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牧地区分界编》之一

四、小结

  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形成和变化,都各有其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然的因素往往超过人为的作用。人固然可以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但在自然因素过分不适宜的地区,就不一定都能够充分利用,甚至还难加以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是很容易分别的。如果是在可农可牧的地区,则人为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习于农耕的族类就可尽量开辟田亩,从事耕耘。而习于游牧的族类却要改变田亩为草原。其间的进退,更易都会促成农牧业地区分界线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的次数,两周时期,前后就不尽相同。西周、春秋和战国都各有其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

  西周时的分界线是由陇山之下东北行,绕今甘肃的灵台县,折而东南行,由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泾河,东北经白水县而至于韩城市龙门山下,再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又折而南行,过浍河上源,至于王屋山,更循太行山东北行,绕过现在北京市,东南达到渤海岸边。陇山之南由于文献记载不足,又还没有很多的考古发掘,仅知今四川广汉县有与农业有关的遗址,而今云南剑川县不仅发现了那时的生产工具,甚至还有碳化的粳稻,这显然是农耕地区了。不过仅这两处是难以画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的。

  春秋时显然和西周时有很多的不同。陇山西南,今四川云南等处仍难作出具体说明,陇山以东,则由今陕西凤翔、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之北,直抵龙门山下,再东越黄河,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又东南绕今盂县之南,东至太行山上,再循太行山东麓,绕今北京市北,东南达到渤海岸边。

  战国时的农牧业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司马迁曾作过具体的规划。他所规划的分界线是由龙门到碣石。这条界线是由龙门山下东北行,斜贯吕梁山脉的南端,经今山西阳曲县之北,再东北行越过太行山,绕今北京市北,又东北达到碣石山的海边,碣石山则在今河北昌黎县。

  司马迁规划的这条分界线,东端达于海边,已是尽头;西端只到龙门山,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西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顺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

  由于战国后期,秦、赵、燕3国在和匈奴、东胡的斗争中不断开扩疆土,距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皆已相当遥远。秦、赵、燕三国为了防御匈奴和东胡的内侵,相继修筑长城。三国的长城虽都各成体系,由于都在北陲,可以起着相同的作用。长城之内自然不会杂居着匈奴和东胡,而是由内地迁徙人口来填补。这样,长城就成了新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迁徙到长城之内的人口,不可能像在内地一样,完全从事农耕的操作,只好兼事畜牧,因而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之外,迄于长城之下,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龙门碣石一线及其引伸线的一部分,也相应地成为半农半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分界线了。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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