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问题，一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产
按：本文是作者对《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一文的重新改写。
苏联的立国和亡国无疑是贯穿和影响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处于这一历史事件核心位置和漩涡中心的历史人物无疑就是斯大林，所谓亡党亡国的苏联问题也就是斯大林问题。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后的整整20年里，世界各国朝野对其真相和原因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斯大林问题成了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一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产。在世界依然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不可能有一致的认识。那么至今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争论的焦点又是什么呢？
一、为斯大林辩护何错之有﹗
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有这样一种思想现象为时不短了，即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或者为斯大林辩护，不要说文章很难发表，即使发表出来也往往受到斥责，这是造成当今学界批判甚至肆意辱骂所谓“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的文章特别盛行的原因之一。难道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为斯大林辩护就错了吗？此种现象不打破，不纠正，学界的科学与民主将被践踏一空。所以，笔者特别怀念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斯大林辩护的情景。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一评”，七天后，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副标题是“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是总论，紧跟其后的“二评”，是具体而翔实地展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分歧的第一篇，可见斯大林问题在中苏两党分歧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公开向世界表示：“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冲破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全世界掀起大规模反共浪潮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是因为必须要揭露和打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把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一个定论推向全世界，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的人们及其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1]
自那以后，40多年过去了，斯大林问题依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的那样：“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进入21世纪，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可谓风向大变；尤其是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作了重大调整，将斯大林时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学年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祖国”。[2]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这一重大思想变化一经传到我国，立即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不小的反响，随之开始新一轮对“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这种思想现象，在当今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中甚为流行。这种试图遮蔽和淡化俄罗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想现象，反映了我国部分学者企图掩盖他们与直接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派别思想上的联系，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那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的关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种种谣言、谬误和观点；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即关于评价斯大林的国内外种种动向，往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伏的一种风向标。显而易见，斯大林问题仍然在世界论坛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依然是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和中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对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斯大林辩护这一史实，究竟怎么看，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历史的现象有了很大变化，但历史的本质依然如故，敢不敢为斯大林辩护，是肯定斯大林，还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当年那样，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是鉴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试金石，是鉴别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试金石。
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30年，为苏联的立国奋斗一生，生前身后所受到荣誉和诋毁可谓盖世无双，对苏联、对世界的影响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很大，死后依然很大，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认识20世纪的面貌，认识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一条怎样承前启后的路程，斯大林问题是唯一适合的切入点，可以说是认识人类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一把钥匙。无疑，科学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矛头指向斯大林？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有这样一种现象，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相当一致地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3]，而其它原因谈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谈。这一思想现象很值得有思想的人们认真思索。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为什么总是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不放，为什么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缘故何在呢？就在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敏锐嗅觉，是他们提出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这样一个命题和论断，[4]可以说是他们发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之根。——“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5]马克思的这句精妙之言，真是一语破的。
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如此看重斯大林问题，下那么大的力量宣讲斯大林问题，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否定斯大林，决不单单是否定斯大林一个人，而是否定了与斯大林密切联系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因为斯大林代表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代表着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一条社会发展道路，代表着一种理论思想体系和一种道德精神体系。否定了斯大林，也就使斯大林所代表的这一切事物统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无疑，苏共和苏联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正是由于否定了斯大林，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就成为必然了，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在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看来，只要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就够了，至于其它问题，诸如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干部问题、思想理论等等，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内容，不要指望他们会在这些方面能有什么研究和讨论。
斯大林生活在极其惨烈而动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一生为苏共的立党和苏联的立国，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与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无疑，只有站在斯大林对立面的阶级、政党和派别，为了复辟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才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斯大林，总是千方百计地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肆意地贬低、丑化斯大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三、什么人总是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即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或者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斯大林在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好，错误也好，与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功绩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否则，他们的文章，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拿不出手，就无法掩盖自身反历史、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拙劣的思想。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出的那样，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它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6]
斯大林是改变过20世纪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之巨大，影响之深刻、深远，20世纪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过二三。他的巨大历史功绩至少有这样三项：
