷的问题”。从1956年开始，走“敖特尔”游牧最远未超过250～300里。[26]公社时代还曾大搞草库仑，封围草场。由于没有铁丝网，发动群众用土墙或石头封围，为了应付政治上的指标，许多地区封围的规模很大。石头墙的草库仑远望像草原中的小“长城”。有的地方牧民为了省木料，用石堆作桩，在石堆与石堆之问拉铁丝网，[27]草原景观改变了。由于只封不养，对生产难有什么作用。值得重视的是，当时的草库仑建设也与边界有关，出现了“边界库仑”。这种库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养草，而是为了利用草库仑建设中所形成的柳笆、石头墙和铁丝网的封闭作用，将本地的草场与外地的草场分别开来。中科院的草原专家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边界库仑值得引起重视。“在未经划定边界的草场上建草库仑是不合适的。围边界库仑，花劳动力多，分散基本草场建设力量。”[28]专家们从草原建设的角度看到这种现象不合理，但这种存在却是草场划分与权力界线同步发展的产物。
这种草场划分与基层政权的界线划分同步，都发生在1950年代初。正因为有了基层的政权空间，才可以依空间范围划分草原，这种空问终于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形成。清代的“佐领”或“苏木”，名为基层组织，实际上只是一种定时征收赋税兵役的单位而已，行政上没有空间，人员也分散。划分草场以后，不但草场上有了空间，再加上固定的公社居民点和大队居民点，基层权力有了可以依托和扩展的实体。在昭盟，“根据承认场史，照顾现实原则。采取以社固定、统筹安排、个别调剂的办法，划定了草原界限”。尽管是以社（合作社）为单位，但到一个草原上放牧的可能只有几个生产队。“共同使用一块草场的社队，组成草场管理委员会”。[29]草原权力有的归公社统一领导，许多时候公社把权力下放到大队。阿鲁科尔沁旗1965年开始就把草原使用权固定给大队，这是为了“提高群众对草场管理、建设的责任心，达到边利用、边保护、边培育，达到提高草原产量的目的”。[30]以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为例。这个大队冬场有部分定居的房屋，但大部分仍用蒙古包放牧。为了保证三季移场放牧，大队建立起走“敖特尔”领导小组，每个生产小队有3个敖特尔小组。在公社和大队的协调下，“供销、人医、兽医也长期跟着畜群走敖特尔”。[31]公社体制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了调整，草场权益逐步转移到大队，但指挥权仍明显地保留着。在巴林右旗，1964年公社的草原工作重点有几个：一是固定场权；二是继续为基层单位进行划季节营地和实行按季移场放牧的工作；三是加强营地建设，其中包括打井、建设固定性的营地、盖畜圈和房舍。许多草原建设仍以公社为中心进行，特别是大范围的草原轮休、修渠灌溉、划定打草场，仍需要公社统一计划。[32]
缩小了游牧范围后，也将小规模的草场有计划地轮牧。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三分场有计划地轮换使用四季营地形式如表3.4所示：
表3.4 四季营地的轮换使用（1960年代）
| 营地编号 | 1963年 | 1964年 | 1965年 | 1966年 | 1967年 |
| 1 | 春营地 | 夏营地 | 秋营地 | 冬营地 | 春营地 |
| 2 | 夏营地 | 秋营地 | 冬营地 | 春营地 | 夏营地 |
| 3 | 秋营地 | 冬营地 | 春营地 | 夏营地 | 秋营地 |
| 4 | 冬营地 | 春营地 | 夏营地 | 秋营地 | 冬营地 |
资料来源：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这种办法有利于草场的恢复。“无计划和不合理的使用牧场，牲畜就会光吃喜食的牧草，这些草被食后又食，不能休养生息，其他劣质草就会茂盛生长，因而使好的草场受到破坏。”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四季轮牧，有的地区只在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之间进行二季轮牧。[33]有的草原什么营地都可以用，有的草原只能作冬营地。克什克腾旗的达尔罕公社白音查干生产队，冬营地选在固定沙丘，春营地选在低平湿地，夏营地在河畔，秋营地在高坡。由于夏场经常超载，夏场要轮牧，最后实行的办法是冬场固定，春、夏、秋营地轮换，春、秋场适当地加强供水设备。[34]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1956年才开始规划草原，在此以前放牧是无规划的，游牧的人“依靠大自然，随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没有计划，是游而不定”。1956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划分三季草场实行定居移场放牧。在冬春营地，居住点比较分散，牧民在山前背风向阳的坡地上驻扎营盘。1965年，冬春营地上土平房32间，暖棚362个，几乎每户都有一个蒙古包。这是为离开定居点放牧的人准备的，部分人要随时离开定居点游牧。由于冬营地变换较少，蒙古语小学就建在冬春营地。在夏、秋营地，1个月左右就更换营盘点。[35]
