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

二、呼伦贝尔

　　17世纪以来，呼伦贝尔逐步成为一个多民族交汇的地区。[1]从外蒙迁来的新巴尔虎蒙古人在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一带即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游牧。陈巴尔虎旗在墨尔格勒河和特尼克河流域即海拉尔河上游游牧，索伦旗和额鲁特旗主要在依敏河、札罗木特河及锡尼克河一带游牧。由于水草丰富，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蒙古草原畜牧业最发达的地方。

　　呼伦贝尔草原历经破坏，现在仍是最好的草原，丰富的水资源使草原在被破坏后仍能快速恢复。20世纪上半叶，农业北进，内蒙古大多数牧区的游牧业形态发生了改变，但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业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这里所分析的，主要是呼盟两种营地上的游牧生态。一是冬营地的游牧生态，另一夏营地游牧生态。蒙古游牧人一般只将冬营地单独分出，其他三季营地基本上在同一个地区，夏营地实际上包括春营地、夏营地和秋营地。冬营地的环境因素首重积雪和草地，夏营地则首重水源。夏营地的饮水直接影响到草原的利用。现代的草原工作者根据草质量和水源质量两方面的指标制定草原评价标准。最优等草场的饮水半径为3～5公里，地下水的埋藏深度5米。最差的草原饮水半径为l5或20公里以上，地下水埋藏深度在35米以上。[2]

　　（一）夏营地水环境

　　夏日的河流沿岸不但有丰富的牧草，且气候凉爽，是最理想的放牧地。呼伦贝尔草原有伊敏河、海拉尔河、乌尔逊河、克鲁伦河、莫尔格勒河、辉河、锡尼河等众多河流，沿岸形成天然理想的夏营地。蒙人以河流沿岸为中心驻牧安包。图3.1是满铁调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夏季牛群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大部分牛的放牧都集中在河流附近。其他牲畜也是如此。每到夏季，百万牲畜集中在河流附近。呼伦贝尔的河流河床宽而浅，河身曲折，利于草原最大化利用。在宽阔的河谷阶地、河漫滩，发育着茂盛的草甸草原，是放牧最佳之处。在远离河流的地区，有许多无水草地，靠自然降雨可能草势旺盛，却是牧民放牧的畏途，进去的畜群往往会因喝不上水而涨肚死亡。在乌尔逊河沿岸，草原长势良好，从达赍河口处到习亚拉鲁恰河处的广大区域皆为夏营地的放牧区。正白旗第一佐、第二佐、第三佐分别分布于不同的河段。在海拉尔河北岸阿鲁多达贝斯鲁牧场和习亚拉阿鲁导傲鲁牧场，河岸柳条繁多，草势良好，也是不可多得的优良夏营地。这些河流抬高地下水位，向流域内许多湖泊充水，放牧区也得以扩展。傲喀贝鲁多是在海拉尔河附近的牧场，由于海拉尔河将水位提高，周围地区泉水较多，又有小河，饮畜不成问题，草的长势也好，是优良的夏营地。不适合夏季放牧的地区往往存在着一些沼泽地。习亚贝尔河是一条湿地连着湿地的季节性河流，牲畜不易行走，夏季的蚊蝇也非常多，只宜作春秋营地，且只能放骆驼。[3]

　　河流水量因降雨而发生变化，丰水期在4～9月份，其他月份很少。1940年，海拉尔年降雨量为337.5毫米，满洲里为263.4毫米。[4]夏天丰水时，各河流附近的湖泡得以充足地注水，从而产生更多的牲畜饮用水源。克鲁伦河源于外蒙，穿越西新巴尔虎旗注达赍湖，在西旗内长150公里，沿岸为典型草原。河床15～20米宽，5月份水深1～2米，降雨量高时达3米，其支流多形成湿地和泡子，是夏营地理想的饮水点；海拉尔河河床宽40～80米，水深约有2～3米，水量丰富时期是春季解冻化冰和夏季降雨时期。所以，单从水环境上来说，夏天是牲畜头数扩展和增膘的时期。一般而言，沿岸1～5米宽的距离内，是夏营地时期人畜流动最多的区域。克鲁伦河沿岸2～5公里以粘土和湿地为多，土壤特别肥沃，是牧民理想的打草地。尽管当时的蒙族很少打草，其他民族却经常在此打草。东新巴尔虎旗的乌尔逊河人达赍湖的区域也是优良的打草地，多芦苇，稍远一点才是草甸草原，以芨芨草和其他盐生杂草为多，再稍远一点才是一般草甸草原。民国时期河岸还有许多杨柳，现在沿河草原多被牧畜所践踏，呈现出明显的退化状态。哈拉哈河上游两岸杨柳密生，下游两岸杨柳散生，并有大量湿地；海拉尔河四周柳灌木密生；辉河下游也有广大的湿地，湿地上有大量柳灌木。现在的湿地状况基本上未变，但柳灌却大大地减少。从现代草原分布图上分析，只在辉河中部有一些具柳灌的羊草草原，其他流域基本以羊草和碱茅草原为主。[5]柳灌木减少的原因是居民因燃料缺乏而大量地砍柴，牲畜因此缺少了遮荫环境。

　　呼伦贝尔有大小湖泡500多个。最大的湖是达赍湖与贝尔湖。达赍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面积达2，200多平方公里。贝尔湖达660平方公里，这两个湖彼此相联。[6]达赍湖在1940年左右达1，700平方公里，水深只有1米左右，从湖岸到一般草原地带有几千米的芦苇，芦苇外围才是优良牧草。达赍湖在唐代称为俱伦泊，元代称为阔连海子、呼图泽，清代称为库仑湖、呼伦诺尔，近代总称达赍湖。唐代达赍湖的湖面很大，后期变小，到19世纪末，现呼伦池的地方只是一些小水泡子，人们也并不注意这一地带，当时的克鲁伦河流经扎赍诺尔注额尔古纳河外流入海。1903～1904年，呼伦池湖水稍增，湖面长20公里，宽10公里，到1906年，克鲁伦河人呼伦池，湖面开始断断续续增长，1953年湖深达到6米。[7]达赍湖的成长是呼伦贝尔草原环境史上的一件大事。米内山庸夫1935年到此考察时，达赍湖如大海浮于草原之上，湖畔有大片的湿地，同时有千万只水鸟和野鸭，非常壮观。[8]贝尔湖位在东新巴尔虎旗内，面积567平方公里，水深透明，鱼类丰富。乌尔逊河流域还有乌拉诺尔湖，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9]