第一，成功地捍卫和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但是要让这个转折点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站住脚，就不能像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那样，如划破长夜的流星，稍纵即逝，必须使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下生存下来。苏联立国——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无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接手苏联，使20世纪上半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资本主义列强长达20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颠覆的猖狂进攻，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如此，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在世界还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影响之巨大、深远，是无以言表的。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所揭示的一条历史规律：“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而斯大林把这一辉煌的革命理论推向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在一批国家陆续获得胜利，极大地鼓舞着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满怀信心地前仆后继地去争取胜利。
第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
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贡献是最大的。是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万消灭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世界上许多的民族和领土，受益国家众多。美、英盟国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头羊，是中流砥柱，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苏联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两个阵营的“冷战”由此产生，针锋相对了近半个世纪。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崛起，在改变苏联的同时，也改变着美国及其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导致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针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制定、实施的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影响之深，延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战争表明，无论怎样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都不能摧毁斯大林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反而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是“纸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周围，就一定可以战胜和消灭帝国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及其思想道德体系。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9年底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演，流传开了他的一句评价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7] 无疑，一国军事力量，是该国经济实力直接的、真实的体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巨大作用和伟大胜利，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苏联所具有的强大的国民力量和经济实力。苏联这种令人震撼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和积聚起来的，是他领导苏联人民把俄国这样一个曾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弱国，经过短短30年，其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建设成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绩还表现在，他发挥苏联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8] 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使它们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受益匪浅，大大地解放和推动了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斯大林生活俭朴廉洁，工作勤奋刻苦，思想敏锐活跃，信念坚强如一。他在苏联人民中发现、培养了青年突击队，推广了斯达汉诺夫群众运动，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在广阔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新型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还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操。这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利欲熏心、血腥争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好愿望和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追求的能够触手可及的理想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和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主要是经斯大林之手实现的。
曾在苏联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直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决然地出版了“美国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论述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斯大林时代》：[9]“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于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千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斯特朗以亲身经历，客观而全面地描述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各族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披荆斩棘及其所建立的丰功伟绩，[10] 把“斯大林时代”这样一个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概念推向了全世界。
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支持、推动了20世纪20~50年代，进而继续影响了六、七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摧毁了统治世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整个地改变了20世纪发展的格局和世界的面貌。斯大林领导和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诞生了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相争夺的生气勃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 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最为害怕的东西，把世界“分裂”、划分为两大阵营，一度造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世界造就了社会主义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经分裂、对立的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它支持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抑制了、改变了帝国主义自身旧有的扩张方式和争霸方式，才至今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做出的这三大历史性功绩反映了苏联什么呢？在他领导下的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创造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又说明了什么呢？它雄辩地反映了、说明了这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掩盖和诋毁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成功的，是先进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旺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苏联哪儿来的这种力量，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那么巨大的胜利，为什么有能力解放了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有能力支持和援助了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0年里并在遭受了那么严重破坏后还能迅速恢复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也犯过诸如肃反扩大化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错误。那么这些失误、错误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无任何先例和经验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打破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反复围剿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斗争中发生的，是在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胜利向全世界发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取得胜利的征途中。
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影响在他死后依然是巨大无比的，有两件众所周知的事情足以说明斯大林影响之深远。
一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辙，哪知消息泄漏，招致严重后果。帝国主义抓住此事，在世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这一举动的直接影响，达十年之久，波及范围广泛，特别是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 — 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导致了60年代中苏两党的世纪大论战。赫鲁晓夫不知深浅，不接受斯大林的宝贵遗产，反其道而行之，引发苏联国内暗流涌动，政治上长期不稳，经济上无所建树。这成了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教训，搁置斯大林问题，换来了日后18年的政治稳定。
另一件是，戈尔巴乔夫丝毫不考虑前任几代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置若罔闻。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迟迟找不到切入点，为迎合西方，于是想入非非，自作解人，拿起西方编造的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大批特批起来，一下子把偌大一个苏联搅得民怨沸腾，举国震荡，造成分崩离析，亡党亡国，世界为之震动，毁掉了社会主义阵营，毁掉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下子陷入低潮。经历了二次大战方平静了40多年的世界，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新国家，至今争斗不断，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又一次发生巨大改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变得迷惘、混沌起来。人类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情景下，忐忑不定地走进21世纪，犹如吴牛喘月，踟蹰难行。