定居游牧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实施，不但可以把原来大的放牧范围缩小，也可以将原来定居定牧的小范围放牧扩大。昭乌达盟就有许多地区由定居定牧转向定居游牧。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1900年左右是一个纯游牧的地区，到1920年左右，在放垦的压力下，牧场被侵占。由于农业所侵占的都是最好的草原，游牧民只好退到狭小的小山沟里固定居住。同时受洮南、齐齐哈尔等地商业人员的影响，开始定居。一开始用蒙古包或用柳条窝棚糊上泥就可以成为固定蒙古包了，然后在蒙古包内塔坑。在短短的30年中，从季节定居过渡到长年定居。由于牲畜减少，牧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各地的草场也相对地社区化或私有化，游牧范围很小。1949年，政府在这里提出“自由放牧政策”，牧民才有了自己的放牧场。合作化以后实行定居游牧，草原又重新合并，划分四季草原，有计划地轮牧，扩大的游牧范围。“各定居点也出现了质量较好的土、石结构的平房，百分之百的牧民住上了新房，建立了饲料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面貌，实现了真正的先进定居游牧生活。”[36]翁牛特旗的乌兰达吉嘎生产队是一个从定居定牧走向移场放牧的典型。这个生产队“八分沙丘，二分平原”，“风多，雨少，水更缺”。公社化以前没有移场放牧的习惯，因为草场实在太少，只能定居在少数可以维持生存的有草地点定居定牧。牲畜增多，原来的牧场不够用。他们便打井，开发无水草原。1963年，他们在无水沙丘中建起了两季移场的放牧地16处，打井30多眼，筑棚圈60余座，同时建牧工宿舍26间，为定居游牧的移场放牧创造了条件。[37]冬营场的开辟很难。在传统时代，冬营地一般在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下啃雪放牧。固定冬营地，进行定居游牧，首先要有固定营盘点、固定的房子或固定蒙古包，外加固定棚圈。更关键的是要有固定的水井，因为牲畜不再游动舔雪，必须依赖固定水源。克旗的白音查干白音门德生产队的冬营地点选在沙窝子地带，“背风向阳，能够减轻大风雪和严冬气候对人畜的袭击。在沙窝子放牧场上，有7个固定的冬营盘。每个营盘上居住3～5家，都有水井，并有固定的草园子、牛棚、羊圈和幼畜棚圈。营盘与营盘之间，相隔8里左右。全部小畜和部分大畜的冬场都在沙窝子。除此之外达里湖滨还有两个冬营盘，有水井和圈棚设备，这两个营盘只放大牲畜”。[38]
除了可以在定居定牧的地区实行定居游牧外，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防止定居游牧退化成定居定牧。牧民们会在牲畜增长的条件下定居定牧，因为牲畜增长将导致牧场缺乏，牧场的缺乏最终会导致四季游牧的消失而形成定牧。昭乌达盟的牧区以前实行定居游牧或纯游牧，1960年左右当地的定居游牧共有3种，分别是四季、三季和二季放牧。其中四季移场的草场面积占1.1万平方公里，占盟里草原面积的24％。定居的主要地点在冬营地。但即使在冬营地，也不是一成不变地成为定居，他们在冬季里还要走“敖特尔”，也就是暂时离开固定居住点用蒙古包外出放牧。冬春场上也有丰富的贮草，能够保住膘。这样既保住了草原不退化，又保住了牲畜。但到后期，定居游牧中三季或二季移场的居多，且有退化成定居定牧的倾向。[39]其原因有许多，主要包括：（1）牲畜数量增多，四季移不开；（2）放牧地形限制，沙窝子只能用作冬场；（3）外来农业移民已呈点状地分散在草原，影响牧民的游牧；（4）饲料地、打草地和牧民的漫撒子地多起来，需要安排，任意游牧会造成这些项目的经营不善；（5）任意游牧的游牧民往往多在水源附近选择定居点，草场利用得不到平衡。
即使实行了三季或两季移场放牧，当上述原因进一步发展时，许多地区的定居游牧便向坏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到定居定牧，使草原退化。阿鲁科尔沁旗11个公社中已有7个公社定居定牧了，“定居后不移场或只是近距离的挪挪圈”。有的夏场严重过牧，有的冬春草场严重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迫切想完善定居游牧，实行有计划的移场放牧。维持草原生态就是维持定居游牧。有些地区在无水草场上打井，形成新的夏场。“科右旗幸福之路公社管乃英格大队，针对移场中存在问题，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是发动两个小队社员座谈，找夏场，通过大家想和到现场看，结果发现西热阿热放牧场还有很大潜力，打破了一些人过去认为管乃英格放牧场最紧张已无场可移的想法。找出夏场后，经过大家讨论找出这块放牧场没有利用的原因是没有水源和营地设备。抓住这一关键，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新选的夏场上打了井（过去没有打过井，就认为没有水源，实际上是能够打出水来）。修建房屋23间，打墙及圈450丈，结果移出牲畜1，600头”。[40]
1984年以后定居游牧在内蒙古草原上消失，草原被一家一户地划分。但定居游牧毕竟在集体经济时代相对地稳定了草原生态。从历史过程上看，自由游牧时代人对草原的修饰程度最小，蒙古包和畜群只是草原上的一种点缀，连绵不断的草原是最基本最稳定的基质，也没有人去进行草原管理。定居游牧时代将草原整理了，以固定包、土房子、院子、围栏为中心，向外依次有了外围的树林、农田、草原，林带成为景观中的廊道，农田与草原成为可分割的嵌块体，草原景观的连续性减少了。同时，轮牧使各块草原开始变得不一样。打草地与草库仑更有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家每户就是一个景观单位，每户的草原就是周边地区的几百亩或几千亩，为防止别的牲畜进入，都用铁丝网围住，分割更加严重。草畜承包调动了养畜的积极性，但草原也开始被破坏。为了恢复草原景观，政府又重新进行禁牧和限制养畜。现在，政府应该考虑在新的形势下有计划地恢复定居游牧，这似乎是既保护草原生态又保持游牧文化的一种方法。
注释：
[1]David Sneath: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3年6月15日，载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等编印：《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第1卷，1987年，第19～20页。
[3]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4]许岢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