　　许多小湖泡只有几千平方米。这种湖泊分两种，一种常年可利用，这样的水泡现有174个；另一种：是季节性的，又叫雨湖，呼盟有雨湖214个。[10]雨湖对放牧圈的扩大极为重要，正是这些雨湖在夏季的充满才使更多的草地得以利用。许多湖泡周围有大片卢苇，南部的湖泊还有蒙古柳，[11]利于牲畜休息。季节湖泡的放牧能力相差很大，好的湖泊水量大，水质好，饮畜没有限制，这些湖泡周边是牧民最理想的夏营地。一些湖泊周边为湿地，牲畜行动困难，牧人步行或骑马都很困难，不利于放牧，还经常干枯，但掘地很容易出水，干旱时牧民也去这种地方。巴乞多哈依沙卡诺尔为雨湖，夏季不降雨时水量显著减少，水质也不良，但由于地下水位只有1～2米，很容易就掘地出水，仍是牧民的放牧地。小雨湖称沼，饮畜能力更有限。乌鲁多沼是一个小沼，其水人畜都可饮用，饮畜能力只有2，000头。还有盐湖，尽管周边地区有良好的草原环境，湖水却不能饮畜，放牧饮水要依靠湖边的水泉或其他淡水，这种湖的放牧能力有限，一般只有几千头左右。[12]表3.1是东新巴尔虎旗内一些典型水泡的草原质量和饮畜状况。

表3.1　湖泡与牧地环境（1930年代） 

湖泡名以及特点	草原质量	饮畜水平
达鲁阿诺尔：长1200米，宽600米，盐湖。	速生草种，草很高，不适合于夏季放牧，适合秋季放牧。	盐湖，不能饮畜，靠湖东北边的泉水饮畜，日饮畜能力在3000头左右。
习亚鲁斯湖：盐湖。	同上。	泉水饮畜，一日供2500头。
达贝斯湖：盐湖。	草原状态良好，可作打草地。	无泉水，靠井饮畜。
玛鲁比艾多：季节湖，盐湖。	周边地区为湿地，不易利用。	靠湖边井和泉水饮畜，日饮畜能力在3000头左右。
习勒艾习贝鲁多：季节湖	柳条繁茂，草质良好。	枯水期仍有积水，周边有井，给水能力无限制。
达比鲁诺尔：水可饮畜，人不可饮用。	草质量优良，草高。	日饮畜能力3000头左右。
呼和诺尔：水可饮畜，人不可饮用。	湖边湿地，羊草和针茅等，作采草地。	无限制
习亚贝鲁多：人畜皆可饮用。	草质良好，附近的砂山一带牧草丰富。	无限制
好多诺尔：人畜皆可	草原良好，多柳灌，可作采草地。	无限制

　　资料来源：兴安岭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う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水泉也是水源，各地水泉的出水规律不一样。习斯贝鲁刺塔是一个水泉，位于达鲁卡诺尔东南4公里，春天化冻时水多，夏季水少，此泉的水量相当于斯贝鲁刺塔湖水量的1／3。水量丰富，水质良好。拉米依贝鲁刺塔泉在湿地中，人畜皆可饮用，周边草地因此泉成为优良的放牧地，也有采草地。[13]

　　井也是重要水源。在西新巴尔虎旗，l938年各佐领的水井数少者2～5个，中等的10～20个，最多的1个佐领35个，12个佐领共有井128个。每个井一般可供几十户牧民、100～200人定期利用，饮畜能力一般在7001，000头左右。1937年东新巴尔虎旗在5个地点打了5眼水井，利用户数126户，利用人口789人，饮马800头，牛1，300头，羊2，700头，平均每眼井饮畜900头。东新巴虎尔旗1938年共打了9眼井，井深一般在7～10米，每井饮畜在700～800头左右。[14]井的饮畜能力甚至不如小的湖泡，但由于水质好，水源卫生，打井不但可以利用以前不能利用的夏季草原，也可以改善定居环境。1949年以后，政府大力提倡打井。1965年又成立了打机井队，深度甚至达到几百米。1989年，呼盟牧业四旗共打成筒井2，241眼，开发和改善供水条件的草原面积达11，200平方公里，可供150万个绵羊单位常年饮水。另外，呼盟草原还修建了许多引水、畜水工程，辉河引水工程就解决了新左旗10万头的饮水问题。[15]呼盟草原面积大约在1亿亩左右，1940年左右新左旗、新右旗和索伦旗的草原利用率为40％，[16]到1990年左右达到72％。[17]牲畜头数的增长主要靠开发新水源。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规模

　　大兴安岭阳坡有较好的放牧条件，大青山阳坡的放牧条件差异却很大。阳坡较为温暖，利于人畜过冬。无伦是山地还是丘陵，冬营地首选阳坡地带。夏、冬营地基本上分属于旗内不同的区域。呼盟牧民划分冬、夏营地时，主要以水源条件为依据。河谷低地是夏天放牧之地，冬天则逆此移动，是由低向高移动的，符合“夏低冬高”规律。牧地划分主要是在旗内进行划分。新巴尔虎左旗的夏营地在乌尔逊河流域一带，冬营地在眉奴塔拉；新巴尔虎右旗的夏营地在克鲁伦河流域和达赍湖周边地区，冬营地在达赍湖西北方的高地；陈巴尔虎旗夏营地在海拉河尔沿岸地区，冬营地在海拉尔河上流的兴安岭山麓一带；索伦旗的冬、夏营地都在辉河流域。夏营地牲畜集中于水源附近，交通条件也很重要。克鲁伦河两岸的交通依赖于近达赍湖湖口处的桥梁，牲畜靠此桥才能到对岸。冬季结冰，两岸牲畜可以自由通过。新左旗的牧民一到冬季，就赶家畜渡河到眉奴塔拉高地放牧，到春天3月，就一起离开冬营地到乌尔逊河流域放牧。东方的湿地是非常好的夏期牧场，乌尔逊河注达赍湖处也有桥梁。辉河流域也有大量的湿地牧场，沼泽地周围芦苇密生，鄂温克人在此放牧。他们的牛一直在湿地放牧，因牛相对不忌湿地。其他牲畜夏季有特定区域。马在海拉尔河流域放牧，羊在乌尔逊河流域放牧。[18]呼盟四旗的游牧圈有时也涉及到外蒙或俄国，20世纪初部分游牧民仍到外蒙的车臣汉部放牧，还有一些人越过额尔古纳河到俄境放牧。随着外蒙独立，中俄关系恶化，内蒙牧民很少出境放牧。另外，东清铁道修建以后，南北的牧场也因铁道而被分割。[19]