斯大林有生之年做出的这三件事，件件都改变了苏联，改变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也就改变了20世纪人类世界的面貌和发展的格局，其影响之巨大而长远，已经远远地超出了20世纪。平心而论，斯大林的诸如肃反扩大化等失误和错误对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与他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暂时的，在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前更显得那么的渺小。显然，否定斯大林，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各种派别千方百计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和害怕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呢？斯大林历史功绩的根本作用和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列宁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列宁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他们的理论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并为之确立了一系列实现和巩固这个基础的原则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说其中相当的一个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正是这样一些具有长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则、方法和思想理论，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非常害怕，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11] 显然，这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将其除之，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继承和掌握了，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总是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
四、“斯大林模式”一说从何而来？
西方、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羡慕、模仿，他们又自命为人权卫士、民主楷模，几个世纪以来到处推销他们的民主观念和他们自导自演的民主方式，可谓争斗不断，硝烟弥漫。但是读者什么时候听到或看到过国内学界、新闻界广泛使用诸如“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术语和概念吗？要讲这模式那模式，难道最该有的不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吗？﹗可是偏偏就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概念、术语，美国、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自身是不怎么讲的。国内外这种奇怪的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很是值得人们深思。
懂外语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模式”与“方式”一词无论在英语里还是在俄语里，是两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里很难看到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或术语，经常使用的是“方式”一词，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等。所谓方式，它的精神内涵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别学。“模式”一词就不同了，上来就自我标榜，自己是模型、样板、典范，其潜台词是说自己是先进的，你得学习我，要推广我的一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有这样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事情，在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第一篇第四节，彻底揭露并粉碎性地批判了杜林自我标榜和试图推行的“世界模式论”。由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科学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样使用“模式”一词。读者可以翻翻我国70年代末以前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是很难看到“模式”一词的，不像现在，“模式”一词广为使用，动不动就称自己或恭维别人的某某东西为“模式”。现在的情景是，“模式”一词驱赶了“方式”一词，广为流行，成了学术界思想界一种行文的时尚。
“模式”一词的再生，源于西方思想界，他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欺世盗名，把“模式”一词用在斯大林身上，编造了“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并赋予它一套内容和逻辑，推向全世界。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界编造这个概念是作为贬义词使用，讽刺和挖苦苏联，讽刺和挖苦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套用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极权、独裁等等。几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不断地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统统塞进“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这样一类概念里，把不是斯大林的东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此来抹黑、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时代和苏联，以此来丑化、污蔑、否定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采用谎话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和误导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其实，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也是不用西方思想界编造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意在否定苏联的概念。苏联思想界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
“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12] 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子孙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子孙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逻辑，在中国思想界毅然流传。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斯大林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30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他们领导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我国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仔身上找原因，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在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当今我国思想界存在的一种十分反常而离奇的现象。
不仅如此，我国有学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与妄断。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制，它产生并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13]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 — 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14] 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像这样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15] 这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自欺欺人。
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16]
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无疑，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吗？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一种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八九风波后邓小平大声疾呼：“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7] 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的忠告，千万不要上当啊﹗
五、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有人提出，要弄清苏联亡国亡党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就够了，其中摆在第一位题目是：“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宁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宁主义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说什么把斯大林视为马列主义者“是十分荒谬的”，是“文不对题”。[18] 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题目和内容的文章，绝不是什么幼稚可笑了，而是企图通过造谣惑众，搅乱是非，从而浑水摸鱼。我国学界竟出此荒唐观点，岂不被我国的友邻俄罗斯思想界和国际学术界耻笑。
常常读到一些理论文章，不讲道理，上来就斥责斯大林，斥责“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僵化、教条、独裁、极权，实际上，这些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严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写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样一类书出版。他非常生气地指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19]
斯大林60岁生日前夕，苏联文学界有人想把斯大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言写的诗译成俄语出版。他不赞同，风趣地说：“格鲁吉亚的大诗人已经够多的了。就让那里少一个吧！”[20]
1946年，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严肃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21]
诸如此类的事情，笔者能举出许许多多。就是这样一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儿子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送上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儿子被俘后，又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被俘的儿子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领的要求，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作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的威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须的条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这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遗憾的是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学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和创造性历史功绩是从何而来的，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又是为何造成的。