[5]《1960年牧民定居点和牲畜棚圈建设工作总结》（初稿），1961年2月6日。锡髑档案馆，0019-001-033。
[6]呼纳盟人民政府：《几年来呼纳盟畜牧业是怎样发展的》，1952年10月23日。呼伦贝尔档案馆，1-11-60。
[7]呼纳盟人民政府：《呼纳盟牧区过冬会议决议》，1953年12月11日。呼伦贝尔档案馆，1-1-85。
[8]“兴安局”：《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42年，第60～61、81页。
[9]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杏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0]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杏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1]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2]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关于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三努图克两自然村及一个户的典型调查报告》，1953年7月19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13]锡林郭勒盟牧区建设委员会：《关于当前定居试点工作的检查报告》，1960年10月7日。锡盟档案馆，0019-001-003。
[14]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5]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6]锡林郭勒盟牧区建没委员会：《关于当前定居试点工作的检查报告》，1960年10月7日。锡盟档案馆，0019-001-003。
[17]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8]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19]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4～205页。
[20]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乌兰毛都苏木定居游牧的典型评验》，1958年8月9日。载《畜牧生产经验汇编》，1958年。科右前旗档案馆藏，24—1—2。
[21]《关于我盟林业建设的初步设想和1965年下半年林业工作安排意见（草稿）》，1964年7月15日。锡盟档案馆，0019-002-112。
[22]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42、l062页。
[23]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24]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25]《高速发展畜牧业的基本经验》，1959年，锡盟档案馆，0019-001-028。
[26]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提高改进放牧技术的几点经验总结》，1958年8月9日。科右前旗档案馆，24-1-12。
[27]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3页。
[28]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21页。
[29]《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
[30]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阿鲁旗几年来的草原工作总结》，1965年6月4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31]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32]巴林右旗草原工作站：《一九六四年工作计划》，1963年12月1日。赤峰市档案馆，79-2-17。
[33]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529页。
[34]达尔罕乌拉公社、克旗草场工作站：《克旗达尔罕乌拉公社白音查干生产队合理利用四季牧场、畜牧业生产连续稳定增产》，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1-86。
[35]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36]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乌兰毛都苏木定居游牧的典型评验》，1958年8月9日。载《畜牧生产经验汇编》，1958年。科右前旗档案馆藏，24—1—2。
[37]翁牛特旗人民委员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生展生产，改变面貌》．1964年6月28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4。
[38]克旗草原工作站：《克旗达尔罕公社白单查干白单门德生产队四季移场放牧总结》，1963年7月。赤峰市档案馆，79-2-17。
[39]《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
[40]《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