　　各游牧集团内往往分散放牧，并不集体行动，只是几户放牧人组成的小集体。佐领或佐领以下的游牧集团大体上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游牧范围，游牧路径也基本相同。牧户是相对自由的，有的个人游牧，有的几户在一起。1941年6月，日本调查机关在西新巴尔虎旗公署附近对一个9户的游牧集团进行了调查。组合基本上是贫富搭配，富牧1户，中牧1户，贫牧3户，极贫牧4户，贫牧或极贫牧只有牛，马和羊集中于上层牧户。移动时，贫牧除了自己放牧外，也给富牧放牧，成为受雇的贫牧。[20]几户牧民可以组成一个放牧集团，集团内各种牲畜成群放牧，有人在某地放马、有人在某地放羊，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比较富裕的牧民也雇人放牧，他们拥有几百头以上的牲畜。一群绵羊少者200～300头，中等600～700头，大者超过1，000头。[21]呼盟的羊群是内蒙规模最大的。安藤忠夫1938年在海拉尔附近观察到的畜群规模为每群羊500～1，000头，马400头，牛200～300头。[22]米内山庸夫观察到的牛、马群达几千头，羊群上万只。一个大的马群下也有许多小集团，几十头马集中在一起吃草。西新巴尔旗旗公署阿拉坦额莫勒，l935年左右并未有固定住房，只有几个大蒙古包，旗长有2万头羊。贫户和富户在接羔、剃毛等其他生产活动中也有互助合作。正是这类合作，构成了游牧集团的内聚。在一定时期内，蒙古游牧民往往在某一放牧点聚集起数百个蒙古包，相邻家庭蒙古包相隔有l～2里。1935年秋，米内山庸夫在海拉尔河南观察到一个游牧集团分布在6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区域内50～60个蒙古包。这种聚集并不破坏草原。蒙古人在庙和鄂博等地聚会时，往往形成对草原的破坏。在乌尔逊河流域，蒙古包聚集最多。在达塔多鄂博至那玛达利庙附近，有多达200～300个蒙古包聚集。那玛达利庙附近是一个大的湿地地带，1935年天旱，这里聚集了许多蒙古包，这种聚集会造成局部草原的退化。另外，牧民和畜群在商队通过地也有聚集，从海拉尔到卡恰高勒庙之间的120里商道上，不断有蒙古人与汉人商队接触，形成草原中的商品交换。[23]

　　集体化时期，生产大队或嘎查的范围就是一个放牧圈。游牧路线和营盘不再随意设置。冬营地上有固定棚圈，接羔营盘有暖棚设备，还有辅助营盘，可以在不太冷的时候使用。夏季营盘无固定设施，换营盘时，公社或大队要派有经验的老牧民和社队干部一起查看，根据各营盘状态拟定利用计划，确定放牧顺序。安营后，蒙古包的安设地点也有讲究，包前面一般面对三个方向的放牧地段，水源在蒙古包的背面。不同的冷热程度放牧半径也不同。炎热之时，畜群就在营盘周围放牧，凉爽之时可以离水源远一些放牧。[24]集体化时期的游牧圈层层分割，旗、苏木、嘎查都有界限。一般而言，苏木间的放牧界线更有规定性。尽管各嘎查之间也有界限，但并不严格，放牧时各生产队之间打个招呼即可越界放牧。[25]1978年改革以后，大部分草原分到个人，分到个人的草原是较好的，有水源，牧民在那里定居后可以经营打草也可以冬季放牧，但不得越界放牧。只有在合作的条件下，不同人的牲畜才能合群。还有一些草原并没有分到个人，仍作公共牧场，夏天牧民仍赶着牲畜到这些地方放牧。现在陈巴尔虎旗夏季公共牧地是莫日勒。[26]

　　（三）游牧活动

　　夏营地又可分为春营地、夏营地和秋营地。春、夏、秋营地在总体的夏营地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地点。由于水环境和草原环境在各季节有所变化，牧民对牲畜管理也有相应的变化。

　　1．春营地

　　3～5月份，牧民结束冬营生活后首先迁到的就是春营地。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下的几个游牧集团的春营时期情况如下：第一佐第一放牧集团无明显的春、夏、秋牧场之分；第二放牧集团春营时期在2、3、4月；第三游牧集团3～5月为春营时期。第二佐第一游牧集团3、4、5月为春营期，春夏营地无差异；第二集团的春营时期在3～5月份。西旗几个放牧集团的春营时间也是3～5月。许多游牧集团的春营地点与夏营地点相互交错。新右旗下镶蓝旗的春、夏营地各分6个扎营地点，有3个是重合。一些游牧集团之间春、夏、秋都有重合。在一些居民点、湖泊、河流附近某一时期可能同时聚集了许多游牧集团。迁春营地宜早不宜迟，必须在河流化冻前离开冬营地。河流解冻期一般在3月中旬到4月份，化冻后或在冰层变薄时迁营就会有麻烦。一般都在3月中旬就离开冬营地，由于春营开始后春营地尚未完全化冻，牲畜还要舔雪一段时间，冰雪融化后才依赖固定水源。春营地的大多数水源是湖、水泡和水泉。当地面开始融雪时，移动次数就开始减少，因枯草不再被覆盖，单位面积内牧草增多，牲畜不必经常迁移就可以吃饱。随着青草的生长，迁移次数更少。第一佐第二游牧集团3个月共经过了7个游牧地，冬营时期3个月要经过10个游牧地。春营时期羊和牛20—30天移动一次，冬营时期10天左右就要移一次。第一佐第三集团冬期春季的停留时期是最长的，3～5月份20～30日移1次包。[27]