斯大林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私无畏地奋斗，他学习刻苦，思想敏锐，远见卓识，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22] 这在苏联、俄罗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认的。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的钦佩和服膺。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他“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23]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实学，有《斯大林全集》这样辉煌的理论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与时俱进，笔耕不辍，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24] 可以说，在苏联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相当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只身奋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个人独裁”、“寡头领袖”吗？[25] 如此论断，才是不折不扣的荒谬﹗
斯大林的刻苦勤奋和理论创造是超群的。这鲜明地表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很快到来了，于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1952年，74岁高龄，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会产生，“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作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苏联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点，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26] 这个提法和论点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五个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高音长期湮没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实际上，斯大林从理论思想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其青春活力和与时俱进，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典范、楷模。
——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之时，斯大林深谋远虑，及时、果断地调整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转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又大胆地、广泛地引进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不余遗力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果，改革、改造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制，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奇迹，造就了强大的苏联经济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为日后打败德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苏联，奠定了雄厚的、必胜的经济基础。而面对斯大林在20世纪实施的苏联特色的改革开放政策，世界资本主义思想界和话语体系长期失语，一言不发，是因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巧妙地借助、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迅速发展并壮大了自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历史奇效。而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腕儿，使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苏联经济在那时不仅一枝独秀，气势如虹，战后还发展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令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寝食难安，懊恼不已，不得不悄悄地咽下这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苦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政治领域不断滋生出令人担忧的情况，斯大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策略对挽救当时处于极度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1943年，斯大林又果断地终止、解散了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难道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谓的僵化的、低效率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吗？﹗
这里需要再告诉读者的是，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如下这样一段经典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做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27] 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政策和策略产生和形成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斯大林就是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显然，用教条主义、僵化、独裁之类的词语来评论斯大林，来评论斯大林的实践和思想，是颠倒了黑白。
那些指责斯大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那些制造了“斯大林模式”和不厌其烦地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人，才是具有严重教条主义思想的人。为什么？是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领导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运行体制，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无“条”可“教”的，又能“僵化”谁呢？只能是后人“僵化”斯大林的创造，根本就谈不上那时斯大林创立的新生的、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那时的运行体制教条、僵化的问题。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创造、创新中度过的，否则就不可能战胜对手，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源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于他总是处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最前沿。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28] 这不难看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丑化和诬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六、斯大林问题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在探讨苏联亡国这个问题上，认识之对立，论争之尖锐，是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学术研究的，所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同的思想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只要读者认真阅读国内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文章，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这样的文章常常是笔锋一转，就把批判的矛头从斯大林转到了毛泽东身上。其实，这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他们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真实目的，斯大林问题不过是他们实现否定毛泽东的一根杠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曾经用来妖魔化斯大林的种种手法，被他们用在了毛泽东身上，就有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什么“中苏的分裂是毛泽东想成为国际共运的新领袖”，什么中苏论战“是毛泽东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分歧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29] 什么“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30] 等等，等等，力图把毛泽东描绘和污蔑为一个阴谋家、独裁者，贬低和丑化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挑拨、离间毛泽东与党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从手段的卑鄙不难看出目的的卑鄙。这绝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丑化、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而在中国再现苏共亡党的历史现象。这是其中一些人求之不得的，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帮助，被国内某些学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盘否定。我们相信，善良而正直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无私援助。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即“斯大林因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得胜利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安事变，抗击日军空袭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解散第三国际，百万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三省，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都有着深深的斯大林印迹。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斯大林发现和提出了由北伐战争显露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提醒共产国际领导层不要“忽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精辟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31] 这是斯大林对中俄两国革命实践进行深入比较而做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真可谓出手不凡，立意高耸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运用这一卓越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进而提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32] 可以说，是有了斯大林的启发，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回答和解决了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里面的具体内容，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问题。正是通过斯大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才掌握了活的马列主义，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次诚恳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不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怎样的误解，他是在一心帮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还签订《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不是别人，是斯大林无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提供三亿美元贷款，当年即用这笔贷款向我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设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中国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大力援助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支持武器弹药，那时保卫我国领空和与美军空战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苏联空军进行的。