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牧地区分界编》之一

四、小结

　　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形成和变化，都各有其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然的因素往往超过人为的作用。人固然可以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但在自然因素过分不适宜的地区，就不一定都能够充分利用，甚至还难加以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是很容易分别的。如果是在可农可牧的地区，则人为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习于农耕的族类就可尽量开辟田亩，从事耕耘。而习于游牧的族类却要改变田亩为草原。其间的进退，更易都会促成农牧业地区分界线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的次数，两周时期，前后就不尽相同。西周、春秋和战国都各有其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

　　西周时的分界线是由陇山之下东北行，绕今甘肃的灵台县，折而东南行，由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泾河，东北经白水县而至于韩城市龙门山下，再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又折而南行，过浍河上源，至于王屋山，更循太行山东北行，绕过现在北京市，东南达到渤海岸边。陇山之南由于文献记载不足，又还没有很多的考古发掘，仅知今四川广汉县有与农业有关的遗址，而今云南剑川县不仅发现了那时的生产工具，甚至还有碳化的粳稻，这显然是农耕地区了。不过仅这两处是难以画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的。

　　春秋时显然和西周时有很多的不同。陇山西南，今四川云南等处仍难作出具体说明，陇山以东，则由今陕西凤翔、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之北，直抵龙门山下，再东越黄河，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又东南绕今盂县之南，东至太行山上，再循太行山东麓，绕今北京市北，东南达到渤海岸边。

　　战国时的农牧业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司马迁曾作过具体的规划。他所规划的分界线是由龙门到碣石。这条界线是由龙门山下东北行，斜贯吕梁山脉的南端，经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再东北行越过太行山，绕今北京市北，又东北达到碣石山的海边，碣石山则在今河北昌黎县。

　　司马迁规划的这条分界线，东端达于海边，已是尽头；西端只到龙门山，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西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顺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

　　由于战国后期，秦、赵、燕3国在和匈奴、东胡的斗争中不断开扩疆土，距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皆已相当遥远。秦、赵、燕三国为了防御匈奴和东胡的内侵，相继修筑长城。三国的长城虽都各成体系，由于都在北陲，可以起着相同的作用。长城之内自然不会杂居着匈奴和东胡，而是由内地迁徙人口来填补。这样，长城就成了新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迁徙到长城之内的人口，不可能像在内地一样，完全从事农耕的操作，只好兼事畜牧，因而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之外，迄于长城之下，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的一部分，也相应地成为半农半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分界线了。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