　　积雪融化后，牲畜无雪可吃，水源开始变得极为重要。枯草营养价值降到了最低，干草预备在这时起作用。渡过这段时间后，沙地有青草萌发，往往成为春营地的首选牧场。春营地的牧草有葱属和其他早春草类。[28]羊吃这种草利于清洁肠道，恢复膘情。由于这些植物含水量高，牧民一般不多给牲畜饮水，牲畜因渴多食，上膘快。这时又是产羔期，对母羊要进行补饲，一般用玉米、豆饼和高梁等。牲畜吃碱也很重要，产羔期2～3天就要打碱1次，产羔后4～6天打碱1次。在草高地带，高草的基部有刚刚萌发的青草，牲畜连枯带青一起吃，很容易吃饱，以后牲畜则单吃青草。放牧的牧草顺序一般是从枯到青。返青时，草原远望一片青色，但青草矮小、难觅食，常出现“跑青”现象。所谓“跑青”，就是指牲畜一个冬天吃厌了枯草，为了吃青草，不断地东奔西跑，消耗大量体力，瘦弱的牲畜甚至会在跑青中死亡。有经验的牧民要“躲青拢群”，防止羊群分散移动，控制移动速度。在一定时期内让羊卧地休息，以此防止跑青现象。有时要暂时在阴坡放牧，那里主要是枯草，不会跑青。牧草刚刚返青时，尽量到阴坡，等青草长到一定的高度，再到阳坡放牧。有的地方上午让羊吃枯草，下午让羊吃青草。[29]4～5月份，平均气温稳定地超过0℃以后，大部分草原才开始返青，呼盟草原的返青方向是自西向东，需要20天左右。土壤的底墒加上冰雪融化后产生的水份，促使牧草生长。5月中旬以后，气温升高，牧草进入分孽期，东部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的牧草生长加快，西部干旱草原则会出现旱象。[30]放牧时，牧人要对草场有清楚的了解，远看一片黄的草场不但枯草多，青草长势也好，羊群不易跑青。为防风雪，有经验的牧民一般留下一片草场作为异常天气的放牧场。风雪出牧时，牧民顶风出牧，为的是可以顺风而归。牛在春季多选择河套、苇塘、山沟等生长碱草、披碱草、针茅草的地带。这些地区多是沼泽地带，放牛需要跟牧，牛陷入沼泽后难以自拔。[31]1940年左右蒙人不设棚圈，只在满洲里、札赍诺尔和海拉尔一带才有棚圈饲养，那里有饲养乳牛的俄人。他们采用的先进的欧式畜牧业技术。马的集团性强，适合大群放牧。由于马群易受狼的袭击，也要放牧人细心照看。[32]

　　春季是接羔的时节。羊、牛、马和骆驼的分娩期都从4月开始，5月份最多，3月和6～7月者极少。4月份仍处于寒冷期，幼畜放牧在圈内，牛乳为牧民所榨，给牛犊的只是一小部分。春营刚开始时无青草，牛犊只能吃奶，牧民还不能过量榨奶。各种家畜的乳期不同：牛为4个月，马6个月，羊3个月，骆驼1～2年。到5月下旬以后，大部分地区的青草已经旺盛，母畜的泌乳量增加，仔畜才可以采青草补饲。[33]春营盘接近居民点，牲畜经过一冬的体力消耗，又处于产仔、哺乳和培育幼畜时期，极需各种营养补充。那些老、弱、病、残的牲畜，往往在春乏阶段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最好的春营地是向阳、开阔、风小、植物萌发较早的地段，并有接羔的棚圈设施。[34]接羔是关乎畜群的大事，牧民看到母羊临产，必须将母羊从羊群中分离出，要不然羊羔会被踩死。现在的年轻牧民，少有接羔经验，接羔时要雇佣有经验的牧户。1，000只母羊，许多时候只能存活200只羊左右。[35]

　　春季牧民很注重打狼。关于过去的打狼，许多人现在仍有清晰的记忆。由于当时生态条件未受大的破坏，狼很多，人们打狼的办法不多，甚至不打狼。狼害远比现在严重。阿木古郎这样描述1950左右新巴尔虎右旗的狼群状况：“那时牧区的狼结帮成群，不怕人，随便吃牲畜，有过暴风雪中狼从蒙古包顶上进到包内的事例。牧民不敢打狼，认为狼是天狗，吃牲畜是份内的事。”[36]付守玲现在在陈巴尔虎旗陶海国营牧场工作，年轻时长期在呼盟各地讨生活。他回忆30多年前在额尔古纳市恩合乡中苏边境地区干活时亲见的场景：一个1，000只规模的羊群被狼群围困，1小时内有700～800只羊死于狼害，奇怪的是狼只咬羊不吃羊，边防军动用了机关枪也不见效。平时的打狼工作由民兵连长负责，子弹只发给跟群的民兵，因子弹是宝贵的，费了子弹必须见到死狼。[37]1940年左右，只有富牧才有枪有子弹，贫牧只能眼看着狼群危害。打狼也可以通过集体组织完成，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刚建立政权时，也很注重发动群众打狼。1949年在鄂温克旗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孟和苏那认为，由政府组织打狼是生产方面的大事。“青草刚长出来的时候，也就是5月黎明前的战斗。组织包围圈，越圈越小，打狼用枪打，也有用套马杆套狼，善骑射的人跃马进包围圈打狼。”[38]这个旗1949年打了203只狼，1950年打了282只。[39]

　　2．夏营地

　　6月份，牧民从春营盘大移动迁到夏营盘。这时地表干燥，交通方便。夏营时期的牧草处于拔节一开花期，水分充足。温度越高，生长速度越快，由于土壤中的水分全部用完，所需水分完全靠大气降水。如雨季来得晚，会使干旱期延长，草原呈现旱象。6月下旬到7月中旬，大多数牧草抽穗，这时是形成牧草产量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是抓膘期，水草丰富，牲畜的体温也达到了抓膘期的温度。8～20℃为抓膘期，呼盟草地的抓膘期限为110～130天。中间阶段是夏季的高温期，抓膘停止，过后又开始抓膘。[40]

　　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下几个游牧集团的活动较有典型意义。第一佐第三集团6～7月份为夏营时期，夏营地内每个游牧点的滞留时间为10～15日，从一个游牧点到另一个游牧点的移动距离一般为15～18公里左右，水源以湖泉为多；第二佐第二集团的夏营时期为6～8月，在克鲁伦河流域放牧，但在离河较远的地方放牧，以季节湖和水泉为水源，移动5～18次，每个游牧点停留5～16日，游牧点之间的移动距离为17～18公里；第三佐6月底到8月份在夏营地活动，9月份又重回春营地放牧，15～20日移动1回，在克鲁伦河边饮畜，也以湖泊和水泉为饮水点。夏营地时期每个游牧点的停留时间一般在10日左右。6月份一般移动3～4回，7月份移动2～3回，8月份移动3～4回。7月份游牧次数少是因这时天气炎热，应当减少移动。[41]在呼盟草原，那些定居游牧者夏季仍是游牧的。陈巴尔虎旗20世纪初有定居游牧的发生，夏营地远距离放牧，其他季节里在定居点周围放牧。陈巴尔虎旗白兴杜布巴嘎直到1956年仍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夏天到距定居点200公里的大兴安岭山麓一带游牧，牲畜沿海拉尔河，边走边牧。6月20日进入夏场，8月初牲畜沿山坡移牧，10天左右移场1次。[42]从春营地到夏营地时，2～3个牧民骑着马，边走边放牧。勒勒车日行15～25公里。下午5～6时，牧民埋锅做饭。为了动员牧民走夏营地，旗政府经常在夏营地召开“那达慕”大会，进行赛马、射箭和摔跤等活动。[43]