这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而国内也在恢复经济建设所能尽力给予和提供的。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满腔热情地接待，表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斯大林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议，强调中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装备，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和人才。他还诚恳地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1953年，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1959年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大型企业。从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十年中，来我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有8500多人，向我国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从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研制，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应该说，这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无私的技术转让，使我国的工业技术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飞猛进的提高和发展。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鲁晓夫撕毁援华合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1958年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读书倡议，要求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建设出现的“一大堆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33] 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34] 正是这样的学习，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思考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现象，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培养了一代经济理论人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毋庸置疑，在新中国初创的穷苦年代，斯大林帮助了我国，而且是在苏联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建设也急需资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持了中国等一大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向我国索取过什么“知识产权”，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在那时苏联的援助下起步的。事实胜于雄辩，难道我们中国人不是感谢反要怨恨斯大林吗？至于后来两国闹翻了，那笔帐要记在赫鲁晓夫身上。
毛泽东通晓斯大林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深谙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35] 真可谓寓意精深。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震动世界的论战，斯大林问题是导致两党矛盾的一个主要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自那时以来，世界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至今不断，正如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36]
不论斯大林对苏联，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有过怎样的失误、错误，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的人类发展道路既因苏联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相反的变化都这样或那样地与斯大林问题密切联系。斯大林问题不愧为20世纪之魂。虽然世界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是某种神秘的20世纪之物还在纠缠着人们，依然笼罩在20世纪的“阴霾”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一个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反响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至今没有做出一个科学的定论。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问题 — 20世纪最大的遗产，就难有安宁。
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迷雾重重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阵营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向听众灌输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假话、瞎话，“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难辨。其中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历史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苏共20大为界，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的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以否定斯大林作为自己治党治国的信条和政治动员，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在关于苏联的立国亡国中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关于苏联亡国原因的辩论所涉及的斯大林问题，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渗透、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苏共曾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和放弃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他们从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披着苏联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党这个外衣了，与党外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毁灭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苏共苏联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
注释：
[1]《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
[2]《200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数据选编》，学习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3] 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21日。
[4]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 — 兼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香港传真》No. 2009~11和No. 2009~1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04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第797页。
[7]《200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数据选编》，学习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8]《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6页。
[9]（美）威廉·兹·福斯特：《评<斯大林时代>》，华新译自美国《工人日报》1956年12月3日，转载《国际问题译丛》1957年3月号。
[10]（美）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着：《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11]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 — 兼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香港传真》No. 2009~11和No. 2009~12。
[12] 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21日。参阅陆南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苏联共产党历史》（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84页。
[1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3页。
[15] 马龙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上海《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7日。
[1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1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 — 兼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香港传真》No. 2009~11和No. 2009~12。
[1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96页。
[20] 《我们同时代的人》(俄)，1997年第五期，第40页。
[21] 俄罗斯《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22] Ф·丘耶夫：《莫洛托夫 — 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俄罗斯）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618~619页。
[23] 转引自（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在权力的顶峰》，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24]《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568页。
[25]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 — 兼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香港传真》No. 2009~11和No. 2009~12。
[2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5、577、585、549页。
[27]《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79页。
[28]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人民日报》1953年3月9日。
[29]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 — 兼谈“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香港传真》No. 2009~11和No. 2009~12。
[30] 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21日。
[31]《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3、48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页。
[3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2页。
[3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9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1~322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9~373页。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转载自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