　　雨水大时放牧到高地。雨水过大导致杂草丛生，又高又粗，营养水平下降。长久地呆在这种地方，不但膘情上不去，还要出现跛羊。马在夏季炎热时也愿意站在水中，这不但影响吃草，且易患蹄类疾病。夏季的马要赶到高燥地带或高坡。夏季蚊蝇活动高峰期要选择高地放牧。每天放牧也要注意时机，炎热天一般在天亮前出牧，赶在中午天热前让羊吃饱，然后就地卧倒反刍消化。上午放阳坡，下午放阴坡，使羊不受热。7～8月份，大部分牲畜已经长好了夏膘，到了发情季节，这段时间也是牲畜配种期。[44]夏季放牧饮水是关键，每天都要饮水，中午要喝清洁水。距河较近的牧场每天早、中、晚都要饮水。河水是活水，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季节湖泊和水泡就很难保证了。这种水源一旦时间变长，就会形成死水，高温下有大量细菌和寄生虫，不能饮畜。[45]

　　3．秋营地

　　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第一佐下分3个游牧集团。第一集团从10月到第二年的2月在秋冬营地，秋冬不分营地。第二集团8月末到11月末为秋营时期，牧人赴秋营地移场6～30公里不等，羊放牧的移动频率为每次5～10日。第三集团9～11月，每次5～10日。正黄旗第二佐下分2个游牧集团。第一集团秋营期是9～10月，移动频率每次6～20日。第二集团为9～10月，每次6～20日。正黄旗第三佐秋营时期在9月，秋营盘与春营地相同，每次移营10天。正红旗秋营时期为9～10月，秋营地与春营地完全相同，但各个游牧点的停留时期与春营时期有所不同，每次4～5日。镶红旗第二佐第三游牧集团秋营时间9～11月，游牧点分布与夏营时期有所重合。以前秋营地无严格规定，1940年左右，为了保护冬营地，对秋营地的放牧范围作了规定。镶蓝旗：9～12月，炎热时期在克鲁伦河一带放牧，秋高气爽时在一些湖沼和水泉附近放牧。[46]从以上可以看出，秋营时期大多在9～11月，许多集团春、秋同一个营地。

　　呼盟草原的秋色很美，尽管平地色彩单调，河边或湖边却经常色彩艳丽，因那里有许多晚熟草种。1935年8月，米内山庸夫在海拉尔一带发现低地草原像千段锦一样。[47]秋天牧草的蛋白质含量相对下降，虽稍高于冬季，但9～10月份粗蛋白含量只有4～6月的30％～50％。秋天牧草有草籽，仍是抓膘时期，其膘称“油膘”。葱类草场仍是首选秋营地，这种牧草枯萎晚，籽实多，不但很适口，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也高。野葱蒙古名为“忙哥”，到葱类草场上放牧又称“放忙哥”。由于天气凉爽，牲畜对饮水的要求也不像盛夏时那样迫切，可以稍微远离水源，将羊放牧到苦菜和葱类等多汁牧草地段，这些牧草可以让羊少饮水，使远水牧场得到利用。[48]秋牧场地平，放牧技术也是很有讲究的。晚秋时节，气候转寒，早晨或上午一段时间的牧草往往带着霜，家畜吃了有霜的牧草会引起流产和其他疾病，所以，秋天放牧一般要“晚出早归”。霜退以后出牧，傍晚转寒之前收牧。有经验的牧者一般采用“平地一条鞭”或“山地满天星”两种办法。“平地一条鞭”指平原放牧时牧者走在羊群前面，把羊挡成一条线，以防个别体质好的绵羊跑到前面抢食好草，后面的弱羊不仅吃不到好草，所食的草也被前面的羊践踏和污染了。在山地放牧一般是将羊分散，尽量采食，这就是“山地满天星”。[49]牛的放牧方法一般是将牛赶到山坡、高地，但要创造条件让牛夜间吃草。马的秋季放牧也选择平原牧场放牧。秋末也是狼害猖厥之时，也要注意打狼。[50]传统时代有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是供役的，供役的时间在冬季。夏秋之季（6～10月）是放牧期，放牧时骆驼的抵抗性极低。呼盟的放驼主要在海拉尔和三河一带。骆驼的放牧特别注重补碱，在滨洲铁路沿线以南地区，蒙古人常在干涸的湖沼内挖碱泥供骆驼舔食。[51]

　　1980年以后，草场承包，分到个体家庭，没有了冬夏营地的划分，牲畜长期集中于一小地方，过牧化开始大大地严重起来，许多饮水点附近的草原退化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与传统时代相比，夏营地的草原退化更严重，因为定居定牧使人们长期呆在一地。l940年左右，夏营地马距水源的距离为20～30公里，牛为10～15公里，羊为5～8公里，[52]这就是当时驻营时的游牧半径。集体化时期，放牧不出嘎查，饮水半径大大缩小了，整个内蒙的平均状况是：牛，2～3公里；马，7～10公里；羊，3～5公里。[53]呼盟在草场分割承包后，牛的饮水半径为1．5～2公里，马为3～3．5公里，母羊1.5～2公里，幼羊1公里。[54]现在的农民一般只有几千亩草场，方圆不足几里。为了避免局部裸地化或牲畜吃不到草，牲畜在小草场里频繁移动，必然使牧草得不到重新生长的时间，加剧草原退化。

　　（四）冬营地环境与范围

　　呼伦贝尔草地是河流低地的草甸草原与丘陵干燥地的典型草原景观相互交错的景观。大部分学者认为换营模式为“冬高夏低”。巴特认为蒙古高原最好的草地处于中高海拔段的丘陵地带，这种草地是作冬营地的。春营地稍低于冬营地，位于丘陵的底部或中部。游牧民冬季之所以不愿在底部扎营，因低地长期有积雪存留，一直持续到第二年5月份，且晚间十分寒冷，不宜居住。[55]在内蒙古，尽管游牧方式各地不同，但冬高夏低的模式占了多数。在呼伦贝尔，丘陵台地一般都作了冬营地，游牧民那里的扎营地点一般选择在背风、向阳，降雪少枯草多的地方。土壤一般为砂土地，相对干旱。以典型草原的羊草为多。

　　1．冬营地的选择

　　表3.2显示了当时几个冬营地点的具体状况。

表3.2　几个冬营地的状况（1940年代）

 

地点	地形、土壤	主要种群
满洲里——塔习玛塔	波状丘陵、砂壤土。	羊草、糙隐子草—早熟禾
诺毛多娃利—好习依娃玛	水源缺乏、地势较高、砂壤土	羊草、无芒雀麦、拂子茅
哨来塔拉—习林习牙嘎诺尔	砂壤土、疏林、水源缺乏	羊草
达巴	丘陵、海拔最高、砾沙土	羊草

　　资料来源：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35-44，268-269页。
 
　　水源丰富的草地作夏营地，水源少的草地作冬营地。夏天的牲畜要饮水，必须有水源，但夏天不能利用的无水草原，冬天可以利用，因为冬天牲畜以舔雪解决吃水问题。陈巴尔虎旗的冬营地主要分布在旗西半部，面积达85万公顷，水源条件低于东半部，故东半部作夏营地，西半部做冬营地。西半部地形复杂，适合于冬天安营避风。北面或西北面是迎风区，极为寒冷，南面挡风，适合安营。西半部还有许多柳树，可用于建圈搭棚。[56]冬营地选在干燥、无水源的台地，是游牧时代合理利用草原的重要方法。图3．2是1936年左右调查的冬营地大致分布。可以看出，这几个大区域的冬营地都分布在离河流湖泊较远的区域内。游牧民从夏营地向冬营地移动时，就是从低向高、从湿地向干燥地的移动过程。[57]1989年的数据表明，全盟牧区有暖季牧场3，447万亩，冷季牧场6，015万亩。传统时代冬营地面积不会少于草原总面积的一半。[58]在湿润草甸草原为主的旗，也有用湿润草原作冬营地的。如果低地环境内积雪少，牧草又丰富，也可以作冬营地。各佐领的冬营地一般分布于游牧圈的南端，相反，夏营地往往位于游牧圈的北端，这其中有取暖方面的因素。[59]同时还要考虑牲畜吃碱，牲畜所舔的碱蒙古语叫“好奇鲁”。牲畜吃碱不但可以增加牲畜的吃草欲望，也可以抵抗寒冷。牧民非常熟悉碱地的地点，称之为白土地，有时还要破雪露碱，以供牲畜食用，有时也采碱回去为饲喂牲畜。[60]总之，营地选址是综合考虑的，不单是一种因素影响的。

　　2．营地与游牧集团

　　表3.3所列出的是新巴尔虎左旗下正白旗3个佐领和镶黄旗3个佐领冬营期间所经过的冬营地名称。佐领是蒙古社会的基层单位，各种义务和征税都以佐领为单位。各佐领多者90多户，少者20～30户，户数不等。西新巴虎尔旗正黄旗第一佐有90户，第三佐只有20户。[61]佐领以下有许多游牧阿寅勒，一般只有2～3户。他们生产时共同合作，行动时共同移营。夏营地分散，冬营地聚居，可能是亲戚关系，也可能是朋友关系。[62]清代民国时期，只有小规模的合作放牧，不再有大游牧群体。游牧路线也并非一定要按顺序到各游牧地去，每年的游牧圈和游牧路线都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表3.3　新巴尔虎左旗下正白旗和镶黄旗各佐领游牧圈内的冬营地（1930年代）

营地序号	1	2	3	4—7
正白旗第一佐	布导诺尔、习亚忽勒依敖鲁	诺毛帕、高鲁布塔	眉奴塔拉	惠河
正白旗第二佐	包达岛拉内原	习亚岛布鲁剌塔	眉奴塔拉	惠河、苦儿、好好依包勒儿、乌兹勒原
正白旗第三佐	诺毛帕	包达岛拉内原	眉奴塔拉	召鲁吠原、乌兹勒原
镶黄旗第一佐	帕劳勒原	岛内好勒	——	——
镶黄旗第二佐	帕劳勒原	包好依塔鲁	岛内好勒	——
镶黄旗第三佐	帕劳勒原	好依原	塔布岛劳卡依	——

　　资料来源：兴安岭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う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09-210页。

　　除了旗界是大的游牧界限以外，小旗和佐领实际上也有相对固定的游牧范围。根据官方的记载，各个小旗之间有游牧范围。索伦旗3个小旗各有各的游牧范围，新巴尔虎左旗下的正蓝旗和镶白旗各有其游牧范围。也有2个小旗共有一个游牧范围的，新左旗的镶黄旗与正白旗就共有一个游牧范围，这个范围东边是公诺尔泡，西至乌尔逊河，南至西林胡都克卡伦，北至呼伦湖。[63]小旗的游牧范围不严格，其范围往往只是习俗，并不限制人。游牧民一个冬季往往要经过几个冬营地，有的冬营地可能只有某个佐领在那里放牧，有的冬营地有多个佐领的牧民共同光顾，这些冬营地往往是一些大而有名的冬营地。表3．3中帕劳勒就是其中之一，镶黄旗3个佐领都到那里过冬。眉奴塔拉也是一个有名的冬营地。“眉奴”蒙古语为“雾”之意，“塔拉”为“草原”。它东西长150公里，南北长80公里，共8，500平方公里，是呼盟最大的冬营地。巴尔虎蒙古人17世纪从外蒙车臣汉部迁到呼伦贝尔以后，就一直利用这个草场。正白旗3个佐领在此放牧，镶白旗2个佐领各1户在此放牧。不属同一个规定的游牧范围的小旗可以混杂，旗内游牧范围并不严格。1939年冬季，眉奴塔拉有游牧民270户，大小牲畜几万头，其中马6，407头，牛9，591头，驼608头，羊28，099头。只有几户牧民的冬营地也存在，好依原整个冬季只有4户牧人光顾。各佐领尽管有一个相应区域，但牧场公有，游牧民有游牧自由，一些游牧民不迁营，愿意在一个季节牧场长期滞留。他们不是定居定牧，只是长期固守于一地游牧。在新巴虎尔左旗，乌尔逊河流域是镶黄旗第一佐的夏营地，有64户游牧民放牧。到冬天，马群仍留夏营地，放马人也留在夏营地。在乌贝多，许多牧民长年不迁营，镶黄旗第一佐7户，第二佐4户，还有其他人长年呆在那里。阿鲁塔河边是镶白旗第一佐的营地，春、夏、秋三季有38户游牧民在那里。到冬季，11户迁到冬营地，剩下的27户仍留在那里，他们不迁营。当然，也有许多全部换营的佐领，新巴虎尔左旗全部换营的佐领有2个。一个是镶白旗第二佐，其牧民冬季分处6个冬营地、夏秋分处3个营地；另一个是镶白旗第三佐，游牧民春、夏、秋营地有4处，冬营地有4处。全部不换营的有1个，正监旗第二佐共有71户，37户牧民长年呆在好依高勒高刺力，33户长年在高勒不习雅不鲁驻牧，另有1户长年呆在乌贝多。[64]

　　影响牧民选择营地或游牧路径的因素有许多。干旱地区游牧民对雨水敏感，相遇时的话题总离不开雨水。哪里降了雨，哪里的草场好，他们就会将牲畜赶到那里。[65]冬营地里的人们不会去关心这个问题，关注的是枯草与积雪。积雪多枯草被覆盖不行，积雪少牲畜无法舔雪也不行，牧民同样是根据经验和信息确定冬牧方向。冬营地交流机会少，一场大风雪过后，人们也很难把握各地的积雪状况。富户一般派人到冬牧场考察，中、下层牧户只能根据经验行事，经常会陷入困境。1938年初冬，新左旗派出部分工作人员和有经验的牧民，对各地积雪覆盖、土壤冻结、枯草产量和碱地等状况作调查，以此为牧民提供信息。[66]

　　（五）人畜移动

　　在各种移动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冬、夏营地的季节换营移动。这种移动距离长，规模大。移营用的牛车又称“勒勒车”，车轮窄、车体高，适合在积雪或湿地中行进。降雪特别多时，也用骆驼拉车。移营时，人们将所有的家用都装到车上。受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影响，蒙古人也使用雪橇移营，但牛车依旧占了绝对的数量。东新巴尔虎旗1938年有牛车15，570辆，占各类车辆的97.6％。以镶黄旗统计为准的话，每户平均牛车为8.4辆。[67]购车的地点一般在海拉尔，那里有许多满族人制车卖车。[68]几户牧民一起迁营时，车辆总数达几十辆，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牲畜，浩浩荡荡，场面壮观。米内山庸夫1935年左右在呼盟观察到一个移营的车队，牛车数量达几十辆，最后一辆挂铃铛，响声振野。晚上宿营时，几十辆车子围成一个圆形，拱围畜群。当时内蒙古只有呼伦贝尔有这样的车阵，其他地区已经不见了。[69]1949年以后，随着定居程度的加强，呼盟也看不到这种景观了。草原中的道路与内地不同，很宽，由许多车辙组成。民国时期清代的王公是随牧民一起移动的，旗政府却固定于某地。迈斯基在外蒙发现游牧民的冬、夏换营时间由王公决定。迈斯基认为蒙古人有一种移动情结，“盖千年来蒙古人惯于游牧生活，逐生一种移动的天性，致不能定住于一地，而思移动。”“春来意动，离冬牧场至夏之牧场，心情始定，直致晚秋，不倦问意愿之牧地迁移。”[70]这实际上是长期适应生态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特征。

　　迁往冬营地的时间基本上与降雪一致，各地的降雪日期不一。从1917年到1921年，满洲里的冬雪初降在10月15日左右。1924年在9月7日。降雪日数也有很大的变化。1917年到1925年，海拉尔的平均降雪日数为27日，多雪的年份达45日。[71]游牧民的迁营日期不但与降雪有关，也与结冰的时间有关。由于河流、湖泊众多，交通受到影响，许多游牧民要等到河流结冰后才迁营。呼盟河流的结冰期一般在10月中旬到11月初旬，迁营时期也在11月份左右。迁营前牧民要准备车辆、食物和燃料等物资。冬天是牲畜的掉膘期和死亡率上升期，为了减少损耗，冬营前减少畜群规模是合理而经济的，牲畜出售和屠宰都要在迁营前完成。迁营时的人、马、车辆一般要行几天，新左旗各处游牧民的迁移路径并不长，也要3～4天。到眉奴塔拉去的牧民迁移距离较长，要等到乌尔逊河结冰后，才能行动。冬天的乌尔逊河畔，几乎总有大队人畜和车辆通过。冬营结束后，牧民要在化冰以前迁到夏营地。大移动有一定的速度限制，因为牧民要照顾牲畜，不使牲畜发汗。牛车的移动速度为每日20～40公里。各牧群的移动速度不一，马每日40～50公里，牛每日30～35公里，羊每日15～20公里，牛车与混合畜群一起移动时，其速度应以羊群为准。移营前上午要给牲畜饮水，然后才移动，傍晚选适当地点扎营。从夏营地到冬营地，牧民要带上在夏营期间积贮的牛粪和羊粪作为冬营时期的燃料。运粪可以在移营前完成。有的地方采柳枝作燃料，在柳枝缺乏的地区，必须贮备牛粪和羊粪。夏营时有人赶着车收集牛粪，富人雇人收集牛粪。[72]与牛粪相比，羊粪的燃料功能更强，收集后装箱，移营时一同运输。[73]冬营地蒙古包的外面一般都有牛粪堆积，夏营地没有这种堆积。[74]

　　大雪灾发生时，也要进行大移动。局部草原被雪封闭，游牧民和牲畜被困，移动不出去，人畜都会有危险。预感到雪灾要扩大时，牧民应该采取紧急措施，迅速离开原地。这种移动的距离不但超过冬夏营地的范围，有时也超过了旗界。移动速度要快，马群为每日50～60公里，牛群为每日35～40公里，羊群为每日20公里。急速会引起牲畜死亡，但总比呆在原地好。1923年的灾情是大风夹着吹雪，雪面迅速结冰。惠河草场是重灾区，有半数牲畜向外迁移，大量的牲畜死亡，羊群的死亡率高达70％。1930年，新左旗南部受到雪害，畜群开始大移动。由于移动前牲畜很衰弱，移动中有大量牲畜死亡，马的死亡率为15％，牛、骆驼和羊的死亡率在25％～50％之间。[75]

　　与大移动相比，营地内移动距离较短，换草场时移动距离稍长。牧民在冬季可以换多个草场，先后两个驻牧点的距离一般在20公里以内。不换草场的移动是围着蒙古包打圈子，距离更短。冬营地的移动频率远大于夏营地。冬季枯草产量低，一部分被雪覆盖，只有扩大草原利用面积，不断地移动，才能满足牲畜需要。冬营地各月的移动频率远高于其他季节。新左旗蒙古包一年移动的次数平均为50～60次，单在冬营地就达30次左右，几乎占全年的一半。冬天一个月移动6～7次，夏天一个月只有2～3次。[76]与其他地区相比，呼盟游牧次数相当多，中蒙地区全年只有10次左右，外蒙一般只有7～8次，移动20次以上的游牧民在蒙古草原很少。[77]在一般风雪下，牧工也要骑马寻视草场，寻找雪少的地方放牧。畜群除了随蒙古包作移动外，扎营后也有移动。牧民并不是在一个方向上放牧，而是以蒙古包为中心，不同时间将畜群赶到不同区域。小移动与积雪、草原质量、碱地分布、燃料和病虫害都有关系。由于各类牲畜刨雪、吃草和移动能力不一样，冬季的分类放牧也更经济，夏营地则多混群放牧，因夏营地饮水点固定，难以实行分类放牧。马的刨雪能力最强，移动能力也强，可以夜不归包。陈巴尔虎旗白兴杜布巴嘎的马群1956年终年在高草地放牧。[78]马的游牧距离可以离包7～15公里，移动半径最大，一般将其安置草场的外围。牛、羊傍晚归包，一般就在蒙古包附近放牧。牛群的游牧半径为4～7公里，羊群为5～8公里。与牛相比，羊的唇部较薄，可以刨雪吃草，吃到更短的草。牛的口唇较厚，2～3寸以下的枯草吃不到。蒙古人根据小地形内积雪和枯草的不同，也将牛、羊分类放牧。羊群有羊栅收容，一般置于蒙古包南面，[79]羊栅有活动性，蒙古语称“哈莎”，一般冬天使用，夏天在雨天或有蚊蠓时也使用哈莎。哈莎制作不一，新巴尔虎左、右旗用柳枝编制成网状，其他地区多用木栅或板栅。[80]牧民对牛的看顾程度远不及羊，只在包或羊栅旁边，将部分地段除雪，再加一些干草铺垫即可作牛的“卧盘”。生仔时牧民也将牛仔和母畜放到羊栅里。冬营时期，羊栅内的羊尿会结冰，使整个营盘在1～3周内受到冰冻的危害，不但影响到牲畜，也影响到扎营牧民的生活。为了维持营地环境，牧民会加快迁营频率以摆脱这种现象。呼盟草原多湿地，气候寒冷，频繁迁移就不足为奇了。牧民一般将当年的羊粪直接作燃料，牛粪却是前一年的，当年的不能作燃料。以前扎营过的地方有前年的干牛粪积累，扎营过后的包迹地蒙古语叫“包乞”。[81]牧人一般就寻找包乞扎营。1949年以后，畜群在集体化时代可以统一管理，分类放牧更加盛行。1949年以前需要几户合作才能组群，集体化时期不存在这个问题，生产队配置即可。一群马的规模为500～1，500匹，马群由专人在边远草场放牧，严寒时在牧草密、积雪少、雪质软的山间低地，稍暖时在积雪少的阳坡。牛一般在河套和山谷背风地带放牧，牧民多选择有柳条、灌木的草场放牧。牛的刨雪能力差，牧民往往人工破雪。破雪时用木铣，1个强劳动力的破雪量可以保证10头牛渡过灾期。冬季放羊也是有规律的，一般先在远蒙古包地点放牧，让羊群尽管吃边远草场上的草，然后逐步近牧。近处牧场的草牧民要有计划地留足，作为母羊的放牧地，因为冬末春初母羊胎大体笨，不能远牧。[82]

注释：

[1]17世纪以来，为了防止沙俄东侵，清政府不断向呼盟草原迁入蒙古族和其他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1732年，清廷由布哈特地区抽调3，000名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和蒙古族（陈巴尔虎部）兵丁，带11万头牲畜进入呼伦贝尔草原。1734年，清政府从现在的外蒙地区即喀尔喀部迁近3，000人于此地，以为新巴尔虎蒙古。以后陆续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草原和呼伦贝尔。到20世纪初，牧业区形成四个旗，即新巴尔虎左翼旗、新巴尔虎右翼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其中索伦旗现在称鄂温克旗。引自花赛·都嘎尔札布：《呼伦贝尔历史诸部落》，载林占德主编：《呼伦贝尔考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4页。

[2]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3]“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4]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8～9页。

[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3～6页，第119～125页。谷锦柱等主编：《内蒙古自治区草地资源图》，内蒙古自治区地质测绘队清绘，1989年12月。

[6]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40页。

[7]郭来喜等：《呼伦贝尔盟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l959年，第19～20页。

[8]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100～101页。

[9]“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3～7页，第121～123页。

[10]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11]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109页。

[12]“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13]“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14]“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7页，第189～203页。

[15]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92～95页。

[16]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18年，第426～427页。

[17]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18]渡边男：《新巴尔虎左巽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第82号，第40～42页。

[19]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满铁，1924年，第119页。

[20]竹村茂昭：《蒙古民族の农牧生活の实态》，昭和十六年，第6～9页。

[21]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91页。

[22]安藤忠夫：《满洲国に於ける畜产经营形态》，载里正义主编：《满蒙畜产资源立立に经营形态调查报告》，昭和十三年度，第168～169页。

[23]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90～95、101、127、158、146～147页。

[24]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4～205页。

[25]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9日。被采访人：向东，新巴尔虎左旗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26]约翰·W．朗沃斯、格里格·J．威廉目森：《中国的牧区》，丁文广等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27]“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页。

[28]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2页。

[29]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40～247页。

[30]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31]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48～150页。

[32]满铁铗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86～91页。

[33]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100页。

[34]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33～234页。

[35]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9日。被采访人：刘宝金，新左旗东苏木（莫达木吉）人。

[36]阿木古郎：《我在新巴尔虎右旗工作的回忆》，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81～120页。

[37]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12日。被采访人：付守玲。

[38]阿尔斯郎：《在鄂温克旗的工作》，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19～131页。

[39]孟和那苏：《忆索伦旗工作情况》，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32～151页。

[40]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7，30～31页。

[41]“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页。

[42]赵松乔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1页。

[43]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50～154页。

[44]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50～154页。

[45]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40～247页。

[46]“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1页。

[47]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28、77页。

[48]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2、147、202页。

[49]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l992年，第126-127244～245页。

[50]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l992年，第148-154页。

[51]西尾新六：《骆驼ニ关スル调查》（豫报），昭和十六年，第8～9页。

[52]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427～428页。

[53]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54]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3～266页。

[55]Bat-Ochir Bold,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 Curzon,2001, pp.52～53.

[56]“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98页。

[57]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第40页。

[58]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59]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26～27页。

[60]“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58页。

[61]“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3页。

[62]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87～88页。

[63]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昭和四年，第17～18页。

[64]“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77～241页。

[65]Emanuel Marx,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1978,41～74.

[66]“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09～241页。

[67]“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84、177、239～241页。

[68]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第24页。

[69]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改造社，第161页。

[70]迈斯基：《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汉昭译，1919年，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第215～216页。

[71]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第54～55页。

[72]“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16～253页。

[73]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改造社，第308页。

[74]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第24页。

[75]“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64页。

[76]“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44～245页。

[77]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汉昭译，1919年，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第216页。

[78]赵松乔：《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l958年，第51～52页。

[79]“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45～253页。

[80]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49～154页。

[81]“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47～253页。

[82]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49～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